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琦

在当代中国，“友善”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民道德，也是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纽带。早在2001年印发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友善就被列为公民道德的基本规范之一。在201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中，友善被确立为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与其他十一个价值准则一同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新时代中国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进一步提出，“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积极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全面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①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局：《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学习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0页。。在2022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又多次提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①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43、44 页。。友善也是共同体的重要纽带。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协力、踔厉奋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需要全体人民团结友 善。

在当代中国提出将友善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和公民的基本道德之前，中国人已经在建设公德的道路上探索了一个半世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开启现代化进程。当时的中国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缺乏社会公德。梁启超、梁漱溟、费孝通、贺麟、李泽厚等思想家都试图建构适宜近现代中国的公德形态，为当代中国践行友善价值与公民道德作出了理论预判。在当代，至少应当通过三重维度来践行友善：以法律与制度对于人权的保障确立尊重他人的交往底线；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公共善即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事业凝聚人心，实现同道者的关爱互助；以及在各类公私共同体中培育友善的人。就“友善”本身而言，三重维度重重递进。第一重维度确立了友善的底线，第二重维度确立了友善的现实基础，第三重维度让友善成为习惯成自然的美德。通过三重维度的协同并进，中国社会有望朝向“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友善型社会迈 进。

一、近现代思想家的理论预判

近现代的中国思想家为一个现代化中国所需要的友善公德提出了值得借鉴的理论探索。他们不仅反思了中国传统道德与社会风俗对建设现代国家公民道德的利弊，也考察了西式公民道德的优劣，从而为当代中国更好地践行友善作出了理论上的预判。一般认为，梁启超开启了对社会公德的研究，不过早在谭嗣同那里就能找到与友善相关的论述。谭嗣同提出改造旧五伦，他主张将五伦中最末一伦“朋友”提到首位②谭嗣同：《谭嗣同全集》，蔡尚思，方行编，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1—293 页。，意图以自由、平等的朋友关系改变以君臣关系（第一伦）和家庭成员关系（第二伦父子、第三伦兄弟、第四伦夫妇）维系的传统人伦秩序。具体而言，中国近现代思想家的探索为当代中国践行友善公德提供了如下宝贵经 验。

第一，近现代以来的思想家大多认为中国需要一种以所有人为对象、对所有人负责的道德。这种道德在当时被称为“公德”，其内涵与当代的公民道德基本一致，只是强调了公民道德的公共性，从而凸显其同“私德”相对立的内涵。一般认为，自梁启超以来“儒家公德阙若论”获得普遍接受。③陈乔见：《公私辨：历史衍化与现在诠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311 页。在西方启蒙理性推崇的博爱精神的对比下，不少中国近现代思想家认为传统的儒家伦理在社会公德层面力不从心。梁启超认为中国人最缺公德，如果这个现象不改变，国将无以为国①梁启超：《新民说》，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9 页。。为此，他提出更为激进的新三伦：家族伦理、社会伦理，国家伦理。他认为儒家伦理只在家庭伦理方面较为完备，而社会伦理不止限于朋友一伦（第五伦），因为人不仅应对朋友负责，也应当对不相知的人具有责任。可见，比起谭嗣同，梁启超更明确公德是对所有人的责 任。

而费孝通则更为明确指出传统中国人生活在熟人社会中，缺乏现代陌生人社会需要的公德心。在其名作《乡土中国》②该书是费孝通在20 世纪40年代的课程“乡村社会学”的讲课稿，初稿于1947年出版。“差序格局”一章的开头就展现出一副中国人偏私的素描——“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③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29 页。。费孝通认为传统中国社会遵循的是差序格局，它就像是“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④同上书，第32 页。。在差序格局中，每个人根据他人同自身关系的亲疏远近决定对他人的态度，社会关系因此成为亲属关系的外推。群己关系、公私界限模糊。人们只在意建立自己的小圈子，而对圈子之外的人漠不关心。现代西方社会则是一种以个体为基础的群体架构。每个群体类似捆柴，因为共同的约定进入特定的社会中，个体是独立的存在，人们关心的是平等和个体权利。在对比中西社会结构差异后，费孝通把中国人的偏私归于缺乏权利观念，不重视个体的平 等。

第二，不同于现代西方主要从个体权利的角度确立公民道德，中国近现代思想家既重视从个体的角度也重视从群体的角度实现社会公德。梁漱溟主要从群体的角度理解公德。他认为公德是人类为过集体生活所必需的那些品德，而公共观念是一切公德之本。“所谓公共观念，即指国民之于其国，地方人之于其地方，教徒之于其教，党员之于其党，合作社社员之于其社……如是之类的观念”⑤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76 页。。梁漱溟认为中国人缺乏群体生活的经验，因此缺乏公共观念，不过西方人的公德也非与生俱来。西方的公德“既锻炼于血的斗争，又培养于日常生活，其开端盖在宗教组织，而从中古都市自治以还乃大为成功”⑥同上书，第322 页。。可见，梁漱溟认识到公德的养成离不开“共同生活”的经验。西欧中世纪的宗教组织与近现代之前的城市生活成就了西式公德，而中国人也需要在自己的群体生活中实现友善等公德。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学者则主要从个体的角度谈论公德。他们将社会公德看作以个体及其权利为本，并将群体利益建立在个体权利的基础上。公德被看作不具有强制性的道德，是同个体权利、自由、平等等概念相关的道德规范。对于这类学者而言，友善大体是康德式的不完全道德义务，是个体对其他理性存在者个体的交往规 范。

第三，作为社会公德的友善与私德和私人情感不相违背。西方近现代的友善公德是以理性为基础的公民道德，它排斥家庭与私人情感。相应的，现代西方的道德哲学将私人领域与私人情感排斥出公民道德的范畴，甚至将私人情感与友善的公德对立。然而，中国近现代思想家认识到公德与私德不应当矛盾或对立。梁启超首先主张“道德之本体一而已，但其发表于外，则公私之名立焉”“私德公德，本并行不悖者，然提倡之者既有所偏，其末流或遂至相妨”①梁启超：《论公德》，载《梁启超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第51 页。。即道德本来是一回事，只是着力点不同，才有了私德与公德的区别。他认为公德没有得到提倡不能归咎于儒家先贤，是因为古代社会限制人参与公共事务（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所致。而贺麟则更直接地质疑西式的无差别的友善。他认为一视同仁的友善在现实中很难实现，往往会沦为普遍的冷漠。而若不顾亲疏远近，则是不同亲人友善，而同邻人友善，不同邻人友善，而同陌生人友善，这不但违背人的自然情感，也违背基本的伦理道德。相较之下，贺麟认为儒家推崇的爱有等差更符合人情与人性，只是友善应当是普遍的，因此他最终主张将爱推广到所有人，从而实现一种兼顾等差之爱的普遍的友善。②贺麟：《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361—365 页。

总体来看，西方的公民道德友善本质上是一种基于理性自我立法的不完全道德义务。西方友善公德的优点在于它是以所有公民为对象的道德，具有普遍与平等的特质。西式友善是一种在西方政治制度上诞生的以个体为本位的道德，它提倡对理性人及其人身、自由和财产权利的抽象尊重。为了实现无差别的平等，西式的友善将每个公民仅仅看作法律意义上的抽象个体，无视个人的性别、职业、经济、政治状况、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等具体的差异及其可能带来的需求差异。为了避免私人关系与个体偏好带来的关爱程度上的差异，西式友善排除个体情感，将友善看作纯粹律法式的道德义务。而出于理性的要求关爱他人，友善的程度必定很浅。正如义务论道德哲学的奠基者康德本人指出的“普遍的人类之爱中的善意虽然从范围上看是最广博的，但从程度上看却是最小的，而且如果我说：我只是根据普遍的人类之爱关心这个人的福利，那么，我在这里所有的关切只是可能有的最小的关切。就这种关切而言，我只是不默然而已”③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张荣、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28—229 页。。西方现代的公民道德友善让本应该是发自内心的关爱沦为冷冰冰的义务，而缺乏具体内容的友善也容易退化为一种表面功夫或虚伪的礼貌，甚至沦为恶意的掩 饰。近现代思想家的理论探索表明当代中国践行友善既不能照搬西方的做法，它需要兼顾法与情、个体权利与群体团结，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然而，在当代中国的实际环境下，兼顾三者并不是直接针对这三个方面加以解决，而是要从全局入手，通过三个不同层次的维度来践行友善。

二、基于法律和制度保障上的尊重

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核心价值与公民道德，友善应当以公民之间的彼此尊重为底线。虽为底线，但是能尊重所有同胞公民并非易事，对他人的尊重包括对他人人身与各项具体权利的尊重。在中国，互相尊重基于人民主人翁的地位。中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22年版，第一章“总纲”，第2 条。。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它决定了每个中国人都是国家的主人，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

西方的友善公德基于法律对自然权利——人身、自由与财产权利的保障。对他人的尊重就是对其人身、自由与财产权利的尊重。不过自19 世纪以来，国际学界对自然权利的抽象性展开了多重批判，20 世纪以来的西方人权观念试图改变这一状况，却也只是将尊重的内容扩充为尊重他人提出各种要求的权利②Richard Dagger， “Rights”， Political Innovation and Conceptual Change， Terence Ball， James Farr and Russell L.Hanson， ed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306.。当代中国实现友善价值也要仰仗法律对人权的保障，但是这种保障是具体而非抽象 的。

我国法律保护所有公民的人身、财产和人格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③《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第33 条。。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④同上书，第37 条。，“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⑤同上书，第一章“总纲”，第13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⑥同上书，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第38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⑦同上书，第39 条。。此外，宪法对保护公民自由的规定也颇为具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也有婚姻、宗教信仰、通信，以及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等方面的自由，只要“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第51 条。。可见，尊重公民的基本人身、财产和人格，尊重其所享有的各项自由和权利构成了我国保障公民个体权利的基本要求。每个守法的中国人都应当遵守宪法对人权的保障，并以此作为践行友善的底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我国人权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①习近平：《坚定不移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更好推动我国人权事业发展》，《求是》，2022年第12 期。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中国的人权事业是与时俱进和全面发展的事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身的初心与使命。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不断破除近代中国在阶级、民族、性别、人身依附等各个方面的压迫与剥削，为人民平等参与经济发展和分享劳动成果提供社会制度方面的保障。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得到了更好的保障。1982年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现行宪法，全面系统规定了全体人民享有广泛的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同年，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成员。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1997年）明确提出“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②《中国共产党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伟大实践》，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zhengce/2021-06/24/content_5620505.htm，访问日期：2023年7 月26 日。。2002年，“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目标再次写入中共十六大报告。2004年3 月，“尊重和保障人权”被写入宪法，开创了以宪法指引保障人权的新格局。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2007年）进一步倡导“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③同上。。同年，“尊重和保障人权”首次载入《中国共产党章程》。201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加强人权法治保障，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④同上。。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2022年）提出“坚持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积极参与全球人权治理，推动人权事业全面发展”⑤《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访问日期：2023年7 月26 日。。尽管目前中国在经济发展、教育、社会保障方面的地区差异客观存在，尊重和保障每个人的平等权利一直是国家发展的核心目 标。

马克思早就告诫过没有一种离开具体内容的抽象的权利和人格，平等和人格尊严作为人类社会的愿景，其实现必定是具体的。在现阶段，我国坚持生存权、发展权是首要的基本人权，坚持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在生存权利方面，我国坚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生命健康权保障水平，向全面小康与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在经济权利方面，我国保护公民私有财产，维护劳动者各项权益，不断健全社会保障与救助制度。在社会权利方面，保障通信自由和信息安全，不断提高居住和出行条件。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为人民谋幸福：新中国人权事业发展70年》，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参见第四条“切实保障人民各项权利”。而在文化权利方面，免费义务教育全面实现，城乡公共文化体系逐步建立，公共文化设施逐步实现免费开放。到2022年底，全国广播、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分别达99.38%、99.58%，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能力大幅提升。在环境权利方面，中国确立了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建立并不断完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此外，国家也立法保护弱势群体诸如妇女儿童的权利。公民普遍享有的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平等权利为普遍的尊重确立了基 础。

随着党和国家不断加强人权法治宣传教育的力度，近年来公民的人权意识不断增强，尊重所有公民及其基本权利成为大多数公民的共识。然而，也需要看到的是由于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人与人的情况差异较大，同国家法律相悖的落后观念仍沉渣泛起。譬如，忽视妇女与儿童权益保障的现象仍旧存在，甚至偶有拐卖妇女儿童的恶性案件发生。这些案件不仅是拐卖者少数人违法犯罪的问题，也同一些地区的民众法律意识淡薄、价值观念落后相关。一些人不知道收买妇女儿童构成犯罪，才会造成拐卖恶行屡禁不止。尽管我国在普法和宣传人权政策上仍旧任重道远，却也应该看到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人民受教育程度的不断提高，以及互联网的不断普及①截止到2022年6 月，中国的互联网普及率为74.4%，https：//baike.so.com/doc/6585739-6799510.html，访问日期：2023年7 月26 日。，对所有公民及其基本权利的尊重一定会成为更多人的共 识。

三、同道者的友善

在普遍尊重的基础上，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公民道德的友善要求公民在力所能及的限度内关爱与帮助他人。尊重他人意味着反对侮辱与侵犯他人，它构成友善的底线，却不一定指向友善的情感与行为——关爱和帮助他人。鉴于个体道德行为的不可控性，践行友善不能完全依靠个人自觉，它需要国家通过提高凝聚力实现同道者的友善。而有利于全体人民的共同事业是凝聚人心、汇聚民力，号召人民践行友善的现实基础。

对此，现代西方国家给我们提供了教训。由于缺乏共同的事业，西方国家在凝聚民众方面具有先天不足。西方公民个体的利益分歧在现实中常常演变为冲突与对抗，友善则惨遭抛弃。根据马克思的看法，西方国家凝聚力不足的深层原因在于现代西方国家是虚假的共同体。西方现代国家本质上是资本的机器，其表现出来的相对独立性也不过是为了协调个体资本家之间的利益同资产阶级整体利益的矛盾、以及资产阶级的眼前利益同长远利益的矛盾罢了。从西方当代的政治理论与实践来看，以捍卫个体权利作为政府合法性基础的西方国家无力倡导法律规定的权利之外的友善内容。加强公民之间的团结友善在现实中往往沦为树立外部敌人，人为制造同其他国家与文明的分歧①相关的研究众多，譬如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就是其代表。学界将西方国家试图建构想象的共同体以凝聚民心的做法称为“民族主义”，参见孙向晨：《民族国家、文明国家与天下意识》，载《论家：个体与亲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18—343 页。。而即使制造出所谓的共同敌人，西方现代国家有限的凝聚力还是无法将大多数公民团结起来致力于公共善的共同事业，全体公民也就不可能具有同道者的友善。

中国具备凝聚民心的力量，因为党和国家追求的事业是全体人民的共同事业。中共二十大报告的主题“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指出了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动力所在，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走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我们不仅要实现全体人民物质上的共同富裕，也要实现精神上的富有、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不仅需要加强党的团结统一，也需要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为全体中国人的共同事业团结奋 斗。

以人民的共同事业凝聚民心，人民就能实现大范围的团结友善，国家就能成为一个友善和谐的共同体。古希腊哲学家比现代西方哲学家的认识更为深刻。他们认为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团结友善关键在于“共同”，即对幸福有一致的认识，并能齐心协力为之努力，亚里士多德称之为“同心”②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1167a25—26。。他主张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应当以实现公共善为终极目标。公民的幸福（物质的自足和灵魂的完善）既是国家的目的，也是每个个体公民的幸福所在。而只有在一个致力于实现公共善的国家中，个体公民才可能团结在执政者的周围，政治共同体即国家的事业才会被看作所有人的共同事业，公民彼此之间才会具有同道者的关爱之情，像朋友那样互相帮助。

中共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③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21 页。，以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共同事业，使全体中国人民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全体中国人就能以同道者之间的友善之情，关爱互助、彼此促进。然而，在现实中一些极端利己主义的生存哲学仍有市场。当少数人不能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共同事业为重，一旦与他人产生利益纠葛，就很难做到友善对待他人、合理处理纷争。而一旦将个人利益置于集体利益与共同事业之上，其言行都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友善就不可能存在。而相反，若能以国家和人民的共同事业为己任，就能克制个人私欲，更好地践行友善。

共产党人之间的关爱互助是同道者友善的典范。“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就是共产党人践行友善的写照。毛泽东与朱德的团结友善是其中的典范。美国记者斯诺曾写道，“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如果没有它的两个孪生天才‘朱、毛’，是无法想象的，许多中国人实际上都把他们看作是一个人。毛泽东是这一斗争的冷静的政治头脑，朱德是它的热烈的心，以行动赋予了它的生命，他最后总结说“朱、毛的联合不是互相竞争的，而是相辅相成的”①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81 页。。外国友人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秘密，那就是共产党之所以能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并带领红军取得长征的胜利，这与中共主要领导人毛泽东、朱德的团结友善分不开。而两人能实现团结友善的根本在于他们全心全意为无产阶级的共同事业奋斗，轻视个人得失。而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历程中，不难看到党内同志越能够大公无私、团结友善，就越能凝聚民众致力于党和人民的宏伟事业，人民之间的纽带也更紧密。

在当前，党员同志之间的团结友善同样有助于凝聚人心、汇聚民力，鼓舞更多中国人自觉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建设者。当中华民族各族同胞都能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为人民的共同事业奋斗，他们彼此之间就会具有同道者的关爱之情，也更愿意互相帮助。在党和国家以共同事业凝聚人心、汇聚民力、促进友善的同时，也为各类具体的共同体培育具有友善美德的人做好了准备。

四、培育友善的人

西方的公民道德友善重视律法式的义务、轻视情感；重视个体的独立性、轻视各类共同体尤其是家庭对践行友善的作用。然而，法律无法强制人们关爱与帮助他人，而以理性为基础的义务论也很难要求友善。在义务论道德哲学的倡导者康德看来，只有完全义务才具有普遍的强制性，而友善属于不完全义务。不完全义务是一些在任何情况下人人必须接受，但不必因此行动的原则。友善关涉他人的幸福，基于理性的义务论无法强制人们为促成他人的幸福而行动。因此，律法式的理性义务不能要求友善。而出于情感的友善行为被看作不具有道德价值，因为情感的道德性只能是“对出自我们的行动与义务法则相一致或者冲突这种意识的愉快或者不愉快”②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第182 页。。换言之，在义务论的道德哲学中，情感充其量是对道德原则的易感性。友善要具有道德性，只能是出于欲求他人幸福的理性的不完全义务。天性友善或出自情感关爱他人不被义务论看作是道德的。然而，康德本人也承认在其道德义务论的框架下，友善只是不默然而已③参见本文第一部分。，这种程度的友善基本瓦解了友善之为友善的主要内涵——关爱他人的情感与帮助他人的行 动。

笔者认为友善作为当代中国人的公民道德，的确应当具有义务的向度，但是它不能只停留于义务，而应该寻求更高维度的实现，那就是培育友善的人。即使出于道德义务，也很少有人能够一直发自内心地关爱他人，这就需要完善人的道德情感，让友善成为人的稳定的道德品质。不同于具体的友善行为，具有友善美德的人能更稳定、更好地践行友善，因为美德作为优秀的品质其关键在于“习惯成自然”。友善的人具有真心关爱他人的道德情感，以及与人为善的习惯，因此能持久地践行友善。进一步而言，友善虽然常常表现为具体的关爱与帮助他人的意愿和言行，但是要更好地践行友善要求行为者具有实践智慧，使其洞察他人的需要并采取恰当的行动。相比出于义务践行友善，具备友善美德的人更可能在关爱他人的真情实感与与人为善的习惯养成中具备友善需要的实践智慧。根据中国和西方美德理论，美德本身就以实践智慧为主导，即友善的美德本身就包含实现该友善所需要的所有道德能力。又由于美德是稳定的品质，它不附属于行为，而只属于人本身。因此，培育友善的美德就是培育友善的人。

培育友善的人需要各类共同体的努力。中国传统历来重视家庭对于培育美德的作用。而在当代中国，既要重视家庭等私人共同体①中国古代没有“共同体”这一表述，却不乏各种共同体的观念。而在当代语境中，共同体包括小到家庭、中到各类社会组织或群体，大到国家甚至全人类。共同体被认为是同“个体”相对的概念，其核心思想是共同生活或分享。，也要重视学校、单位、社区等公共的共同体对于培育友善的人的重要性。梁启超与贺麟的研究②参见本文第一部分。表明公德与私德可以相辅相成，不能因为友善的普遍性而否认“亲亲”等自然情感。在儒家看来，以美德孝、悌为核心的“亲亲”是培育友善道德的第一步。“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说明血缘亲情是普遍友善的发端之处，只有做好这个发端，才能把“仁”不断向外推广，实现对更多人的友善。儒家的看法有其合理之处。试想，一个人如果都不关爱自己的亲人，又如何能对陌生人友善呢？而现代西方式的公民道德教育的结果往往是普遍冷漠：子女不对父母尽孝，兄弟姐妹成年后形同陌路，这样的人恐怕也很难对陌生人友善。而“亲亲”未必就是自私的。正如当代学者郭齐勇与张志强指出，一些看似自私的“亲亲”之举实际并非出于血缘私情，而是梁漱溟先生所说的“情理”。“情理虽见着在感情上，却必是无私的感情”③郭齐勇、张志强：《“亲亲相隐”的再讨论——与廖名春、梁涛二先生商榷》，载《儒学与古今中西问题》，《现代儒学》第一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80 页。。因为情理强调的是人的真实处境中的真情实感，属于人性的体现，所以亲亲虽然“就一己”之人情，但却“不为私”，人情“看似是私，但其实是公德之基”④同上。。孔融让梨的例子最能说明亲亲的不为私。一个四岁的孩子懂得克制自己的欲望，谦让哥哥与弟弟，这绝对不是对兄弟徇私，而是养成友善美德，成为友善之人的第一 步。

不过要让友善真正成为公德之基，不仅要在家庭中培育友善，也要重视在学校、单位、社区等各类公共空间与共同体中培育友善的人。在这些共同体中，人们因为分享共同的学习、工作或生活空间而彼此交往。在学校中，培育学生友善的美德不但有助于杜绝校园霸凌，也有助于学生在和谐的环境中学习与成长。从小养成友善的美德，成人之后也更可能成为友善的公民。在工作单位，尽管人与人之间存在一定的竞争，但是相互学习、共同进步的友善氛围比恶性竞争与排他更有利于共同体的长期进步，也更有利于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提倡友善美德的单位既能为职工提供良好的工作与发展环境，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也更有可能实现自身的稳定发 展。

对培育友善的人而言，社区是不容忽视的共同体。社区是社会的缩影，它是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的人们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数字化服务的普及让现代城市居民的社区参与度一度较低。许多邻里之间只是点头之交，甚至彼此不认识。在后疫情时代，人们普遍认识到建设“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友善型社区的重要性。全国各地纷纷出台政策法规，指导社区更好开展惠民生、暖民心的举措。例如，上海提出打造“宜居、宜业、宜游、宜学、宜养”的“15 分钟社区生活圈”①参见上海市政府官方网页https://www.shanghai.gov.cn/nw31406/20230223/f0567143e8834fc9b118537069da5 7de.html，访问日期：2023年7 月26 日。，切实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在不断推进这些利民的友善举措中，社区将不仅是物理上的居住空间，也将成为居民获得生活必需品与文化和精神滋养的共同体。居民也不再只是某个小区某单元的住户，而是能参与到梁漱溟当初急切盼望的群体生活中。社区搭建的文化娱乐、健身服务与商业服务平台②诸如菜市场、运动场所、社区医疗平台、文化交流平台，托幼与老年食堂，等等。为居民提供了培育友善美德的理想空间。孩子们在玩耍中学习如何友善待人，成年人在参与社区的体育、文化与服务活动中彼此熟悉，对社区有更多的认同，从而更愿意为社区服务。社区共同体的建设将有助于培育友善的居民，而居民之间的关爱互助也有助于将社区共同体建设为更舒心的家园。作为微型的中国社会，人民共建共享的友善型社区在为人民成长和生活提供友好环境的同时，人民也更易于在社区中养成关爱他人、服务社会的友善美 德。

五、结语

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公民道德，以上三重维度总体上解决了近现代思想家提出的问题，兼顾了法与情、个体权利与群体团结，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第一重维度是基于法律之上，并在国家的制度保障上对个体及其权利的尊重。第二重维度更进一步，它是以中国式现代化的共同事业为基础的同道者的团结友善，既兼顾群体团结，也容纳了同道者之间的关爱之情。第三重维度则又进一步，它要求各类私人与公共领域培育友善的人，让友善成为一种刻入人民性格中的美德。

当代中国不仅需要友善，也具备践行友善的条件。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不断推进，实现友善的经济与社会基础必定会更加稳固，各项法律与制度保障必定会更加完善，也必定会有更多中国人自觉将个人前途置于国家发展的宏伟蓝图中。人们在平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关爱他人、服务集体，促进各类共同体的良性发展。而一个具有友善美德的中华民族也必将致力于世界人民的团结友善，成为全球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的中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