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卉

内容提要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庞大的老年流动人口是其表征之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和流动性的增强，给我国老年流动人口的健康带来更多挑战。本文基于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以社区健康教育的内容和形式为切入点，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社区健康教育对老年流动人口主客观健康状况的影响，并引入广义精确匹配法评估背后的因果关系。结果显示，职业病防治、传染病防治和心理健康等教育内容对老年流动人口的健康水平提升显著；从教育形式上看，健康知识讲座对健康状况的改善效果最为明显。本文为理解流动性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提供了社区健康教育的新视角。

一、引言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与巨大人口规模相伴随的是人口的急剧老龄化以及由于隔代抚育、代际照料等原因形成的庞大的老年流动人口。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总量超过2.6亿，同时，流动人口规模达到3.85亿。在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流动的双重背景下，作为兼具“时”（老年）和“空”（流动）属性的规模以上老年人群，老年流动人口的群体规模日益扩大。近年来，社会学、人口学和经济学等学科围绕着人口的流动成因、流动过程和流动后果进行了系列研究，对深入和全面地理解老年流动人口的社会生活状况及其背后的原因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作为流动人口与老年人口的交叉领域，关于流动老人的研究又容易被淹没在流动人口或老年人口的研究中，不易获得聚焦的分析。

健康状况及其形成机制是老年流动人口研究的新兴议题。流动老人的健康状况是影响该群体生活质量的关键要素，因此该领域的研究大多关注流动老人的健康状况和健康风险。相较于年轻世代的流动人口，老年流动人口的健康意识和健康素养相对偏低，叠加其流动经历造成的低社会融入度，使得该群体对健康教育与健康服务资源的利用度较低，由此带来的健康风险给他们自身和家庭都带来了较大压力。改善老年流动人口的身心健康，提升其疾病风险意识，促进该人群的健康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不仅关系到个体的生活质量，还关系到家庭乃至我国未来中长期社会秩序的维护。

健康教育是个体和群体通过交流、教育和健康促进活动，改变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并建立健康生活方式的行为，是促进老年人健康平等的必要途径。坚实的公共健康教育基础有利于提高公共卫生服务的可及性与利用率，进而提升包括老年流动人口在内的全体人民的健康水平。《“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要求“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加快转变健康领域发展方式，全方位、全周期维护和保障人民健康，大幅提高健康水平，显著改善健康公平”。2022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印发“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的通知》，明确提出“开发老年健康教育科普教材，开展老年人健康素养促进项目，做好老年健康教育”，以促进老年人健康。

相较于社会政策对健康教育的关注，目前关于老年流动人口健康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宏观的人口迁移和微观的个体健康层面，以“人口迁移—个体健康”框架为主，而关于中观层面的社区健康教育何以影响该群体健康状况的实证研究较为匮乏。从社会学的视角看，社区健康教育由于其社会交互性和资源聚集性等特征，有助于参与者实现群体知识共享和社会融合，进而提升其自我管理能力、改善其生活方式，因此让参与者的身心健康得以改善。此外，对社区健康教育的讨论也有助于在宏观层面的人口结构、人口流动与微观层面的个体健康分析之间建立解释机制。

本文针对既有研究在社区层面讨论的不足，运用2018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CMDS），以社区健康教育的内容和形式为切入点，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社区健康教育对老年流动人口自评健康和患病状况的影响，引入广义精确匹配法（CEM）克服选择性偏误带来的内生性问题，以识别其中的因果关系。最后，从社区健康教育内容的差异化和教育方式的结构调整出发，为改善老年流动人口的健康状况提出针对性建议。

二、文献评述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评述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流动人口健康研究主要经历了探索期（1991—1999 年）、发展期（2000—2012年）和成熟期（2013年及之后）三个阶段，并形成了以健康选择论、文化功能论、社会资本论和心理压力论为代表的流动人口健康理论 （汪斌，2021）。在关注内容上，主要分为生理健康和精神健康（齐亚强，2014；何雪松等，2010）。在研究对象上，主要包括农民工、老年人、妇女、儿童、外国人等群体（齐亚强等，2012；杨菊华，2018；郑真真，2001；段成荣和梁宏，2004；金卉和范晓光，2019）。近年来由于我国人口结构的调整以及整个社会快速迈入老龄化阶段，老年流动人口的健康问题引起了学界的极大关注。已有文献从宏观水平的社会与自然因素、中观水平的社区与家庭因素、微观水平的生物遗传因素入手，分析不同层次和类型的因素对老年群体主观自评健康、日常生活自理能力、认知能力、心理健康等各种指标以及特定疾病患病状况的影响，发现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基本符合社会-心理-生物医学模式（陆杰华和韦晓丹，2021）。基于本文的研究目的，下面评述的文献主要针对影响老年流动人口健康的核心发现，兼顾部分农民工群体的相关文献。

影响老年流动人口健康的微观社会原因主要集中在个体和家庭层面。个体层面主要从客观维度展开。既有研究除了强调性别、年龄、婚姻、教育程度、户籍等传统社会人口学变量（李含伟，2020；宋全成和张倩，2018）对健康的影响外，把更多的焦点放在和迁移密切相关的因素是如何影响老年人口健康获得上。诸多研究支持健康选择论，即农村劳动力迁移过程中存在健康选择机制，健康状况较好的农村劳动力选择外出务工，健康状况不佳者选择长期回流农村（牛建林，2013）。亦有研究发现，迁移过程对农村劳动力健康产生影响，外出务工增加了劳动力的抑郁倾向（尚越等，2019）。虽然以上实证发现并没有严格区分研究对象是否为老年人口，但对老年流动人口同样具有较强的解释力（杨菊华和卢瑞鹏，2023）。同时，老年流动人口的流动距离越长，生理和心理健康越差，流动时间和流动范围对该群体社会健康的影响存在内在差异（王欢和李聪，2022）。在主观维度，移民压力和移民意义对流动人口的精神健康极为关键。领悟社会支持与心理弹性、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关系，心理弹性与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焦璨，2020）。

以上研究在分析个体属性对健康的影响时，往往离不开家庭层面的讨论。有研究发现，家庭化迁移者的心理健康水平要优于单独迁移者，但在婚姻状况和家庭人口规模上存在异质性 （易莹莹和宋锡文，2020）。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使得个体自评健康更好，并且随家属迁移提高了个体的自评健康，对近两年患病次数影响不明显，而工作迁移仅增加了近两年的患重病次数 （吉黎，2013）。不过，也有研究发现家庭成员随迁对自评健康存在显著的负面影响，男性受到的影响更大（杨博和张楠，2019），可能的解释是随迁老人自身可能存在健康风险。

然而，居住环境与居民健康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不论是个体因素还是家庭因素，其发挥作用都离不开特定的社区、地区等社会空间。国外相关的研究框架经历了 “人口迁移-个体健康”、“居住迁移-环境-个人健康”和“迁居轨迹-环境演变-个体健康发展”三个演变阶段（程晗蓓等，2020）。老年流动人口的居住社区对其健康的影响开始得到关注，但相较于个体和家庭层面的讨论明显偏少，尤其是有关社区健康教育对该群体健康的影响。最近，有学者发现健康教育能有效改善人群的健康状况，对身体健康起到正向促进作用（王文燕等，2022）。同时，接受公共健康教育使农村老年流动人口的自评健康状况更佳，并且对高龄、高文化水平和东部地区农村流动老年人口健康的影响更大（刘俊萍等，2022）。此外，社区健康教育能帮助公众提高慢性病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改善流动人口阅读卫生宣传资料、药物标签以及管理慢性病的能力，提高健康素养（辛怡等，2022）。

虽然有关老年流动人口健康影响因素的文献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相关研究为健康养老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但是仍然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多数研究停留于“人口迁移-个体健康”的传统视角，对于迁移后包括社区在内的环境变化所产生的影响讨论还不够深入。多数老年流动人口退出劳动力市场，“流动性转向”（mobilities turn）使他们的公共生活主要局限于所居住的社区，由于其流动性，他们在邻里互动、社区交往、社区活动参与等方面可能会面临挑战，社区健康教育的内部异质性有待实证分析。第二，对社区健康教育的考察还有待精细化。王文燕等学者虽然考察了健康教育的直接和间接效应，但未能区分不同教育内容对健康状况的影响。疾病防控、心理健康、应急自救等教育内容是否能回应流动老人的实际需求，还需要进一步讨论。与此同时，多数老年流动人口在接受新形式的健康教育时会遭遇数字鸿沟，尤其是“智能鸿沟”（杨菊华和卢瑞鹏，2023），因此对健康教育形式如何影响健康的分析需求也较为迫切。第三，老年流动人口接受社区健康教育的自选择带来的内生性问题需引起重视。倾向值匹配法（PSM）在相关文献中已得到广泛运用，但是它近年来也受到一些批评，有待引入最新的方法重新评估社区健康教育的健康干预效应。

（二）研究假设

教育影响健康的机制大致可归为“预算约束放松说”和“效率提升说”两种假说（程令国等，2015）。前者认为教育程度高通常意味着拥有更好的工作和更高的收入，从而能扩大健康的营养投入和保障投入；后者则认为教育能影响人们对健康的认知和相关健康行为，从而能够提升健康的“生产效率”和“配置效率”。社区健康教育属于“健康干预”（health intervention）的形式之一，其背后所依赖的机制主要是“效率提升说”。

激活健康教育（Activated health education，AHE）模型认为，健康教育可以通过积极引导个人参与健康评估、创建对目标行为的认知、调整和澄清个人健康价值观，来改变健康行为（Dennison&Golaszewski,2002）。由于老年流动人口的认知能力和适应能力相对偏弱，健康知识也不够丰富，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的健康程度有待提高。我国的老年流动人口日常以照护和养育孙辈子女为主，社会支持体系亟待重构，其面临的慢性病（如高血压）、心理压力、传染性疾病等的风险较大。这些健康风险，既与身体衰老有关，也与长期的健康损耗密切相关，离不开生命周期的约束。我们认为，与生命周期相适应的健康教育内容，有助于增加老年流动人口的健康知识，并优化其健康行为习惯，这可能比经济状况的改善更能促进健康水平的提高。此外，生育、突发公共事件自救等内容对健康的作用可能并不明显。由此，提出假设1。

假设1：通过纳入与生命周期相适应的内容，社区健康教育可能更有利于改善老年流动人口的健康状况。

通过大力开展社区健康教育来提高居民的健康水平，除了内容选择外，采取有效的渠道也尤为关键。一般而言，社区健康教育可以分为线下传播和线上传播两种渠道。前者包括开办讲座、宣传栏展示和宣传资料发放，后者主要基于互联网技术在微信、网站进行传播。一方面，由于老年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相对不高，传统渠道可能更受欢迎。另一方面，健康讲座等有利于激发老年流动人口与其他社区居民的互动，交流健康知识，将有助于构建新的社会支持体系（焦璨，2020）。由此，提出假设2。

假设2：通过有利于激发社会互动的知识传播渠道，社区健康教育可能更有利于改善老年流动人口的健康状况。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源于2018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China Migrants Dynamic Survey)。CMDS数据是由国家卫健委实施的一项覆盖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抽样调查，在人口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领域得到广泛使用 （杨菊华和卢瑞鹏，2023）。该调查数据由专业调查员直接访问获得，自2009年起每年实施一次，目前已公开2009-2018年共10轮次数据。本文从数据中筛选出在流入地居住或工作时长大于等于6个月且在调查时点处于60岁及以上的流动人口，剔除重要变量存在缺失值的样本后，最终进入统计模型的观测量为5836。

（二）变量测量

1.因变量

本研究选取了两个变量来考察老年人健康状况，既包括主观层面的自评健康，也包括客观层面的患病或身体不适。CMDS在“健康与公共服务”模块设置了“您的健康状况如何?”访题，选项包括“健康”、“基本健康”、“不健康，但生活能自理”和“生活不能自理”。本研究将自评健康设定为多分类变量，考虑到测量的效度和研究目标，将受访者选择 “不健康，但生活能自理”和“生活不能自理”视作不健康，赋值为1，而选择“基本健康”和“健康”的分别赋值为2和3。同时，调查在同一个模块还设置了“最近一年，您本人是否有患病（负伤）或身体不适的情况？”，选项具体为“是，最近一次发生在两周内”、“是，最近一次发生在两周前”和“否”。本文以其来度量客观健康状况，回答“否”赋值为1，做其他回答的赋值为0，以设定为虚拟变量。

2.自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为社区健康教育的内容和形式。一方面，针对社区健康教育内容，CMDS设计了“过去一年，您在现居住社区/单位是否接受过以下方面的健康教育？”这一题项，具体选项包括“A职业病防治、B传染病防治、C生殖健康与妇幼健康、D慢性病防治、E心理健康 （含精神障碍防治）、F突发公共事件自救、G其他”。该访题为多选题，我们将其分解为多个单选题作为虚拟变量，以测量健康教育内容。该测量有别于既有研究（王文燕等，2022），能够更精准地识别社区健康教育的具体内容。另一方面，针对社区健康教育形式，CMDS设计了 “您在现居社区/单位是以何种方式接受上述健康教育活动？”这一题项，具体选项包括“A健康知识讲座、B宣传资料（纸质、影视）、C宣传栏/电子显示屏、D公众健康咨询活动、E短信/微信/网站、F 个体化面对面咨询、G 其他”，我们采用了与前者类似的操作化方案，作为健康教育形式的测量。

3.控制变量

本文从以下三个层面选取控制变量。个体层面包括性别、年龄、民族、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户口类型、医疗保险等，家庭层面选取家庭月总收入（对数），宏观层面是目前居住地区。在以上变量中，除了年龄和家庭月收入，其他变量均为非连续性变量，在模型中做虚拟化处理。其中，性别、民族、婚姻状况、户口类型、医疗保险为二分变量，受教育程度和居住地区为多分类变量。

（三）分析策略

模型设定主要基于因变量类型来做选择。一方面，自评健康是三分类变量，故我们引入多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Multi-nominal logistic model）进行分析。之所以没有采用定序逻辑斯蒂回归（Ordered logistic model）， 主要在于 “健康”、“比较健康”和“不健康”之间的定序关系违背了成比例比率假定（proportional odds assumption），未能通过相应的检验（p＜0.001）。同时，我们的多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满足无关选择独立性假设（IIA）。另一方面，生理健康属于二分变量，我们采用二元逻辑斯蒂回归模型（Binary logistic model）。

由于居民参与社区健康教育与否受到多种因素的干预与作用，并非随机选择的结果（辛怡等，2022）。如果简单使用一般线性回归模型分析非随机数据，有可能会产生严重的选择性误差，存在由于样本选择偏误带来的高估或低估政策效应等内生性问题（陈云松和范晓光，2011）。匹配法是使用非实验数据或观测数据进行效应分析的主要统计方法，它主要根据“反事实”原则将数据分为实验组与控制组，即通过控制不同组别间的协变量，确保个体之间是“可以”比较的（郭申阳和弗雷泽，2012）。

由此，为了消解自选择导致的选择性偏误，我们采用的是广义精确匹配法（Coarsened Exact Matching，CEM）。CEM属于典型的非参数数据匹配方法（Monotonic Imbalance Bounding）之一（Blackwell，et al.，2009），它通过重新编码减少变量分层，以便对变量值进行泛化分组，进而将精确匹配算法应用到数据处理中（King&Nielsen，2019）。与运用广泛的倾向值匹配法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相比，CEM降低了估计误差与总体方差的不平衡性；它通过变量事先分组的标准，确保匹配以提升样本的平衡性，而且有助于限制模型依赖程度和平均处理效应估计误差。

四、实证分析

（一）社区健康教育状况的描述统计

在受访的老年流动人口中，男性占比为57.6%，已婚群体占比为85.0%，少数民族占比为8%。同时，农业户口占了60.3%，这表明多数老年流动人口属于“乡—城”型流动，与既有研究的发现是一致的。此外，高中及以上学历比重为23.7%，享有社保的占比有94.0%。在业老人比重为29.5%，和其他研究发现相当（周平梅和原新，2019）。此外，从居住地区来看，现居在东部地区的老年流动人口占比33.9%，中部地区为12.2%，西部地区为35.3%，东北地区为18.6%。

描述统计分析显示，不论在主观的自评健康还是客观的“是否患病”方面，老年流动人口的健康状况总体良好。调查显示，在自评健康方面，有46.9%为健康，35.4%为基本健康，仅有17.7%为不健康。同时，有71.0%的老年流动人口表示在过去的一年未曾患病。然而，该群体的健康状况呈现出明显的内在异质性。当我们将社会人口学变量与主客观健康进行列联表分析（见表1）后发现，老年流动人口的健康状况在性别、民族、教育程度、就业状况等多个特征上都存在显著差异，所有特征和已有研究并无二致。然而，是否享有社会保险在两类健康上都未有显著差异，其原因主要是绝大多数受访者都享有不同类型的社会保障福利。同时，非农户籍和已婚老年流动人口的患病概率并没有明显偏低。

表1 主要变量的列联表分析

图1报告了老年流动人口接受社区健康教育的状况。由于相关访题为多项选择题，为了统一量纲，我们将每个访题的频次与所有访题汇总频次相除。在社区健康教育内容上，参与率最高的是慢性病防治（41.95%），最低的是心理健康教育（16.59%）；在社区健康教育形式上，最主要的是宣传资料、宣传栏和健康知识讲座，而利用互联网技术的 “微信/网站”的比重还比较低。

图1 流动老年人口的社区健康教育状况

（二）社区健康教育内容的效应分析

表2是老年流动人口社区健康教育内容影响自评健康水平的统计分析结果。模型1-1到模型1-6分别考察了所有社区健康教育内容在自评健康上的解释力。在模型1中，相对于未受过职业健康教育的受访者，受过教育的老年流动人口认为“健康”或“基本健康”的几率（odds ratio）都显著偏高。具体而言，受过职业病防治教育的老年流动人口“健康”的可能性要高 0.92 倍［exp（0.654）-1=0.923，下同］，“基本健康”要高0.53倍。与此同时，在模型1-2、模型1-5和模型1-6中，多元逻辑斯蒂回归结果分别显示传染病防治、心理健康和突发公共事件自救等健康教育均有助于改善老年流动人口的自评健康。在模型1-3中，生殖健康与妇幼保健教育显著提升了“健康”的自我评价，但在“基本健康”上未能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值得注意的是，慢性病防治教育对老年流动人口的健康水平并没有产生显著效应。我们认为，原因可能在于中国老年人口中慢性病的发病率偏高，慢性病预防和治疗知识的普及率也较高，因此慢性病防治健康教育的作用影响并不明显。

表2 社区健康教育内容影响自评健康的多元Logistic回归结果

表3是老年流动人口社区教育内容影响客观健康的统计分析结果。在控制个体、家庭和地区层面的变量后，分别考察了健康教育对是否患病的影响。模型2-1、模型2-2和模型2-5的统计分析显示，职业病防治、传染病防治、心理健康等教育对减少患病几率具有显著效应。以传染病防治教育为例，受传染病防治教育的老年人不患病的可能性要高31.9%。和表2相比，职业病防治、传染病防治和心理健康教育在健康的主客观维度具有相似的作用力。

表3 社区健康教育内容影响患病的Logistic回归结果

（三）社区健康教育方式的效应分析

表4是社区健康教育方式对老年流动人口自评健康水平的影响效应分析结果。模型3-1到模型3-6依次考察了所有社区健康教育方式对自评健康上的净效应。在模型3-1中，通过健康知识讲座得到健康教育的老年流动人口认为“健康”的可能性要高0.77倍、“基本健康”要高0.54倍。此外，在模型3-2到模型3-5中，回归结果分别显示宣传资料、宣传栏/电子显示器、公众健康咨询活动以及和短信/微信/网站等教育方式都有助于改善老年流动人口的自评健康。然而，在模型3-6中，个体化面对面咨询显著降低了“基本健康”的自我评价（p＜0.1），但在“健康”上未能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相对于其他教育方式，这种咨询比率在老年流动人口总体中最低（见图1），我们猜测其自选择性非常高，故呈现出负向关系，有待在稳健性检验中进一步评估。

表5是老年流动人口社区教育方式影响客观健康的统计分析结果，分别考察了健康教育对是否患病的影响。除了模型4-4和模型4-6，其它模型中的核心变量均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性。具体而言，通过健康知识讲座、宣传资料、宣传栏/电子显示器、短信/微信/网站等方式接受健康教育的老年流动人口，他们患病几率显著偏低。譬如，通过宣传资料接受健康教育的老年人不患病的可能性要高32.3%。和表3相比，公众健康咨询活动和个体化面对面咨询这两种方式对不同形式健康的影响存在差异，也待进一步的评估。

表5 社区健康教育内容影响患病的Logistic回归结果

（四）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老年流动人口是否接受社区健康教育不仅和个体特征和家庭属性有关，还与公共服务的地区差异有关，故难免存在较大的选择性。在统计上，本研究所观测的群体的随机分布性偏弱。为了进一步确认以上逻辑斯蒂回归分析的实证结果，我们利用匹配法做稳健性检验。

我们首先将控制变量作为干扰核心自变量的协变量，借助K2K算法获得表1-表4中所有24个模型分析样本的最佳匹配，然后通过L1的值评估匹配效果，最后对匹配样本进行逻辑斯蒂回归，所有控制变量均被纳入模型，并根据结果依次评估前文的回归结果。根据CEM的原则，匹配效果由L1衡量，用以表示总体不平衡性，L1介于0到1之间，当其为0时意味着匹配完美，越大表示组间L1不平衡性越大。我们可以在事前确保变量平衡的程度，能够自动将数据限制在共同的区间范围之内。对L1比对的结果显示，所有匹配样本明显改善了干预组和对照组的不平衡性（见表6）。

表6 CEM的L1值

表7报告了对CEM匹配样本的逻辑斯蒂回归结果。在社区健康教育内容上，接受了传染病防治教育的流动老年人口在主客观健康状况上都有显著的提升，接受过职业病防治、心理健康教育和突发公共事件自救教育的老人仅在自评健康上表现出了显著的正向作用。以上结果进一步支持了表1和表2中的相关发现，支持假设1。在健康教育方式上，通过健康知识讲座接受健康教育的流动老年人口的健康状况有明显改善，另外 “宣传栏/电子显示器”和“宣传资料”在自评健康上呈现部分促进。通过比较发现，“短信/微信/网站”的效果并不明显，未能支持表3和表4的结果。①由此，假设2也得到了实证分析的支持。

表7 CEM匹配样本的多元回归结果

五、结论与建议

上世纪20年代，我国早期的健康教育者就已经开始将现代健康教育理论和方法引入中国，迄今已历百年。近年来，对老龄健康影响因素的研究重点集中于社会层面的老年健康医疗服务供给、社会保险，以及个人与家庭层面的社会经济地位、生活方式、社会参与、家庭照料、代际支持等；但作为需求导向型老年社会福利体系重要内容的社区健康教育（曹艳春等，2012）对公众健康状况有何影响，既有文献还缺乏深入研究。

社区是老年人口活动的重要场所，承担了重要的健康教育工作，发展社区老年健康教育、提升老年人的健康水平、延长老年人健康寿命，可以缓解社会整体的老龄化困境。虽然有研究涉及社区健康教育对提高老年人口健康水平的正向作用，但我们的研究进一步探讨了在特定老年群体中不同教育内容和形式的效应，对该议题进行了实质性拓展。

本研究的实证发现主要有三点。第一，接受社区健康教育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在社区健康教育内容偏好上，参与率最高的是慢性病防治，最低的是心理健康教育。在社区健康教育形式选择上，目前以宣传资料、宣传栏和健康知识讲座为主，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微信/网站”占比较低。这很大程度上与老年流动群体的教育程度偏低、数字素养不高相关。第二，职业病防治、传染病防治和心理健康教育对老年流动人口健康水平的提升显著。由于部分老年流动人口从事特定行业的经济活动，职业病防治教育对该群体的健康可能产生积极的正向作用。传染病防治对那些有基础疾病的老人尤为重要。心理健康教育可以有效缓解社会网络断裂所带来的不同程度的心理焦虑。第三，健康知识讲座对老年流动人口的健康状况有明显改善，“宣传栏/电子显示器”和“宣传资料”呈现出对自评健康的部分促进；而“短信/微信/网站”的效果不佳。健康知识讲座作为“面对面”的传统教育形式，能够较好地实现讲者与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而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教育方式，对个体的自我学习和理解能力都提出了更高要求。

从上述结论我们可以看到，从教育内容而言，慢性病防治教育的参与度较高，但其对老年流动人口的健康水平并没有产生显著影响，而职业病防治教育、传染病防治和心理健康教育对该群体可能有特殊意义；在教育形式选择上，仍以健康知识讲座为主。基于此，我们认为，社区健康教育首先应当从扩大教育覆盖面逐步转向提高重点人群的健康教育普及度。《“十三五”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服务管理规划》要求，健康教育覆盖率应达到95%，目前健康教育在普及率上已经达到既定目标。对健康教育的目标人群进行分类，根据不同类别的人群提供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应当成为提高我国健康教育水平和成效的有效途径。建议加大对老年流动人口中的健康弱势群体（如：受教育程度较低者、具有多种或较严重基础疾病的患者、住院老年患者及其家庭）的健康教育力度，并引导他们和家人树立良好的健康意识。

其次，积极促进社区健康教育内容和方式的结构优化。应针对老年流动人口的实际需求确定社区健康教育的内容和方向。相较于慢性病相关知识已得到多年普及的情形，迁移经历对老年人的心理冲击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具有迁移经历的老年群体对心理健康教育的需求度较高，以该群体为重点服务对象的心理健康教育应当成为社区健康教育的新重点。心理健康教育不仅仅包括相关知识的普及，更重要的是结合服务对象的生命历程，着眼于社会网络断裂、社会交往缺失等现实，满足其当下的安全感与归属感、社会交往和社会参与等需求，同时也要帮助他们基于积极老龄化的视角寻找生命意义和自我价值。

最后，应当用服务对象能接受的教育方式提高其数字素养，通过数字赋能优化该群体的健康知识结构。数字赋能的社区健康教育可包括以下策略：提供助老上网等社区老龄服务，通过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协作辅导的方式支持老年流动人口的信息技术教育，通过社区倡导激发老年人自身的能动性、发挥子女的数字反哺作用，通过外部资源链接发挥新媒体和智能产品开发商的引导作用等。当然，如何针对老年流动人口的特质设计出更有效的教育形式，尤其是如何将数字化社区建设与针对特定人群的社区健康教育需求实现有效衔接（朱红缨，2022）等问题，还有待未来进行更为深入的实证分析。

注释：

①本文还进行了核心自变量与流动模式（跨省、跨市和跨区县）、教育程度、性别等的交互效应分析，主要发现是稳健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要相关统计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