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利涛，李思瑞

（1. 中国社会科学院 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732；2. 布鲁塞尔自由大学 欧洲经济学与统计学高级研究中心，布鲁塞尔 1050）

一、引 言

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端于欧美发达国家的金融服务业革命给世界经济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在金融市场管制放松、竞争愈发激烈的趋势下，金融创新已经成为金融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1］。随着创新产品、创新业务在金融业的普及，金融市场规模的快速扩张，金融创新“从何处来，往何处去”的问题已经成为经济增长、金融监管、金融企业管理等领域关注的焦点［2］。

在金融创新的相关研究中，金融企业被认为是金融创新活动的主体［3］。金融企业的创新产出究竟是由哪种要素投入主导？金融创新的投入产出转化如何在金融企业的经营扩张中得以实现？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有助于将一般的企业创新理论拓展至金融企业这一具备特殊组织结构和创新产出形式的对象，进而为更好地理解金融创新的内涵，为金融企业在更加严峻的竞争环境下培育核心竞争力提供参考［4］。同时，这些关于金融创新的微观企业层面的投入产出机制分析也可以丰富宏观层面的金融创新研究，为金融市场规制、金融监管、金融扶持政策的制定提供支持［5］。基于此，本文从金融企业这一研究对象出发，在考虑分支机构扩张这一金融企业扩大化生产基本方式的背景下，以创新活动投入中的人力资本与知识产权资本两项主要投入要素［6-7］和金融业务创新①作为本文所指的金融创新（金融服务创新）的子概念，金融业务创新主要体现为金融企业服务创新活动商品化的总体结果，这一概念能够较好地描述企业层面金融创新的最终产出水平，与具体的金融产品创造、服务流程改进相区分[8]。为核心，对企业内部金融业务创新投入产出机制进行探讨。

长期以来，以金融企业为研究对象的实证分析主要在国家、区域层面展开。创新管理领域广为流传的早期观点认为，作为服务创新重要组成部分的金融创新仅是制造业创新的副产品［9］或是从属于一般创新的筹资活动［10］，因而针对企业层面金融创新影响机制的讨论也就理所应当地被排除在企业创新研究的主流之外。后来，以Miller［11］为代表的一些学者指出金融创新是以解决金融问题为目的的独立创新活动；Merton［12］、陈岱孙和厉以宁［13］也对金融创新进行了一些理论上的总结和探索，但落实到企业层面的实证研究成果则依然寥寥无几［14］。究其原因，经验证据的相对不足固然是一大障碍，但更为关键的则是在不受创新管理主流重视的环境下缺乏对相关机制进行系统解释的框架工具［3］。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尝试从生产系统视角，在企业层面对金融业务创新的投入产出机制进行探讨。虽然以往生产系统分析框架主要应用于国家和区域层面的创新效率评价［15］，但其分析框架对企业层面的创新机制解释也具有强大的效力。一方面，生产系统中关于投入产出、要素替代和系统规模异质性的经典理论［16］1-26，可以为厘清人力资本、知识产权资本在金融企业的业务创新活动中的复杂作用机制提供明确的工具，也可以为实证分析中模型的正确设定提供指导；另一方面，在把金融企业视作一个将投入要素进行加工以实现金融业务创新产出的生产系统的基础上，可以将金融企业独特的分支机构扩张因素理解为生产设施的扩张［17］65-98，并在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下将其在金融业务创新投入产出转化过程中各种形式的作用与相应的企业创新理论、组织理论进行衔接，从而避免因过多理论细节交叉而导致的机制解释混乱。

综上，在生产系统分析框架基础上，本文运用门限面板模型和交互效应模型，对2015—2020年中国商业银行相关样本进行实证分析，以期拓展关于金融创新活动规律的微观认知，为金融企业管理和监管实践提供参考。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生产运作管理领域的观点认为，输入、转化和输出是企业等社会组织的三项基本活动；而生产系统是由人和一定的生产设施组成的，可以将一定输入转化为特定输出［18］2-9。在传统的有关制造业企业技术创新的研究中，研发支出和专利产出常被视作创新生产系统的输入和输出［19］。对本文研究的问题而言，人力资本投入和知识产权资本投入与金融业务创新则分别扮演了上述两种角色。总体上看，在生产系统投入产出关系的基础上，不同规模的生产系统在投入产出的复杂性和分工程度的异质性上可能会使投入产出关系表现出差异。同时，分支机构在人力资本和知识产权资本转化为金融业务创新的过程中扮演着生产设施的角色，不同规模的金融企业在日常生产管理方面的差异可能使得分支机构扩张对金融业务创新活动的影响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一）生产系统中人力资本投入和知识产权资本投入向金融业务创新的转化

⒈ 金融业务创新生产系统中投入与产出的基本关系

从理论上看，金融业务创新属于服务创新的一种，以凝结在劳动力上的知识为集中体现的人力资本和承载于知识产权上的技术能力为主要形式的知识产权资本作为金融业务创新投入要素的地位并不存在太多争议［6-7，11］；现实证据也普遍支持了这一投入产出关系的存在［3，20-21］。在“一对一”的投入产出关系之外，要素之间的替代关系是在生产系统视角下考察金融业务创新投入与产出的关系时不可忽视的问题［16］1-26。作为金融业务创新的两项基本投入要素，人力资本和知识产权资本自然可能存在替代关系——在人力资本和知识产权资本投入均能转化为一般的金融业务创新的情况下，有限的企业资源可能会使得两者的替代比例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即某一种投入对配套资源的消耗会相对减少另一种投入所能获得的资源配套［16］1-26，［18］17-22。这种替代关系反映了金融企业将有限的资源在不同的创新项目之间分配时的权衡。综上，笔者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人力资本投入和知识产权资本投入对金融业务创新有正向影响。

H2：人力资本投入水平越高，知识产权资本投入对金融业务创新的正向影响越弱；知识产权资本投入水平越高，人力资本投入对金融业务创新的正向影响越弱。

⒉ 生产系统的规模异质性与金融业务创新

在投入产出关系基础上，生产系统的规模异质性会使不同金融企业的人力资本投入和知识产权资本投入向金融业务创新的转化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一般意义上，小规模的生产系统，其产出的形式较为初级和单一，分工程度亦较弱；而大规模的生产系统则往往具有复杂的投入产出形式和具体的分工网络［18］2-30，［22］34-44。这也意味着，对小规模的生产系统而言，单一投入要素增加能较为明显地带来产出的增加，要素之间存在明显的替代关系。对大规模的生产系统而言，实现总体产出增长对多种投入和生产环境相互配合的要求会使得一般的单一投入要素对产出的贡献相对减弱，但要素之间的替代关系也会随着分工的细化而减弱［22］34-44，［23］。这种规模异质性同样也适用于金融业务创新这一生产系统：小型金融企业往往通过购买知识产权或雇佣人员自主开发实现创新业务从无到有的快速增长，但也面临有限的资源在人力资本投入和知识产权资本投入之间的相互挤占问题；而大型金融企业面对的资源约束较小，其高水平的创新业务方式主要落脚于投入关键要素以实现有针对性的边际产出［3，24］。综上，笔者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a：对小型金融企业而言，人力资本投入和知识产权资本投入对金融业务创新有正向影响。

H1b：对大型金融企业而言，人力资本投入和知识产权资本投入对金融业务创新有正向影响，但较之小型金融企业更弱。

H2a：对小型金融企业而言，人力资本投入水平越高，知识产权资本投入对金融业务创新的正向影响越弱；知识产权资本投入水平越高，人力资本投入对金融业务创新的正向影响越弱。

H2b：对大型金融企业而言，无法明确观察到人力资本投入和知识产权资本投入对金融业务创新的交互影响。

（二）分支机构扩张与金融业务创新

金融企业开展经营活动的场所包括总部和分支机构在内的营业机构，绝大多数的金融业务都需要通过一定的营业机构进行办理；只有通过营业机构，才能实现金融企业资源向收入的最终转化，并对业务进行后续管理［25］，［26］4-7。在金融业务创新这一生产系统中，由于研发阶段的工作大多是在总部完成［3］，分支机构实际起到了类似商业化阶段生产设施的作用：一方面，分支机构的规模和集中结构可能影响到金融业务创新商业化的效率；另一方面，分支机构设置的倾向可能体现了金融企业战略上的某些结果，从而直接反映在金融企业的业务结构上［16］153-428。

⒈ 分支机构扩张对人力资本投入向金融业务创新转化的影响

对金融企业中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导开发的创新产品、创新服务而言，这一投入产出转化的绩效并不会基于“成本分摊”效应随着分支机构扩张而自然地提升，而是主要依赖于生产设施的组织能够在何种程度上提高配置效率，使个体员工能力在知识学习、客户关系发展等方面得到发挥［3］，［16］146-185。Baele等［27］基于欧洲银行业的研究指出，与一般企业生产部门的特征相类似，分支机构规模与科层结构的扩大会增加代理成本，提高组织和管理的难度，从而降低金融企业作为一个生产系统的配置效率。Sullivan和Spong［28］则发现，跨区域分支机构的管理层在银行的组织架构中往往处于次要地位，管理经验欠缺且绩效压力较大；在跨区域经营的银行中，其分支机构的管理层受到总行的约束与限制，对银行的归属感较低，这都会对银行的生产组织效率产生负向影响。因此，过于分散或过于快速的分支机构扩张都有可能对人力资本投入向金融业务创新转化产生负向影响。这种影响同样可能在不同规模的金融企业间存在差异：大型金融企业在分支机构建设、管理方面拥有更多的经验，有助于其在进行分支机构扩张时降低不确定性，减少整合成本和代理成本，使生产系统的配置效率不受明显影响；而缺乏经验的小型金融企业在进入新市场、新设分支机构时，更有可能面临配置效率降低的问题［29-30］。综上，笔者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3a：对小型金融企业而言，分支机构扩张分散度越高，人力资本投入对金融业务创新的正向影响越弱。

H3b：对小型金融企业而言，分支机构扩张速度越快，人力资本投入对金融业务创新的正向影响越弱。

H3c：对大型金融企业而言，无法明确观察到分支机构扩张对人力资本投入向金融业务创新转化的影响。

⒉ 分支机构扩张对知识产权资本投入向金融业务创新转化的影响

知识产权资本投入主导的创新产品、创新服务通过分支机构实现的商业化过程与人力资本投入主导的情况可能存在较大差异。知识产权资本投入主导的是以互联网金融、电子金融为主要领域的创新活动［3］。这些创新活动研发过程的实现和后续的技术支持都更加集中于总部；分支机构则主要是被动地将这些创新活动的研发成果与客户连接在一起，如操作系统更新换代、产品推荐算法改进等，这类商业化应用过程通常都是在分支机构与客户建立正常联系的基础上自动完成的，并不像“资产开发”活动一样依赖于特定的地方化投入［31］，如分支机构日常经营活动之外的组织配套［3，32］。因此，即便分支机构扩展客户的能力存在差异，但只要分支机构扩张能够带来新的客户，就能基于“成本分摊”效应促进知识产权资本投入向金融业务创新转化。同时，金融企业分支机构扩张导致的市场拓展边际效应在进入新的业务区域时往往比在原有业务区域建立新机构时要强［33］，分散化扩张为知识产权资本投入向金融业务创新转化带来的“成本分摊”效应也就不会被掩盖在单纯的规模扩张的贡献中。综上，笔者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4a：分支机构扩张分散度越高，知识产权资本投入对金融业务创新的正向影响越强。

H4b：分支机构规模扩张速度越快，知识产权资本投入对金融业务创新的正向影响越强。

⒊ 分支机构扩张与金融业务创新的直接关系

在影响金融企业既有要素投入向金融业务创新转化的过程之外，分支机构扩张还有可能与金融业务创新水平存在直接关系。战略管理的基本理论认为，作为生产设施的分支机构扩张水平越高，金融企业在业务层战略上就会越关注客户的“可接触性”，而相对不重视“丰富性”［34］。从实践上看，无论是在新的业务区域还是在原有业务区域，金融企业分支机构扩张倾向扩大原有业务的市场规模，而不是开发新的业务［33-34］。因此，在既定战略规划中的金融业务创新投入产出之外，分支机构扩张水平所反映的金融企业对创新活动的不重视程度会通过影响一些诸如企业家能力之类的次要要素的投入水平而直接反映在业务结构上。综上，笔者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5a：分支机构扩张分散度对金融业务创新有直接负向影响。

H5b：分支机构规模扩张速度对金融业务创新有直接负向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5—2020 年中国经营状态无异常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作为初选样本。①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于2013年开始明确有限放开对城市商业银行异地经营的限制，但2013—2014年的数据缺省较为严重，因而本文在样本选择中未予以考虑。在传统的金融业四大支柱中，商业银行系统重要性最大，参与金融创新的程度较高，创新业务和传统业务的区别也比较明显，因而其对于本文关注问题具有足够的代表性和实践上的重要性［17］1-28，［20］。本文的企业层面数据主要来源于商业银行按照《商业银行信息披露办法》披露的年度报告、资本充足率报告、社会责任报告等；考虑到许多商业银行的公开信息披露并不全面，本文基于WIND数据库、国泰安CSMAR数据库、新闻报道信息等对个别数据进行补充。经过整理，共得到中国44家商业银行2015—2020年的平衡面板数据。样本覆盖了5家股份制商业银行、39家城市商业银行。

（二）变量定义

⒈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金融业务创新（InnoInc）。现有文献对这一变量的操作化定义通常有两种：一是基于服务创新的相关理论和金融实践的情况设计量表，对金融业务创新进行衡量［35］；二是基于银行创新业务在收入结构上的表现，使用非利息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衡量金融业务创新［8］。考虑到第一种方法在以企业为对象的研究中适用性较差，本文借鉴吕怀立和李婉丽［36］的研究，使用非利息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衡量金融业务创新。在具体计算中，非利息收入包括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汇兑收益和其他业务收入。此外，为了避免经济意义上的分歧，在计算非利息收入和营业收入时均不纳入数值为负的收入项目。

⒉ 解释变量

本文的解释变量包括人力资本投入（Human）和知识产权资本投入（Tech）。人力资本是一个含义相对丰富的概念，现有文献常用员工学历、员工经验、员工专业匹配程度等衡量人力资本投入［37］。结合现实情况看，针对金融企业这一研究对象，员工学历在可操作的基础上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一方面，金融业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学历能够较好地代表员工的金融领域知识水平、专业能力等；另一方面，由于金融教育较强的职业导向，以MBA和应用型商科硕士为主体的金融企业高学历员工往往也拥有较多的实习和实践经验，学历也能较好地涵盖过往经验这类人力资本特征［38］。因此，本文选择了样本商业银行高学历员工占员工总数的比例衡量人力资本投入。在具体计算中，本文选取的高学历员工仅指拥有研究生以上学历的员工。知识产权资本在现有文献中被称作技术资本，其内涵可以概括为生产、工艺和支持领域内可再生的能力［7］。知识产权资本典型的表现形式就是专利、专有技术等知识产权。考虑到在商业银行的会计核算上，无形资产主要体现为银行拥有知识产权的价值，本文直接使用无形资产占总资产的比例衡量知识产权资本投入。

⒊ 调节变量

本文调节变量为分支机构扩张，用分支机构扩张分散度（Disp）和分支机构规模扩张速度（Bran）衡量。在地理经济领域，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是一个常用的衡量离散程度的指标。本文基于商业银行管理结构构建HHI衡量分支机构扩张分散度，用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数量增速衡量分支机构规模扩张速度。①本文关于分支机构扩张的操作化指标的选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排除分支机构扩张与企业规模的共变关系。就分支机构扩张分散度的操作化指标而言，考虑到大型商业银行的一级分行往往基于省级行政区划或中心城市建立，而小型商业银行的一级分行往往基于地市乃至县级行政区划建立，以一级分行为基准建立HHI可以起到标准化的作用。同时，分支机构规模扩张速度的操作化指标采用了相对指标而非绝对指标。从数据上看，分支机构扩张分散度、分支机构规模扩张速度与企业规模的Pearson 相关系数分别为0.389和-0.200，不存在显著的线性相关关系。具体地，分支机构扩张分散度的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n代表商业银行设有一级分行的地区数，Nijt代表t期商业银行i在j地的一级分行或总行所直接管辖的分支机构数，若该商业银行仅在其注册地所在城市开展业务，则n= 1。该指标取值为0或1，越接近1表示该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扩张分散度越高。

⒋ 门限变量

本文的门限变量为企业规模（Assets），用总资产规模衡量企业规模，考虑到商业银行资产规模较大，使用百亿元为计量单位。

⒌ 控制变量

在核心变量之外，本文选取代表商业银行基本经营情况的企业规模（Assets）、净资产收益率（ROE）、资本充足率（Adequency）、不良贷款率（Impaired）和区域层面的区域生产总值（GDP）、区域生产总值增速（Growth）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分析，以避免由于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而导致的回归结果偏差问题。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三）模型设定

基于前文分析，本文结合两种要素之间的交互效应、分支机构扩张的调节效应和基于企业规模的门限效应，构建模型如下：

其中，考察人力资本投入对金融业务创新的直接影响，①此处，κ ∈{small,large}。考察知识产权资本投入对金融业务创新的直接影响，考察人力资本投入对金融业务创新的影响与知识产权资本投入对金融业务创新的影响之间的替代关系；考察分支机构扩张分散度对人力资本投入向金融业务创新转化的影响，考察分支机构规模扩张速度对人力资本投入向金融业务创新转化的影响，考察分支机构扩张分散度对知识产权资本投入向金融业务创新转化的影响，考察分支机构规模扩张速度对知识产权资本投入向金融业务创新转化的影响；和分别考察分支机构扩张分散度和分支机构规模扩张速度对金融业务创新的直接效应；Xit为控制变量。为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遗漏变量导致的回归结果偏差问题，本文控制个体固定效应μi和时间固定效应θt，εit为残差项。

四、实证分析

（一）门限效应检验

本文基于模型（2）进行门限回归时，设定自抽样次数为500次。模型中所有解释变量均为门限效应变量，以企业规模为门限变量对门限值进行搜索并检验门限效应，门限效应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门限效应检验结果

由表2 可知，在单门限模型中，搜索到的门限估计值为8.273，此时对应的残差平方和最小（SSR=2.022）。LM检验的F统计量为71.910，且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门限效应成立；LR统计量小于5%水平上的临界值，说明门限值估计具有统计意义上的一致性。在双门限模型中，现有数据量下无法进行门限值搜索，可以认为本文不存在两个以上门限。因此，单门限估计结果为最终结果。

（二）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在门限估计时忽略门限变量值分布在前后尾部5%的样本以增加稳定性［39］。此外，考虑到短面板回归分析中个体数远大于时间数的情况，本文统一使用聚类稳健标准误对残差进行估计。本文分别在假定线性回归和门限回归的情况下对模型（2）进行估计，并进行单变量参数差异检验，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回归结果

由表3可知，门限回归的结果通过方程整体有效性的显著性检验，调整后的组内R2和调整后的总体R2分别为0.328 和0.736，明显高于线性回归的结果，说明模型整体表现出良好的解释力度。

在人力资本投入和知识产权资本投入对金融业务创新的影响方面，在小型商业银行中，人力资本投入对金融业务创新存在显著的直接正向影响（= 39.985），纳入分支机构扩张的平均边际效应后的整体影响亦显著为正知识产权资本投入对金融业务创新的直接影响虽然为负（βsmall2=-4.483），但如果考虑分支机构扩张的平均边际效应，则知识产权资本投入对金融业务创新的整体影响显著为正在大型商业银行中，人力资本投入对金融业务创新存在显著的但弱于小型金融企业情况的正向影响而知识产权资本投入对金融业务创新的影响则减弱为无法显示出任何形式显著影响的情形。因此，H1a和H1b得到验证，人力资本投入和知识产权资本投入对金融业务创新有正向影响，但两者对金融业务创新的正向影响在大型金融企业中比在小型金融企业中弱。需要强调的是，对业务较为成熟的大型金融企业而言，金融业务创新基本上受人力资本投入主导，而与知识产权资本投入并无明显联系。

在人力资本投入和知识产权资本投入的替代关系方面，在小型商业银行中，人力资本投入和知识产权资本投入的交互项对金融业务创新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在大型商业银行中，这种负向影响明显减弱，并且仅呈现边缘显著综合考虑大型商业银行中知识产权资本投入对金融业务创新无显著影响的情况，H2a和H2b得到验证，即人力资本投入和知识产权资本投入面向金融业务创新这一产出存在要素替代关系，且这种关系主要存在于小型金融企业中，在大型金融企业中非常微弱。不过，此处尚无法排他地确认这种规模异质性下替代关系的来源：一方面，它确实可能代表着金融企业规模扩大基础上资源约束减弱的结果；另一方面，它也可能是大型金融企业业务创新中知识产权资本投入无效化的附加结果，即当新增的知识产权资本投入不能转化为增量产出时，也就自然不再能替代另一种投入对产出的作用。

在分支机构扩张对人力资本投入向金融业务创新转化的影响方面，仅在小型商业银行中显著。具体地，分支机构规模扩张速度对人力资本投入向金融业务创新转化有正向调节作用-18.915），而分支机构扩张分散度对人力资本投入向金融业务创新转化则仅有边缘显著的影响因此，H3b和H3c得到验证，而H3a无法得到明确支持。这一结果表明，分支机构扩张对小型金融企业人力资本投入向金融业务创新转化的负向影响，可能主要源于单纯的生产系统规模扩大导致的配置效率降低，与异地经营程度的深化没有必然的联系。

在分支机构扩张对知识产权资本投入向金融业务创新转化的影响方面，其两个方面对小型商业银行的知识产权资本投入向金融业务创新转化均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而对大型商业银行而言，这种调节效应并不显著。因此，可以认为H4a和H4b得到部分验证。在小型金融企业中，知识产权资本投入向金融业务创新转化确实要依赖于分支机构扩张才能实现；如果缺少分支机构这必要的一环，增加知识产权资本投入反而会徒耗资源。不过，由于知识产权资本投入在大型金融企业业务创新中的无效化，这种依赖关系自然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此外，分支机构扩张的两个方面也都显示了对金融业务创新的直接负向影响，这种影响在小型商业银行中显著，而在大型商业银行中却不显著。因此，H5a和H5b得到部分验证。实际上，如果分支机构扩张对金融业务创新的直接负向影响反映的是金融企业在对创新活动不重视的情况下有限的次要要素投入水平，那么对大型金融企业而言，即便其管理者不重视创新活动，资源约束的放松可能也足以使得这些次要投入要素的供给达到足够的强度。

（三）稳健性检验

⒈ 样本选择偏差

截至2020年初，中国正式开展业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共有146家，而本文只选取44家商业银行作为样本。虽然这种样本残缺是由于数据自身缺省而非人为筛选，但也不能排除内生性样本选择偏差威胁分析结果可靠性的可能。因此，有必要对样本偏差问题进行分析，本文主要针对被解释变量和银行基本经营性质指标对样本的偏差进行分析。由于基本经营指标代表了银行总体的经营情况，认为其可以有效地代表商业银行的特征［26］7-15。样本独立性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样本独立性检验结果

由表4可知，K-W 检验和中位数检验结果均显示样本商业银行与其他银行在个体中心化的数据层面没有明显差异。从理论上看，可能造成银行经营差异的许多因素，如经营年限、持牌情况等，确实在双向固定效应的分析中被消除；由于特殊原因造成的个别数据缺省，如某些城市商业银行等为了掩饰恶劣的财务状况而不披露信息，也是易于提取和解释的。因此，结合实证分析结果可以认为，在通过双向固定效应摈除了相关因素后，样本的偏差不严重，对实证可靠性的威胁并不大。此外，再考虑到样本已经覆盖了大多数经营相对成熟的商业银行，样本选择偏差对本文研究结论的影响更小。

除此之外，本文还考虑了将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纳入样本的情况。由回归结果①包含国有大型商业银行样本的回归结果未在正文中列出，留存备索。可知，涉及核心变量的参数估计与采用原样本的结果并无显著差异，这说明是否纳入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作为样本在统计上并不会影响本文研究结论。

⒉ 逆向因果问题

考虑到存在业务创新水平越高的金融企业越愿意投入人力资本和知识产权资本的可能性，本文针对这种逆向因果关系对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进行分析。具体地，本文使用似不相关回归对模型（2）、模型（3）和模型（4）进行联立估计以控制上述逆向因果关系对估计的干扰。

控制了潜在的逆向因果关系的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由表5可知，涉及核心效应的参数估计与前文结果并无显著差异。这说明金融业务创新与人力资本投入和知识产权资本投入逆向因果关系的存在并不会影响本文研究结论。

⒊ 门限效应检验的稳定性

对于小样本的门限面板模型，需要使用Bootstrap方法模拟LM检验对门限效应的显著性进行总体检验。但是，自抽样次数的不同会导致门限效应检验结果的差异，可能存在局部最优解的问题。因此，此处尝试更改自抽样次数对门限效应检验的稳定性进行考察。本文分别将自抽样次数设定为100次或1 000次进行门限效应检验，由检验结果①Bootstrap抽样后的门限效应检验结果未在正文中列出，留存备索。可知，虽然自抽样次数的变动会使得门限检验的p值出现微差异，但总体保持在可接受的显著水平下显著，因而门限效应检验结果是稳健的。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引入生产系统分析框架，按照生产系统的固有性质对金融业务创新投入产出过程可能涉及的复杂机制进行理论建构。在此基础上，本文结合门限面板模型和交互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证实了大部分研究假设，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生产系统这一分析框架的效力。实际上，相较于传统的研究单一因素或具体机制的创新管理文献，生产系统分析框架显示出两方面优势：一方面，所有企业都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生产系统——这种泛用性为将细分的企业创新理论引入对特殊对象的研究提供了方便；另一方面，生产系统更好地实现了理论模型与实证模型的匹配。当前，金融创新乃至于更一般的服务创新无疑都具备相当复杂的影响机制［3］。与基于跨领域文献分析建立起的两个或多个概念的不确定关系相比，生产系统更加接近一个全面的、确定的框架。因此，基于这一视角能够有效避免“理论模型假设不符合现实或根据结论修改假设”这类经济管理研究中的“数学滥用”问题［40］。

具体来讲，本文研究结论揭示了企业层面金融业务创新的人力资本投入主导特征。知识产权资本投入仅在小型金融企业中对金融业务创新有效，而人力资本投入向金融业务创新转化虽然效率存在差异但始终有效。一方面，这揭示了金融创新的内涵，即以用非息收入替代利息收入为商业化目的的金融创新活动更加倾向于一种“无形”的服务创新，是一种不依赖于技术创新中有形生产的存在［41］；另一方面，该发现还有助于从微观视角解释宏观层面和区域层面的一些与金融创新相关的经济现象，如金融企业主导的金融科技投入对经济发展贡献较差这类情况［42］。

本文在将分支机构视作金融企业生产设施的前提下，得到以下研究结论：第一，在小型金融企业中，分支机构扩张对人力资本投入向金融业务创新转化存在干扰，对知识产权资本投入向金融业务创新转化有促进作用，对金融业务创新存在直接负向影响。第二，分支机构扩张对大型金融企业的金融业务创新影响轻微。这些具体发现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分支机构在金融企业创新活动商业化过程中的“终端”作用，为后续研究从生产设施功能、生产设施组织的配置效率等角度理解分支机构扩张对不同规模金融企业经营活动的异质影响拓展了一个新的思路。

（二）启示

本文集中探讨了人力资本投入和知识产权资本投入对金融业务创新的影响，以及分支机构扩张这一金融企业特有概念在其间起到的作用。基于相关结论，本文得到以下启示：

首先，本文研究结论显示，金融企业业务创新中的人力资本投入具有主导特征。中国金融企业如果有意推动金融业务创新转型，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基础上，应招收具备更高素质的员工并为其发挥才能提供良好的组织支撑。不过，考虑到大型金融企业较之小型金融企业投入产出机制更复杂，分工更具体，大型金融企业应当更加注重优化员工知识结构。

其次，当前依靠自有技术进行投资并以此为基础开展相对封闭的创新业务仍是中国许多金融企业开展金融创新业务的主要方式。实际上，本文研究结论显示，金融业务创新对知识产权资本投入呈现出相对较低的依赖性，中国金融企业应当审慎开展自有技术研发活动，通过与科技企业合作等方式获取知识资本产权［43］，并在此基础上重视技术的商业化过程。同时，金融监管机构也应当注意小型金融企业对金融科技等活动过度投资而可能造成的风险［44］，及时予以警示。

再次，本文研究结论显示，分支机构扩张过快可能会阻碍小型金融企业人力资本投入向金融业务创新的转化。近年来，中国一些中小商业银行在过快扩张中暴露出的风险，以及监管层屡次发出的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警示，都集中反映了小型金融企业在跨区域经营中出现的管理能力欠缺的问题［45］。小型金融企业的管理者应当妥善处理机构地理扩张带来的组织结构上的复杂问题，避免因此而降低配置效率；金融监管机构也应当关注小型金融企业进行地理扩张时可能存在的高整合成本、高代理成本问题，对由此导致的经营风险予以监督。

最后，企业规模的差异对金融业务创新的投入产出机制具有整体影响，这种影响是大规模和小规模生产系统之间系统性差异的一种体现。中国金融企业经营者和金融监管部门在制定和实施相应的经营策略和监管政策时，应当特别留意这种基于规模的异质性，区分和利用不同规模下生产经营活动表现出的不同性质。研究人员也应当重视这一问题，更加深入地分析规模异质性所包含的诸多因素对金融企业经营活动的影响，努力拓展关于这一领域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