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余华是当代文学史上一位具有鲜明“先锋意识”的代表作家。20世纪90年代，余华转变创作风格，转向温情叙事，余华小说创作的转变一直是当代文学研究的热点。其《活着》《文城》则是风格转变后温情写实的作品。本文尝试从比较文学的角度，借用比较文学的平行比较法的相关理论，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结合文本详读的方法对这两部作品中温情叙事方式的异同进行解读，论述其转变后的作品表现，结合这些温情叙事的方式来探究对余华小说的创作具有怎样的艺术价值，以及这样的叙事选择对于当下文学创作的参考意义。

【关键词】余华；《活着》；《文城》；温情叙事；异同之处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獻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43-0010-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43.003

20世纪80年代的余华是当代文学史上具有“先锋意识”的代表作家之一。他前期的小说突出表现“冷漠”的先锋叙述风格，他以一种“局外人”的视角，用冷漠、不动声色的叙述，和奇特的想象角度来挣脱“日常生活经验”的束缚。在作者早期的作品中，常常给人带来一种极度暴力、冷漠、残酷的压抑感，以一种异乎寻常冷静的笔调描写死亡、暴力和血腥，带着纯粹的零度情感，以一种十分冷静、理性和有序的方式来叙述这幅怪异图景。

20世纪90年代以后，余华先后相继推出了几部温情写实的小说，如《活着》《许三观卖血记》《文城》等，让我们察觉到余华那颗“冰冷的心”正在慢慢地融化，变得柔软。这些作品中普遍都流露出作者的同理心和同情心，他的写作风格也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在创作的道路上，余华也在不断地打破原有的创作模式、不断地摸索创作结构、不断地开拓和扩展自己已有的写作风格和写作技巧、不断地在现实与想象之间寻找切合点，试图找到走进现实生活的通道。余华听从时代的召唤及时转变自己的创作风格，而后他转向温情写实。后期作品的创作风格，余华不再是一个冷漠的叙述者，而是以一种温情而质朴的叙事方式表达了对人物死亡和对苦难的深切同情，表现出强烈的悲悯之情。

温情叙事的作品呈现出一些相似和不同之处，具体以《活着》和《文城》为例。本文试通过对比余华后期《活着》《文城》这两部小说的温情叙事方式的异同，论述其创作转型后温情叙事的表现，分析余华创作转型后温情叙事的意义。

一、《活着》《文城》温情叙事相似的艺术表现

《活着》和《文城》都是余华在转型后期出版的两部作品，这两部小说虽然相隔29年，但余华的温情叙事风格在这两部作品中是有所传承的。两部作品都运用了一种舒缓的表现方式来展现人性在苦难中的光芒以及温情的力量，使人们从“在苦难中寻找温情”[1]转变为“在温情中受难”[1]71。

（一）人性“善”的体现

人性的温良是余华作品的主题之一，在苦难中渗透着温情，在苦难中透露着人性的光——善良。

在《活着》中，人性的善良表现得尤为突出。年轻时的福贵干过许多荒唐的事，嫖妓赌钱，不学无术，家族产业都被他败光，但并没有一味地浪荡下去，而是迷途知返，这无疑是富贵善良本性的回归。家珍具有典型的传统妇女的优秀品德，纵使丈夫任意折辱打骂，她也一直不离不弃。家庭落败后父亲强行将家珍带回城里，家珍更是割舍不下富贵和孩子们，回到富贵落魄的家中，守着富贵和孩子们，过着清贫艰苦的日子，这是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善良。随着家庭的衰败，他的女儿不得不提早肩负起分担家庭责任的重担，这些磨难同时也练就了凤霞任劳任怨、善良美丽的性格，虽然凤霞有聋哑的残疾，但更重要的是有心地善良的品格。福贵之所以能坚强地活下去，是因为他周围人的人性之光指引并照耀着他，使他充满力量，满怀希望。

《文城》在人性“善”的价值上有着自觉的延续，它不仅在亲情与温情上延续了作者的叙事魅力，也在情感背后拓展了巨大的人文空间。

小美和阿强谎称是一对兄妹，将小美暂时寄宿在林祥福家，在日积月累的相处过程中，小美的勤劳、美丽吸引了林祥福，此时的林祥福是出于对小美身世遭遇的怜悯，好心收留小美。小美和林祥福彼此暗生情愫，两人婚后不久，小美得知阿强生活落泊，她并没有背弃两人最初的承诺，出于对阿强的不舍、同情和感恩，小美携带着林祥福家的大金条出逃，和阿强汇合。在和阿强南下的途中发现自己身怀有孕，小美又拖着孕肚回到林祥福的身边，天性善良的小美是有良知的，要将唯一的骨肉留给林祥福。看着离家再次归来的小美和肚中的亲骨肉，林祥福选择了原谅，全是因为对小美的爱和包容。小美是温柔、恬静、勤勉的妇女，这个善良又柔弱的女子给林祥福的生活带来了生机，给他灰暗冷色调的生活注入了一股温暖的力量。

（二）死亡主题的延续

虽然余华前后期写作风格和手法不同，但死亡的主题在他众多的作品中都贯穿始终。死亡主题在这两部作品中相继都有所展现。

“死亡”是贯穿《活着》的一条重要的主题。“在无尽的苦难和死亡的深渊中，富贵所代表的小人物们虽然只能无可奈何地忍受，但是对于生存的渴望，却使他们不断挣扎，以‘活着’的方式来对抗死亡。”[2]在《活着》中，所有苦难都聚焦在富贵一个人身上，小说中讲述了除了主人公富贵以外的所有次主人公的死亡。年轻时，富贵因嗜赌而变卖了家产，父亲因忧心在茅坑失足摔死；母亲在他充军时因病去世；儿子有庆救他人而死；女儿难产而死；家珍也因操劳过度生病而死；女婿因意外而死；唯一的亲人——苦根，又因吃豆子被噎死。福贵的一生是不断为家人送葬、不断面对死亡的一生。

《文城》中，也始终贯穿着死亡的主题。“他的父亲是乡里唯一的秀才……林祥福五岁的时候，他的父亲突然去世……他十九岁的时候，母亲病倒了。”[3]入冬后的一个雨雹夜晚，一些横倒在地的牲口是被这些雨雹砸死的，一些躺在一块木板上的老人也是被雨雹砸死的，就连林祥福的管家田大的父亲——田东贵也不幸罹难。与土匪的枪战中被一排子弹打穿身体，壮烈牺牲的陈三、被张一斧劈脑袋的独耳士兵、誓死守卫城门的民兵团团领朱伯崇、死守城墙缺口的徐铁匠，都在这场溪镇保卫战中死去。林祥福也因解救顾益民而死、齐家村村民因顾益民逃脱而惨遭屠戮。“鲜血染红晒谷场的泥土，染红老人的白发、孩子的瞳孔和女人苍白的脸……此起彼伏的惨叫声在风中抖动。”[4]弃暗投明的“和尚”在与张一斧的对决中也惨烈去世。

悲情的“死亡”主题一直贯穿在余华的作品中，在死亡中，人的生存价值得到了体现，人物的人格魅力也得到了张扬。

（三）叙述方式的温和平静

善待生命，忍受苦难，学会正确、从容、冷静地面对死亡，这是从余华作品中品味生命时所得出的感悟。对于相继离他而去的亲人，他不再悲伤沉沦，而是默默承受着生命的重量，快乐的将对家珍，凤霞，有庆，苦根的思念寄托在老黄牛身上。在富贵的心中，他并没有将亲人们肉体的消逝看作是生命的终结，她们不止活在富贵曾经的世界里，而是真真切切的永远活在了富贵的记忆里，是另外一种永生。

《活着》和《文城》中所透露的积极乐观的生命意识凭借着“以死写生”的超脱艺术方法都得到了充分的表达。一次次的死亡事件扑面而来，作者反而采用平静的叙述来阐释生存的压迫感，来凸现主人公徐富贵和林祥福明净的心灵和生无所求，死亦无所需的超然生活态度。

（四）苦难中的温情救赎

余华在后期的许多作品中都透露出温情的痕迹。在《活着》中，以福贵为叙述的核心人物，在他所经历的这些苦难中穿插了许多温情美。家庭破败后，仆人长根顾念旧情，让人感动；妻子家珍选择和富贵相濡以沫，这给予了福贵苦难生活的些许温情。“富贵在自顾不暇的困难年代，可以分给队长一把米，这是困难年代的一抹温情。体育老师有庆买糖，这也是冷漠年代的一抹温情。”[5]这些温情都是苦命人在面对苦难时的精神救赎。

林祥福为田东贵做棺材可以看出善良的品格。阿强和小美的诡计让他无比恼怒，当日思夜想并且已身怀有孕的小美失而复得，再次回到他的家，回到他的身边的时候，他不计前嫌，依然对小美呵护有加。面对小美的多次欺诈，林祥福并没有而多做防备，他只是暗自下定决心、对天赌咒发誓，如果小美故伎重演，他会毫不犹豫地带着孩子去追寻小美。和小美朝夕相处的美好时光，是林祥福枯燥无味、黯淡无光日子里的一抹温情。

二、《活着》《文城》温情叙事的不同之处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文学的审美形式和精神风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转型发展期。余华的《活着》和《文城》都是这一时期的产物，这两部作品在延续温情叙事笔调的同时，也有显示出许多不同之处。

（一）主人公性格不同

福贵身边的亲人相继离他而去，重大的人生变故使得他一改往常的性格。从一个无法无天、为所欲为的阔少爷变成了沉默质朴、凡事忍耐的人。他顺从于周边环境给他的生活带来的影响，家产败光，他甘愿承当做佃户的后果；被抓充军，并没有自暴自弃，在努力地活着，他从未放弃过活着的念头。他一直被动地接受着命运的安排，这与他顺从的性格是分不开的。

林祥福是一个沉默寡言、重情重义的谦卑男人，带着北方特有的淳朴和坚韧。但他与顺从命运安排的福贵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格，他从不顺从命运的安排，积极地反抗着命运。面对小美的再次离开，他并没有消极地接受现实，也没有对小美的离开无动于衷，而是兑现诺言，哪怕走遍天涯海角也要找到她，一直南下追寻小美，寻找小美口中的“文城”。

（二）主人公宿命不同

富贵身边的至亲接二连三地先他而去，他生命中的家庭温情存续总是极短暂的，亲人接连的死亡把他活下去的信念一次次撕扯得粉碎。人到暮年的富贵，最后只剩一头陪在身边的老牛，即便如此，老人依然还是乐观地活着。面对生活一次次的无情碾压，富贵对苦难生活最有力的反击就是“活着”，这也是他的宿命。

《文城》中林祥福的生活同样也是经历了重重苦难，小美的出现，成了他暗淡生活中的一束光。接连遭遇的龙卷风、冰雹、匪祸、兵患等灾难使得正常生活又脱离了正轨，在动荡的年代，天灾人祸一次次带走他们身边的朋友、侵吞他们的家产，但都没有打倒这个坚强的男人，他们修好被摧毁的房屋，训练民团抵御土匪，顽强地在兵荒马乱的年代生存。直到土匪绑架了溪镇商会会长，林祥福送抵赎金后，最后被土匪残忍杀害。寻访“文城”、追寻小美是他的宿命；与顾益民、陈永良等人一起守护溪镇是他的宿命；呵护林白家健康成长是他的宿命；重情重义、甘心为他人牺牲更是他的最终宿命。

（三）文章叙事结构不同

《活着》和《文城》两部作品的叙事结构截然不同，《活着》主要采用双层的叙事结构，以采风人“我”和福贵的对话来进行叙事。《文城》则采用“正篇”和“补篇”两部分的叙事结构，呈现出“一个故事两种讲法”[6]。

《活着》采用了一种双层叙事的结构方式，第一人称的“我”是下乡采风的创作员，作为第一叙述层。在文中，“我”是静静地倾听着身边这个“福贵”老人所讲述每一个关于他自己故事的倾听者，偶尔也会从倾听的气氛中分离出来，由衷地发表一下对福贵困苦生存境遇的评论或感叹，“我”对“福贵”老人的故事叙述起着穿针引线的主要引导作用。“我”对于福贵讲述的故事所产生的独特情感的共鸣体验，侧面佐证了福贵叙述的故事真实性，自身的情感体验更能彰显感人、真情实感的故事。

《活着》小说的叙述主角，也是故事的真正叙述者，“福贵”是第二叙述层。福贵在采风者“我”的引导下，平静地将自己所经历的故事娓娓道来。福贵老人看似表面平静，波澜不惊的讲述，实则难掩他内心的悲痛和沉重。在第二叙述层中，余华以描写福贵老人的悲惨经历的笔法，突出《活着》文本的丰富内涵，使“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的”[3]4的中心思想更加突出。文本的讲述在过去与现在的交叉时空里反复来回穿插，使得采风人和读者都获得个人情感的真实体验，情节发展更富有节奏。

《文城》采用“正篇”和“补篇”两部分互相补充叙述的叙事结构。关于讨论这两部分的关系时，余华是这样说的：“正篇是从林祥福的角度写的，补篇是从小美的角度写的，使用这样的结构是为了叙述的流畅。我也尝试过让林祥福和小美的故事并行展开，马上发现两条线索无法穿插，小美小时候离开西里村到溪镇沈家再到与林祥福初见，差不多是补篇里一半的篇幅，把林祥福架空的時间太久，如果把两边的故事切碎了交叉来写，很难做到。”[7]“正篇”和“补篇”这两部分彼此间构成了互文的关系，互相补充、互相叙述共同构成了《文城》的主要内容，采用一种独具匠心、相当成熟的叙述方式：“一个故事的两种讲法。”[6]83

三、结语

《活着》和《文城》都是余华后期风格转变为温情叙事的作品，这两部小说较之与前期先锋式的创作风格有着明显不同的叙事写作风格，这两部小说既是自我承续，更是自我超越的优秀现代小说。自我承续，是指余华此前作品中惯有的诸如对活着或者说生命过程中简直就是血淋淋的苦难的谛视，与对残酷命运的呈示，以及一种“我只知道人是什么”的人道主义价值立场。自我承续和自我超越在作品的刻画中都有着自觉的延续，自我超越指的是增添了以往余华作品中对“情”“义”相对缺失的书写。《活着》在描绘富贵的苦难生活时带有些许的温情色彩，在《文城》中，人与人之间的“情”“义”书写就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余华温情叙事的艺术特质旨在挖掘人性内部的温良，用苦难的方式锻造和凸现人生价值。

我们不难发现余华小说后期温情叙事的情感价值是基于“情”与“义”的基调，并结合这些作品分析和探究可以看出，余華的小说是从人道主义和人文关怀的温情叙事角度出发，抓住主人公生活场景中的温情瞬间，在苦难之下展示生存的坚韧力量，以及在此情况下产生的感人真情，试图竭力唤醒人们内心仅存的温情， 重新构建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弥补现代情感的缺失。

余华作品中的生命都在奋力挣扎，试图摆脱命运的束缚，他们每个个体生命背后都具有一种来自本身的对抗命运的强大力量。在余华温情叙事的作品中，人物大多呈现出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这种故事的演绎方式能使读者在精神上获得一定的鼓舞，让人懂得如何去追求生命、实践生命、创造生命，懂得如何在苦难的生活中独自地寻求希望之光。

参考文献：

[1]潘克锋.从《活着》中的温情美看余华创作风格的转变[J].重庆文理学院学报，2012，（31）：71-75.

[2]李晓洪.活着与死去——解读《活着》中的中国式生存哲学[J].哈尔滨师范大学学报，2013，（5）：146-148.

[3]余华.文城[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6-7.

[4]王凤语.论毕飞宇小说对生存困境的书写[D].安徽大学，2019.

[5]汪政.一个故事的两种讲法——余华长篇小说《文城》读札[J].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5）：82-89.

[6]吕益龙.余华平淡笔调下人物历程所体现的苦难与温情——以《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书中主人公为例[J].新纪实，2021，（21）：17-22.

[7]澎湃新闻.独家专访/余华《文城》：只要我还在写作就进不了“安全区”[DB/OL].https：//finance.sina.com.cn/jjxw/2021-04-20/doc-ikmxzfmk7824978.shtml，2021- 4-20.

作者简介：

赵丽红，女，四川广元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汉语国际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