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新叶 李崇琦

“国家—政党—社会”是解释现代国家治理与运转的跨学科视角，对理解中国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具有针对性。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建设与社会建设是同步进行的，党对社会的改造形成了社会治理共同体的互动新格局。在历史经验的角度，党与社会的百年互动折射出二者关系的特殊规律性，党通过社会动员、社会整合与社会赋能等行动策略，为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积累了自主性动力，促进了社会的转型、发育与成长，并反过来强化了党的领导。在未来相当长时间里，维系党与社会互动的核心“变量”应围绕人民本位价值观展开，这是塑造社会治理共同体认同的思想基础。

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治理共同体；互动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建设全面加强，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大幅度提升，发展了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续写了社会长期稳定奇迹。”［1］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不难发现，这个“奇迹”并非一蹴而就，更多是在党与社会之间或契合或冲突的长期互动中创造的。在政党林立的20世纪20年代，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时就显示出“外生型政党”的劣势，但命途多舛的中国最终还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了民族独立，造就了政党构建现代国家的历史事实。这同西方“先有国家，后有政党”的“内生型政党”［2］生成路径完全不同，而对于中国“社会长期稳定奇迹”的治理逻辑，则需要给出合理的解释。

各国政治实践表明，现代国家的运转离不开政党，没有政党的国家是不可想象的。在西方国家的经验中，现代政党大多演变成为“半国家机构”或“准国家机构”，在改造政治生活的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甚至形塑着社会生活［3］。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发展历程中，这一规律也有所体现，且有一条主线伴随始终：无论是革命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抑或是在党领导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征程中，党与社会如何互动都是一道“必答题”。社会为党实现政治愿景提供了试验场，而党则为社会进步贡献了政治智慧。换句话说，是历史赋予了党领导国家建构和社会建构的双重使命，同时也是党成就了最近一百年的中国历史。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完善社會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在中国国家治理情境下，党对社会的改造是以“政治领导”的话语宣示和行动姿态展开的。这一新时代的目标愿景显示出党的执政自信，同样也源于过往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升华。这一具有原创特征的经验事实始于党的使命自觉，成于执政过程中的整体性探索。值得研究的问题是：这一目标定位显示出什么样的历史积淀和历史逻辑？过往党史中的哪些政治领导“基因”对当下缔造社会治理共同体仍然具有现实针对性？同时，还有哪些需要更新或创造性转化？本文拟从政治互动的视角，通过对政党与社会关系的历史观察来发现党的组织功能与政治功能同政党行动之间的关系，尝试在这个连续状态中寻找二者是如何又怎样发生互动的。当然，本文的可能贡献还着眼于当下和未来，尝试为党领导下的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提供本土化的研究样本。

一、文献回顾

（一）政党与社会的规范研究

在主题上，此类研究侧重于分析党与社会的关系，尤其是涉及政治关系中那些具有重大影响的、全局性的、决定性的议题。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政党是社会的产物，并将最终消亡于社会，社会决定政党，只是政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使命目标存在差异而已。比如，在社会革命阶段，“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4］。这里，马克思、恩格斯将政党与国家关系内在地廓清于政党与社会关系的历史范畴之中，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总结的那样，“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权力，消灭党，全人类都要走这一条路的，问题只是时间和条件”［5］。这一论断昭示了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观，辩证地解释了政党“从哪里来”和“到哪里去”等元问题，显示出“高政治”领域研究的特征。

除此之外，研究二者关系的学者们还关注政党与国家机器、政党与民族、政党与共同体等宏大议题，指涉范畴有党政关系、党际关系、政治制度生态［6］等相关领域。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的党国体制（partystate system）观是这种宏大叙事的典范，他认为党与国家融汇一体，国家公共行政不过是党务的具象化［7］。比较而言，西方学者大多崇拜政党竞争，侧重于研究政党与政党联盟等重大问题，以解释政党是如何对公共权力、对国家与社会实行控制［8］。而中国学者则更倾向于讨论政党体制与制度融合等宏观议题，如“以高质量的党内民主、党际民主和国家民主发展人民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生命源泉”［9］。随着政治发展进程的不断推进，“高政治”研究的宏大领域也必将进一步得到拓展。

（二）政党与社会的中层理论研究

主要关注利益集团、社会团体与公民个体，以及政党功能、行动策略等结构性议题。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对现代国家的研究发现了两个并行的上层建筑，一个是直接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官僚与司法系统，另一个是由政党和社会团体（包括宗教性团体）组成的上层建筑，后者服务于统治阶级霸权的需要，在向公民灌输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实现特定政治目的［10］。葛兰西从霸权论的角度论证政党行使权力的政治功能和路径，以工具理性的视角讨论政党策略的实施，认为政党机制在资产阶级发展阶段是不可替代的。但是，葛兰西的政党功能论游离于国家与社会两端，也间接证明了中层理论研究方法存在局限性。

大量政党研究成果关注政党及其利益相关者等层面。比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政治共同体思想将阶级、身份和政党的三维框架放在财富、声望和权力的视角下加以讨论。韦伯直言不讳地指出，政党的“政治运作是有关利益者的运作”，政党作为现代组织形态构成了“现代西方国家的根基”［11］。韦伯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一大批学者，迈克尔·罗斯金（Michael G.Roskin）等人从政党功能的角度区分了政党的六种角色，即政府与公众的联结者、利益聚合者、政治体系整合者、政治社会化执行者、选民动员者、政府组织者等［12］。很多西方学者研究政党票决体制下的行动策略，以中层理论探讨党对社会的动员、控制或整合等行动策略。唐斯（Anthony Downs）则结合迪维尔热（Maurice Duverger）的心理说，从选民行动策略角度研究政党与选民互动问题。他认为选民会意识到投票给没有可能赢得选举的第三党是一种浪费，因此心理暗示会使选民投票给政策最接近自己主张且最可能赢得选举的政党，这就迫使这些政党不断采取合并策略以对抗经常获胜的大党，并最终形成两党制［13］。

一定程度上，结构功能主义和随后兴起的新制度主义等研究成果进一步将中层理论推到一个新高度。萨托利认为，政党是社会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不是宗派，国家与政党是相互维持和相互强化的组织，二者彼此服务于对方的需要，但政党的首要功能则是人民的表达工具、手段和代理机构［14］。克劳斯·冯·贝耶姆（Klaus Von Beyme）也指出，政党具有确立目标、利益整合、利益表达、政治动员、引导参与、招募精英、组阁政府等诸多功能［15］。在传统结构主义视野中，政党是政治体系不可或缺的结构，是利益综合的主体和机制，“组织完善和领导有方的政党能够（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控制政治”［16］，以及控制社会和回应社会［17］。比较而言，新制度主义关注制度变迁中的因果逻辑，因而在变量选择与学理推演上均是中层理论方法的展开。如上研究成果在国内学者中都比较有吸引力，比如关于党与社会组织的研究中既有统合论的立场，也不乏资源依赖、政治吸纳、合作生产等观点，表现出学术跟踪和理论关怀的特征。

二、本文的视角：政党与社会互动论及其展开

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的历史经验是对流行于西方学术界“国家—社会二分法”范式的证伪，无论是“国家中心论”还是“社会中心论”，都放大了二者之间的对立性。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中的国家与社会则是对立统一关系，它是对社会中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中单纯突出对立性而无视统一性的纠偏。也就是说，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政党既要保持同国家和社会的紧密联系，又要体现出不同于其中任何一方的政治地位，在治理结构则同时扮演着“输入”与“输出”的角色，显示出“国家—政党—社会”的政治禀赋［18］。这一禀赋有两大理论特征：一是，研究政党在政治功能中的地位，尤其是在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中的地位与角色；二是，政党在国家治理中的“中轴”或核心作用，“整个国家治理过程由政党主导而展开”［19］。在中国，这两种理论品质在党领导社会的历史实践中都得到了验证，党通过组织与动员社会而有效推动了制度变迁，大量成功的历史事实则进一步成就了党的执政自信［20］。在方法论层面，既往研究对解释政党与社会关系都做出了有益贡献，但必须承认，很多研究成果都是“断面式”的，缺乏学术纵深。比如，针对百年大党的发展历程研究，需要通过深层结构化的历史因果分析，以及相关结构性变迁的路径研究，否则难以全面认知百年大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发展。同理，判断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和历史经验，不能离开政党及其与之发生互动的其他主体间关系。

如果说“政党构建国家”的学术话语“为人们从事经验研究提供了更多的分析性选择”［21］，那么政党与社会之间是否存在这种“构建”的逻辑或事实呢？在实证的角度看，在中国治理场景催生了具有中国特征的政党制度，这是内生于中国的革命与国家建设实践的，因而显示出很强的制度韧性［22］。从各国历史实践经验看，政党取代君主是现代政治进步的标志，政党通常站在政治国家的幕后，操纵着政治资源和政府的杠杆，在影响和主宰着国家基本权力结构的同时，也在影响和改造着社会，显示出巨大的能动性特质。有研究以中国共产党解决农民问题为对象，发现党的领导经验是一个全方位的积累，不但要改造农村面貌，而且还需要塑造新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科学方法论树立农民的主体地位［23］。这说明，党的领导制度禀赋有效地对冲了外生型政党的不利局面，作为服务社会、关怀社会、代表社会的政治力量，党领导社会建设的正当性与有效性验证了“建构社会”理论的应用价值。

必须指出的是，社会并非是“被动”地接受政党改造，而是以自己的逻辑对政党改造做出响应并反过来影响政党行动。这就是政党与社会的互动。本文要討论的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的互动，从而发现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关键变量和因果机制，解释二者能够持续互动的条件。为此，本文尝试以历时性的结构变迁为线索来认识党领导社会治理的逻辑，揭示这个互动过程的路径特征，以及在社会治理共同体愿景下又是如何推动了党的领导制度变迁。针对这个时序范畴和政治命题，论文从三个方面进行谋篇布局：一是在价值观上，百年大党是如何影响了社会，又如何塑造了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政治认同？二是在制度上，百年大党是如何组织起本党同志，并有效组织和改造了国家与社会，以何种行动策略推动了社会进步？三是在政治场景上，为了缔造社会治理共同体，党提供了哪些支撑性的历史资源，并形成了怎样的实践价值？基于这三个问题的回答有助于厘清党与社会的关系史，有助于以历史来回答现实，为实现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解决方案。

三、社会治理共同体目标确立：历史积淀与当下观照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产物，同时也在百年发展过程中成就了中国社会发展史。1921年党成立之初，其外生型政党的未来并不被看好。但是，以工农阶级为基础的政党结构在事实上颠覆了公众对官僚体系的固有认知，继而又在行动上与中国社会最终实现了契合，因此赢得了社会认可［24］。李大钊在《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中呼唤构建以“庶民”为本的共同体［25］，今天的“以人民为中心”治理理念正是这种价值定位的政治宣示，同样也可以认为是党向全社会做出的政治承诺。今天是历史的必然，那么历史为今天又铺垫了怎样的路径呢？

（一）社会革命与社会建设的历史铺垫

马克思说过，“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社会革命的连续性表现为在“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的同时，还有能力再“建设一个新世界”。这揭示了革命作为社会进步的动力选项，为党确立改造社会关系的行动方案时做出政治权衡。1950年6月6日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召开，针对当时社会关系的紧张局面，党清醒地制订了“不要四面出击”的方针，为稳步推进社会革命、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了社会基础，继而为顺利解决谁是革命的领导者、谁是革命的核心主体以及革命的目的是什么等基本问题提供了可能性。正是得益于这些稳固的基础，党才得以在全国范围内把一系列分散的社会因素有机统一起来，为党与社会的互动铺垫了必要的历史条件。

在经验上，“破”“立”失衡是党领导社会建设的教训及其总结。1956年至1966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被公认为是党领导社会发展“艰辛探索”［26］的十年，党在几近空白的基础上致力于“立”，目标是塑造社会。这一进程伴随着失误而曲折前进，但仍然被后来发生的“文革”所颠覆，党群关系、社会关系被笼罩在政治不信任的阴影之下。在“立”而未稳的前提下，“破”字当头在事实上解构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党领导社会革命所取得的成就，是对既定路线的乖违，所幸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党、人民政权和整体社会的性质。

在策略上，“主次有别”是改革开放时期党领导社会建设的主观选择，也是针对既往执政经验的总结。1978年始于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是在党的领导下渐进展开的，并有序拓展到社会领域。从党的领导角度判断，这一时期的社会建设有两大特征：一是解决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社会建设为经济建设（“一个中心”）服务，主次目标分明。以法治社会建设为例，随着“自由选择经济活动为共同特征”［27］的新社会群体的出现，各类社会组织也鳞次栉比地应运而生，因而需要对日益繁荣的社会组织活动做出规范。为此，1988年和1989年先后出台了《基金会管理办法》和《外国商会管理暂行规定》，并修订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为经济活动营造了积极的法治环境。二是区分整体与局部的关系，目标是在文化建设框架下解决社会问题。作为文化建设的一部分，那一历史时期的社会建设主要任务是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共中央做出顶层设计：对于那些“同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不相容的，必须继续批评这种倾向”，建设目标是“努力改善全体公民素质”［28］。在一个超大规模的社会中，按照党的意愿开展社会建设并不是随心所欲的，不断变化的时势决定了特定决策的历史合理性。换言之，党领导社会建设的历史铺垫决定了当下行动策略的选择，而不是相反。

（二）社会治理共同体目标的当下观照

首先，人民本位是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价值定位［29］。作为社会治理共同体价值目标的新认识和新表达，人民本位的官方术语是“以人民为中心”，这是党的宗旨在社会建设领域的重申和巩固，具体有三个层次的内容：其一，“人人有责”是生产性层面的命题，侧重于在身份认同基础上的“参与”和“共建”。一般认为，个体是共同体的初级层次，党强调在共同体实践中实现个人价值，让人们从认知层面建立起身份意识，明晰自身在社会治理中的“身份”与位置，继而指导公众做出更加符合自己（共同体成员）身份的行为。其二，“人人尽责”是社会规范层次的命题。如果说“有责”更加突出制度的规范意义，那么“尽责”则凸显了制度的引导和约束作用。随着社会的快速转型，不确定性程度空前加大，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意愿与结果也充满变数，这对党的领导提出了新课题，为营造社会治理生态增添了不确定性。在规范层面，人民本位的价值定位对冲了这种风险。其三，“人人享有”是分配性层面的命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治理的核心是人，“我们必须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虚心向人民学习，倾听人民呼声，汲取人民智慧，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30］。由此推理，人民本位价值若要实现“大立”，便不能无视“破”的成本，历史经验证明这种“破”与“立”必须保持适度平衡，否则将对社会治理共同体目标实现带来更多变数。

其次，民生改善是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核心目标。作为党领导社会建设的一项战略部署，这是基于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历史判断而做出的决策。这个部署和探索在《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003年）中得到进一步确认，其中，社会管理术语在党和政府文件中正式出现则标志着党领导社会建设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随着社会建设同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設并列为“四位一体”战略部署，社会管理遂成为此后政治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内容。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第一次把社会管理写入党的文件：“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领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必须“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这一立场和政策持续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民生”成为共识性的改革议题，而构建党委领导下的社会管理体制则被视为党的执政使命自觉的制度标志。可以说，政党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进入到了一个新阶段。

最后，党的领导是社会治理共同体目标达成的政治基础。“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一个本土化的中国命题。它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真正共同体”思想，即崭新的未来“社会将生产出足够的产品，可以组织分配以满足全体成员的需要”［31］。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时代，“党是领导一切的”推动着社会共同体建设的进程，也表现出使命必达的政治宣示和政治自信。它有两个背景：一方面，持续改革开放势必将触动既有社会格局，进一步的结构性变革也必然会带来社会思潮、社会心理和社会利益的再分化与再整合；另一方面，国际政治生态的深刻变化无疑也会反映到国内社会中来，特别是美西方的战略挤压给党领导社会带来了新的干扰。对此，党必须从战略上做出应对，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社会治理体制创新被专列一章。这是党在正式文件中首次正式提出“社会治理”概念，并从治理方式、社会组织、社会矛盾和公共安全体系共四个方面做出顶层设计。总体上，社会治理共同体目标的确立是对如上社会建设诸多领域的回应，而党作为领导力量既始于使命自觉，又是历史的选择。

四、如何领导：历史特质与时代命题的双重检视

透过诸多历史事实能够发现，组织与权力是解释政党领导社会建设的基本维度。经验上，党领导社会有两条路径：一是党的组织网络路径，遵循“一切工作到支部”的逻辑［32］，其特征是增强党的基层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二是“党嵌入社会”的策略路径，其路径特征是党以结构性和整体性的动力机制实现对社会建设的政治领导［33］。从一个连续而非断裂、整体而非碎片的视角来看，这两条路径是互补的，有效体现在社会动员、社会整合、社会赋能等环节，彰显了政治与社会双重建构的应用性和针对性，形成了党与社会互动的中国治理逻辑。

（一）社会动员：话语转换与群众路线的行动策略

比较历史学家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大众动员型政党”，具有丰富而成熟的社会动员经验，“新型的革命政权不同寻常地推动广泛的民众参与，令人惊讶地抵制科层化官员与职业专家式的常规型等级支配”［34］。当然，斯考切波这种建立在“官”与“社”二律背反的立场只能解释偶发的个案现象，是无法对党“领导社会”的现实观照做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的。这是因为政党与社会之间从来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此消彼长、零和博弈的关系，更不是你进我退的策略问题，而是充满着互动、互惠和共生的过程。因此，如果要理解社会动员是如何使“人们获得了新的社会化模式和行动模式”［35］，就需要观察公众（社会）的响应程度，就要考察社会动员对于人们的心理、认识和价值观的塑造程度，从而以社会激励的方式接受和认同特定的政治倡导或思想［36］。

在党的领导经验中，社会动员的首要工作是进行话语构建，在话语转换中奠定思想基础。“土改”时期的“翻身”话语，客观上“唤醒了底层民众的共同体验与一致行动”［37］，正是由于动员了广大农民参与其中，才使党的土地政策获得了全国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的支持；“妇女能顶半边天”在重塑社会结构的妇女运动时期流传甚广，越来越多的人在耳濡目染中接受了这些宣传话语，并在实践中改变了传统妇女的社会角色，使她们能够平等地参与到政治生活与公共领域中来，推动了广大“妇女走上了劳动战线”［38］的进程；进入改革开放时代，“黑猫白猫”话语建构在全社会不同阶层都激发起敢闯敢试的创新氛围，扩大了对改革的社会认同基础；而“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则使党的政策在社会上获得了广泛的理解和支持。

进入新时代，社会动员话语转换为“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哲学建构。这是吸收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同时有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学观的产物。前者可资借鉴的有治国传统思想中对于民意的关注、敬畏和回应，超越了把“民”仅仅视作为治理对象的局限性；后者则具体表现为马克思关于“从人出发”又“回归到人”的价值聚焦，张扬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的主体性与实践性，继续回答新时代社会治理为什么要将人的本质视为价值的核心问题。综合起来，“以人民为中心”话语创新体现为“人”的主体地位，一方面是具有认识能力的、能动的人；另一方面是具有实践能力的、主动的人。

群众路线在党史上成就了党的政治抱负，因而被奉为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进入新时代以来，群众路线在社会动员中的政治期待是将党的正确主张同群众的自觉行动统一起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39］关于党领导基层治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40］在愿景层次上，群众路线的动员作用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方面，发掘群众首创潜力。党领导社会建设必须依靠群众，党的组织功能和政治功能开发同群众首创是一体两面，共同服务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需要。另一方面，激励群众有序参与。社会治理的出发点是人民，而归宿点也是人民，因此动员群众有序参与既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需要，也同样是为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提供参照。再一方面，动员社会监督党的领导，以群众路线来解决党执政实践中长期存在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工作作风等问题。

（二）社会整合：结构塑造与政策托底的行动策略

社会整合的长期任务是重塑社会结构，而途径则是整合社会关系，目标是避免社会分化。在党领导社会的历史实践中，民生关怀、秩序优先、社会和谐、均衡发展、时空定序、沟通行动等有益探索，都产生过积极的社会效益。基于历史经验的反思，当前社会结构的塑造需要在四大领域展开：其一，协调和解决社会冲突，建设团结型社会。能否及时化解社会矛盾冲突，显示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水准和质量。当前，中国形成了以政法委为框架的社会矛盾化解体制机制，同时也鼓励市场和社会主体参与调解不同群体间的冲突。著名的“枫桥经验”代表了不同时代的社会共识，是中国处理基层社会矛盾的范例。其二，降低社会对立风险，提升社会忠诚度［41］。在中国快速转型的社会背景下，结构性问题一直困扰着改革开放走向深入，尤其是消极的社会形态问题所带来的挑战更为严峻［42］。在这个“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的转型进程中，党的在场是为了能够整合对立性社会结构，从制度层面推动社会之间的互动，实现社会“和解”与和谐。其三，增加社会认同，减少社会排斥。当代的社会关系更加复杂，新时代的利益关系催生了新诉求，特別是新业态从业群体的社会关系呈现出新的结构特征，党为此提出了构建共同体的社会整合方案，以激活社会活力，提升社会包容性。其四，营造亲社会的适应性生态条件，消解反社会的不良因子及其影响。这种长期的社会整合努力正在产生积极效应，一个接纳新社会关系的开放与包容的社会正在出现。

在党整合社会的策略方案中，政策路径因其作用对象是社会公共事务，且关乎公民公共生活，因而成为可预期的托底机制。一方面，党以政策捍卫包括特定群体、社会组织等具有公共性特征的社会成员的公共利益；另一方面，党还利用公共政策实现社会控制，在维系秩序、共同需要和集体行动等方面形成共生型社会生态。在经验上，党的政策突破领域重点集中于三大方面：

其一，党的政策与政府政策联动，为社会建设规划发展方向。凭借公共权力的优势地位，党和政府具备配置社会资源的权威，能够赋予政策以整合社会的权威，实现政策效用最大化。以民政部的救灾救助政策为例，此类“工作完全由政府包揽是不可能的，必须坚定不移地走社会化的道路，把单纯的政府行为扩大为社会行为，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为”［43］。为此，中央创新政策工具以激励社会组织参与，客观上拓展了社会组织的功能范围。在文教卫生、科技、民政福利、公共安全、民族事务等领域也是如此，政策规划为社会建设做出规划的同时又拟定了实施细则，为社会整合提供了制度支撑。

其二，以政策试探党与社会的边界，以党内法规为社会建设“保驾护航”，推动了社会发育和社会成长的进程。为了塑造有序的社会公共生活，就需要完善制度体系，党内法规的“破冰”成本尽管不菲，但党以责任担当的政治姿态和制度创新的勇气，营造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制度环境。社会整合多以两种方式展开，即外在动力和社会的自我整合，但无论是哪种方式，制度的保障作用须臾不可缺席，否则就会走弯路。比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初期，党对社会建设如何为经济建设服务并无经验，经过不断地“试错”，才确立起以政策供给推动社会整合，继而依法确立行动框架和约束机制，最终“实行依法执政，更好地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44］。

其三，丰富社会政策工具箱，以政策开放的姿态拓展新兴领域的社会空间。社会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单一政策工具或简单移植都无法应对复杂的社会治理需求。理论上，政策工具箱的优化遵循可及性程度高、成本适宜和尽量降低对原有社会关系的破坏程度等原则展开。对于领导超大型社会建设的执政党而言，公共事务管理的难点在于如何提升治理的有效性。以政策工具可及性为例，2013年实施的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等“四类”社会组织的直接登记制度，为其承接政府购买的非基本公共服务以及诸如“教育、就业、社保、医疗卫生、住房保障、文化体育及残疾人服务等基本公共服务”（《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奠定了基础。在社会整合的其他领域，政策工具箱的应用价值也是如此，其击发（triggering）机制效应反过来拓展了政策创新的力度与持续性。

（三）社会赋能：党建引领的介入与拓展策略

社会赋能的方式和途径很多，党的组织功能和政治功能的成功传递经验是党建引领。应用于社会治理领域，党建引领系指通过党的组织网络构建和政治引导来激活社会内部活力，从而提升多元主体有序参与和协同合作的能力。党建引领下的社会赋能既可能是一种社会权力的获取，也表现为政党权威在社会治理领域的拓展，因而也被称为党建赋能［45］。党建引领的目标是通过政党与社会的互动来推动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现，集中体现在社会个体赋能与组织赋能两大层面：前者侧重于个体面对社会环境的自我控制能力和学习能力的改善，以实现个人价值为归宿；后者则侧重于组织权力与责任的政治调适，从而达到协同合作与有效治理的目标。

随着党建引领实践的不断深入，社会赋能正在从社会个体、家庭、团体组织、社区拓展到心理、政治权利和行动等領域。值得注意的是，党建引领颇具代表性的成功经验是塑造身份认同。历史上，作为“革命法宝”的党建经验是渐进积累起来的，其属性特征表现在工人阶级先锋队的组织定位、精干的党组织、严格的党纪和具有强烈使命感的党员队伍等方面，这些关键品质在不同历史时期造就了多样化的身份特质。比如，“翻身做主人”“咱们工人有力量”“雷锋榜样”“改革的弄潮儿”“新上海人”“民营企业家入党”等具有不同时代特征的身份标签，都在社会变革的大潮中凝聚了特定群体，成为社会的建构性主体而非解构性力量，大大拓展了党与社会成员的互动渠道。在党执政以来的社会治理实践中，较为突出的是对少数民族区域自治的社会赋权：为了配合《民族区域自治法》的颁行，在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不同领域，从个体与家庭的帮扶到整体性扶贫攻坚、从社会民生改善到基层自治，党建嵌入到公共生活的各个领域，为形成平等、互助、团结的民族关系提供了稳定的制度支撑。

赋能社会组织也是如此。很多成功经验是党在不断试错过程中积累的，并最终形成了政党统合［46］、协商合作［47］、共生互利［48］等不同的“党社关系”模式。为了达到改善社会组织能力建设的目标，党建引领形成了三种不同的赋能路径：一是围绕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行赋能，重点是激励同政府具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社会组织活力，让它们有能力承接政府转移出去的职能［49］；二是围绕经济发展进行赋能，重点是激励各种具有市场或准市场特征的社会组织的成长与发育，形成了“党建也是生产力”的中国经验；三是直接面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社会组织赋能，在参与社会治理中实现公益价值。概而言之，当前在社会治理良性互动格局的构建中，社会赋能在居民自治、社会调解、社会组织协同合作等领域都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创新探索，为进一步升华为地方性知识和普遍性知识提供了经验支撑。

五、结论与讨论：人民本位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及其未来

长时段的历史考察，能够在总结历史特质的基础上回答党领导社会的内在机理或普遍规律。百年中共经历了国家形态的变迁和社会形态的塑造过程，人们有万千种历史叙事方式来张扬不同的社会价值和集体记忆，但总能够找到“不变”的历史规律。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不足500万，而截至2022年底已经超过9804万，党的基层组织则已达506万余个［50］。如果为这个庞大而系统的组织网络寻找历史答案，就不能无视党领导社会建设这一历史事实。本文探讨了那些“不变”的历史事实是如何成为一百年来中国政治与社会发展的动力。本文认为，这个“不变”的愿景是解释党与社会相互强化的变量，同时还是对所有唱衰中国、唱衰中共论的历史证伪。党与社会关系命题的核心是人民本位，在政治话语表达为“以人民为中心”，这是诸多“不变”中的核心变量。这一历史机理体现出党领导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历史特质。

从历史来认知和理解人民本位下的党的领导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有两层意涵：一是“人”是社会进步的主体，既具有能动认识能力，又具有主动实践能力；二是“人”是社会发展的归宿，既是起点，又是终点。在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利民”呼吁、“惠民”理想中，无不是为了使人们的思想认识“令有所属”，但鲜有从实践层面提供系统性的、建设性的政治智慧。比较分析起来，马克思主义人学观为人民本位的共同体建设提供了知识基础和方法论依据。立足于唯物史观，党领导社会的历史实践已经证明，历史进程不能“先验”地等待救世主，而需要领导人民去主动地在实践中创造，“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51］。换句话说，价值塑造是一个能动过程，党的领导提供了人民本位价值观实现的政治选项。

人民本位的政治价值观并非写在纸上的政党理念，而是党在领导国家建设和领导社会建设中逐步得出的实践结论。纵观党与社会互动的历史实践，能够发现党领导社会的一百年绝对不是一帆风顺的，有时还伴随着失误乃至失败。长达一个世纪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表明，党对社会的改造带来了政治生态与社会生态的变化，社会为党的政治愿景实现提供了试验场，而政党则为社会进步贡献了政治智慧。党领导社会的历史轨迹显示，二者是一个相互强化的过程，并由此形成了日益明晰的制度路线：一方面，以人民共和国对国体进行制度确立，为人民及其政治地位做出政治上的权威定性；另一方面，以服务人民进行制度巩固，完善维系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制度体系。

不理解“国家—政党—社会”的逻辑关系，就无法全面理解中国的治理场景与政治生态。历史经验表明，党领导下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形成了一种党与社会的共生型路径：一方面，政党有效嵌入国家与社会，使国家建构与社会建构同时并进成为可能，并包容了不同个性特征；另一方面，党建引领创造了共同体建设的生态条件，提升了政治资源在时间与空间上的治理可及性，为不同主体的动力激发提供了可达的界面；再一方面，党以领导者的政治身份宣示了共同体建构的方向，并辅之以策略性的制度安排：对于相似的同质性社会，匹配以政治互动的必要资源；而对于差别化的异质性社会，则匹配以稳定的政治沟通机制。就当下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任务而言，未来的战略部署是从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寻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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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rty in Social Governance Community：

Empirical History and Governing Strategies

Wu Xinye / Li Chongqi

The interdisciplinary framework of ‘state-party-society’ is interpretable to both state operation and social governance.In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CPC），national construction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processed synchronously，and resulted in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Party and society.On one hand，CPC put forward strategies which has ignited the social autonomous dynamics to development;on the other hand，social mobilization，social integration，social empowerment strengthened social governance community.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PC and society solidified the dominant party system，and the CPC’s political ideology of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 Thought” has embedded into the process of social governance community.The conclusion contributes to understand how CPC’s leadership extended from political sphere into social spher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Leadership;Social Governance Community;Interaction

方 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