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秀丽，吴鑫颍

（暨南大学 深圳旅游学院，广东 深圳 518053）

一、引 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使命任务阐释了我国社会发展新要求，也为文旅产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数字经济作为一种以数字化信息为核心生产要素，以数字技术创新为驱动力的新经济形态［1］，通过数字产业化催生文旅产业新技术、新产品和新服务涌现，而数字技术作为技术要素参与文旅产品生产，改变传统生产方式，助推文化和旅游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2］。数字化赋能是重要的发展驱动力，文化和旅游融合是发展的主要目标及要求，三者彼此作用、相互协调才能持续推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广东省是最早实行改革开放的地区，历经40多年的发展，广东省形成了门类齐全、规模庞大的服务业体系，2021 年广东省旅游总收入5 433 亿元，位居全国首位。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作为全国最重要的旅游客源地和旅游目的地之一，广东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需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因此，本文聚焦区域产业耦合协调高质量发展，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广东省数字经济与文旅产业耦合协调发展问题，测度与分析数字经济与文旅产业的耦合情况与协调发展水平，以便更全面地认识广东省文旅数字化发展的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对丰富数字经济产业的相关理论研究，优化数字文旅产业空间布局及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综述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其所带来的产业效应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产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要素包括数字技术、信息载体、数字资源运营和管理能力［3］。第一，数字经济能够为产业转型提供数字技术支撑。作为融合性经济，数字经济具有高技术渗透性［4］。在传统经济的组织管理、相关产业链等环节进行数字化的过程中，数字经济通过外溢效应实现数字技术与产业的融合发展［5］。第二，数字经济能够提供信息交流平台。数字经济为产业提供现代化的信息网络基础设施，跨区域、跨行业的信息在数字技术平台上汇聚，从而加快信息使用者信息获取、存储和处理的速度［4］。第三，数字经济可以提升产业的数字资源运营管理能力。范围经济是数字经济的主要特征之一，数字技术的成熟与融合降低了文旅产业的生产成本，拉低了产业门槛，拓宽了市场范围，促进平台型企业涌现［6］，从而满足消费者个性化和差异化的需求。企业能够跨界共享资源，推动产业生产率显著提高，实现经济产出的规模效应［7］。同时，数字经济加速信息、技术、资本等要素的流动，突破时空限制，促进产业创新，实现传统产业模式的结构升级。

“耦合（Couping）”的概念源于物理学，指两个及以上的系统彼此影响并联合的现象，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动态互动关系［8］，若各子系统或系统内部要素间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则为良性耦合；反之则为不良耦合［9］。“耦合”在经济学研究领域衍生出“产业耦合”的概念。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视角探讨了数字经济与文旅产业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从市场体系角度来看，一方面，数字经济能够创造新的数字文旅产品，改变游客的消费行为和出游方式。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可以有效识别游客的需求，创新文旅产业数字营销模式，从而确定数字经济背景下文旅产业的转型方向［2］。同时，数字经济能够有效提高旅游管理效率，引导旅游企业发展［10］。从区域发展角度来看，城市智慧旅游建设可以通过技术创新、资源配置和规模经济效应带动区域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11］

在产业耦合研究中，学者们大多运用综合评价函数、耦合协调度模型、障碍度模型等方法，对文化和旅游产业及其数字化发展水平、耦合机理、耦合协调度类型与障碍因子进行实证研究［12］。魏红江［13］认为，旅游产业能从技术应用、发展环境等方面带动信息产业发展，而信息产业能从市场营销模式、智慧旅游建设等方面驱动旅游产业不断创新。周蕾和王冲［14］构建T-R-I产业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验证了四川省旅游产业与信息产业能够共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Li 等［15］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COVID-19和数字经济对我国文旅产业融合的直接影响，发现在新冠疫情期间，数字经济对文旅产业融合的积极影响逐步增强。赵嫚和王如忠［16］构建了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的“双循环”动力机制，从产业绩效、产业规模、产业结构、产业环境和资源要素五个维度测量文旅产业耦合协调度。程慧和方美兰[17]利用障碍度模型研究发现，互联网技术设施建设与入境旅游发展是长江经济带在未来数字经济与文旅产业耦合协调发展的重要方向。

在数字经济和文旅产业协调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信息不平等、就业机会差异、技术竞争等诸多因素阻碍并制约数字文旅产业可持续发展。方世敏和黄琰［18］基于DEA-BCC模型研究发现，技术水平会对旅游产业的综合效率产生较强影响和制约。由于不同主体（个人或企业），在获取和使用数字技术的能力和程度等方面存在差距［19］，导致数字经济对文旅产业的带动效应存在地区异质性，区域数字基础建设水平的差异导致地区文旅信息密度差距，而游客更倾向于前往信息密度大的旅游目的地。

基于此，本文通过对数字经济、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三个系统耦合的内在机理分析，聚焦区域产业耦合，从发展规模、资源要素和市场效应三个维度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以广东省为例，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和障碍度模型，对比分析2011—2020年数字经济、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耦合发展的时序演变规律和协调发展类型，识别三个产业耦合发展的障碍因子，为推动数字经济与文旅产业的协调发展提供相应的对策，并以期丰富文旅产业数字化应用场景的研究。

三、数字经济赋能文旅产业耦合发展分析

（一）数字经济与文旅产业耦合的内涵及机制分析

1. 数字经济、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系统耦合的内涵

产业耦合系统发生在两个或两个以上产业之间，指产业间通过信息、技术和人力资源等方面的交换、渗透融合与循环反复，在整个产业生态中产生联动和竞合，并形成良性互动关系［20］。耦合度反映系统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强弱程度，而耦合协调度反映系统要素之间良性耦合程度的大小，体现为产业耦合过程中要素之间协调程度的高低［14］。数字经济与文化和旅游产业的耦合发展是指以技术进步和融合为支撑，在降本增效、提升服务和产品质量的机制作用下，使数字经济、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之间产生良性互动、相互协调和促进的动态关系，实现文旅产业融合创新及数字化转型升级。具体关系如图1所示。

图1 数字经济、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的耦合关系

2. 数字经济、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系统耦合协调的机制

旅游产业与数字经济和文化产业三者之间相通的内在属性决定了三者具有天然的耦合性，三个产业的耦合系统主要体现在产业外部要素驱动和产业内部要素耦合两个方面：

（1）产业外部要素驱动

第一，国家政策环境是产业耦合的外部引导。产业政策能够调节市场资源配置，并通过社会性和经济性规制引导市场供需关系，影响文旅产业数字化发展方向。产业政策的耦合表现为数字经济、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制度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文化和旅游部等十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深化“互联网+旅游”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要坚持技术赋能，深入推进旅游领域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升级。随后的《关于推动数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培育数字文化产业新型业态，构建数字文化产业生态等具体要求。2021 年6 月，文化和旅游部印发的《“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市场发展规划》提出，推进文化和旅游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顺应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趋势。可以看出，国家正通过一系列政策的制定，推动数字技术赋能文化和旅游产业，促进数字经济、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的耦合发展。

第二，技术进步和创新是产业耦合的外生动力。数字经济的发展通过技术溢出模糊产业边界，对文化和旅游要素进行解构和重构，更新要素配置，促使其产业链的价值模块与数字经济进行交织和耦合，通过价值链整合形成新业态。同时，数字技术的创新降低了生产成本，也为数字经济、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耦合提供重要基础。

第三，产业需求是产业耦合的外部原动力。旅游消费需求升级推动了产业从资源拉动型向产业联动型转变[16]，我国旅游消费需求升级推动产业向高品质、定制化方向发展，驱动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改变发展战略，主动寻求自身产业外的要素对产业内要素进行补充和改变，使得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跨越原有的边界，打破产业壁垒，进行多产业资源的组合，推动产业耦合互动，以满足消费者的多元化、个性化需求。

（2）产业内部要素耦合

第一，数字经济提供技术支撑。通过数字技术深度开发旅游文化资源，形成新型数字文旅产品。数字经济拓宽文化和旅游产业形式，延伸产业链。运用数字技术聚集区域内文化和旅游资源，形成产业空间布局的集成发展。如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利用VR/AR、3D全息投影等数字技术提供历史主题AR 互动航海墙、“南海1 号”三维文物展示等，为游客打造沉浸式的文化体验。数字经济推动文化和旅游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产业创新效率。数字技术作用于产业耦合过程中的供需两端，通过预测消费者的需求减少无效供给。同时，将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融入产业链，整合物质、资金、技术和人才，提升文化和旅游产业的创新效率[21]。

第二，文化产业作为重要根基。文化产业能够提供丰富的文化资源要素，丰富旅游产业的内涵与外延。依托现有的旅游资源，通过文化创意衍生创造新旅游市场，形成文旅聚集区。如“云游”艺术馆和博物馆等线上展览活动，通过旅游演艺与数字技术的结合，强化消费者的旅游体验和文化认同感。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主题公园、影视基地及创意园区等数字文旅产品，深化了景区文化内涵和游客沉浸体验。如北京环球影城借助数字化科技打造智慧园区、深度融合UE4 三维建模、5G和VR技术的“广州非遗街区元宇宙”等。

第三，旅游产业承担平台载体。一方面，消费者活动的多个环节与数字技术有着密切联系，也为数字技术提供应用场景。如已经上线的“云上观展”“在线剧场”、虚拟博物馆等。另一方面，通过旅游产业既能够有效地增加消费者对文化的认知，又能够实现文化资源创新、增值和延伸，提升文化产品品牌的知名度。旅游产业的良好发展前景和规模效应能够吸引大量社会资本参与旅游投资与开发建设。如近年来涌现的演艺旅游、红色旅游、博物馆旅游等旅游新业态，使旅游景区逐渐成为文化遗产的展示平台，并且新业态的涌现也为当地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因此，在数字技术的支撑下，旅游产业的横向价值链与文化产业的纵向价值链相互交织，拓宽并延伸了产业价值链的广度和宽度，实现产业效益最大化，最终推动数字文旅产业耦合发展。

（二）数字经济、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评价指标体系

⒈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根据数字经济、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三个系统的耦合机理及协调度特征，遵循指标选取的科学性、完备性、主成分性、独立性和可操作性等原则［22］，采用理论分析法对指标进行设置和筛选。参考现有研究［23-25］，本文将数字经济、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三个子系统从发展规模、资源要素、市场效应等三个层面各分成3个一级指标和23个二级指标，具体如表1所示。

表1 数字经济、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耦合协调的评价指标体系

数字经济子系统。本文基于数字经济的内涵，选取数字经济发展规模、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经济市场应用作为三个子维度构建数字经济发展的指标体系。第一，数字经济发展规模。本文采用息技术服务收入（U11）、电信业服务总量（U12）及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从业人数（U13）［26］作为衡量指标。第二，数字基础设施。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采用长途电缆线路（U14）和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U15）［27］作为衡量指标。第三，数字技术市场应用。借鉴丛屹和俞伯阳［28］的做法，本文采用移动电话普及率（U16）和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数（U17）作为衡量指标。

旅游产业子系统。本文选取旅游产业发展规模、资源要素和市场状况三个子维度构建旅游产业发展的指标体系。第一，旅游产业发展规模。本文采用旅游外汇收入（U21）和国内旅游收入（U22）［29］作为衡量指标。第二，旅游产业属于服务型产业。以提供服务为核心，本文采用旅游核心行业中的住宿业与餐饮业从业人数（U23、U24）和旅行社和星级饭店数（U25、U26）［30］作为衡量指标。第三，旅游产业市场状况。本文采用地区的国内游客（U27）和入境游客（U28）作为衡量指标。

文化产业子系统。本文选取文化产业发展规模、资源要素和市场状况三个子维度构建文化产业发展的指标体系。第一，文化产业发展规模。本文采用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U31）和文化事业费（U32）［31］作为衡量指标。第二，文化产业发展资源要素。从硬件设施和服务人员两个角度设定指标，采用艺术表演（U33、U35）、博物馆（U34、U36）等文化场馆设施和从业人员数［32］作为衡量指标。第三，文化产业市场状况。本文采用艺术表演场馆观众人数（U37）和博物馆参观人数（U38）［33］作为衡量指标。

⒉ 数据来源及综合评价函数确定

本文以广东省为例，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广东省统计年鉴》《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年鉴》《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等统计年鉴及相关部门统计公报。考虑到个别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2011—2020年广东省相关产业数据作为实证研究样本，采用熵值法确定各评价指标权重，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主观因素产生的偏差。具体过程如下：

数据选取。本文选取n个年份，共m个指标，则Xij为第i年的第j个指标的数值，i=1，2，3，…，n；j=1，2，3，…，m。

数据无量纲化处理。指标体系中各评价指标量纲及数量级存在差异，为便于后续数据处理和结果比较，需运用极差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如式（1）所示：

其中，uij表示第i年的第j个指标，值为Xij；max(Xij)为第j个指标中的最大值；min(Xij)为第j个指标中的最小值。

综合评价函数的确定，如式（2）所示：

四、数字经济与文旅产业耦合模型构建与测算

（一）耦合协调度模型

为测算广东省数字经济、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间的耦合协调度，本文引入物理学中容量耦合的概念［34］，将数字经济、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定义为三个相互影响和作用的不同系统，构建模型，如式（3）、式（4）和式（5）所示：

其中，C为数字经济、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之间的耦合度，一般情况下，C的值越大则表明广东省三个产业之间的协调水平越高，反之则表明协调水平越低；U1、U2、U3分别为广东省数字经济系统、旅游产业系统和文化产业系统的综合评价函数。D为耦合协调度，代表广东省数字经济、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三者间的协调发展水平。T为反映数字经济、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三者整体贡献的综合评价指数。α+β+γ= 1，α、β和γ分别为数字经济、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对系统整体协调运行的贡献程度。借鉴赖一飞等［23］的研究，本文假设三个产业的发展具有同等重要性，则取α=为更直观反映数字经济、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三者耦合协调发展状况。借鉴廖重斌［35］的研究，本文采用均匀分布函数法来划分耦合协调度的区间和等级，如表2所示。

表2 数字经济、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耦合协调度评价标准

（二）障碍度模型

障碍度模型可以诊断影响耦合协调性的阻力因素，某项指标的障碍度越小，说明数字文旅产业耦合发展受该指标的阻碍作用越弱，反之亦然。对影响数字经济、文化与旅游产业三者间协调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进行诊断和分析，以便科学性、针对性地制定与调整数字经济与文旅产业的管理方针和政策措施。本文引入3个基本变量，即障碍度Oj、指标偏离度Ij和因子贡献度ωj，构建模型如式（6）所示：

其中，指标偏离度Ij为各指标实际值和最优目标值之间的差值，即标准化后的值与1的差值；障碍度Oj的大小表示各指标对子系统影响程度的高低；因子贡献度ωj表示单项指标对总目标的影响程度，一般可用权重系数Wj来表示。

（三）结果与分析

⒈ 耦合协调度测算与分析

根据式（1）至式（5）可计算出2011—2020年广东省数字经济、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耦合发展情况。其中，U1、U2、U3分别表示数字经济、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的综合发展水平；C为耦合度；D为耦合协调度。2011—2020年广东省产业耦合协调度各指标变化趋势对比如图2所示。

图2 广东省数字经济、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测度模型各指标变化趋势

在产业综合发展水平方面，如图2（A）所示，从数字经济发展来看，产业整体发展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这与广东省大力发展“数字广东”密切相关。自2012年以来，广东省利用先进网络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沟通平台，提高信息化水平，凭借地区优越的地理位置致力于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的试验区建设，数字经济发展迅猛。从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发展来看，广东省两个产业发展整体呈上升趋势，个别年份有下降。其中，2020年旅游产业发展出现直线下降，一方面，其原因可能是新冠疫情对广东省旅游业造成的冲击。另一方面，旅游本身属于可选消费，近两年由于广东省部分行业调整等因素影响，部分人群的可支配收入下降，导致消费降级，其旅游消费会受到抑制，而部分可支配收入仍然提高的人群，在当前也未必选择增加旅游消费。

在耦合发展方面，如图2（B）所示，从耦合度来看，三个子系统在2011年和2012年处于磨合耦合状态，而从2013年至2020年耦合度均趋向于1，呈现高耦合的状态。表明系统间相互影响程度高，关联性和整体性强，产业在持续融合数字化，并且有一定效果，数字经济与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三者的发展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耦合度只能反映三个子系统间相互作用的强弱，无法体现协调状况的好坏，因而引入耦合协调度。2011—2019年，三个产业间相互作用增强，由低水平制约逐步向高水平的相互促进转变，耦合协调度由中度失调向良好协调转变，但在2020年耦合协调度略有浮动。其原因是新冠疫情带来对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绝对影响，数字化辅助虽不能完全改变这种影响态势，但起到了一定的缓解作用，提升了旅游者对行政地理空间内丰富旅游资源的“可达性”，说明数字化的工具性与亟待未来持续探索融合发展之路。

⒉ 障碍性因素诊断与分析

根据式（6）得出2011—2020年广东省三个子系统中各指标障碍度，本文根据各指标障碍度大小，仅列出障碍度均值排在前五的障碍因子进行展开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2011—2020年主要障碍指标及障碍度

由表3可知，排名前五的障碍因子主要集中在旅游产业和数字经济两个子系统，主要因素包括星级饭店数（U26）、住宿业从业人数（U23）、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U15）和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U17）等。在旅游产业发展制约方面，星级饭店数（U26）和住宿业从业人数（U23）两个指标障碍度值逐年上升，表明住宿业从业人数和星级饭店数是广东省产业耦合和旅游产业发展的主要障碍因子。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原因是近几年广东省酒店业在技术升级过程中，酒店智能化水平提升，降低了对人工的依赖。另一方面，由于经营成本上升、市场竞争激烈及对星级饭店的质量监管的要求趋严等方面因素影响，一部分低星级饭店无法跟上需求变化和信息化提升而退出市场。同时，广东省内以四、五星级酒店为主的全服务型酒店也在逐年减少。在数字经济发展制约方面，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U15）和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U17）两个指标在2011—2014年间一直稳居前五，同时，长途电缆线路长度（U14）出现频次较高。由于广东省各地市在数字基础建设和市场应用方面发展不均衡，使得当地数字经济发展及产业耦合受到这些指标的限制程度也较高。

从年份来看，在2011—2014年，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U15）、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U17）、长途电缆线路长度（U14）和旅行社数（U25）等指标障碍度较高，涵盖了数字市场和产业基础设施等各方面，表明这四年广东省数字发展亟待提升。在2015—2019年，住宿业从业人数（U23）、餐饮业从业人数（U24）和艺术事业从业人数（U33）作为主要障碍因子影响广东省产业耦合协调发展。近几年，文旅就业成为区域产业耦合发展新风险，数字经济的发展目前仍处于人工智能驱动的初级阶段，在短期内新技术的出现替代部分劳动力，直接冲击区域劳动力市场，引发结构性失业问题。2020年入境游客（U28）、国内游客（U27）和旅游外汇收入（U21）的急剧变化，进而成为阻碍旅游产业发展的主要障碍因子。究其原因，一方面，旅游环境的改变。旅游企业或经营者对滨海旅游资源的掠夺性开发、游客对文化遗产的人为破坏等行为，导致旅游自然和社会环境受到破坏。另一方面，口岸管控的强化。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口岸安全管控加强，出入境游客量大幅度减少，直接导致了这一年广东省旅游收入的锐减。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数字经济、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耦合协调的作用机理，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和障碍度模型，对广东省产业耦合协调度及障碍因子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从综合发展水平和耦合协调度来看，2011—2020年广东省数字经济发展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而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在这十年间整体呈上升趋势，个别年份有所下降。三个产业发展整体关联性强，相互作用增强，由低水平相互制约逐步向高水平相互促进转变，耦合协调度由中度失调向良好协调转变，文旅产业在持续融合数字化。2020年由于新冠疫情带来的绝对影响，耦合协调度均略有浮动，但数字经济的融合在其中起到了一定缓解作用。从各个指标障碍度来看，数字经济子系统的长途电缆线路长度、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和接入用户人数，旅游产业子系统的星级饭店数、住宿业和餐饮业从业人数和境内外游客及文化产业子系统的艺术事业从业人数和艺术表演场馆机构数等指标障碍度较高。因此，基础建设、劳动力结构和市场机制是影响未来广东省三个产业耦合协调发展的重要障碍性因素。为提高广东省整体数字经济、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三者的协调性，进而达到三者的优质耦合，当地政府和企业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突破。

第一，加强数字经济弱发展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升级，激励数字文旅融合创新。基础性数字建设是区域和国家发展经济的根本支撑，但数字经济弱发展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仍然不足，数字经济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地区间的信息公平失衡是数字技术运用所产生的负效应，平等主体间可通过完善信息基础设施对信息公平失衡进行技术性规制。因此，政府和企业应重视区域间不协调不平等的数字经济建设，加快数字经济弱发展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地区和国家创造更多发展机遇。首先，加强顶层设计，重视数字基础建设相关制度供给。政府是调度要素配置的关键，政府部门应做好顶层设计，强化发展规划工作的引导，深入分析各区域发展不平衡因素，加强数字经济弱发展地区与发达地区之间的交流和协作，建设广东省内各地区之间数字共享机制和平台，从而缩小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差异。数字经济弱发展地区政府应从整体出发，统筹全局，关注和规划各区域数字经济转型的重点及目标，部署地区数字经济战略布局。其次，建设省内数字经济应用示范点，以强带弱，突出数字经济带、核心城市等的辐射效应和引带功能。政府应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发展能力强的地区的核心力量，拉动数字经济发展较弱和滞后的地区，实现全面协同并进，以典型企业、核心区域为目标，培育一批特色鲜明的数字经济应用推广示范点，通过示范点以点带面的引领作用，实现数字经济弱发展地区的数字化全面推进，借助试点的先行经验，探索数字化发展模式，推动区域性的数字化应用和转型。最后，重视数字技术高渗透特征，推进数字经济与文旅产业的数字化融合。随着数字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与升级，数字化成为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大趋势，也是未来文旅产业融合与创新的重要支撑。数字技术给传统文旅产业带来新发展机遇，大力推动文旅产业数字化转型，需重点解决地区之间文旅领域的数据孤岛难题，政府部门应逐步完善广东省内各地区文旅数据平台和产业数字化平台建设，打破数据的区域性分割，推动文旅产业实现全方位、全链条的数字化。

第二，重视数字创新主体高质量投入，完善复合型人才发展体系。创新驱动和人才驱动是数字时代区域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数字经济的深入发展，企业和地区对数字化人才需求快速增长，但当前劳动力市场中专业化数字人才短缺，随着文旅行业在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数字文旅人才的培养周期较长且投入大，因而地区政府和企业要正确匹配劳动力市场与就业供求关系，实现劳动力结构的完善。一方面，针对不同层级劳动力群体，提供不同目标的数字化培训。对于低技能要求的文旅劳动者，要重视其转岗后的相关文旅知识和基础技能培训，以匹配新岗位要求；对于中等技能要求的文旅劳动者，要积极引导其树立数字化思维，提升其对文旅产业数字化的认知能力和应用水平；对于高等技能要求的文旅劳动者，要重点关注其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经济相关领域的知识更新，帮助其适应专业化、高水平的岗位要求，培养数字化文旅产业发展的技术创新型人才。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广东省内经济发达地区的辐射和中介作用。经济发达地区具有数字经济和文旅资源、人才资源储备、科技研发力量等方面优势，应利用这些优势聚集积极辐射带动周边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并搭建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数字资源“桥梁”，合理利用数字资源流动的中介能力，助力构建广东省文旅产业数字化发展新格局，完善文旅复合型人才体系。

第三，聚焦数字文旅市场需求创新，培育数字文旅市场和发展新模式。广东省内各地区之间教育水平和科技水平的差距，导致不同地区在信息技术条件、文旅信息和数字文旅产品的选择等方面群体具有差异化，地区发展水平越高，所能获取和可供选择的信息渠道越多，且层次越高。当前广东省内部分地区文旅产业的科技转化能力弱，数字技术与文旅市场缺乏同频共振，地区间存在数据孤岛，数字文旅发展受到技术、需求、资源等多方因素制约。因此，应弥合地区数字鸿沟，以耦合延展数字文旅全产业链，以创新产品和营销激发数字文旅市场活力。一方面，数字经济欠发达地区应充分利用广东省数字经济发展的梯度优势，加强与数字经济发达地区的联系，完善当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营造良好的数字文旅市场环境。数字经济发达地区利用区域资源禀赋和原有产业优势，借助数字技术加快与文旅产业的融合，推动文旅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和产业链纵向延伸。同时，政府部门应发挥数字经济发达地区数字技术和创新的扩散引领作用，为数字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文旅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技术支撑和创新引领，提升当地企业自身获取文旅信息能力，增强文旅新业态和新产品培育能力，以此延展数字文旅产业链，创造新发展价值。另一方面，文旅企业应积极与各类科技型企业达成战略合作，通过大数据精准分析市场需求，把握数字时代文旅消费者多样化的行为方式和深层次的心理需求，以“体验为王”为发展理念，从内容、方式和质量三方面拓宽消费者文旅体验。同时，利用人工智能、VR和AR、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将消费者体验与文旅产品的宣传推广相结合，通过提升消费者多元化、沉浸式的体验创新产业营销模式，以实现数字文旅产业的融合创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