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申波 彭鑫

自20世纪以来，社会调查在中国发展形成了两大系统或传统：其一为发轫于西方社会科学、由老一辈社会学家引入并发展的学术型社会调查，可称为中国社会调查的学术传统；其二为主要由历代中共领导人在革命与建设过程中创造与传承的应用型社会调查，可称为中国社会调查的革命传统。两者经历了相似的发展历程，同时在理论基础、目标达成路径、任务侧重、方法技术等方面呈现明显分异的特征。前者以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和行为主义为指导思想，主要通过抽样调查、观察与访谈方法进行调查，聚焦知识发现以达成认识和改良社会的目标；后者则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结合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通过典型调查、座谈会等方法展开调查，在深度理解和分析中国社会问题的基础上聚焦问题解决，以政治社会革命达成改造社会的目标。新时代中国社会调查，应在指导思想互鉴、技术方法融合等方面，实现两种调查传统的优势互补与融合发展，在正确认识和把握“洋”和“土”、理论与实践以及“传统”和“现代”三大关系的基础上，朝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调查学迈进。

社会调查；学术传统；革命传统；发展历程；前景展望

引言

2023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深入基层、走进群众、深化研究、解决问题，综合运用各种调查方法、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展调查研究。如此，必将掀起新一轮社会调查的高潮。在此背景下，对社会调查在中国发展的历程、所取得的成就及其经验与教训进行回顾与总结，并展望其未来发展趋势与前景，对于今后更好地开展社会调查必将有所助益。

对于社会调查的概念内涵，学界主要有两种理解。有学者主张对社会调查作狭义的理解，将其界定为主要以自填式问卷与结构式访问为工具，从一个取自总体的随机样本那里收集资料，并主要通过统计方法来分析这些资料，从而认识社会现象及其规律的社会研究方式。［1］更多學者主张作广义的理解，认为社会调查是指人们有目的有意识地通过对社会现象的考察、了解、分析和研究，来认识社会生活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2］依据此种广义理解，回顾社会调查在中国发展的历程，可以发现，自20世纪初以来社会调查在中国发展形成了两大系统或两种传统。其一为发轫于西方社会科学、由老一辈社会学家引入并发展壮大的学术型社会调查，可谓中国社会调查的学术传统；其二为主要由历代中共领导人在革命与建设过程中创造与传承的应用型社会调查，可谓中国社会调查的革命传统。两者走过了相似的发展历程，同时在理论基础、目标达成路径、任务侧重、方法技术等方面呈现明显分异的特征。

关于中国社会调查的历史考察，学界已产生了一定数量的成果。然而，现有文献总体上存在以下两方面的局限性。一方面，特写式研究居多，全景式研究阙如。研究者大多聚焦特定历史时期、特定人物、特定区域和特定对象的调查活动。就历史时期而言，中国社会调查发轫期（清末民初）、中共领导的革命各阶段（主要是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及至改革开放后的社会调查活动，均有学者论及［3-12］，尤以对20世纪20、30年代各类社会调查的论述居多。就特定人物而言，李景汉、陶孟和、费孝通等老一辈社会学家以及毛泽东等中共历代领导人的社会调查实践与思想方法也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13-24］针对不同城乡区域、不同人群的社会调查，也不时成为讨论的主题。然而，对社会调查在中国发展历程与脉络的整体性梳理却相对少见。另一方面，对于中国的社会调查存在两种不同的体系或传统的事实，不少学者囿于对社会调查概念内涵的不同理解，对两者并立的事实有意无意地忽视。又或即使承认两者的存在，也简单地以传统与现代调查方法加以二分，区别对待。在正视两者共存的前提下，对它们相互的差异以及可能的融合进行全面的分析，则更是付诸阙如。有鉴于此，本研究将在分别概览“学术”和“革命”两种社会调查传统的发展历程之后，从理论基础、目标达成路径、任务侧重、方法技术等方面比较两者的异同，分析各自的优势与不足，并对两者未来可能的交汇融合略做延伸探讨。

一、中国社会调查的学术传统：学术型社会调查在中国的传入与发展

尽管众多学界前辈在一开始着手社会调查之时便将学科的本土化作为一种文化自觉的努力，但不可否认的是，现代社会科学范式意义上的社会调查首先是从西方传入的。其在中国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20世纪上半叶的传入与初兴阶段、20世纪50—70年代的挫折与困境阶段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复苏与勃兴阶段。

（一）传入与初兴（20世纪上半叶）

一般认为，近现代中国社会调查萌芽于清末新政时期，而初兴于民国时期。正如有学者所言，“社会调查的大量涌现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一个突出现象”［25］，这一时期形成了一场颇具规模的社会调查运动。这场运动是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从西方社会调查的传入开始的。其传入路径有两种：一是来自西洋的直接传入；二是来自东洋的转口传入。

转口传入主要是由中国赴日留学生推动的。他们把日本学者的统计学、社会调查方法相关著作在国内翻译出版，在苏、浙、鄂等多地成立留日同乡会调查部，对中国社会各领域展开广泛调查，并将调查报告发表在《江苏》《浙江潮》《湖北学生界》等刊物上。总体而言，留日学生推动的社会调查规模相对有限，水平较低，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调查运动的影响较小。直接传入则是由在华的西方传教士、教授和学者以及曾留学欧美的中国教授和学者推动的社会调查。随着一批高等院校在20世纪前20年陆续设立社会学系、开设社会学课程，步济时（J.S.Burgess）、狄德莫（C.G.Dittmer）、甘博（S.D.Gamble）等一批西方学者在讲授社会学的同时，把研究社会的方法——社会调查也带到了中国。由他们主导，开展了“北京人力车夫调查”（1914—1915）、“北京西郊居民生活费用调查”（1917）、广东潮州凤凰村调查（1918-1919）等一批有影响的社会调查。以这些调查为基础，发表了一批调查报告，在国外出版了几本有较大影响的学术著作。这批西方学者在20世纪20—40年代继续活跃在中国社会调查和研究的舞台上，他们在中国开展的调查研究活动，对中国学者开展社会调查起到了示范甚至是直接指导的作用。他们的调查成果主要用英语在国外发表，有助于西方世界了解中国社会，但在国内传播的受众范围和影响相对有限。

与此同时，一批国内学者从学习西方社会学理论和社会调查方法、协助和参与外国学者主持的社会调查起步，开始自主组织和实施调查，取得了一批较有影响的成果，逐渐取代西方学者在国内社会调查的主导地位。陶孟和组织了“北平工人生计调查”，于1929年出版《北平生活费之分析》。李景汉于1926年指导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对北平郊外农村进行调查，发表题为《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的调查报告；又于1928年开始对河北定县进行调查，1933年出版《定县社会概况调查》。基于社会调查发表的作品还有很多，较知名者还有刘保衡的《上海市人力车夫生活状况调查报告书》（1934）、费孝通的《江村经济》（1938）和《禄村农田》（1943）、林耀华的《凉山夷家》（1947）等作品。

这一时期中国学术型社会调查的发展，呈现出两方面的明显特征。一方面，中国社会调查的产生和初兴是在中西文化碰撞、学术交流的背景下发生的。早在清末，中国国门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强行打开后，与列强一系列战事的失利以及各种丧权辱国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在救亡图存的动机驱动下，开始系统学习和传播西方文化，除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之外，西方文、史、哲、政、经、法等人文和社会科学都在学习范围之内，作为社会学重要内容的社会调查也不例外。外派留学生以及在国内设立新式学堂，成为文化学习和学术交流的重要方式。早期的中国社会调查，正是在西方学者和国内有识之士的共同推动之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学习和吸收一切文明的优秀成果，作为中国早期社会调查发展的宝贵经验，对于中国各门学科的未来发展仍然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另一方面，中国的学术型社会调查从发展之初就形成了两种风格迥异的不同路径，即主要以问卷等调查方式开展、偏重定量数据收集和统计分析的定量调查，以及主要通过实地观察和访谈收集资料、偏重个案研究、比较分析等定性方法的定性調查。以李景汉等人为代表的“社会调查学派”与以吴文藻及其学生为代表的“社区研究学派”之间的争论，正是这两种不同路径之间分歧的反映。前者在这一时期的调查数量上占优。据统计，1935-1937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生所做的29篇调查报告中，布思（Booth）式调查（即社会调查学派所倡导的数量统计型调查）有15篇，社区研究型有9篇。［26］这类调查通过“数目字”的方式使人们对当时中国社会各方面情形，尤其是相较于西方的贫弱国力和人民生活的困苦有了较深入的了解。后者虽在数量上相对较少，但因其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深入分析，贡献了“乡土中国”“差序格局”等富有生命力的学术概念，在社会学本土化方面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学术影响。

（二）挫折与困境（20世纪50—70年代）

伴随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高校院系调整，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被取消，相关教学和科研活动逐渐减少乃至完全停止，初兴的社会调查遭受重大挫折，陷入困境。

不过，仍有一批学者坚持做社会调查，发表了一些调查作品。1951年2—4月，潘光旦和青年教师在太湖流域参加土改，将实地调查中的见闻，写成了一系列文章发表。1956年，费孝通和林耀华制订了“当前民族工作提供给民族学几个任务”的研究方案，力图为党和政府制定少数民族政策提供依据，其调查成果曾在《人民日报》发表。1957年，费孝通重返江村进行调查，写成《重返江村》一文，对农业合作化运动提出质疑，建议恢复发展副业和村办企业。1954年，经济学家马寅初多次赴浙江、上海等地调查人口增长、粮食生产和文化教育等情况，写作了《浙江温州地区视察报告》，表达了对农村孩子太多的担忧；同时，结合调查发现和国内外相关资料，写成了《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一文，于1955年提交全国人大讨论。李景汉在1956—1957年间，应《人民日报》之约，重返京郊农村进行了3个月的调查，以《北京郊区乡村家庭生活的今昔》为题，系列报道了该地区农民1949年后生活的巨大变化。

1957年的“反右运动”将一批社会学家划为右派，进行严厉批判，彻底取缔了社会学这门学科。此后，规范的、有组织的社会调查就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难以开展了。及至“文化大革命”期间，则连具有一定官方性质的民族大调查工作也被迫中断。

（三）复苏与勃兴（20世纪80年代以来）

改革开放后，伴随社会学及相关学科的恢复重建以及对外学术交流的日益增多，中国学术型社会调查开始复苏并进入蓬勃发展的繁荣期。

从1979年开始，国内学界在众多领域开展了一系列的定量社会调查，主要有：

（1）婚姻家庭调查。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在北京和四川两地进行“中国青年生育意愿调查”，完成了七千多个样本的大规模调查。1982-1983年，社会学所联合多个单位完成了5个城市5057位已婚妇女和4385户家庭的“中国五城市家庭研究”；后续又于1994年完成了5664个有效样本的“七城市婚姻家庭调查”。1986年，社会学所主持进行了“全国十四省市农村婚姻与家庭调查”，调查了7258户农村居民。2006年，社会学所又组织了对五城市家庭的再度调查。

（2）阶级与阶层调查。1988年，社会学所组织了六省市社会分层与流动的抽样调查，抽取了4658户城镇居民和4723户农村居民进行问卷调查。1999年，陆学艺开始组织对社会分层与流动问题的大规模专题调查。除对社会结构变迁的全面调查之外，还有针对特定阶层的定量调查。例如，周晓虹主持了“中国社会变迁与中国中产阶层的成长调查”，调查了3038个样本。

（3）综合社会调查。20世纪80、90年代开展的综合社会调查主要有天津社会科学院开展的“天津千户居民调查”（1983—1993）、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开展的“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1988—1999）和“沿海发达地区社会变迁调查”（1995年实施，2000年扩展为“中国社会变迁调查”）。尤其是，自2003年起，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开始组织实施“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每年对中国大陆10000多户家庭进行连续性横断面调查。此类连续性横断面调查还有很多，例如“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等等。

（4）其他学科的调查。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张明澍教授先后于1988年和2012年对中国公民政治素质、政治态度与观念进行调查，出版专著《中国“政治人”》和《中国人想要什么样民主》。南京大学肖唐镖教授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组织对江西等地农村宗族问题、基层民主与乡村治理进行多轮次的调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大陆地区分别自1990年和2001年开始加入跨国调查项目“世界价值观调查”（WVS）和“亚洲民主动态调查”（ABS），进一步加强了社会调查领域的国际学术交流，为深入研究中国问题提供了国际比较视野。经济学、历史学、教育学等学科也开展了许多调查。例如，对中国民营经济的调查、对慰安妇问题的调查、对高校教学质量与学生发展状况的调查等等。

此外，主要以观察、访谈等定性方法开展的调查也有很多。费孝通1982年开展对小城镇的实地调查，先后写作了《小城镇，大问题》等一系列调查报告和论文，推动学界掀起了小城镇调查研究的高潮。项飙从1992年开始对北京城乡接合部“浙江村”的调查、李培林在世纪之交对广州“城中村”的调查以及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于2004年组织的“北京城区角落调查”，对城市化进程的“城中村”问题和“城区角落”问题，进行了颇有成效的调查研究。特别是，以20世纪80年代的张厚安教授、90年代的徐勇教授、2000年以后的贺雪峰、吴毅、项继权等学者为代表的“华中乡土学派”，在全国前后调查了1000多个村庄，对于乡村社会的内部结构、类型特征与运行逻辑进行了深入分析，为中国乡村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一时期中国学术型社会调查的总体特征可以简要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数量多、规模大、成果产出颇丰。在调查数量方面，定量调查日益增多，定性调查则更是难以计数。在调查规模方面，一次大规模问卷调查的样本动则几千个、甚至一万多个；即使是定性调查，研究者往往也有意识地进行跨区域调查，以便进行不同类型的比较分析。在成果产出方面，仅《社会学研究》一本杂志在1986—1996年间就发表了186篇调查报告。［27］（2）调查研究方法日益多样化和科学化。问卷调查在抽样、验真测谎、数据处理等方面的技术不断进步，高阶统计方法不断被发展出来，使研究者不仅可以做单变量描述统计和探讨相关关系，而且能够运用新的统计方法（如倾向值匹配）或新的研究设计（如调查实验方法），实现对因果关系的探究。（3）国际学术交流与对话进一步加强。跨国合作调查项目的开展，使得一些在调查中发现的、颇具中国特殊性的现象（如中国民众超高的人际信任）迫切需要得到解释，国内外学者也高度关注，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了持续的对话交流。

二、中国社会调查的革命传统：历代领导人对应用型社会调查的创造与传承

大约比学术型社会调查晚一二十年后，另一套社会调查系统开始逐渐在中国形成，这就是主要由中国共产党人所从事的应用型社会调查。因为这套系统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过程中所创立、并且创立之初主要是为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服务，本研究称其为中国社会调查的革命传统。與中国社会调查的学术传统相比，它走过了一条相对独立的发展道路，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调查理论与方法，却也经历了大体相似的“诞生与发展—挫折与停滞—全面复兴”的发展历程。

（一）诞生与发展：革命时期的本土创造（建党前后至新中国成立前）

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共创始人以及一些早期共产党人都从事过社会调查活动，他们注重对国外情况的调查与借鉴，侧重对国内社会经济情况的调查与理解，对中国革命问题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以成果产出和理论建构而论，当数毛泽东最为突出。

毛泽东在革命时期的调查活动和成果主要有：（1）社会各阶级调查。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前夕，毛泽东回到家乡韶山，一边搞农民运动和农村调查，一边研究农村阶级斗争。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于1925年12月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科学回答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2）工人调查。早在1918年冬至1919年春，毛泽东曾两次到北京长辛店铁路工厂调查；1921年9月起，又多次到安源煤矿调查；此外，还对湖南劳工会、长沙泥木工人、水口山铅锌矿进行了调查研究。（3）农民和农村调查。《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和《兴国调查》（1931年1月）是毛泽东在农民调查方面两项突出的成果。前者科学分析了农民的各个阶层，充分肯定了农民和农民革命斗争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伟大作用；后者则成为指导土地革命的理论基础。（4）城市和商业调查。1930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古柏协助下，以开调查会的方式对当地社会阶层代表进行了十多天的调查，于1931年2月完成《寻乌调查》的撰写，对于革命党应如何对待商业资产阶级和争取城市贫民群众的问题，进行了探索。（5）革命根据地的调查研究。《宁冈调查》和《永新调查》对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起了关键作用；《长冈乡调查》和《才溪乡调查》则回答了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问题。

毛泽东在社会调查领域取得如此丰硕的成果，对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做出杰出的贡献，关键在于他创新发展了一套颇有特色的社会调查理论、方法与技术。毛泽东强调社会调查对于计划决策和解决问题的重要性，认为“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28］。他注重科学的调查方法的应用，尤其擅用典型调查、实地考察和开座谈会等方法。典型调查即“解剖麻雀”，是在总体把握的基础上有意识地选择少量典型个案进行调查。他将调查的典型分为三种：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每类调查两三个，即可知一般的情形了”［29］。关于实地考察，毛泽东主张既要“走马看花”，更要“下马看花”。前者有助于在较短时间内了解较多的情况，后者则通过挑重点、抓典型，进行细致观察和认真剖析。他认为，开调查会是最简单易行又最忠实可靠的方法，让参会的人员阐发意见，展开研讨，会对问题了解得更加透彻，得到的材料更加可靠而全面。［30］在调查资料的分析方法上，毛泽东强调运用阶级分析法和矛盾分析法。前者要求“明了各种阶级的互相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31］；后者强调把握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此外，在调查研究的技术技巧方面，毛泽东对于怎样开调查会、怎样选择调查对象和调查的典型、怎样收集和整理材料、怎样使调查对象说真话等方面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有独到的经验总结。例如，怎样让调查对象说真话，他认为“主要的一点是要和群众做朋友，而不是去做侦探，使人家讨厌”［32］。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所开展的调查研究，对于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具有基础性的作用，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对于中国社会调查革命传统的形成，则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其开创的调查研究理论与方法也为党政系统的各级领导干部沿袭与传承。

（二）挫折与停滞：前30年的经验教训（20世纪50—70年代）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继续开展了一些调查研究活动，但与革命时期相比，既有数量的下降，也有质量的下滑。正如毛泽东本人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讲话中坦承：“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做调查研究比较认真一些……但是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33］社會调查研究的不足，导致一些事关国家大政方针的重要决策出现了失误；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期间，党政领导干部的社会调查基本陷入停滞，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深陷困境。这个时期党政系统的社会调查，既积累了一些经验，也留下了沉痛教训。

积累的经验主要有：（1）围绕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开展调查。新中国成立初，中央在进行新区土地改革、粮食统购统销、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人民公社等重大决策前都做了调查研究，尽管有些决策出现了失误，但也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尤其是在1961年大兴调查研究之后，产生了“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科技十四条”“高教六十条”等一批成果。（2）以问题为导向开展社会调查。针对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如社会主义道路问题、经济发展问题、阶级结构问题、农业合作化等，以及一些具体问题，如1950年苏南征粮、春耕和救灾问题，1952年农村公粮和负担问题，1955年上海粮食征购和供销问题等，都展开了调查。（3）注重联系群众，深入了解民情。1961年前后，按照毛泽东关于领导干部必须亲身进行典型调查的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结合经济调整中的实际问题，深入基层进行蹲点式调研。（4）对调查方法进行广泛探索。这一时期的社会调查实践，既应用了“解剖麻雀”“蹲点”“开调查会”等革命时期形成的调查方法，也开始引入普查、抽样调查、问卷调查等调查方法，同时还探索了听汇报、看报告、读报刊、批阅文件等调研形式。

然而，这一时期也有沉痛的教训，主要是：（1）社会调查的指导思想没有随形势的变化而变化。革命时期围绕社会阶级关系展开调查是成功的，但新中国成立后围绕经济建设开展调查研究的工作做得还不够。（2）没有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泛滥。例如，1959年7—8月庐山会议对于彭德怀在深入调研基础上形成的正确意见进行了错误批判，导致“大跃进”的错误愈演愈烈。（3）调查方法比较单一，过于依赖典型调查等方法。典型调查要取得成功，对于典型的选择、调查主持者的能力都有非常高的要求，稍不注意就可能导致调查结果不全面、欠真实。（4）对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取缔、对专家学者的错误批判乃至批斗，使得社会调查的专业性严重不足，党历来重视的“专家调查”在向专家调查和请专家参与调查两个方面都难以落实，甚至无从开展。

（三）全面复兴：改革开放后的创新发展（20世纪80年代至今）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党政系统的社会调查进入全面复兴阶段，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级党政干部开展的社会调查，在量和质两方面都有了飞跃性的提升，取得了极其丰富的成果，以此为基础作出了一系列科学的重大决策。改革初期，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平反冤假错案，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牢固的政治基础。持续数十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涉及所有制结构、农村经济体制、财税和金融体制、流通体制、收入分配制度及社会保障制度等方方面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也是奠基于党和政府的反复调查研究。在政治性的社会调查之外，为实施行政管理而开展的行政性社会调查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国家普查制度的建立和调整，使普查数量更精简，覆盖更全面，周期更合理，与国家规划衔接更紧密。改革开放后，国务院组织了第3—7次全国人口普查、第2—3次全国工业普查、3次全国农业普查、4次全国经济普查等多次全国普查，国务院有关部门主持了全国土地调查、全国公路普查、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全国群众安全感抽样调查、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等具体行业领域的多次普查或调查。

邓小平作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和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对党政系统的社会调查在改革开放后的全面复兴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邓小平历来重视调查研究，也擅于调查研究，他的许多重大决策都来源于调查研究。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启动和推进，我们党重大决策和战略布局形成，都充分显示出邓小平高超的调查研究的功力与水平。择要而言，1961年4月，为响应毛泽东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他率队到北京郊区顺义县，对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进行调查研究。这次调研的成果为中央进一步调整农村政策提供了有价值的情况和意见建议，也为他之后支持一些地方出现的包产到户提供了实践依据。同年，他主持制定“工业七十条”“商业四十条”等城市工作的具体政策，其调研成果对推动当时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具有重要意义。1978年9月，邓小平在北方四省一市通过调查研究形成的“北方谈话”，提出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崭新命题，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奠定了思想和政治基础。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到20世纪末翻两番、人民生活实现小康水平的目标。为此，他于1980—1983年间曾赴苏、浙、沪等多个地方，对小康实现的可能性以及如何实现小康进行持续调研。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先后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这是邓小平晚年最重要的一次调查研究，南方谈话中的一系列重要论断，明确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重申了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邓小平的调查研究是对毛泽东开创的社会调查革命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推进中国共产主义事业。不过，伴随着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社会调查的中心内容从分析社会阶级结构和探索革命道路这类革命问题转变为改革和发展问题，即如何改革不适合中国国情，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制度和政策，从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其调查研究方法也主要是视察、实地考察、开座谈会等方法，因为贯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其调查研究活动充分体现了如下特征：用实事求是的唯物论观点、辩证法的发展观和群众路线搞调研；科学分析调研材料、正确辨析不同意见、潜心研究客观规律，形成文风朴实、内容充实的调研报告；在调研过程中，做好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工作，为群众快办实事、办好实事。［3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将调查研究提到新的历史高度，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他指出，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调查研究是党的传家宝，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习近平既重视调查研究，也是调查研究的行家里手。20世纪80年代，时任河北正定县委书记的习近平，就曾在大街上摆桌子听取老百姓意见；后来担任福州市委书记时，也曾部署发放1万多份问卷，收集了解各方面对福州发展的意见；他在浙江工作期间，更是坚持每年确定一批重大调研课题，数年间足迹踏遍浙江山山水水。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到基层一线甚至偏远农村开展调查研究，如2013年湖南十八洞村、2015年陜西梁家河村、2017年河北德胜村、2018年四川三河村、2020年云南司莫拉佤族村、2021年贵州新仁苗族乡化屋村、2022年山西冯南垣村等，都留下了他的调研足迹，他总是走进群众深入考察，竭力为人民排忧解难。在科学调研基础上作出科学决策，提出了精准扶贫、乡村振兴、整治“四风”、为基层减负等一系列为民、惠民、富民政策。

习近平不仅进一步推进了党政系统的调查研究实践，而且进一步发展了调查研究的理论。他指出：调查研究是科学方法，“是一门致力于求真的学问，一种见诸实践的科学”［35］；调查研究的根本目的是解决问题，“调查研究是对客观实际情况的调查了解和分析研究，目的是把事情的真相和全貌调查清楚，把问题的本质和规律把握准确，把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对策研究透彻，调查研究的根本目的是解决问题”［36］；调查研究是科学决策的基础，“我们作出一项科学合理的决策，往往需要大量客观、真实、有效的信息。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强调查研究，问计于基层，问计于群众，看到第一手材料，获得真知灼见，形成正确思路，作出科学判断”［37］。在开展调查研究的方法论层面，他特别强调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认为要了解实际，就要掌握调查研究这个基本功；坚持密切联系群众，认为调查研究是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途径，是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切入点和重要环节。在实践层面，习近平的社会调查凸显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导向、解决问题的问题导向、方式恰当的过程导向以及科学决策的结果导向等特征。在制度层面，习近平注重加强调查研究的制度建设，建立完善搞好调查研究的长效机制。党的十八大后，中央出台“八项规定”，第一条就是改进调查研究。2023年3月，中办印发《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要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成员每人牵头一个课题开展调查研究。一系列制度规定的出台，使调查研究真正成为各级领导干部自觉的经常性活动。

三、分异与交汇：两种社会调查传统的比较分析与前景展望

学术型社会调查和应用型社会调查各自走过一条相对独立的发展道路，在诸多方面形成了明显的差异化特征，也各有其自身的优势与局限性。同时，两者既有可能也有必要相互学习，交汇融合而成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调查。

（一）分异：两种社会调查传统的特征比较

两种传统的社会调查在理论基础、目标达成路径、任务侧重以及方法技术等方面都有明显差异，也有各自的优势与局限。

1.理论基础

学术传统的社会调查以社会科学中的实证主义和行为主义为理论基础。实证主义主张用观察、实验和比较等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注重经验研究和社会调查。孔德提出，一切科学知识都必须建立在来自观察和实验的经验事实的基础上，这成为各种流派的实证主义哲学都承认和接受的首要原则。涂尔干把实证主义社会学推向高峰。他指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事实，社会学的研究任务是揭示社会事实之间所存在的结构的、功能的和因果的关系。新实证主义则把社会有机体的基本观点演化成现代的结构功能主义，把机械论发展为行为主义的理论公设，在强调经验材料的重要性的基础上，力图通过程序化、操作化和定量化等研究手段，达到研究的精细化和准确化。行为主义与实证主义的基本主张一致，即将可观察的事实作为研究对象，包括有机体的外显行为以及有机体内部的心理过程。

革命传统或党政系统的社会调查则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在本体论层面，它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在把握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基础上探究对具体问题的本质认知并寻求问题解决之道，根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社会阶级结构与阶级关系作为社会调查的主要内容。在认识论层面，它坚持可知论，认为社会规律是可以通过调查研究来加以认识和掌握的；它坚持实践论，认为调查研究就是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分析和理论升华，而且调查结论的真理性也需要用实践加以检验。在方法论层面，它坚持唯物辩证法，用普遍联系、发展和矛盾的观点开展调查研究。其中，矛盾分析法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也是确保社会调查结果科学性与准确性的根本方法，要求把握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即在调查研究过程中尽可能广泛地收集材料，但一定要抓住要点或特点。党的历代领导人开展的社会调查活动，很好地体现了以上特征。

2.目标达成路径

学术传统和革命传统的社会调查在根本目标上有一致性，即致力于在认识中国社会的基础上改造中国社会。因为两者都诞生并初兴于中国“总体性危机”的年代，它们都致力于摆脱近代以来中国积贫积弱的落后状况，探索使中华民族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路径与方案。然而，两者改造中国社会的理想路径大不相同。

学术传统的社会调查开创者设想的是渐进式改良的路径。例如，主持定县调查的晏阳初就曾积极投身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其社会调查主要是为乡村建设的实验而服务的。晏阳初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河北定县除开展社会调查之外，更是不遗余力地从事扫盲和文化教育、动植物良种引进和推广、建立农村医疗保健体系等乡村建设活动。应该说，乡村建设运动对于推动当时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对于铲除帝国主义和封建残余势力统治之“根本问题”却力有未逮。革命传统的社会调查开创者倡导以彻底的政治社会革命来实现对旧社会的改造。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38］这意味着，此时他已初步明确中国革命的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1948年4月，毛泽东在《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并列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任务。毛泽东在革命时期所有的社会调查活动，都服务于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以政治社会革命走出近代中国内部涣散贫弱、外部又遭受外敌入侵挨打的“总体性危机”这一根本目标。

3.任务侧重

在社会调查中深入了解和认识中国社会，并在此基础上解决中国社会问题，是两种社会调查传统共同的历史使命，但两者在具体任务上各自有所侧重。作为社会调查学术传统的重要代表人物，费孝通曾说过，“我一生的希望，也可以说我过去工作的中心，而且今后还要继续坚持下去的就是能认识中国社会”［39］。关于社会调查的使命任务，他说，“我要努力去了解中国，为的是想解决中国的问题”［40］。“要认识中国社会，认识中国人，不认识中国农民生活，不认识农村经济是不行的，由此可知，农村调查是达到我们认识中国社会、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本的手段和途径”［41］。作为社会调查革命传统的开创者，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42］可见，在发现知识和解决问题两种任务之间，社会调查的学术传统和革命传统各自有所偏重。前者偏重发现知识、构建理论，费孝通等社会学家所开展的社会调查活动为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后者则偏重解决问题、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毛泽东等领导人所开展的社会调查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4.方法技术

社会调查的学术传统和革命传统都注重研究者亲身开展实地调查，但在具体方法和技术上有较大差异。在调查对象的选取上，前者强调调查样本对总体的代表性，注重科学抽样技术的运用，从而通过对样本的调查獲得对总体的认知，或者是在个案调查的基础上进行类型分析和比较分析，从而获得对事物的总体认知；后者则注重调查对象的典型性，通过典型调查了解中国特殊国情，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在调查资料的获取上，前者主要运用观察、访谈、问卷等调查方法获取定性或定量资料，后者则走群众路线，运用实地考察（视察）、个别访谈、调查会（座谈会）等方法，了解社情民意。在资料分析方法上，前者主要运用统计方法分析定量资料，用类型分析、比较分析、概念和理论建构等方法来处理和加工定性资料，后者则主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尤其是矛盾分析法，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透过事物现象发现本质规律，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形成理论，而又在实践中检验理论。

5.优势与局限

学术传统的社会调查接受实证社会科学的学科范式，遵循“假设—检验”的科学发现路径，科学性是其最突出的优势。尽管某个具体调查的科学性也受研究者个人能力和方法应用是否正确的影响，但规范化操作程序的确立使得这种个人影响被降到最低。它主要的局限在于调查的时间周期往往较长，成果产出较慢，因此具有成本相对较高、效率相对较低的局限性。革命传统的社会调查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思想，在获取实际资料的基础上，以研究者个人的认知能力为基础进行逻辑思维和判断，能够直指事物要害和本质，往往具有高产出、高效率的优势，但其科学性则受研究者个人能力、主观能动性以及正确的调查态度和方法等因素的影响更大。

（二）交汇：迈向具有国情特色的新时代中国社会调查

事实上，尽管两种社会调查传统存在诸多差异，分别走过不同发展道路，但它们并非截然分割，而是相互影响、相互学习的。展望未来，两种社会调查传统要进一步加强相互交流，在调查的理论基础、方法技术等方面进一步融会贯通、优势互补，向具有国情特色的新时代中国社会调查迈进。

1.理论基础

在理论基础方面，新时代中国社会调查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之提供了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具体来说，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指导思想的地位与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必须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调查研究的实质就是实事求是，即努力探究事物的内部联系和客观规律。只有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才能通过调查知真情、出真知。其次，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群众不只是问题反馈者，群众当中更是蕴藏着解题答案。最后，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万物普遍联系、永恒发展、矛盾对立统一的观点为开展社会调查、认识客观事物和探究客观规律提供了基本的思维方式与认知框架。同时，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和行为主义可作为方法论的有益补充。实证主义和行为主义主张以可观察、测量和检验的经验事实为基础来发展科学知识，社会调查不能凭主观想象，也不同于理论研究的哲学思辨，必须通过程序化、操作化的方法与手段获取客观资料，探求规律性知识。因此，它们可以为新时代中国社会调查提供补充性的方法论指导。特别是，在了解民情民意、探究公众心理、态度与行为倾向时，实证主义和行为主义可以在调查对象的选择、调查技术与方法的运用、资料分析方法等方面提供具体解决方案。

2.目标达成路径

新时代中国社会调查要实现对两种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仍然以认识和改造中国社会为调查的目标，但此调查目标又服务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的更高目标。在目标达成路径上，新时代中国社会调查既不能照搬学术传统的局部改良路径，也不能承袭政治社会革命路径，而应以改革和发展为根本路径。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经济社会发展遇到的新情况需要用改革的方式去适应，出现的新问题需要用改革的办法去解决，而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也能够为深化改革提供重要基础。正如《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所指出的那样，当前国内改革发展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和各种风险挑战及困难问题，急需通过调查研究把握事物本质和规律，找到破解难题的办法和路径。因此，新时代中国社会调查要围绕全面深化改革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主题，做好事关全局的战略性调研、破解复杂难题的对策性调研、新时代新情况的前瞻性调研、重大工作项目的跟踪性调研、典型案例的解剖式调研、推动落实的督察式调研。

3.任务侧重

与社会调查的学术传统和革命传统分别侧重发现知识和解决问题不同，新时代中国社会调查在理论与实践中强调两者并重、不可偏废，力图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理论与实践之间原本就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理论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和反作用于实践；实践则检验理论的正确性和科学性，促进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因此，新时代中国社会调查在任务侧重上既强调发现知识和建构理论，也注重解决改革和发展面临的实践问题。就新时代中国社会调查而言，知识发现和理论建构的对象正是全面深化改革和推动高质量发展中面临的深层次矛盾和困难问题，而妥善处理改革与发展所面临的深层次矛盾与困难问题又是发现知识和建构理论的目的。正是在改革与发展的实践中，发现问题、探索知识、升华理论，又将知识与理论指导改革与发展的实践，接受实践的检验，由此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

4.方法技术

在方法技术的应用上，党政系统较早就开始应用社会科学的普查和抽样调查方法。例如，新中国成立初开展的全国人口普查、全国工业普查以及职工和农民家庭收支情况的抽样调查等，体现了革命传统的社会调查向学术传统的社会调查的学习借鉴。反过来，学术传统的社会调查也可以向革命传统的社会调查学习，尤其是在资料分析上借鉴后者的唯物辩证法、矛盾分析法等思维方式和分析方法，透过现象把握事物的本质，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新时代中国社会调查在方法技术的应用上，更应结合两种传统的方法技术加以使用。例如，以普查或抽样调查获取对事物整体的全面认识，以典型调查获取对事物局部的深入理解；通过问卷调查或统计资料开展定量研究，通过观察和访谈开展定性研究；在具体问题的调查研究上，可以在调查研究的不同阶段或者对研究问题的不同方面分别使用不同方法，从而实现两者的结合。

5.两种传统的优势互补

两种传统的社会调查各有自身优势和局限性。学术传统的社会调查以科学性为其最突出的优势，同时也有成本相对较高、效率相对较低的局限性。革命传统的社会调查往往具有高产出、高效率的优势，但其科学性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因此，融合发展的目的就在扬长避短、优势互补。在具体调查项目的实施过程中，调查者必须对人力物力财力等限制性因素予以通盘考虑。此时，综合运用两套系统的调查方法，以其中一种进行探索性研究而以另一种对探索性发现进行验证，可以发挥两者各自在效率和科学性上的优势，从而达到优势互补的效果。

结语

本文尝试对中国社会调查长达百余年的发展历程进行历史考察，虽力求全面，仍难免挂一漏万，无法全盘列举所有重点人物、重要活动和成果。不过，本文无意堆砌史料，而意在梳理中国社会调查的发展脉络，总结其经验教训，进而探索其发展规律。回望历史，社会调查在中国发展形成了学术型和应用型调查两种传统，两者各自走过相对独立的发展道路，在理论基础、目标达成路径、任务侧重、方法技术等方面呈现出不同特征，各有其优势与局限。另一方面，两者经历了类似的三阶段发展历程，从中也可以总结出一些共同经验，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正确认识和处理“洋”与“土”的关系。回顾历史，两种社会调查传统的形成与发展都是一个源之于“洋”而植根于“土”的过程，其成果都是在学习借鉴国外理论的基础上扎根于中国本土实践才取得的。社会调查的学术传统是老一辈社会学家学习和运用西方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开创的，其成果是在认识和理解中国社会过程中形成的，特别是“乡土社会”“差序格局”等理论成果的产出，更是对中国社会迥异于西方社会之独特性的精炼概括。社会调查的革命传统是老一辈革命家在学习和吸收马克思主义精髓的基础上，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特别是开调查会等“土”方法的创造和运用，更是体现了毛泽东等革命领袖根据环境条件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的创造性发挥和运用。展望未来，始终以开放态度学习、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发展本土理论与方法，解决本土问题，仍然是促进新时代中国社会调查进一步向纵深发展所必须坚持的原则。

其次，正确认识和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中国社会调查理论与方法的发展，既受到理论的指引，更受实践需要的直接推动；而社会调查取得的理论成果，其目的终究在于指导实践，同时也需要接受实践的检验。社会调查革命传统的形成与发展，既奠基于马克思主义提供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支持，更是源自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需要。革命时期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的需要和建设时期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需要，是中国社会调查过去取得重大成就的根源，也是新时代中国社会调查未来继续发展的原动力。

最后，正确认识和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必须跳出的一个认识误区是，简单地将老一辈革命家所创造的、迄今仍为党政系统大量运用的典型调查等方法视为传统调查方法，紧盯其缺陷而加以批判，同时将源自西方社会学的抽样调查等方法视为现代调查方法，一味突出其优点而加以倡导。与其说这两种体系的社会调查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毋宁说是形成了中国社会调查的两种传统，两者都具有各自的局限性，都面临“现代化”发展的挑战，而其未来现代化的发展出路就在交汇与融合。

展望未来，必须在正确把握“洋”与“土”、理论与实践以及“传统”与“现代”三大关系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两种社会调查传统的融合，从而朝着具有国情特色的新时代中国社会调查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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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wo Traditions of Social Investigation in China：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Prospect

Yi Shenbo/Peng Xin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social investigation has developed into two main schools or traditions in China.One is the academic social investigation originated from modern Western social sciences and developed by the older generation of Chinese sociologists，which can be called the academic tradition of Chinese social investigation.The other is the applied social investigation created，inherited and developed by the leaders of the CPC during the process of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which can be called the revolutionary tradition of Chinese social investigation.The two have experienced similar development process，and meanwhile they show obvious differences in theoretical basis，approach to goal，task focus，methodology and technology.The former takes positivism and behaviorism of social sciences as its guiding ideology，mainly carries out investigation through sampling survey，field observation and interview，and focuses on the discovery of knowledge，so as to understand and improve the society.The latter，with Marxism as the guiding ideology combined with the reality of Chinese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focuses on solving problems on the basis of in-depth insight and analysis through typical investigation，field investigation，forum and other methods and technologies，and aims to change Chinese society through political and social revolution.In the new era，we should realize the mutual supplementation an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two traditions by mutually learning from each other in guiding ideology and methodology.Besides，we must，based on the foundation of correctly recognizing and handling the three relations between“the foreign”and“the local”，“the traditional”and“the modern”，as well as theory and practice，march forward to the study of social investig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ocial Investigation;Academic Tradition；Revolutionary Tradition;Development Process;Prospect

矯海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