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俞荣建 白 伟 江婷婷 罗心言

内容提要 本文基于2007—2020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探究了数字化转型对跨国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1）数字化转型能提高企业特有资源的可转移性、降低企业对东道国互补性资源的依赖，从而提升跨国企业以独资模式进入海外市场的可能性。（2）企业创新能力在数字化转型对跨国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即数字化转型有助于增强跨国企业的创新能力，而具备创新能力的跨国企业出于保护自身特有资源优势的考虑会选择资源承诺更高的独资模式。（3）数字化转型对跨国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随双边政治关系、高科技行业性质、高管海外背景的不同而存在异质性。（4）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升跨国企业以独资模式进入海外市场的可能性，实现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的改善。

一、引言

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与广泛应用，使企业的经营和管理模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增强市场竞争力。数字技术同样改变了企业国际化的模式，推动着数字全球化（digital globalization）时代的到来。

随着大量企业依靠数字技术实现国际化扩张，学者们开始关注数字全球化背景下的跨国企业国际化问题。这些研究大多认为数字化转型带来的价值链的数字化及商业模式的改变使跨国企业可以通过数字平台等虚拟渠道向海外顾客提供产品和服务（Brouthers et al.，2022）。 还有学者认为数字技术的数字同质化特征和可重新编程性加速了数据等关键要素的跨境流动，降低了企业跨国运营成本（张昆贤等，2022），同时数字技术增加了企业对国外市场和潜在竞争对手的了解，帮助企业克服“外来者劣势”或“局外人劣势”的影响，进而促进了企业的国际化程度（王墨林等，2022）。另有研究发现，跨国企业在海外也会面临数字合法性缺失、网络攻击等“数字风险”问题（Luo，2022），从而影响其海外数字业务的开展。值得注意的是，现有研究主要关注数字技术对跨国企业国际化路径及绩效的影响，较少探讨数字化与跨国企业国际化战略（如进入模式选择、区位选择等）之间的关系。其中，进入模式选择（独资模式或合资模式选择）是跨国企业实现国际化时需要面临的关键性战略决策，决定着企业对海外子公司的资源承诺、控制权和期望收益。而目前学界并不清楚数字化转型是否会影响以及如何影响跨国企业进入模式选择，这在理论层面破坏了跨国企业国际化战略相关研究的系统性与全面性，在实践层面也无法从数字化视角为跨国企业选择进入模式提供相关指导。针对上述研究的不足，本文试图运用大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以探究数字化转型与跨国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之间的关系。

学者们主要从交易成本理论（Li et al.，2021a）、制度理论（Li&Xiong， 2022）、资源基础观（吴晓波等，2016）等视角探讨跨国企业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问题。吴晓波等（2016）结合交易成本理论和资源基础观，强调企业的海外市场进入是一种双向资源组合的过程，因此需要从跨国企业自身特有资源优势的利用和东道国互补性资源的获取两个视角探讨独资与合资的选择问题。事实上，数字化一直被认为改变了企业配置资源的方式，它能有效降低企业利用内外部资源时的交易成本。因此，有必要探讨数字化转型与跨国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之间的关系。此外，学者们同样关注不同进入模式选择对于跨国企业进入后（post-entry）绩效的影响。例如，独资模式下跨国企业母公司会增加对海外子公司的资源承诺，更倾向于将企业特有资源转移到海外市场（Anderson&Gatignon，1986），这些独特的、难以模仿的资源对海外子公司竞争优势的形成至关重要。此外，独资模式下跨国企业可以在企业文化、人员派遣、管理制度等多个方面增强对海外子公司的控制 （Chang et al.，2013），加快海外子公司在不确定较高的环境下的决策速度（Anderson&Gatignon， 1986），同时避免自身特有资源优势被合资伙伴模仿、泄露的风险（Hennart，1991）。合资模式下跨国企业虽然可以依赖东道国企业的互补性资源，但是合资双方容易面临因文化、目标、管理模式差异引起的管理冲突问题（Delios&Beamish，2001），进而影响海外子公司的绩效。本文将进一步探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不同进入模式选择对企业国际化绩效的影响。

本文基于2007—2020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跨国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本文可能的贡献主要有：（1）运用实证研究探讨了数字化转型与跨国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之间的关系，丰富了国际商务领域中数字全球化的相关研究。（2）基于双向资源组合视角，阐释了数字化转型影响跨国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机理，拓展了现有关于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研究。（3）综合考虑宏观和微观的多种因素，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对跨国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异质性影响，为企业结合内外部环境选择海外市场进入模式提供更全面的参考。（4）进一步分析了数字化转型是否能通过进入模式选择影响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的经营绩效，为数字化转型背景下跨国企业实现高质量国际化提供借鉴。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数字化转型与跨国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

数字化转型指企业运用数字技术对多个业务流程和工作流程进行广泛与彻底的改造（Verhoef et al.，2021），能够对企业经营模式产生影响。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企业试图通过数字技术的运用改变其核心业务，并寻求商业模式创新。在数字经济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企业试图通过网络、数字平台以及数字资产获取特定优势，从而实现国际化扩张（陈岩和张平，2021）。本文认为，数字化转型会提高跨国企业以独资模式进入海外市场的可能性。

一方面，数字化转型能提高企业自身特有资源的跨国可转移性，从而提高跨国企业以独资模式进入海外市场的可能性。传统国际商务研究认为，跨国企业进入海外市场时会面临 “外来者劣势”或是“局外人劣势”，具备企业特有资源优势（例如产品优势、工艺优势、技术优势、管理能力优势、品牌优势等），是企业进行国际化的前提（Dunning&Lundan，2008）。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企业特有优势往往因为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地理距离或是文化差异而很难从母公司转移到海外市场。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数字化平台和社交媒体的使用促进了跨国企业对专门知识、管理经验、技能等特有资源的数字化存储和管理，同时帮助企业突破空间障碍，实现资源优势的跨境转移（Deng et al.，2023）。此外，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技术的运用帮助企业克服语言和文化障碍，促进跨国企业母子公司之间的交流，加速了跨国企业特有资源优势与东道国要素的融合（柴宇曦等，2021；张昆贤等，2022）。上述过程有效提高了跨国企业凭借自身特有资源开展海外业务的能力，降低了企业对东道国合作伙伴的依赖，从而提升企业选择独资模式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帮助企业获取东道国互补性资源，从而提高企业以独资模式进入海外市场的可能性。现有研究强调，跨国企业的海外市场进入是将企业自身特有资源与东道国互补性资源双向组合的过程（吴晓波等，2016），而是否能获取东道国互补性资源往往决定着企业是否选择独资模式。与东道国市场相关的经验知识（experiential knowledge）能为跨国企业感知和识别当地市场需求提供基本框架，是跨国企业进入东道国市场时需要获取的重要资源，而数字技术能促进跨国企业对经验知识的获取和积累。例如，智能产品和数字平台的使用帮助企业实现和当地消费者的良好互动，并跟踪、记录和掌握消费者的行为和偏好（王墨林等，2022）。此外，云计算、大数据分析等数字技术的使用提高了企业数据采集和处理的能力，帮助企业快速了解国外市场和潜在竞争对手，进一步促进相关知识和经验的积累。同时，数字技术能够有效帮助跨国企业嵌入东道国关系网络。基于数字技术的全球数字连接创造了跨国企业与国外供应商、生态系统合作伙伴以及全球客户联系和合作的新方式（Luo，2022）。跨国企业通过社交媒体平台、跨境电商平台、营销平台及企业自身平台与东道国客户及营销人员建立联系，基于企业资源计划系统、供应链计划系统、客户关系管理系统和开源软件连接外部网络成员。数字连接带来的开放性和联动优势能有效帮助跨国企业嵌入东道国商业生态系统，从而获取国际化业务所需要的各类互补性资源（王墨林等，2022）。总而言之，数字技术降低了跨国企业获取东道国互补性资源的难度，进而降低了企业以合资模式进入海外市场的可能性。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跨国企业越倾向于以独资模式进入海外市场。

（二）企业创新能力的中介效应

在上文中提到，传统国际商务研究（包括进入模式研究）倾向于关注跨国企业特有资源优势对企业国际化战略的影响，本文也强调应从跨国企业自身特有资源优势和东道国互补性资源的双重视角考察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问题。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已有研究中创新能力往往被视为企业特有资源优势的象征（Anderson&Gatignon，1986；Hennart，1991）。因此，本文对企业创新能力在数字化转型与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之间发挥的中介效应展开讨论。

首先，数字化转型会提高企业创新能力。数字化转型程度高的企业，会更加重视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等基础数字技术的更新和迭代，并将数字技术与企业特有优势结合，从而产生强大的技术溢出效应，刺激突破性技术创新（Li et al.，2022；赵宸宇等，2021）。数字技术的应用也可以帮助企业有效整合客户和上下游企业的需求数据以及企业内部的生产数据，加快企业产品的更新换代和技术创新，同时使企业的产品和服务创新更加符合市场需求（Li et al.，2022）。数字化转型程度高的企业更倾向于基于数据分析开展决策，减少其业务流程中重复、繁琐的工作，激励技术人员更加专注于创新活动（张吉昌和龙静，2022）。

其次，创新能力强的跨国企业更倾向于以独资模式进入海外市场。一方面，创新能力强的企业一般具有较多的企业特有资源，而这些资源的交易往往会面临市场不完全性问题（Anderson&Gatignon，1986），选择合资模式会给跨国企业带来丧失资源优势的风险（江婷婷和蒋瑜洁，2019）。另一方面，对于创新能力强的跨国企业而言，运用合资模式获取海外市场先进技术和能力的动机较弱。传统国际商务研究认为，来自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市场国家的跨国企业倾向于采用合资或并购等国际化方式获取海外的资源和技术，从而实现母公司的能力升级。而本身就具备一定创新能力的企业更关注如何将自身的优势资源转移到海外子公司（Anderson&Gatignon， 1986），也更关注如何在海外市场凭借自身资源获取竞争优势。此外，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具备创新能力的企业往往更加擅长运用数字平台生态圈获取互补性资源（柴宇曦等，2021），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对合资模式的依赖。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企业创新能力提升跨国企业以独资模式进入海外市场的可能性。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7—2020年在海外设立过子公司的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数据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1）反映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程度的相关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2）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来自Wind数据库；（3）东道国层面的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网站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WDI）。将母公司数据与海外子公司数据进行匹配后，共获得原始观测值10206个。本文在原始观测值的基础上进行如下处理：（1）剔除海外子公司注册地为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等避税天堂的企业；（2）剔除现阶段为“ST”的企业；（3）经过数据的筛选与匹配，将含缺失值的样本去除。经过以上处理，本文得到符合研究要求的样本2486个。

（二）变量定义与测量

1.被解释变量

海外市场进入模式（Mode）。结合已有研究，本文按照股权结构将跨国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划分为独资模式与合资模式两类，具体以95%作为划分界限（Li et al.，2021b）。当中国企业在海外子公司中持有的股权比例大于95%时视为独资，赋值为1，反之赋值为0。

2.解释变量

数字化转型程度（Digi）。参考吴非等（2021）的方法，本文从上市公司年报文本中提取“人工智能技术”“云计算技术”“区块链技术”“大数据技术”“数字技术应用”等关键词并计算词频后加权获得该指标。词频计算方法为该词在年报中的出现次数与年报中统计词语总次数的比值。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借鉴杨德明和刘泳文（2018）、赵宸宇等（2021）的研究方法，使用由专家打分法得到的数字化转型指数作为数字化转型的代理变量。

3.中介变量

企业创新能力（Res_ratio）。借鉴Adams et al.（2006）的测量方法，本文使用研发费用与营业收入之比来衡量企业的创新能力。

4.控制变量

跨国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行为受多方面因素影响，本文控制了微观企业层面及宏观东道国层面的因素。前者主要包括企业年龄（Firm_age）、企业规模（Firm_size）、资产负债率（Leverage）、总资产收益率（Roa）、企业所有制性质（Nature）、无形资产占比（Intangible_assets）、国际化程度（Internationalization）、国际化经验（Firm_experience），后者主要包括文化距离（Culture_distance）、东道国制度质量（Governance_quality）、东道国市场规模（GDP_growth）、 东道国专利申请（Patent_applications）。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见表1，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

表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三）模型设定

1.基准回归模型

由于被解释变量海外市场进入模式为二分变量（独资或合资），本文采用二元Logit回归模型进行估计。基准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被解释变量Modeit为中国企业i在t年进入海外市场的模式。核心解释变量Digiit为制造业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Controlsit为微观企业层面和宏观东道国层面的控制变量。在回归结果中，若β1为正，则表示该解释变量增加了跨国企业选择独资模式进入海外市场的概率；反之，则降低了此概率。i代表企业，t代表年份，I代表行业。λi为企业固定效应，为年份固定效应，δI为行业固定效应。回归采用异方差稳健标准误。

2.中介效应模型

为了检验企业创新能力（Res_ratio）的中介效应，参考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王墨林等（2022）的研究方法，本文设定中介效应模型如下：

公式（1）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公式（2）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公式（3）检验企业创新能力是否在数字化转型对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主效应和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

为检验研究假设，本文使用Log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在表3中，列（1）为只加入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列（2）在列（1）的基础上增加控制变量，可以发现Digi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跨国企业以独资模式进入海外市场的可能性，假设1得到了验证。

表3列（3）中Digi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加深，企业创新能力也显著提升。表3列（4）中Res_ratio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会加大跨国企业以独资模式进入海外市场的可能性。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说明数字化转型通过促进创新能力提升，进一步提高了跨国企业以独资模式进入海外市场的可能性，假设2得到了验证。同时，本文参照现有研究（王墨林等，2022；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采用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方法（抽样5000次）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结果如下表4所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结果在95%的置信区间内均不包含0，进一步验证了中介效应的可靠性。

表4 中介效应检验（Bootstrap结果）

（二）稳健性检验

为了确保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稳健性，本文还进行了如下检验和分析。

1.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参照杨德明和刘泳文（2018）、赵宸宇等（2021）的研究方法，本文采用专家打分法来判断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程度，以Score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回归结果如表5列（1）所示，可以发现回归结果无实质性改变。

表5 稳健性检验结果

2.改变回归模型

考虑到模型选择对研究结论可能产生影响，本文在稳健性检验中采用Probit模型进行回归，结果如表5列（2）所示。变换模型后，虽然各主要变量的回归系数大小和显著性略有下降，但回归结果无实质性改变，说明本研究结论有较强的稳健性。

3.解释变量滞后

为了避免内生性问题对研究结论的干扰，本文使用t期解释变量与t+1期被解释变量重新回归。表5 列（3）～（6）的结果显示，Digi与 Res_ratio 的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正，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

4.中介效应内生性的处理

中介效应检验同样会面临内生性问题。一方面，数字化转型程度高的企业擅长使用数字技术和工具实现创新能力提升；另一方面，创新能力高的企业具备更多企业特有资源优势，拥有更加适合进行数字化转型的条件。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缓解这一反向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袁淳等（2021）认为1984年各个城市的邮电信息适合作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工具变量。企业所处地区的历史通信手段会通过技术层面和社会偏好等因素，影响样本期企业信息技术的运用和接纳水平，从而达到相关性要求。同时，邮电作为公共基础设施，其主要职能是为大众传递信息，而非直接参与企业的专业分工活动，因此符合外生性要求。根据上述思想，本文借鉴赵涛等（2020）的研究，将滞后一期的全国互联网上网人数与1984年各地级市每万人固定电话数量的交乘项作为当期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工具变量。同时本文参考袁淳等（2021）以及郭家堂和骆品亮（2016）对企业数字化程度的验证，采用滞后一期的各省份互联网普及率作为工具变量。表6列（1）和列（2）表明本文选取的两个工具变量通过了识别不足和弱工具变量检验，同时Digi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本文的主要结论稳健可靠。

表6 工具变量

（三）数字化转型影响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异质性检验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会影响跨国企业进入海外市场时的资源组合，从而影响独资模式和合资模式的选择。然而，在逆全球化和地缘政治冲突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国际化面临的外部环境日趋复杂，双边政治关系成为影响跨国企业国际化战略的重要因素。此外，母公司的行业特征及高管团队特征也是影响跨国企业特有资源转移与东道国互补性资源获取的重要因素。因此，本研究进行分组回归，探讨宏观、中观与微观层面的因素如何影响数字化转型与跨国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之间的关系，回归结果见表7。

表7 异质性检验结果

衡量双边政治关系的指标可以根据联合国大会成员国的投票记录构建，在大会上投票记录更接近的国家被认为具有更牢固的双边政治关系。因此本文基于联合国投票数据测算我国和东道国的双边政治关系(Li et al.，2019)。本文根据投票数据的均值将东道国分为与我国双边政治关系较好的国家和与我国双边政治关系较差的国家。从表7列（1）和列（2）的结果可以看出，进入与我国双边政治关系较好的国家时，数字化转型更容易提高跨国企业选择独资模式的可能性。一方面，进入与我国双边政治关系较好的国家时，跨国企业较少面临合法性缺失困境，企业能够凭借自身能力较为容易地获取东道国互补性资源，因此选择合资模式进入的必要性也较小；另一方面，当进入与我国双边政治关系较差的国家时，跨国企业容易受到诸如数据本土化等来自东道国政府的数字制度压力（Luo，2022），这一压力限制了企业对其数字化能力和资源的跨境转移和使用，降低了企业选择独资模式进入的可能性。

本文参考 Senthilkumar&Elango（2013）的划分标准，按照标准产业分类（SIC）代码前三位将样本划分为高科技行业组和非高科技行业组，然后分别进行回归分析。从表7列（3）和列（4）结果可以看出，在高科技行业组，数字化转型更容易提高跨国企业以独资模式进入海外市场的可能性。属于高科技行业的企业一般具有较高创新能力，因此具备较多的企业特有资源，倾向于选择独资模式。此外，属于高科技行业的企业一般对数字技术较为敏感，企业内部也具备数字化转型的认知体系，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也会更加显著。

本文按照研究样本中企业高管团队海外背景人数比例的均值划分高管团队强海外背景组和高管团队弱海外背景组，并分别进行回归分析。表7列（5）和列（6）表明，在高管团队弱海外背景组，数字化转型更容易提高跨国企业以独资模式进入海外市场的可能性。高管团队海外背景可能对数字化转型的作用存在一定替代效果，即高管团队海外背景较强的企业擅长将嵌入在人力资本中的知识等核心优势转移到海外市场，同时也能凭借海外关系网络获取东道国互补性资源，因此在该组中数字化转型对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的影响较为有限。

（四）基于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进一步讨论

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会提高跨国企业以独资模式进入海外市场的可能性，那么跨国企业为什么倾向于以独资模式进入海外市场？选择独资模式会不会提高海外子公司的经营绩效？针对以上问题，本文尝试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本文用海外子公司的净利润与总资产之比表示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Roa_Sub），利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检验。表8的回归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提高了跨国企业选择独资模式的可能性，而选择独资模式有效提升了跨国企业海外子公司的经营绩效。

表8 数字化转型、进入模式选择与海外子公司经营绩效

五、研究结论和启示

本文基于2007—2020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探讨了数字化转型与跨国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之间的关系。基于理论和实证分析，本文得到如下结论：（1）数字化转型能提高企业特有资源的可转移性、降低企业对东道国互补性资源的依赖，从而提升跨国企业以独资模式进入海外市场的可能性。（2）数字化转型有助于增强跨国企业的创新能力，而具备创新能力的跨国企业出于保护自身特有资源优势的考虑会选择以独资模式进入海外市场。（3）进入与我国双边政治关系较好的国家时，数字化转型更容易提高跨国企业选择独资模式的可能性，若跨国企业属于高科技行业或者企业高管团队的海外背景较弱，则数字化转型也更容易提高它们以独资模式进入海外市场的可能性。（4）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升跨国企业以独资模式进入海外市场的可能性，提高海外子公司的经营绩效。

根据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企业应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并以数字化实现全球化。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能力会改变跨国企业进入海外市场时的资源组合，进而影响企业国际化战略和海外经营绩效。在数字全球化时代，中国跨国企业必须要抢抓产业变革机遇，加快完成数字化转型，在此基础上借助网络、数字平台以及数字资产培育特定优势，实现“数字化出海”。不仅如此，对于已经实现国际化的企业来说，在海外市场也要积极使用数字化技术积累东道国市场经验，有效嵌入东道国关系网络，实现产品升级和品牌升级。

第二，利用数字化技术进行国际化的跨国企业应该充分考虑内外部条件。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受双边政治关系、企业所处行业及高管团队特征的调节。因此，跨国企业在参与数字全球化的过程中，应该充分考虑数字化能力发挥作用的边界条件，尤其是要关注“数字风险”等会对企业海外数字业务产生消极影响的因素，在此基础上合理选择进入模式等国际化战略。

第三，政府应该支持与鼓励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参与数字全球化过程。一方面，政府应该针对不同类型的企业制定差异化的支持政策，扎实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另一方面，政府应积极改善与其他国家的双边政治关系，推动双边、区域和多边合作，降低中国企业在海外遭遇“数字风险”的可能性，为企业实现数字全球化、高质量国际化创造良好外部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