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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档案智库建设探讨

2023-12-10王强陈茜月

档案管理 2023年5期
关键词:档案资源多元主体知识库

王强 陈茜月

摘 要:红廉文化档案资源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印记了中华民族红廉文化集体记忆,是讲好中华民族红廉故事、传承红廉文化基因的重要载体,是坚定文化自信自强的宝贵精神财富。当前红廉文化资源编研工作,存在编研主体单一、选材受限,内涵挖掘不深、阐释不足,编研技术薄弱、效果欠佳等现实问题,数字智库建设视角下,把握红廉文化资源数字编研主体多元化、技术阐释现代化、编研成果生动化特征,坚持平台思维搭建数字智库平台,技术赋能开发数字智库资源,价值驱动丰富数字成果供给,用好红廉文化资源,推动红廉精神入脑入心。

关键词:数字智库;档案资源;红廉文化;数字编研;多元主体;跨界合作;知识库

Abstract: Red Honest culture archive resources remain fresh across time and space, imprinting the collectivememories of the Chinese nation. It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telling the stories of Red Honest culture and inheritingthe Red Honest cultural genes and also precious spiritual wealth for strengthening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and selfimprovement.At present, the work of Red Honest cultural resource compilation has some practical problems, such assingle subject, limited material selection, insufficient connotation mining, insufficient interpretation, weak compilationand research technology and poor effe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 think tank construction, we should grasp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versified subjects in compilation and research, modern technical interpretation and vividcompilation and research results of Red Honest cultural resources.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platform thinking to builda digital think tank platform. Technology enables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hink tank resources, value driven toenrich the supply of digital achievements, make good use of Red Honest cultural resources, and promote the spirit ofRed Honest into the mind.

Keywords: Digital think tank; Archive resources; Red honest culture; Digital compilation; Multiple subjects; Cross bordercooperation; Knowledge base

隨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档案编研的对象、内容、手段发生了重大变革。数字编研,作为数字智库建设的一种方式,展现了独特的魅力与广阔的应用前景。本文基于数字档案智库建设视角,将红廉文化教育作为数字编研服务一项重要专题方向,把数字编研与红廉文化教育相关联,探讨以数字技术深挖档案信息资源潜在的文化价值。

1 红廉档案内涵

红廉档案主要由红色档案、廉政档案构成。红色档案产生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又随着时代发展不断焕发新的光彩,因此,红色档案资源主要以“四史”档案资源为重点内容。廉政档案主要包括干部廉政档案与廉洁文化档案,干部廉政档案是反映其廉洁自律情况的记录凭证,主要由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内部建立与管理;廉洁文化档案记载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崇德尚廉、持廉守正等传统廉洁文化精华,镌刻了革命文化中党建设廉洁政治的历史经验,蕴含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功经验,是具有示范引领、警示震慑价值的廉政档案资源。

2 当前红廉档案资源编研与利用工作中的现存问题

2.1 编研主体单一,选材受限。目前学界针对红廉档案编研有关研究成果较少,鲜有将“红廉”结合作为单独的编研选题研究。在工作实践中,红廉档案编研主要是档案部门立足馆藏以独立编研形式为主,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廉洁文化馆等馆际间合作编研以及以网络信息为平台的社会化编研较为欠缺,多为“单兵作战”及区域化、分段式、单一化的档案编研模式。选材方面,更多局限于自身馆藏或区域性馆藏内部挖掘,选材较为受限,例如,全国多地市已经建立廉政文化教育基地,而大多数馆藏编研成果主要来自于本地区发生的廉洁典型与警示案例,没有形成协同联动资源整合机制,还未实现红廉档案编研选材跨区域、跨时空全社会获取,其资源集合性、系统性不足。

2.2 内涵挖掘不深,阐释不足。编研主体缺乏将“红色”与“廉洁”作为统一整体去选题与编研,缺乏对红廉文化基因的深度提炼和育人价值的深入发掘。红廉档案编研以原始档案进行编研的一次成果较多,二次、三次创新性编研成果较少,较难深度提取具有价值的红廉文化元素、符号和标识,重“编”轻“研”的问题依然存在,挖掘更深层次相关事件关联度以及同关键词相关的内容关联提取不够充分。例如:从警示教育的视角看,在对反面典型案例编研过程中,更多地进行内容简单叙事,缺乏对行为主体心理、动机和对案件前因后果、发展脉络等深入分析。整体上看,缺乏从众多警示案例中把握腐败导致人亡政息的历史规律阐释。

2.3 编研技术薄弱,效果欠佳。档案部门具有网络技术、计算机技术及档案编研能力的复合型人才缺乏,编研对象多为实体档案,粒度较粗,对已经数据化的数字档案鉴别、筛选、组织与编排不足,档案信息知识数据库建设不够完备。近期,笔者通过访问32家地方纪检监察机关网站,对廉政档案编研工作进行调研,各地纪检监察机关网站都已建设“曝光台”“审查调查”版块,但是其中典型警示案例多是按照地区或发生时间分类罗列,缺乏同主题、同类别等信息关联与组合排列,吸引力欠佳,不便于公众查找与检索。以红廉档案数字编研为例,近8年来,笔者带领学生前往山东、浙江、江苏等全国30余处红色档案馆、廉洁文化馆学习调研,目前馆藏绝大多数以实物、文字、图片等编研成果呈现,而受众可以自主探索操作的动态交互式呈现形式较为缺乏。

3 数字编研在红廉文化教育中的特征与作用

3.1 编研主体多元化。数字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信息社会化,大数据跨越了区域性馆藏资源障碍,档案信息资源挖掘与利用逐渐实现了网络化与信息化。依托数字档案智库服务,档案馆可同官办智库、科研院所智库、高校智库及社会智库等合作,基于红廉文化教育服务的视角,能够促进红廉数字档案资源整合、利用与价值转换,吸引更多档案资源开发者、编研者通过跨域跨界协同合作从全社会获取更多红廉文化编研资源,尤其是红廉文化专题知识数据库建立后,将会扩大编研的社会参与度,编研者与用户的互动增强。例如:上海图书馆加强机构间合作力度,在数字人文项目中融入众包模式建成了历史文献众包平台。[1]既提升了编研效率,又有益于激发编研主体工作活力与创造力。

3.2 技术阐释现代化。数字编研的重要基础是建立基础数据库,编研选材通过联机数据库、网络、无线通信等可以实現跨时空搜集和获取,实现最大化最有效获取信息资源,并依托底层关联服务引擎和应用软件,按照档案资源物理分布及逻辑关联原则,汇集红廉文物、书信、影音、文件等数据资源建立基础数据库。数据库建立后,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对海量的数字资源进行分类、清洗、加工、集成、组织、分析,使其关联化、序列化,推动不同层级、不同平台、不同主体之间红廉文化数据分享,促进红廉文化专题数据检索与信息挖掘发挥更大作用。

3.3 编研成果生动化。传统的档案编研模式多为单一的纸质书刊、资料汇编等形式,成果展示效果受限,数字编研更多面向数字用户,尤为关注档案数据在数字环境下的活化与创新转化,[2]促使文字、图画、声音、动画等高度集成,提供个性化、智能化和可视化的编研成果,活化档案馆藏、拓展界域,实现资源增值与文化共享,[3]呈现效果看,提高了成果展现形象性、生动性与互动性,如通过数据分析非结构、隐藏的、复杂的信息资源,探索关键信息并构建“剧本”,可视化技术可将数据转换为图像、图形,以视觉形式予以显现与表达,将数据故事场景重现,为学习交互提供了互动式、沉浸式体验。

4 基于数字智库建设的红廉档案编研探讨

4.1 平台思维:搭建数字智库平台

4.1.1 明确项目选题。选题是数字智库建设的首要环节,选题的确定首先要以受众的实际需求为出发点,同时也要匹配数字时代信息化、社会化特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增强不想腐的自觉;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从腐败行为的发生机理来看,腐败行为首先来自于思想动机,是主观上的因素,[4]“不想腐”才是根本,廉洁文化教育助推“不想腐”的重要作用主要来源于红色廉政档案信息资源的文化教育功能。本文以红廉文化教育作为选题切入,探讨数字智库背景下的数字编研、知识管理等模式与实践路径。在此选题基础上,可以继续划分如“文物古迹中的廉洁思想”“清官廉吏的嘉言懿行”“红色重大事件”“革命先辈廉洁为民事迹”等若干子选题。

4.1.2 选题价值分析。以红廉文化教育为选题,既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红色资源”“赓续红色血脉”“培育时代新人”“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等重要论述精神,又符合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特征和社会公众的文化需求。红色资源、廉政资源是党政干部坚定信仰信念、培育时代新人及丰富广大人民群众文化需求的重要教育资源,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红廉资源星罗棋布、丰富多彩,数字档案智库背景下的档案开发,能够最大限度突破馆藏局限汇集资源,智库平台建设主体依据原始档案资源、数字档案资源特征进行专题编研与开发,通过社会化资源挖掘开发与使用,有益于在红色教育中传承好党的红色廉洁基因。

4.1.3 跨界多元合作。一方面,呈现出主体联合的跨区域跨领域合作特性,例如以红廉文化教育为选题的数字档案智库建设,编研主体将面向全社会获取红廉文化资源,档案机构作为建设主体,会同革命红色纪念馆、廉洁文化馆等文化机构,研究所、高校等科研机构,信息技术等技术公司,社会组织以及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红廉档案数字编研,形成多元主体共建的数字档案智库建设模式。

另一方面,呈现出编研虚拟特性,可以通过数字虚拟编研室的形式合作编研,如可以通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英烈网、纪检监察机关网等互联网平台,进行数字化档案收集、挖掘、研究、编研信息资源,打破了传统智库平台封闭式、半封闭式的局限,促进了数字档案资源跨时空价值转换,既节省了人力、时间成本,又提升了编研工作效率。

4.2 技术赋能:开发数字智库资源

4.2.1 资源组织开发。编研主体通过协同合作,筛选馆藏、馆外相关数字档案资源,选择与“红色廉洁”主题相关度高且有价值的数字档案资源作为编研对象,进行资源鉴别、组织与汇集,为了提升效率,可在档案信息获取层面引入情报学中的布拉德福定律和引文网络试图优化现有的资料搜集方法,[5]进一步挖掘、收集具有潜在价值的红廉数字档案资源,促使“集合性”资源更具系统性与结构性。推进红廉文化资源规范标识、科学分类,并按照统一标准关联馆藏内外零散的红廉文化资源数据,横向按照主题、时序、类别等把零散的红廉文化资源统筹整合,实现红廉文化资源多元一体化交汇交融;纵向把根植于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新时代过程的红廉基因挖掘出来,把公私分明、崇廉拒腐、尚俭戒奢、甘于奉献等廉洁文化展现出来,实现横向、纵向有效衔接,形成红廉文化资源系统性开发模式。

4.2.2 基础数据库建设。对深度挖掘、汇集的红廉文化数字化文本文献、图画、影音等资源,跨馆、跨领域采集碎片化资源,形成档案资源“大数据集”,[6]例如,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明确要聚焦社会主义文化资源,建设“红色基因库”。当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明确要探索构建“全国廉洁文化共享平台”,以红廉文化为专题的数据库建设,关联以上网络平台资源,提取红廉文化相关资源,根据元数据分类设计数据模板,建立统一规范的红廉文化基础数据库,用语义技术对数据库资源进行语义化处理,把握并构建资源关系网络,使红廉文化数字资源更具有关联性、结构性,通过数据库系统自动检索、自动筛选、自动生成选材著录等功能,提升编研选材的查全、查准效果,提升智能化水平。

4.2.3 专题知识库建设。数据库并不等同于知识库,知识库强调对知识的深层挖掘、组织与关联,通过知识创新与共享,形成有价值的知识产品和初步的数字智库成果。因此,要通过数据挖掘、云存储、数字人文等技术,对数据库数据资源进行关联及深度处理,在数据库基础上建立专题知识库,例如挖掘红廉文化元素内在关联及互动规律,提炼知识,转换数据颗粒形态,将庞大复杂的粗粒度形态拆分、列级、转化为清晰明确的细粒度知识单元,[7]对红廉文化人、事、物等非结构化信息资源进行结构化标引,以数据叙事重构相互关联、协同联动的知识体系,可利用模型工具、主题分析、聚类分析等方法对关联数据所描述的内容进行诠释,[8]知识图谱技术通过实体关系抽取及构建,连点成线,连线成面,能够形成多维度数字编研知识单元网络,从中发现编研脉络及关联相关资源,[9]通过建立专题知识库,实现数据资源的知识化,更有利于彰显编研成果价值。

4.3 价值驱动:丰富数字成果供给

4.3.1 成果价值主张。承血脉、续廉脉,红廉相融相通又立心铸魂。基于红廉文化教育的数字智库建设,其目标正是通过对红廉文化资源的深度挖掘,为受众提供高质量的“数字产品”和“思想产品”,这种“数字产品”可以理解为服务于受众的数字编研成果,而“思想产品”主要是对社会经济发展有益的咨政建言、方案及公共知识等。受众决定编研成果形式,基于红廉文化教育的数字编研成果,面向的受众不仅是党政干部,也包含高校大学生及社会公众等,因此,需要对受众群体需求进行精准、科学的分析,满足受众精神文化需求。编研成果既要总结提炼红廉文化基因特质,丰富红廉文化思想内涵和时代价值,能够实现知识性、思想性的教育效果,又要增强编研成果叙事效果,具备便利性、可读性、生动化、易理解性等特征,以便受众更好地接受。

4.3.2 多元成果呈现。数字编研成果更加丰富充实、形式多元多样。第一,知识库编研。如利用知识库网站开展编研工作,按照专题内容,通过数字技术、信息化手段将红廉文化专题知识库资源转化为多元化的编研成果,提供受众进行学习、查询、检索和下载相关信息资源。第二,可视化叙事。通过大数据、数字人文等现代信息技术与红廉文化知识资源结合,借助VR、AR、MR和流媒体、超高清等可视化工具,提取出知识关系进行可视化叙事,如将红廉文化知识数据转化为视频、图像,编研形成全息化、可视化、沉浸式、交互式成果。笔者及其团队,将VR技术融入学校红色文化教育,学校建成了43平方米VR红色思政体验室,以数字编研成果搭建红色全景平台数字展馆,增强了互动式思政育人虚拟仿真体验实效。第三,网络化展示。依靠网络平台信息资源,运用超文本链接、网络编研等技术,通过虚拟化的网络数字编研,形成网络编研成果,通过网上展厅进行网络化展示。例如“中华英烈网”网站开设了“纪念祭扫”“视频展播”等版块,载录了186万名烈士基本信息,收录了3000多名中华著名烈士的英雄事迹。

除此之外,还可通过访谈式、实录式编研,以音视频录制访谈对象口述内容,得到更加真实、直观的编研成果,例如可以用于腐败案件当事人对案件内容、思想变化、行为分析的叙事。可通过地理可视化技术(GIS)、遥感技术(RS)将红廉文化资源进行地理数据标引,转化为具有地理空间属性的结构数据,有利于梳理中华红廉文化基因脉络。

5 结语

数字编研是数字档案智库建设的重要途径,数字智库建设背景下的服务对象、方式、内容发生了重要变化,本文以红廉文化教育的数字编研为切入,探讨数字技术与档案编研深度融合,多元化展示编研成果,具有一定实践意义。融入数字智库建设理念,是档案信息资源建设的一项创新,有益于资源最大化发挥价值,有助于提升档案管理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为推进档案治理体系、档案利用体系以及深化档案信息化战略转型提供持久动力。

*本论文基金项目:1.2023年河南省档案科技项目“数字化战略转型背景下纪检监察档案信息化提质赋能研究”(项目编号:2023-X-036);2.2023年度河南省教育系统廉政专题研究项目“高校公权力大数据监督平台建设研究”(项目编号:2023LZYB-26);3.河南省高校辅导员工作室项目“郑州航院王强辅导员工作室”(豫教工委〔2022〕122号);4.2022年郑州航院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基于红色基因传承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模式研究”(项目编号:zhjy22-22)。

参考文献:

[1]贺晨芝,张磊.图书馆数字人文众包项目实践[J].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22(05):3-9.

[2][9]牛力,曾静怡.数字编研:一种全新的档案业务模式[J].中国档案,2022(01):70-71.

[3]刘慧琳.数字人文:数据时代下的文化保护与传承[J].山西档案,2019(05):1-8.

[4]葛利娜.廉政文化范畴与廉政文化建设[J].中州学刊,2017(231):6-11 .

[5]房小可,谢永宪,王巧玲.基于数字人文的档案编研方法新探[J].浙江档案,2020(05):138-142.

[6]赵彩彩.技术携手人文:数字人文视域下档案智库建设路径探析[J].档案与建设,2017(06):29-33.

[7]王強.讲好黄河故事之数字人文语境下黄河红色文化资源保护与育人价值释放[J].档案管理,2022(06):122-125.

[8]李妲.数字人文视域下档案编研模式构建研究[J].档案管理,2023(03):83-85.

(作者单位:1.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党委学工部王强,硕士,讲师;2.郑州大学档案与校史馆 陈茜月,博士,馆员 来稿日期:2023-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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