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一卉

【摘要】本文以元代戏曲《墙头马上》作为研究对象，以文化隐喻理论为切入点，讨论戏文中的文化隐喻意义，指出戏文中存在时间隐喻、场景隐喻以及戏剧情节隐喻，三者共同形成了以传统儒家文化下“才子佳人”爱情模式为表，以原始情欲与市井俗文化为里的双重文化含义，表现了作者在戏文创作中所表达的对儒家传统伦理道德的反抗，以及对情爱与人生的自由的追求与向往。

【关键词】《墙头马上》；文化隐喻；节日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43-0007-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43.002

一、《墙头马上》中的文化隐喻构成

隐喻是人类的思维和认知里随处可见没通过对一种事物的认知基础上去理解另一种事物，是人类思维，行为和表达思想的一种系统方式。而文化隐喻则指某一特定文化中社会成员在情感上或认知上普遍认同的文化现象，活动和传统习俗，表达或型工整一种共享的潜在的价值观。文化隐喻通过一个现象，一个活动或者一种风俗习惯来描述一个文化群体的情感态度，行为模式及价值观，并能反映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

文化隐喻现象出现在古今中外各式各样的文艺作品中，中国古代戏曲中也不乏此现象，《墙头马上》即是一个典型范例，白朴的《墙头马上》是元代四大爱情戏曲之一，该部戏曲讲述了总管家小姐李千金与尚书公子裴少俊二人一见钟情，为情私奔，经历阻碍与困难后终成眷属的故事。就是这样一部戏，无论是故事时间点的选定，还是主人公之间的对话唱词，以及场面描写，情节设置，都存在着隐喻性。《墙头马上》中的构成文化隐喻的隐喻现象可分为三类，即为时间隐喻、场景隐喻和概念隐喻。

（一）时间隐喻

时间隐喻，即一种作者在戏剧情节中利用具有特殊意义的日期或时间节点，使情节产生暗示性的手段。《墙头马上》第一折中三次提到了男女主人公在戏剧中初遇的时间——三月初八日。裴少俊在开场白中便提到：“今日乃三月初八日，上巳节令，洛阳王孙士女，倾城赏玩。”随后李千金的开场白中亦言：“今日是三月上巳，良辰佳节。是好春景也呵！”而梅香在其后也说：“今日上巳，王孙士女，宝马香车，都去郊外玩赏去了。咱两个去后花园内看一看来。”

三月初八，是中国古代的传统节日——上巳节。作者将二人相识这一日定在上巳节，使得二人的相会产生了第一层暗示意义。

首先，作者利用这一时间，无形中为二人的私会“正名”。《墙头马上》的故事原型为白居易诗歌《井底引银瓶》，其诗歌创作的目的是“止淫奔”，白居易否定詩歌中女子私自与男子结合的做法，并希望以此来警告“痴小家儿女”不可私自决定个人婚姻。而《周礼·地官·媒氏》中对上巳节有这样的文字记载：“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司男女之无夫家者而会之。”文中提到，在仲春这一天，男女相会并发生关系后私奔，不被禁止。这一礼法被作者巧妙地放在文中，成了裴少俊与李千金私奔行为合理化的一个依据。作者给原本诗歌中提到的“奔则为妾”的判断，找到了一个可以用来反驳的解释，裴李二人是在上巳这一天私奔的，故“奔者不禁”，不算违背礼法。

其二，上巳节这一时间的选定，同时也具有文化隐喻色彩。二人在这一天私会，表现出作者对封建社会初期原始情欲张扬的认可。《礼记·月令》中记载：“仲春之月，是月也，玄鸟至，至之日大牢祠于高禖，天子亲往，后妃师九嫔御。乃天子所御，带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这一祭祀的主要目的，是求子，故而仲春祭祀的最初原因，乃是生殖崇拜。先秦时期，部分地区的男女仍有在春季野合的习俗，此一习俗来自氏族时代的季节性交配活动。孙作云在《诗经恋歌发微》中提到，《毛传》中曾指出：“《诗经·郑风·溱洧》刺乱也，兵革不息，男女相弃，淫风大行，莫之能救。”

上巳节这一传统节日，在时间推演之中，不断演化出了许多新的节日仪式与行为，随着时间的流逝，上巳节逐渐走向文人化，士人化，并唐后期渐渐衰落。戏文中提到故事发生的时间是“唐高宗即位仪凤三年”即此一传统尚且较为流行的时期，然而此时，上巳节早已脱离了原始时期的季节性交配活动意义。戏文中梅香所言：“王孙士女，宝马香车，都去郊外赏玩去了。”就是这个时期上巳节的一种正常模式。然而男女主人公在这一天一见钟情，又当即发生了关系，其表现并不符合戏文中二人所处的唐代的文化传统。李千金、裴少俊二人皆非普通平民阶级，均为官宦贵胄子女。从戏文中裴少俊引用《礼记》中言论劝李千金也可以看出，裴少俊并非不知礼节，任意妄为的小人。李千金作为贵族小姐，在戏文中也表现出了知礼数、明是非的特点。但二人在这初识的一刻，做出了一个与两人的价值观，身份地位都相去甚远的决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当即冲破了礼教束缚，不顾任何后果，结合在一起，这件事无论是放在戏文背景设置的时代还是作者自身所处的时代，均显得有悖伦常，不合逻辑。但假如结合“上巳”这一特殊的时间点来分析，即可看出作者的情节设定十分合理，并且暗含深意。二人在上巳这一天自由结合，正暗合了封建社会早期原始情欲张扬的文化倾向。

（二）场景隐喻

场景隐喻即为作者通过戏文中的唱词进行戏剧场景的描绘，并在场景描绘中暗藏其内心所要表达的思想情感的一种手法。《墙头马上》的戏文中也有很多暗示人物心境的场景隐喻。首先，李千金和梅香进入后花园以后，便有大段的场景描写通过戏剧人物之口娓娓道来。其一，【鹊踏枝】：怎肯道负花期，惜芳菲。粉悴烟憔，他绿暗红稀。九十日春光如过隙，怕春归又早春归。唱词中外部实景与女主人公内心所想相结合，她说，怎么能辜负花期，不珍惜芳菲，让这些胭脂粉红，独自憔悴。几日的春光，匆匆就逝去了。这时，她所提到的这种春光易逝，已经暗合她内心深处对自己命运的同情，前面梅香提到的“缺个女婿”这一段，亦可以证明。李千金此时正值青春年华，心中已经对爱情有了期许，而看到后花园中芳菲易逝去，也产生了对自己命运的一种担忧。其二，【寄生草】：“柳暗青烟密，花残红雨飞。这人，人和柳浑相类，花心吹得人心碎，柳眉不转峨眉系。为甚西园陡恁景狼藉？正是东君不管人憔悴！”【寄生草】进一步抒发了这种感情，面对这种春日花园，李千金心中是闷闷不乐的，她的内心和这些花柳一样憔悴。此一段表现出一个青春少女在春日的自然环境中，对爱情的渴望。此外，作者在男主人公裴少俊出场之时，便为他定下了一个任务“前来洛阳……名园佳圃，选拣奇花和买花栽子。”而男女主人公在初遇时则是这样一段戏词：“方信道洛阳花锦之地，休道城中有多少名园。你觑这一所花园……”此时男主人公带着“采买花种”的任务走进了花园场景之中，却在花园之中与女主人公一见钟情，擦出了爱情的火花。在这样的场景中，裴少俊所谓的“采买花种”实际上便暗喻着与花朵一样青春的女主人公相遇相爱，他实际上采到的“花”，正是正值青春年少，花期正好的女主人公。这样“花”与“人”的隐喻贯穿了二人的初遇过程，而这样“情亦是景，景亦是人”的创作技巧，使整个戏剧作品获得了又一层隐喻意味。

（三）概念隐喻

概念隐喻，既是作者通过在戏文中对特定概念的反复提及，表现此概念所代表的文化意义，进而使得此一概念对戏剧产生隐喻的一种手段。《墙头马上》的戏词中，两次提到的“武陵溪”这一概念，就充满了隐喻性。

戏文中第一次提到“武陵溪”，乃是裴少俊在写给李千金的诗中提到：“只疑身在武陵游，流水桃花隔岸羞。咫尺刘郎肠已断，为谁含笑倚墙头。”他将二人相会，比喻成在武陵溪畔，桃花树旁。第二次提及，是李千金在等待裴少俊前来赴约时和梅香说：“相逢正是花溪侧，也需穿短巷过长街。”据《幽明录》中记载，东汉刘晨等人入天台山迷不得返，饥食桃果，寻水得大溪，溪边遇仙女，并获款留。此一故事中出现了“溪水，桃花、与仙女相会”这样典型的故事模式，此后唐代王之涣《惆怅词》中也写道：“碧桃花谢武陵溪。”宋代词人黄庭坚《水调歌头》中也写道：“瑶草一何碧，春入武陵溪。溪上桃花无数，枝上有黄鹂。”第三次提到“武陵溪”，是裴少俊跳墙与李千金相会。李千金唱词中唱道：“将湖山困倚，把门角儿虚闭，这后花园权做武陵溪。”这一唱词，更加明显地体现出“武陵溪”这一概念的特殊意义。二人在此，意图发生关系，又将后花园当作了“武陵溪”可以见得，武陵溪这一地点，有着春日男女相会之意。而戏文中二人相会场景为个人宅邸中的后花园，“花溪、武陵溪”应并非指实际存在的场景，亦为一种代表着男女春日相会的隐喻。春日，溪水，男女相会，这个传说中的几个关键词，又与前文中提到的上巳节的习俗传统相吻合。

二、文化隐喻中情欲与礼教之矛盾

在前文中对戏文时间点，场景及概念隐喻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这其中所有的隐喻共同形成了一场大型的文化隐喻。这种文化隐喻以上巳节为核心展开，其指向的便是一种通过对早期先民习俗的还原所表达的对男女原始情欲的认可。结合前面对戏剧中隐喻因素的分析与对文中上巳节元素的溯源，作者在后花园中，营造了一个上古时期男女相会的场景。青年男女，花下溪畔相见，暗中幽会，一拍即合。《诗经·郑风·溱洧》中提到：“溱与洧，浏其清矣。士与女，殷其盈矣。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訏且乐。维士与女，伊其将谑。赠之以芍药。”作者对天然情欲的认可，是由这种对原始文明中男女相会的传统的支持完成的。作者在原本暗喻着禁锢少女情欲与青春的后花园中，通过场景的营造和戏词的暗喻，打造了一个原始上巳节水边虚景，并安排李千金与裴少俊二人在此相识，一见钟情，迅速产生了最原始的情欲。最后，情欲引发的男女情爱，还是在归于儒家礼教的要求以后，才得以以喜剧收尾——裴少俊获得功名，李千金生了一儿一女，并且在公婆对其不好的情况下，重新原谅二人，继续做一个符合儒家伦理要求的儿媳。两人在儒家礼教之下，一个是男性典范，考取功名，矢志不渝，没有做出忘恩负义的行为，一个是女性典范，为丈夫生儿育女，在被裴尚书质疑时怕影响丈夫的前途，主动提出离开孩子，自行回家。两个人都是忠孝两全，忠贞不渝，及其符合礼法的要求。

《墙头马上》以实体戏剧情节为表，以其隐喻的市井文化与作者个人对情欲的追求为里，讲述了一个人性在封建伦理观念中不断挣扎，又逐渐妥协的过程，这其中，作者的态度非常矛盾，他既歌颂原始人性，又对封建伦理下的成功表现出一种拥护和赞美。上巳节“私奔不禁”情节，看似讨了一个巧，而实际意图是让这种不合礼法的婚恋结合形式得到一个名义上的合理说法。他既精心营造了上巳溪水桃花边的场景，并在前期不断暗示，最后又让这种人欲的苗头，欢天喜地地掐灭在了礼教之中。

三、《墙头马上》文化隐喻现象的成因

《墙头马上》的隐喻性写法的出现，与其创作者白朴个人生经历，有着重要关系。

首先，白朴生于金蒙政权变动时期，其父亲为金朝重臣，曾两度易主，白朴作为亡金遗民和汉族文人，其身份在当时的环境下十分尴尬。作为一名儒家礼法观念培养下成长出的文人，他自有的文人气节与当时的社会环境产生了矛盾，这种矛盾使他在维护自身气节与实现儒家传统建功立业理想之间进退维谷，无法自洽。是以他的词曲中也常常表现出一种人生虚无，孤高厌世，放浪形骸，任意东西的思想。如他曾写下：“少年枕上欢，杯中酒好天良夜，休辜负了锦堂风月。笑将红袖遮红烛，不放才郎夜看书，相偎相抱取欢娱。止不过迭应举，及第待何如？”这样的词句，表现出他对功名仕途的厌倦与对男女情爱的贪恋。其另一杂剧作品《梧桐雨》更是对李杨之间这种不合礼法，于家国不利的爱情表现出赞美于同情。这样一些与儒家伦理背道而驰的创作理念，都表现出白朴作为一个民族政权变更时期的文人内心的矛盾与冲突。

其次，元代的统治阶级采取了抑制汉族文人的科举政策，在这样的政策之下，文人地位较从前大幅度下降。元代汉族文人为了生计，逐渐参与到除科举以外的其他社会活动之中，元代杂剧创作的繁荣，与此政策就有着重要关系。文人社会地位的下降，使得元代文人有机会接触到社会下层民众，并在艺术创作中注意迎合下层民众的审美。

士人与浪子，儒家文化与俗文化，这两种身份，两种文化背景的冲突，折射到《墙头马上》之中，就使得作品中的男女主角也有了二重身份，作品中的场景有了空间的二重叠加性。裴少俊与李千金既是一个时代忠孝两全的才子佳人代表，又是最纯粹的人性欲望的化身。象征男女爱欲的花园被礼教筑起高墙，二人越过高墙，以最原始而纯粹的方式表达对情爱的追求，又复归现实中的高墙之内，靠对礼教的妥协获得最终的圆满大结局。這一戏剧设计也表现出白朴对自身现实的无奈，面对历史的变更，他无力扭转局面，也无法说服自己放弃作为文人的风骨。而面对儒家伦理千百年对社会道德的教化，白朴身处其中，其自身的思想也无法跳出传统伦理道德的束缚，只能依靠文化隐喻的手段，来达到对自己内心深处所向往的婚姻爱情的艺术性实现。其以实景为基础，又靠场景描述，时间暗示，与情节排布所营造出虚境的手法，十分精彩巧妙，其创作手法与唐宋诗词中虚实相生手法有无联系与传承关系，值得后人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Lakoff，Johnson.Metaphorsweliveby[M].Chicagoand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2]王季思.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上）[M].济南：齐鲁书社，2018.

[3]谢思炜.白居易诗集校注（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6：422.

[4]周礼·仪礼·礼记[M].长沙：岳麓书社，2006：32.

[5]孙作云.孙作云文集[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

[6]孔颖达.毛诗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7]（南朝·宋）刘义庆.幽明录[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

[8]王士祯.十种唐诗选·国秀集[M].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刻本.

[9]黄庭坚著，刘琳，李勇先，王蓉贵校点.黄庭坚全集[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

[10]程俊英译注.诗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