杨 越，崔腾飞

（山西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山西晋中 030801）

乡村治理是基层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增强基层治理乃至社会治理总体效能的重要目标。发展乡村旅游作为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在改进乡村治理结构、优化乡村治理主体、改良乡村治理环境等方面有显著作用，有效提升了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水平［1-3］。乡村治理的演变是渐进的过程，随着乡村旅游的进一步发展，该过程得到加速，旅游村镇的发展成为研究乡村治理变革的重要对象。王家村位于吕梁山北部，汾河上游流经于此，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优势使当地非常适合马铃薯种植，从偏远荒凉的小山村到种植马铃薯的脱贫村，再到马铃薯花开的旅游村，马铃薯产业融合发展把村民带上了致富路，马铃薯成了农民致富的金蛋蛋，王家村依托特色农产品走上了乡村致富之路，成功地将多产业融合到旅游村发展中。在全力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背景下，乡村治理将得到进一步加强，乡村旅游的意义也更加突显。

1 乡村旅游发展前王家村面临的治理困境

1.1 环境整治少参与，治理基础很薄弱

在“马铃薯”变“金豆”前，王家村环境整治成效甚微，从村民到基层政府都缺少广泛的重视，对上级下达的有关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政策措施响应度不高，有些内容村民们甚至毫不知情。脱贫攻坚时王家村对村容村貌进行了一定管理，但由于整治资金投入不足，并且资金用途无针对性且关注短期效果，导致当地环境整治设施严重不足且质量低劣化，有的环境整治措施存在后续监管不足的问题，村民们对其漠不关心，因此乡村旅游发展前王家村环境质量的改善进展缓慢，尚未能实现预期的治理效果。此外，发展马铃薯旅游业之前，王家村存在明显的环境治理主体错位的现象，即没有让广大村民真正成为乡村环境建设的主体，各部委将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推到了乡村环境治理的第一线，而真正的主体却游离在环境整治之外［4-7］，缺少农民的支持导致环境整治的效果甚微，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王家村治理基础很薄弱。

1.2 村落文化难复兴，治理合力较缺乏

王家村马铃薯种植历史悠久，但缺少将其转化特色文化的机会，没有把村落文化利用起来。当地基层干部常常忽视马铃薯文化，面对有关乡村文化复兴的要求，只是停留在宣读政策文件上，并没有实际付诸行动，同时过度关注于经济建设，紧抓经济项目生产而忽视了村民及村庄发展对村落文化的需求，也没有认识到村落文化的缺失对当地治理现代化造成的不良影响，也影响了群众对新农村建设的正确认识，没有使他们形成更强的凝聚力和认同感。此外，由于王家村村干部年龄整体偏大，村文化员队伍组织也比较松散，发展乡村旅游前并没有村级文化指导员，其他村干部也缺乏相关的培训学习知识，在薯旅建设中难以胜任。同时，王家村文化建设也缺少资金支持，当地没有基本的财力用于支持文化建设，也造成马铃薯文化的落后，村落文化的传播需要一定的物质载体支撑，如网络的普及，而早期王家村经济发展落后，农民文化水平又比较低，也缺少了解、利用当地马铃薯文化的渠道，影响了当地文化的深入发展。

1.3 村委会干部欠专业，治理支柱不牢固

无论是王家村环境治理还是文化治理，所面临的困境都与当地村委会干部专业性不足有关。国家大力提倡村干部的年轻化和高学历化，但绝大多数村庄内村干部都是由老干部来担任带头人，这些村干部往往文化程度比较低，在面对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及不断更新的政策文件中，有时会力不从心，同时他们一成不变的办事方法难以应对乡村建设中的新问题［8-12］。王家村村干部普遍存在工资低、任务重的现象，难以满足基本生活需要，而农村工作非常繁杂，村干部负责本村范围内衣食住行等各方面的工作，小到家庭纠纷，大到党政方针，每项工作都需要村干部去落实，工作任务繁重，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村干部工作和学习的积极性。

1.4 公共空间缺规划，治理成效尚不足

发展乡村旅游前王家村村内娱乐设施不足且年久失修，村民也很少使用甚至对其发展毫不关心。王家村年轻人大多弃村进城，村庄严重老龄化和空心化，剩下的老人、妇女及儿童既没有心思也没有精力参与到乡村公共空间规划和建设中。无论是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公共服务配套都缺少村民的参与，尤其是年轻一代的参与。村民参与公共空间规划的积极性不高，也与村庄个体化、原子化不断加剧有关，王家村村民普遍将公共空间的优化视为政府和村委会的职能，把自己放在被动的一方，他们对村庄公共空间建设的有关方案和举措并不感兴趣，很少关注乡村公共事务；也有一部分村民虽然参与当地的公共空间规划，但侧重点逐渐转为个人从外部所获得的利益，与他人或大众有关的事则奉行“与己无关者随大流”的态度。脱贫攻坚前期，王家村也优化村内的公共空间，但公共空间规划建设依旧保留了较多的行政色彩，没有关注到村民实际生活的需要，缺少对村民意愿的调查，忽视了公共空间的服务性和实用性，过分注重空间的政治、经济功能，片面强调视觉效应，治理成效明显不足。

2 马铃薯旅游开发中王家村乡村治理的蝶变

2.1 返乡人口添活力，村容村貌变靓丽

随着国内乡村旅游发展的持续推进，越来越多的搬迁村民返回王家村重新种植马铃薯，他们告别城市的繁华，回到家乡实现自己朴实的梦想，马铃薯文化节给王家村村民带来了重要的发展机遇，让当地的有志青年在家乡的土地上找到了施展才华的机会，返乡创业的人们给村内又带来了生机。同时为了更好的发展乡村旅游业、吸引更多人口回流，县乡党委政府增强了对基础设施建设及人居环境整治的力度。村主要街巷硬化34 240.7 m2、铺油15 714.8 m，安装了太阳能路灯50 余盏，实现了全村亮化；建成了2 处村民文化广场，安装了3 套健身器材，修建了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等；组建了32 人的村环卫队，固定打扫景区和村内卫生，清理各种“四堆”垃圾，全村面貌焕然一新。“客人最多的时间在最热的7 月和8 月，因这里环境宜人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人前来避暑游玩。”农家乐老板王新生说，“不少客人，特别是老人，有的已经70 多岁，特地从很远的地方过来，在这里安心吃住，住宿时间较短的有3～5 d，较长的可达一个月。”王家村其他农家住宿的客人也不少，每到周末附近一些游客就到王家村游玩，时常选择小住2～3 d至1周。

2.2 凝聚认同获提升，主动参与更积极

激活群众内生动力是王家村蜕变的密码，该村依托古老马铃薯文化历史和得天独厚自然资源，充分抓住了发展乡村旅游的良好机遇，建设旅游民宿等旅游基础设施，并按照“一村一品一主体”工程，在全村采取“合作社+基地+农户”的运作模式，鼓励和引导群众抱团发展乡村旅游，促使更多离乡人士回乡创业，在推动乡村建设的同时也激活了群众的内生动力，增添乡村旅游活力，加快了王家村乡村旅游发展的步伐，增长了薯旅发展中的乡村治理效益［13-17］。此外，在景区建设过程中，广泛吸纳了贫困户参与建设，共有121 个贫困劳力受益，人均收入增加1 500 元；在景区的管理上，吸纳了贫困户参与了管理，有5 户贫困户受益，户均增收3 000 元，在发展马铃薯旅游过程中村民参与感不断提升，治理模式及村庄发展模式越来越得到村民的认同。

2.3 村干部引领显自治，投资经营助多元

围绕“马铃薯花开了”旅游文化节，王家村开始聚焦提升基层干部理论水平和履职能力，开设了村干部培训班，邀请了高校教授、农村治理专家和农业相关部门负责人，围绕乡村旅游发展和乡村治理内容进行授课。课程内容紧贴旅游村所面临和迫切需要解决的乡治困境，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指导性和实效性，开阔基层干部视野、提升专业素质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进一步提高了王家村村委会自治能力，能够带领本村谋求更具特色的旅游发展方式。同时依托王家村独有的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县乡党委政府大力引导扶持农户发展农家乐，全村经营的农家乐达到20 户。并进一步扩大经营种类，以打造特色农家乐为主，推出马铃薯宴、传统莜面、豌豆粉等特色农家乐，强化了营销，提升了竞争力。为提高抗风险能力，经营户成立了岚县马铃薯花海农家乐专业合作社，实现农家乐统一合作经营，农家乐户均收入增加1.5 万元以上，实现了脱贫致富。

2.4 闲置资源重开发，公共空间更优化

薯旅开发以来，王家村遗落的马铃薯文化开始复兴，重新展现在村民和游客面前，正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让王家村的乡村旅游独具特色，更凝聚了村庄认同，调动了村民们参与村庄建设的积极性。不少村民都将闲置的农房进行改造，投入到餐饮、住宿、观光规划中获取收益。在对闲置资源的重新规划中王家村面貌发生了巨大改变。村内道路全部硬化，王家村共硬化街巷、田间道路20 余km，出行道路畅通。特别对原本崎岖的山路重修，建成的旅游公路穿村而过，贯穿了王家村3 个自然村，还投资了380 万元建成马铃薯花景区循环公路。全部道路两侧安装了太阳能路灯，极大方便了村民生活出行。王家村还进行了水管网改造，投资340 万元对全村污水管网进行了改造。村内街巷整齐干净，同时翻新了村民文化广场，村文化活动广场占地200 m2，配套健身器材1 套，简易篮球场1 个，有60 m2文化中心1 间，藏书200 册图书室1 间，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1 个，娱乐设施愈加丰富，文化设施更加配套，满足了村民精神文化需要，丰富了大家的业余生活。

3 旅游业发展助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路径

3.1 打造宜居宜业的村庄环境

加强农村环境整治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而发展乡村旅游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因此，农村环境整治也是乡村旅游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为广大农民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也是发展乡村旅游的目标。靓丽的村容村貌能够增添旅游村的吸引力，为乡村旅游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而乡村休闲旅游发展能够带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为农村环境整治提升提供充实的资金保障，进一步带动农村环境的改善，实现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也使本地人居环境整治进入良性循环。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乡村旅游同步发展的过程中，村民的环保意识不断加强，他们开始关注并追求更加宜居宜业的生活环境，逐渐参与到乡村环境整治和乡村旅游建设中，农民主体性不断提升，提高了旅游村乡村治理的可持续性。要把环境整治融入旅游村发展全局中，在发展乡村旅游中进行人居环境整治能够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

3.2 激发独具特色的风土人情

独特的村落文化是旅游村良性发展的重要支柱，构建旅游村治的文化不是要凭空创造一种新的文化，也不是照搬城市等外来文化，而是依托当地的风土人情和价值体系，实现村落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传承和发展当地的风土人情也有利于实现乡村“三治”融合。发展乡村旅游使得村民习以为常甚至视而不见的风土人情、村落文化变成了可以让农民致富的宝贵资源，强有力地激发了村民对于村干部工作以及各建设项目的认同感，村庄凝聚力显著增强，同时提升了村民参与乡村旅游建设的积极性，更好地实现了乡村治理。村落作为天然有机整体，村内的乡约民俗潜移默化的规范和凝聚着村民，只有将他们这种共有的信仰激发出来，才能实现文化对村内主体行为的教化和引导作用［18-20］，使他们参与到乡村旅游治理中，实现多元共治。有效的旅游村治理要善于从文化治理入手事半功倍地推动乡村旅游发展和乡村治理现代化乡村治理的现代化。

3.3 发挥联系村民的自治职能

乡村旅游背景下的乡村治理，更应突显村民自治，村民委员会作为资质机构，要充分尊重村民的意愿，把权利交给村民，保障他们的利益，在执行各项任务时，要与村民保持紧密的联系，让他们参与到乡村治理中。村委会要与乡镇政府加强协作，形成自下而上的沟通模式，努力争取上级政府的资金和政策支持，获取适合村庄发展的建设项目，切实满足村民生活需要，以保障村民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带动他们参与到乡村旅游的建设中，保障村民自治的主体地位，这也有利于增强村民对村干部工作的认同，此外，村委会要带领全村实现全方位自治，鼓励引导村民自发成立乡村旅游社会组织，让更多的新型经营主体参与解决乡村旅游发展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及矛盾［21，22］。村委会要与社会组织及其他新型经营主体加强协作，针对乡村旅游发展要进行相互的交流合作，共同促进村旅建设的不断改进、完善与创新，吸引更多的游客，实现乡村治理的可持续性。

3.4 加强公共资源的均衡配置

旅游发展使得村庄原本闲置的公共资源得以重新利用甚至变得更加重要，提高了乡村公共资源利用率。村干部在对公共资源的利用进行规划时，闲置土地、闲置房屋、淡出视野的乡风民俗都可以成为乡村旅游产品的组成要素，给村民和游客带来更好的体验，给村庄发展带来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加强了乡村治理成效。同时乡村旅游也给村庄带来了更便捷的交通体验，平整宽阔的道路让村庄变得更加明亮整洁，方便了村民生活，也吸引了更多外来游客，正是便捷的交通将村庄内与村庄外联系起来，打破了村庄的自给自足封闭性，加快了乡村经济增长速度，乡村农副产品市场日趋完善，壮大了新型经营主体队伍，有利于多元主体参与到乡村建设中。此外，乡村医疗教育条件是体现地方公共服务是否配套的必备要素，也是反映乡村治理现代化程度的一面镜子。乡村旅游发展让人口流回村庄的同时也让城市资源进入了农村，进一步促进了城乡公共资源配置均衡，强化了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

4 小结

乡村旅游在提高乡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同时也相应推动了乡村治理机制的转变，从4 个方面推动了中国传统的乡村治理向以开放为特征的现代乡村治理发展，即打造宜居宜业的村庄环境、激发独具特色的风土人情、发挥好村委会的自治职能、加强公共资源的均衡配置。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乡村治理结构也在不断完善，从单一的上传下达开始向多方共治的格局转变［23，24］，转变了村民的身份地位，与政府、企业、社会组织、新闻媒体等主体一起改善了乡村社会中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加快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进程，实现了乡村的繁荣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