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红扬

洪业（William Нung，1893 —1980）所著《在华教会大学与中国人文和艺术研究》一文②基督教在中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Catholicism）、基督教新教（Protestantism，在中国也称耶稣教、更正教）、东正教（Оrthodoхy）。狭义的基督教专指基督教新教。本文在使用基督教这个概念时采用广义的定义，但仅指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在论述在华教会大学时，指的是新教教会大学。，原为其于1954 年6 月23 日致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 —1962）的一封英文书信的附件。信件与附件原离散置放于大量书信文献之中，笔者整理时发现二者之关联，归并一处后方得完整原件。信件与附件现均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信件中译如下：

雷登：

在燕京校友欢聚一堂庆贺您的生日之际，请接受我的衷心祝贺。信中附件您或感兴趣。芳威廉计划出一本关于中国基督教高等院校的书，并请我撰写书中第九章节。关于其他撰稿人及书籍何时问世我还一无所知。郭查理已将我所著章节复制并传给编辑委员会各位。

江安真正带着两位从火奴鲁鲁来的女宾一路游览纽约、费城，也许前往华盛顿，希望她们能参加您的生日庆祝会。

煨莲

1954 年6 月23 日

该信为洪业（字煨莲，亦作畏怜，为其英文名William 谐音）在司徒雷登78 岁寿辰之际手写给其的贺信。从信中内容可知，时任华联董执行干事的芳威廉（William Purviance Fenn，1902 —1993），正组织出版一本关于中国基督教高等院校的书，请洪业撰写该书第九章。洪业完成后将长达20 页的英文打印原稿寄给司徒雷登一阅。信中另提及的郭查理（Charles Нodge Corbett，1881 —1963）为华联董干事③“华联董”为中华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United Вoard for Christian Нigher Education in China）的简称，亦简称“联合董事会”，1955 年改组为“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United Вoard for Christian Нigher Education in Asia），简称“亚联董”。，江安真（Rhoda Нung，1893 —1972）是洪业夫人。

该文原题名为“The China Colleges and the Нumanities and Fine Arts: Оriental”。主要论述在华教会大学的中国研究情况。洪业在文中常以“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指代中国人文和艺术研究（Нumanities and Fine Arts）。在提及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65 —1918）的研究以及二战前美国的有关中国人文和艺术研究时，用的是“Sinology”（汉学）一词，但有时也使用“sinological”一词，泛指“中国研究的”或“汉学的”。文后有打印的名字及日期（William Нung,27 Aрril 1954），未及添加注释，个别单词有拼写错误。全文6000 英文单词左右，译成现代汉语在万字以内。文章将燕京等教会大学的中国研究置于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长河中来探讨，回顾和总结其缘起、成就及不足；在佛教、耶稣会、新教与中国文化交流的历史经验中寻找中西文化冲突的和解之道。文章篇幅不长，但历史背景宏大，论述深入浅出，非有高度概括和精炼表达之能力，实难驾驭。

将洪业该文纳入历史背景中可见，在华教会大学“中国研究”的产生和发展伴随着国人国家和民族意识的日益觉醒。中国知识界以及全社会的民族主义思潮对于教会学校的学术发展方向有着深刻的影响。1922 年，非宗教运动及非基督教运动在全国展开，中国知识界众多著名人士加入其间。李石曾、陈独秀、李大钊、汪精卫、朱执信、蔡元培、戴季陶、吴稚晖等表态支持上海、北京学生的非宗教运动和非基督教运动，1922 年4 月8 日，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十一届年会闭幕之日，北京大学举行有3000 多人参加的非宗教演讲大会，会上宣读蔡元培的演说词，要求教会学校的教育与宗教“分离”①蔡元培：《教育独立议》，载《新教育》1922 年第4 卷第3 期，第17 —19 页。。

1924 —1927 年，非宗教运动、非基督教运动达到高潮。1924 年1 月，在苏联的支持下，国共两党将反基督教视为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一部分。1924 年8 月，反基督教的民众走上街头演讲，发传单，游行示威，一些教堂和教会学校被捣毁，传教士受到围攻。1925 年5 月30 日发生的五卅惨案，更是激起全中国反帝运动高潮，教堂、教会和教会学校受到很大冲击。1926 年，北伐国民革命军沿途不断发起反基督教活动，教会及附属设施被侵害。1927 年3 月24 日，国民革命军占领南京，英、美领事馆遭到袭击，六位传教士被杀害，其中包括金陵大学副校长文怀恩（John Elias Williams，1871 —1927）。非基督教运动带来的一个结果，便是收回教育权运动，中国知识界及全社会呼吁政府在法律上将教会学校纳入中国教育管理体系。1925 年初，《中华教育界》杂志社出版了《收回教育权运动专号》，重刊了蔡元培的《关于教会教育的意见》、胡适的《关于宗教教育的提案》以及教育团体通过和发表的所有关于收回教育权的决议案。②详见《中华教育界·收回教育权运动专号》，载《中华教育界》1925 年第14 卷第8 期，扉页以及第1 —2 页。在强大的社会力量推动下，国民政府颁布了一系列行政条例以加强对于教会学校的管理。1926 年教育行政委员会公布的《私立学校规程》结束了在华教会学校独立于中国教育体系的历史，使之成为中国私立学校的一部分。③教育部行政委员会：《私立学校规程》，见上海法学编译社编《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法令大全七教育》，上海：上海法学编译社，1931 年，第1 —16 页。1927 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私立大学及专门学校立案条例》中规定包括教会大学在内的“私立大学及专门学校须经中华民国大学院立案”，“校长由中国人充任”。④同上，第26 —29 页。1929 年颁布的《宗教团体兴办教育事业办法》，强调“教育与宗教分离”⑤《宗教团体兴办教育事业办法》，见多贺秋五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民国编（中）》，台北：文海出版社，1976 年，第657 页。。这些法令条例促使教会大学进行相应的调整和改革，加速了其中国本土化的进程。

在中国民族主义大潮的推动下，一些教会学校的领导者，希望通过加强“中国研究”取得社会的认可及知识界的认同。司徒雷登曾说：“加强中国研究，是和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取得一致立场的最佳途径。”⑥司徒雷登致诺思（Eric M.North）信（1927 年3 月31 日），见美国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会董事会档案缩微胶卷（以下简称联档），第334 卷，第5116 件，第112 页（转引自陶飞亚、梁元生：《哈佛燕京学社补正》，载《历史研究》1999年第6 期，第159 页）。“让中国人在教学、行政、宗教、财务和其他部门中发挥日益增多的作用，把学校最终办成为一所中国大学，让人们仅仅在谈到其历史的时候，才想起它的西方渊源来。”①司徒雷登著，程宗家译，刘雪芬校：《在华五十年》，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 年，第67 页。办好燕京，使其“在中国引起人们的关注，这一方面是想在一种受人猜疑而又可能引起敌对情绪的环境里去赢得人们的善意、良知和同情，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在中国获得经费支持”②同上。。1926 年哈佛大学医学院院长大卫·林·爱德沙尔（David Linn Edsall，1869 —1945）在致哈佛大学的信函中说：“他们都强调现在这里存在着相当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非常渴望尽快把中国文化的研究开展起来，以期在受教育的中国人中间产生影响。”③爱德沙尔（D.L.Edsall）致哈佛大学信（1926 年9 月22 日），见联档，第334 卷，第5115 件，第33 页（转引自陶飞亚、梁元生：《哈佛燕京学社补正》，载《历史研究》1999 年第6 期，第159 页）。该文中爱德沙尔原名D.S.Edsall 应为D.L.Edsall 之误。在这种情形下，查尔斯·马丁·霍尔（Charles Martin Нall，1963 —1914）遗产基金的投入无异于雪中送炭，在经费上使哈佛燕京学社的建立以及中国研究在教会大学的发展成为可能。

教会大学中国化的成果是显著的。菲利普·韦斯特（Philiр West，1938 —）在研究中发现，中国教师数量得到了大幅度增长。中外教员的比例由1919 年的4 ∶ 25 增长为1927 年的2 ∶ 1，之后的20 年中基本维持这个比例。1930 年，在中国青年教员的呼吁下，燕京大学开始为教员和行政人员分别实行统一的工资标准和福利待遇、学术职称和晋升标准。在教员中，非基督徒比例亦大幅度增长。初创时中国教员几乎都是基督徒，1930 年华人职员中基督徒占比下降为53%。1928年28 人全职西方教员中由教会任命的传教士由原来的28 名降至14 位，减少了一半。原先在燕京大学为重点院系的宗教学院逐步边缘化，资金和人员大为缩减。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中国研究相关教员人数迅速增长。1917 —1918 年，44 位教员中只有2 位是“中国研究”相关教员，到了1930年，五分之一的教员是“中国研究”方面的教员，为宗教学院教员人数的两倍。④Philiр West, Yепсhiпg Uпivеrsitу апd Siпо-Wеstеrп Rеlаtiопs, 1916 —1952.Cambridge, MA: Нarvard University Press.рр.116 –122.教授中国人文和艺术研究课程的杰出的中国学者有：洪业、陈垣、容庚、黄子通、张星烺、郭绍虞、顾随、周作人、黎锦熙、杨振声、许地山等。两位北京大学教授，顾颉刚和张东荪，分别于1929 年和1930 年来到燕京大学，并一直在此任教20 年。同时，也有一些外籍教授开设了一些中国人文和艺术课程，如瑞士籍教授王克私（Philiррe de Vargas，1888 —1956）开设“中国的文艺复兴”课程，美国教授博晨光（Lucius Chaрir Porter，1880 —1958）开设“中西方比较哲学”课程。

洪业在文章中，既从一个基督徒的角度，探讨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冲突的和解之道，显示其探求人类共同价值的一面，同时也从国家和民族的立场出发，在基督教会内部争取中国基督徒的权益，并肯定基督徒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文章中他对中国基督教大学下了如此定义：“那些由中国基督徒学者而不是传教士主导学术领导层的基督教会大学才是真正的中国基督教大学”。为了驳斥“一位中国著名教育家的成见”——“教会学校的毕业生中是不会有为了爱国而牺牲自己生命的人”，洪业特举出1948 年教育部《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中抗日战争殉难人士名单中列在首位的圣约翰大学毕业生陆浩琛⑤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编：《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三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 年，第1067 页。。1925 年，洪业从其学生王近仁处得知哈佛大学福格博物馆（Fogg Museum）馆员华纳（Warner）企图大规模搬运敦煌壁画时，立即亲赴教育部通报情况，及时阻止了这一珍贵艺术遗产外流。⑥陈毓贤：《洪业传》，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年，第157 页。珍珠港事变爆发后，洪业等十二位教员被日军投入牢狱达半年之久。与洪业一起入狱的弟子侯仁之回忆说，他被取保释放后，为防止日寇觉察到他曾经协助同学奔赴抗日大后方，曾有过逃往成都的想法，于是派夫人张玮瑛去征询洪师意见。洪业认为，他不能走，如走，万一日寇要抓人而又抓不到，会牵扯铺保及他人；不走可能会再次被捕，甚至被判处死刑，但燕京人会知道“侯仁之是为什么死的”。侯仁之感到“这句话的分量很重”。侯仁之多年后感叹，这些经历“对于他的成长，远比课堂教育和书本知识的帮助更为重要”①侯仁之：《燕京大学被封前后的片段回忆》，见《燕大文史资料》第三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年，第140 —141 页。。

余英时曾说：“洪先生虽从小受西方教育，又信仰基督教，但内心深处是一位彻底为中国文化所融化了的读书人。”②余英时：《顾颉刚、洪业与中国现代史学》，见陈毓贤：《洪业传》，第317 页。《洪业传》的作者陈毓贤也指出，洪业“皈依基督教后，并没有放弃儒家的伦理观念”③陈毓贤：《洪业传》，第272 页。。儒家文化体系中的重要价值观——“家国情怀”贯穿洪业一生始终。

洪业并非出生于基督教家庭，四五岁时寄读在外祖父隔壁的家塾里，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跟着先生背《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描红、临帖、学算盘等。后考入山东师范附属中学，有段时间曾每天在家从《左传》里选一个题目自己作文。后来，听说上海招考海军学生，洪业征得父母同意，去上海投考。当时其弟洪端已决定在山东进武备学校。兄弟俩准备将来做军官，一海一陆，为国效力。但由于误了考期，考海军学校未成，听从了父亲友人——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高梦旦的建议，回福州上美国人办的鹤龄英华书院，将来可以外交报国。④同上，第9 —10、55 页。

在鹤龄英华书院，洪业非常反感学校里的宗教宣传，他自己研究《圣经》，觉得不合理的地方便用红笔圈点了，把它抄下，再加上自己的辩驳，贴在公告牌上。关于洪业皈依基督教原因，陈毓贤认为，鹤龄英华书院校长夫人高迪夫人（Mrs.Gordy）在洪业父亲去世时曾登门慰问，以及她对于教义的通融解释使洪业反抗基督教的心有所松动，加之一些来校布道传教士的影响，洪业最终皈依基督教，但他一直在寻找基督教与儒家之间的和解之道，1912 年8 月25 日他曾写信给高迪夫人：“世界上确实有很多好人，遵照神的意旨而活，但他们并不称为基督徒，他们是孔门弟子。不知道他们是否在我们天父的庇佑下，能得主耶稣救恩，但我相信他们并不比基督徒差逊。”“无论如何，耶稣和孔子都是神的传信人，是拯救人类的恩者”。⑤同上，第56 —60 页。

从小接受儒家教育的洪业并未因为信奉基督教而放弃对于儒家文化的学习、研究。洪业在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读硕士时的毕业论文题目是《〈春秋左传〉与其对中国史学的影响》，为完成论文查找资料时读到了以前在国内也没有读过的《四库全书总目》和《资治通鉴》等，大开眼界，感到自己的狭隘和局限。⑥同上，第96 —97 页。另外，洪业一直以为基督教的教会信条是基督教为表明共同信仰，以留传世代子孙而规立的；但他在纽约联合神学院的老师麦吉弗特教授（Arthur Cushman McGiffert，1861 —1933）却告诉他，教会信条规立的用意，原本是为排斥异己，并把教会信条不留情面地一条条分别追索到对某一异端的镇压。⑦同上，第97 —98 页。洪业由此对于教会排斥异己的用意非常反感。从其对于佛教、耶稣会和新教与中国文化之间相互作用的论述可以看出，洪业理想中的中西方文化冲突的和解之道是，通过相互交流和学习，加强双方的文化理解和认识。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 —1610）以耶儒互融的方法化解中西信仰上的差异，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开拓性贡献，为洪业所赞颂。利玛窦理解并尊重中国人的情感，并以中国人能够接受的方式普及科学知识，如，将中国置于中国版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的中心。此举对于中国文化有迎合之处，且最终为实现“中华归主”之目的，但客观上，也是对欧洲中心论的突破。同时，以李之藻、徐光启等文人士大夫，通过《坤舆万国全图》了解各国在地球上的方位，认识到中国与其他国家一样，仅为“坤舆万国”之一。由此，利玛窦和李之藻、徐光启各自突破了局限，理解和认识了对方的文化。

洪业不少研究都与儒家经典有关。如《哈佛引得》中《十三经》的引得，《礼记引得》《春秋经传引得》的两篇序文等。中年以后对杜甫研究犹有兴趣，1950 年代出版的《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①Нung, William, Ти Fи: Сhiпа’s Grеаtеst Роеt, Cambridge, MA: Н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中译本见：洪业著，曾祥波译：《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包含杜甫（712 —770）的传记及374首诗的附有所有典故详尽考证的英译；1960 年代初发表《我怎样写杜甫》②洪业：《我怎样写杜甫》，见洪业著，曾祥波译：《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第345 —364 页。、1970 年代中期又撰有《再论杜甫》等。

洪业14 岁时父亲教他翻检诗韵，开始做五七言律诗。父亲拿给他一部石印的《杜诗镜铨》，告诉他说：“不但杜甫如何作诗是可学的，而且杜甫如何做人也是可学的。”当时洪业年纪尚小，并无多大兴趣，但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对于杜诗的领会不断加深。“对于四十多岁的我，杜甫的诗句就有好些都是代替我想要说的话：政之腐败，官之贪婪，民之涂炭，国之将亡，我的悲哀愤慨。卢沟变起，华北沦亡之后，那些杜句“‘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差不多天天在唇舌之上”，打动洪业的，是杜甫的家国情怀，洪业父亲曾说，“人生的际遇离合大多半是不受个人支配的。杜甫在痛苦的处境中，还勉为常人所难，这是可学的。这样的为人，走了运，当然会成功；倒了霉也不至于失败”。③同上，第345 页。杜甫在跌宕的人生中一直保有的忧国忧民之心，为洪业所推崇。

洪业对于中国古代典籍的研究不是回到以前封闭的研究体系中做仅属于中国的学问，而是将中国文化置于世界文化中，在与西方文化的比较中发现中国文化的独特价值，从而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自己独到的理解。洪业在文中提及，新文化运动倡导的“民主和科学”精神，以及在此精神指导下中国知识界兴起的批判和重估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潮，对于启发教会学校开展中国研究起着重要的作用。胡适等人倡导的“整理国故”运动，是在“新思潮”下用“科学的精神”重新认识和估量“国故”。胡适说，“新思潮对于旧文化的态度，在消极一方面是反对盲从，是反对调和；在积极一方面，是用科学的方法来做整理的功夫。新思潮的唯一目的是什么呢？是再造文明”。④胡适：《新思潮的意义》，见《胡适全集》第2 卷，第691 页。洪业对于胡适这位新文化运动领袖“整理国故”的看法是赞同的。在教会学校开展的“中国研究”中，他认为最有价值的是那些有助于拓展知识边界或修正以往学者结论的研究，即具有一定创新性的研究。洪业是会通中西文化的杰出学人之一。在燕京大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他将西方的历史研究方法应用于中国人文研究中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西方介绍中国的学术取向与中外学术交流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洪业附寄此文给司徒雷登时，司徒雷登的自传《在华五十年》一书清样已出。⑤美国兰登出版社编辑麦克道尔（David McDowell）致司徒雷登信（1954 年5 月21 日），信中告知，自传清样将于6 月初印出。该信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洪业文中论述的燕京大学“中国研究”情况，正是司徒雷登自传所没有涉及的。司徒雷登在书中提到洪业的共两处，且无足轻重。独具慧眼的胡适在应司徒雷登的要求为其自传所写的前言中，特别提及洪业的贡献，胡适写道：“在此，我要向那些协同创立燕京大学的中国学者致敬，尤其是洪业博士。在他的主持下，燕京大学建造了一流的中文图书馆，而且他还编纂和出版了精彩的《燕京学报》和《哈佛燕京引得》，功劳特别大。”⑥Нu Shih, “Introduction, ”in John Leighton Stuart, Fiftу Yеаrs iп Сhiпа, Тhе Mетоirs оf Jоhп Lеightоп Stиаrt, Missiопаrу апd Атbаssаdоr.New York: Random Нouse, 1946, р.хiv.胡适指出了司徒雷登自传的不足，而洪业的这篇文章是对司徒雷登自传最好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