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俊敏

【摘要】西伯利亚在16世纪末被纳入俄国领土，在地缘政治和民族历史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俄国思想界感知、理解和书写俄国东方领土的边界，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西伯利亚逐渐被纳入俄国文化的共同体。西伯利亚因其特殊自然地理位置、历史文化和经济发展而成为俄罗斯文化空间中的异质性存在。在此环境中形成的俄罗斯性格进行了独具风格的适应与融合，其独特的变体形式便形成了西伯利亚性格。В·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一书对其中的西伯利亚性格进行了生动再现。阿斯塔菲耶夫认为，西伯利亚性格脱胎于本土时空的严酷考验中，孕育于俄罗斯文化与西伯利亚原住民文化的相遇与碰撞之中，保留了如今已经淡出人们视野的俄罗斯民族性格的传统特征，成为激发俄罗斯民族改造自身性格并且肩负“神的使命”的依托。

【关键词】民族性格；西伯利亚性格；俄罗斯民族意识之变体；文学性格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42-0031-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42.010

费奥多尔.阿布拉莫夫认为，“任何民族生活中的许多东西都是民族性格特殊性所致，历史的兴衰藏匿于其中”。①不同社会思潮的领袖在俄罗斯民族性格的概念中加入自己想表达的内容，并确定研究民族性格的主要方法，民族性格是一种复杂又矛盾的现象，即便在类似的条件下，有时也会形成不同的民族性格。

研究小说作品中所反映的民族性格的优势在于文学性格的特点具体而清晰，同时又兼具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小说对人物的言行思想中所展现的民族性格进行了透彻地研究。文学形象的塑造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以作者为代表的当时社会的某种价值观取向，同时，读者通过文学形象的社会和心理活动，能够感受到其代表民族的典型性格特征，以揭示隐藏在作品背后的民族精神和气质。

维克多·阿斯塔菲耶夫在苏联文学界是十分引人注目的一位作家，也是为数不多有能力同时热衷于展现西伯利亚的多面性并以此吸引读者的作家之一。作为土生土长的西伯利亚人，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总是情难自禁地触及这一主题。其代表性长篇《鱼王》于1978年获苏联国家奖，作家在书中重点探索了时代在人们的精神世界所引起的变化，着重发掘生活现象本身包含的道德意义。“西伯利亚性格”与“俄罗斯民族性格”的概念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是俄罗斯性格的独特变体形式。每一个地域都有自己独特的“气质”，包括思想、情感、价值观以及对周围世界及其关系的传统认知体系，这些都成型于特定的自然地理条件。西伯利亚性格是不同时期迁往此地的俄罗斯人与原住民在多民族聚居的西伯利亚地区特殊地理条件下的社会心理特征的具体化。

一、西伯利亚的自然

来自于广袤西伯利亚的阿斯塔菲耶夫的创作延续了俄罗斯文学中一以贯之的自然书写传统，在此，作家以自己在这片大地上的生活体验和独特的自然意识描绘了作家创作的自然图景。阿斯塔菲耶夫的作品《鱼王》为分析西伯利亚民族性格提供了独特视角，书中塑造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作为盗渔者、盗猎者的乌合之众，猥琐又轻浮浪荡的达姆卡，被遗弃在冻土带的三个渔猎者等等。作者通过三个渔猎者的经历写尽了在荒凉苦寒的西伯利亚，人性的需要会以怎样可怕的形式爆发。阿斯塔菲耶夫笔下的西伯利亚人有着敏感的灵魂，他们常常被初来乍到的人所误解。西伯利亚原住民与大自然密不可分，他们铭记并世代遵循着祖先定下的传统。作者在作品的开头就表达了自己对故乡叶尼塞河的爱。主人公曾在叶尼塞河畔的篝火旁度过了一些幸福的时刻和夜晚，观赏过河面上闪烁的浮标灯光，以及河面上倒映的点点金色繁星；细听过细浪拍岸的声音、瑟瑟的风响、林海的低吼，置身于这样的时刻，“好像只剩下你和大自然独处……会感覺到一种怯生生的神秘喜悦，一种空灵自在的心境，觉得这周围世界毕竟还是可以信赖和应该信赖的……自己仿佛是大千一叶，和生命之树却有一茎相连……” ②

书中，最关键的人物是一个失去了兄弟姐妹的无家可归之人——阿基姆。在《鲍加尼达村的鱼汤》一章中，作者向人们展示了阿基姆饱经忧患而又充满欢乐的童年以及影响其道德品质形成的环境，描绘了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一带这群孩子的独特命运以及塑造其性格命运的独特环境。西伯利亚相当部分深入极圈的广袤冻土地带、茂密的原始森林、湍急的叶尼塞河是野性自然的主人公个性成型的底色。无家可归的阿基姆身上并没有浪漫主义的特质：嗜酒又时有轻浮的阿基姆是人们眼中的渔猎能手，但就阿基姆而言，这个定义看起来稍显讽刺，他的相貌非常不起眼甚至还稍显滑稽：他“是一个头发很稀、发色很浅、长着一对细长眼睛的小伙子，他那皮肤纤细、风尘仆仆的脸上露出一副天真烂漫的笑容”。阿基姆的形象塑造还辅以其他细节描写：“穿着一双沼泽地工作长筒靴，棉袄敞开着，鸭舌帽拉得低低的，吸着一支潮湿的烟卷” ③。

阿斯塔菲耶夫并没有将阿基姆的形象理想化，其非英雄主义的倾向显而易见。同其他人一样，他只是一个普通的西伯利亚乡村男孩，在苏维埃北部的一个个集体农场大队——鲍加尼达村长大。作为一个西伯利亚人，阿基姆结合了俄罗斯族和原住民的血统，在集体主义和裙带关系的影响下，阿基姆结合了作者赋予西伯利亚人普遍存在于60-70年代俄罗斯人的那种既坚强又脆弱的性格。

在《鲍耶》一章中，作者详细描述了主人公人生中遭遇的种种困难。他从小成长于一家孤儿院，缺乏来自父母的关爱以及家庭的温暖庇护，只能通过战争的棱镜来审视现实。当他得以回到自己的家庭时，他迫切地想同自己的父母建立关系，但是最终也未成功。然而，从小历尽生活苦难的他却依旧保持着难能可贵的真诚品质。他的行事原则只有一个——人性道德的约束；他无视社会的利害观念，是一个完全新的“自然人”。父母的遗弃与他热切渴望回归家庭形成了鲜明对比，自传体主人公的高贵善良的品质以及对家庭价值的渴望与珍视在此被淋漓尽致地表现在读者眼前。

二、传统自然法则的西伯利亚坚守者

作者在故事中刻画的是大众意识中的西伯利亚形象，其笔下的阿基姆便具备了西伯利亚人的特点——正义感。此处的渔业合作社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地结合了传统的俄罗斯村庄和新式苏维埃社会秩序的特点，成为这一人物人性道德的起点。尽管阿基姆外表平庸，酗酒、轻率而过度轻信，但是却具有扶厄救人的崇高品质。他帮助残疾老兵找回被瘸子戈加.盖尔采夫夺走的迪尔人基里亚加的奖章。在苦寒的极北之地，他冒着赔付高额违约金的风险将已经签约的捕猎任务搁置一边，全心全意投入对奄奄一息的艾丽雅的悉心照顾之中。他始终认为“最要紧的是把人救过来”。④西伯利亚人民信奉只有遵守泰加森林的自然法则的人才能称得上真正的人。阿斯塔菲耶夫的自然哲学概念的基础是认为自然规律是不可动摇的，正因此，泰加林和其中的生命都具有永恒性。泰加的形象是“一滴水珠”故事的核心。在阿斯塔菲耶夫心中，泰加林区就是一个鲜活的生命。阿基姆将自己融于大自然中，将泰加森林法则看得异常神圣，也将家庭传统价值、道德的戒律牢牢地记在心间。对阿斯塔菲耶夫而言，阿基姆代表了西伯利亚从邪恶和灭亡中解脱的希望，是整个俄罗斯复活，也是其人民摆脱自私、依附和贪婪秉性的明灯。为了强调阿基姆形象的重要性，阿斯塔菲耶夫运用了对比的方式以凸显其尽管“穷”也试图“兼济天下”帮助弱小的高贵品质。在《白山群山的梦》一章中，完全自由的、身体与灵魂几乎溶于泰加林的阿基姆与一个“鄙视一切有生之物”的戈加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寒冷小屋内对垂死女孩的悉心照料展现了他最好的精神品质——悲悯和善良。

阿斯塔菲耶夫无论是在《鱼王》中，还是在其他作品中，都没有打算塑造一个理想的阿基姆的形象。由此，阿基姆的双重性和矛盾性便可以有另一种解释：《鱼王》首先是针对西伯利亚性格这个主题及其包含伟大与软弱。强调主人公的“弱点”同时公开强调该地区社会以及道德等一众问题的尖锐性——在现有的现实条件下，无人可以抵抗西伯利亚的野蛮“文明化”。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苏联经历了十月革命后国内战争、伟大卫国战争的无数牺牲、农业集体化的偏差等事件。面临着政治上的高压、文艺思想的停滞，科技发展而道德沦丧，人们逐渐将目光转向与欧洲部分的俄国遥相呼应的西伯利亚。民族性格一词前所冠的“西伯利亚的”这一形容词一直让阿斯塔菲耶夫担心不已。在阿斯塔菲耶夫将西伯利亚描绘成俄罗斯救世主的过程中，悲剧色彩占了上风。西伯利亚成为俄罗斯欧洲部分的反题和文明的反面。而当文明的诸多病症显现时，作为东方的西伯利亚被顺理成章地赋予了一种拯救性。西伯利亚不光是愚昧落后、封闭保守，它同时又落后得非常浪漫，保守得异常坚韧。西伯利亚的停滞与浪漫貌似是矛盾的，实则相辅相成：因为是停滞的，所以保留着大自然最粗犷最原始的模样，它是未被现代破坏、被污染、被荼毒的“灵性”之处；这不仅是由世界末日式的悲怆引起的，它还证实了这种英雄时代正在过去。在阿斯塔菲耶夫的作品中，成长、成熟、人们在渐渐遗忘自己的初心并因此沉溺迷失于物质世界，人们成为消费主义的奴隶和拥趸，理性主义精神最終被淹没在物欲之中。

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一书试图理解西伯利亚传统秩序崩溃的悲剧性后果。当大量的文学作品在写机声隆隆的工地、讴歌压倒一切的社会成就时，阿斯塔菲耶夫担忧的是自然资源的破坏、生态平衡的失衡：“我们只以为，是我们在改造一切，也包括改造原始森林在内。不是的，我们对它只是破坏、损害、践踏、摧残，使它毁于烈火” ⑤表达了对本乡本土的深深眷恋之情。

三、呼唤自然与社会平衡的西伯利亚

进入20世纪，人类对自然的干预和“征服”一直在以空前的规模进行着，而且呈现加剧的态势。正如扎雷金（С.П.Залыгин）所言，今天世界上所发生的无非是文明化带来的变化。如今，以“人类是自然之王”原则为基础的文明正在走向终结。⑥野生动物和鱼类的灭绝俨然在逐渐成为真正的灾难性事件。如今，人类不禁要问对大自然究竟做了什么？在社会快速发展的现阶段，大自然就如同龃龉前行的老者被快节奏的现代人抛诸脑后，文化艺术中的自然形象正在成为连结人与大自然的最后一丝纽带，而且这种连结早已不被视为庄严神圣。正是文学将可以被怀念的过去生动地再现出来。利平（Липин，С.А.）写道：“人在大自然中，不仅能感受到客观的物质现实，而且还能感受埋藏于前人诗意经验中的精神现实。” ⑦正是艺术作品揭示了人类的生命和生存问题、土地的消亡、乡村的危机状态和农民劳动着等永恒主题。

阿斯塔菲耶夫在《鱼王》一书中提出了生态和自然保护的重大问题，但比起追问狐狸消失的去向，更重要的是关注反思人自身发生了什么。作者以不同的方式展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反映了生态问题，而且揭示了哲学和道德问题。阿斯塔菲耶夫没有逃避关于生命意义的永恒问题，他试图在西伯利亚广阔的土地上，在无尽头的泰加森林，在奔涌的叶尼塞河上寻找答案。叶尼塞河对阿斯塔菲耶夫来说不仅仅是一条具有经济意义的航道，而是一条“生命之河”。

《鱼王》表面上写的是自然生态，实则背后隐含着作家对社会生态平衡的隐忧，特别是对从自然灾害转向社会灾难的揭示，对自然生态平衡和社会生态平衡的希冀和呼吁。阿斯塔菲耶夫作品的情节的核心是“鱼王”的章节。在阿斯塔菲耶夫叙事的背景下，鱼王的象征形象获得了特殊的意义。

《鱼王》一章中描写了“河流之王”鳇鱼在与“自然之王”的代表伊格纳齐依奇的决斗中挣脱束缚最终获得自由的情景。鳇鱼与偷猎者伊格纳齐依奇都被困在捕鱼用的排钩上，突如其来的情况残酷地将伊格纳齐依奇置于生死的考验之间，面对死神的恐惧令他意识到必须向大自然请求宽恕。他最终将象征自然的鱼王释放了，奄奄一息的鱼王最终活着游向了自由。

伊格纳齐依奇是作品第一部分中高潮故事的主人公，他同其他偷猎者一样一直理所当然地将自己置于比大自然更高的位置，即便清楚地知道资源终有枯竭的一天仍高高在上地对其予求予取。当他第一次处于濒死的状态时，一种近乎原始的恐惧笼罩着这位经验丰富的偷猎者。事实证明，鱼比人更强壮，人比鱼更聪明；“鱼为生命而战，而人为狩猎的运气而战。鱼王代表着大自然的所有力量，同时也代表着在人类地狱般的残酷发明面前的无能为力。伊格纳齐依奇和鱼王之间的斗争，也是人与自然斗争的象征。” ⑧

劫后余生的伊格纳齐依奇身心都感到如释重负：“……内心感到轻松是因为一种非理智所能透悟的解脱的感觉。” ⑨他开始清醒地反思自己曾经的所作所为，并回忆起已故祖父的遗训：“如果你们灵魂上有什么沉重的罪孽，见不得人的事，伤天害理的勾当，你们就跟鱼王没有缘分，要是碰上了——就赶快释放它。放掉，放掉……这可是伤天害理，最最犯忌的。” ⑩

作者让他在与鱼王的决斗中活下去并非没有缘由。在介绍楚山偷猎者时，作者就给他们灌输老一辈“遗训”，生活、自然以及叶尼塞河都试图将他们拉回人民精神传统的主流，逆时而行的偷猎行为不仅戕害自然，更是破坏自身生存环境的自杀式行为。自然万物是与人类同等的生命存在，并不是人类的附庸；充满生命力的自然本身就是主人公。

四、结语

阿斯塔菲耶夫笔下的西伯利亚性格脱胎于俄罗斯文化与西伯利亚原住民文化的相遇，以及在极端环境和文明冲击的顽强适应力——作者笔下人物的基本特征是在不同环境中的顽强抑或脆弱。作家从这些人物的命运中窥见复杂的社会进程的戏剧性后果。

《鱼王》对西伯利亚性格以及俄罗斯命运的悲剧性反思，反映了作家对自然生态平衡和社会生态平衡的希冀。在作家的描绘中，西伯利亚人保留了渐渐退却的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自然物性的传统特征——正义、悲悯、亲近自然。作者笔下地广人稀、氣候恶劣的西伯利亚社会结构简单，人们捕鱼、狩猎……适时地生活，他们的社会活动更多具有的是原始本能的个体自然属性，在作家看来，自然性、对西伯利亚自然的亲近、对俄罗斯大地的永恒依恋，是西伯利亚地区的俄罗斯民族性格的重要组成部分。

注释：

①Абрамов Ф.А.Сотворение нового русского поля//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в 3-х т.Л.，1982.Т.3.c677.

②③④⑤⑨⑩（苏联）维·阿斯塔菲耶夫著、夏仲翼译：《鱼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1-22页，第72页，第470页，第97页，第288页，第283页。

⑥Залыгин，С.П.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природа//Проза.Публицистика.–М.：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1991.с.394.

⑦Липин，С.А.Человек глазами природы.–М.：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1985.c.163，164.

⑧Афанасьев，А.Н.Поэтические воззрения славян на природу：в 3 т.–М.：Современный писатель，1995.–Т.2.с.3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