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中产的挣扎与空想

2023-11-20林千惠

今古文创 2023年44期

林千惠

【摘要】美国小说家理查德·耶茨出版于1961年的《革命之路》，反讽地展现了中产夫妇弗兰克和爱波的故事，他们试图背离无聊的生活，迁居巴黎，却最终失败，丧失原先澎湃的革命之气。笔者试图从文化研究角度，以小说中描述的革命山庄、惠勒一家的客厅和巴黎三个标志性的场景为切入点，阐释《革命之路》所表现出的20世纪中叶战后的美国中产阶级对生活的不满与挣扎，和他们的挣扎最终止步于空想。

【关键词】中产阶级；《革命之路》；场景书写

【中圖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44-0025-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44.008

《革命之路》是美国作家理查德·耶茨于1961年出版的小说。小说里，居住于康涅狄格州的中产阶级夫妇弗兰克·惠勒和爱波·惠勒雄心勃勃，极其厌恶身处的中产社区“革命山庄”，与死气沉沉的社区氛围格格不入。为了挽救自己，摆脱无聊的中产生活，他们决定迁居心目中的梦城巴黎，找到真实的自我。在《革命之路》里，有三个标志性的场景反复出现或被提及，其分别为革命山庄、弗兰克和爱波家谈话和待客用的客厅、以及弗兰克和爱波的向往之地巴黎。惠勒夫妇在各个场景间的行动和幻想，体现了20世纪中叶战后美国中产阶级对无聊的中产生活不满与挣扎却又无可奈何的复杂心理。

一、“革命山庄”与隐喻的中产生活

革命山庄是《革命之路》里惠勒夫妇所居住的中产社区，位于城外郊区。作者耶茨以局外人的身份，在小说里对它做了不含感情、客观的描述：

“这里的建筑规划好像经过蓄意安排，即使到了晚上，也不会留下重重的暗影或荒凉的剪影。这里只有欢乐，只有明亮，只有一栋栋乳白色的房子像孩子的模型玩具，掩映在层层叠叠的绿色和金色叶子中，透过敞开的窗户流泻出同样温暖的光。” ①

惠勒夫妇厌恶革命山庄，并肆意嘲讽和想要逃离它以及住在社区的居民们，比如他们总是和坎贝尔夫妇讨论郊区的愚蠢，郊区居民的无聊、自以为是，甚至嘲讽坎贝尔夫妇也不过是革命山庄的一员。这样略显刻薄的评价，实则是意有所指，需要还原到与小说相关的历史语境里。

“革命山庄”此类处于郊区的社区的兴起，始于二战结束以后。该时美国经济腾飞，“1945年到1946年，美国城市就业人数增长超过250万……平均年收入上升了65%，个人实际可支配收入上升了30%” ②，居民们财富资源的增长，与结婚率的增长、“婴儿潮”并行而来。为了配合居民居住需求，美国联邦政府通过《全国住宅法》，以贷款的方式帮助居民们换房。在此政策下，许多中产家庭迁至郊区。“美国郊区从富裕者的独占领域变成中产阶级正常的可期之地” ③。

革命山庄式的郊区是中产阶级化的。由于其独特的居民构成，郊区往往被赋予了几分梦的滋味，与中产阶级的富裕生活牢牢绑定在一起。“住在郊区之外的人会羡慕他，想成为这个世界的一个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针对年轻的未婚女军人的一项调查显示，她们对于婚姻的共同梦想是有两个或三个孩子，有自己的住房，有‘一个小花园’。” ④居住在社区即代表着成为中产阶级的一部分，而当时的大众流行文化也不断加固这种郊区和中产阶级之间的联系，如1930年至1950年末连载的颇受欢迎的漫画《Blondie》，故事主角以Blondie和Dagwood这一对生活在郊区社区、幸福美满的中产阶级白人佳偶为典范；1949年美国NBC电台开播的具有代表性的流行电视剧《father knows better》讲述了生活在斯普林菲尔德镇里郊区的幸福美满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喜怒哀乐。可以说，在郊区的中产社区一度是那个时期的美国梦代表。

但位于郊区的社区成了中产阶级的代名词并造就美国梦的同时，也表现出了模板和同质化的一面，如小说里邻居坎贝尔所言，郊区里充溢“四百幢一模一样的建筑物”；每家都是Blondie和Dagwood或《father knows better》那样的家庭配置，即幸福美满的佳偶或者温馨家庭的组合。而战后的大众流行文化和消费主义加剧了同质化：接收到的电视放着一模一样的经过文化工业整合的大众节目；从家庭，到城市动产，到通讯、广告、大众传媒、心理剧，一切的“日常交易不再是同类之间的交易，而是接受、控制财富与信息” ⑤。思想的同质化又意味着人审美、情感和生活方式的被统一和惰化，造就了惠勒夫妇所尖锐嘲讽的居住在革命山庄的邻居们的郊区做派，这些邻居被惠勒夫妇概括为“唐纳德森”们。他们都相亲相爱地和家人在一起，像“穿着睡衣的可爱小兔子”，家庭美满、只关注商业、沉迷于郊区生活、性格自以为是而肤浅。他们在接受和控制信息的社会里越发缺乏思考能力，陷入平庸的生活泥潭。

造成“唐纳德森”现象的正是看似繁荣却暗波涌动的美国社会，它在政府政策、消费主义、大众文化兴盛的多重因素下，推动社区中产阶级化的浪潮。惠勒夫妇敏锐地察觉到并对此厌恶，如弗兰克近乎于直觉的含糊言辞所概括的，他发现国家似乎被“虚假的浪漫情怀”、拙劣的电视情节等所腐蚀，“所有思想和感情都持续不断地稳步降格为容易消化的婴儿食品”。

联合语境来看，惠勒夫妇嘲讽、厌恶革命山庄以及居民们的理由并不是因为个人在相处过程中对他人产生的喜恶，他们眼里的居民更多是象征，他们反对的实则是革命山庄背后的中产生活。他们自认为不是，也不愿意做美国社会里被消费和郊区生活支配的中产阶级，他们是如他们自己所说的，应该是“在一个病入膏肓正在走向灭亡的文化里，依然痛苦地、真正地活着”的个体。这反映了他们与革命山庄乃至其隐喻的中产生活相决裂的决心。

二、“客厅”与中产生活的分离和相连

尽管惠勒夫妇表现得如此蔑视中产生活，但将目光转向惠勒夫妇发表对生活厌恶一类话语的场所——即他们自家的客厅，会发现他们与中产生活的关系更复杂。“客厅”在表现惠勒家与中产生活的分离的同时也展现了反面的微妙相连。

惠勒家的客厅展现惠勒们与革命山庄、中产生活一定程度上的分离。因为住宅的私密性和私人性，惠勒们和“唐纳德森们”永远隔绝开来。一旦进入客厅，便意味着踏入惠勒夫妇的私人空间。这正是惠勒夫妇能够在客厅里安心地和彼此或与坎贝尔夫妇嘲讽中产生活的原因，他们放心自己的对话不会被发现，也知道被谈论的“唐纳德森们”不会听见他们的言语。惠勒家绝对地占据着客厅，掌控着在客厅舒展和表现自我的权力。

对客厅的掌控权，也反映在他们使用自己的审美装潢和改变客厅上。小说里描写他们被房产中介吉文斯太太带着第一次走进房子，他们便幻想他们如何改造房子的内部，“沙发放这里，大桌放那里”，他们希望将家具摆放得不错，让客厅不要太“土里土气”；幻想他们是如何居住在里面，欣赏房子里处处“可发挥的空间”。对惠勒夫妇来说，房子内部的私密空间无需考虑社会或他人的目光，他们可以尽情打造它，塑造该房间的正是所属有者惠勒一家的自我个性。如本雅明所言：“房子成了个性的表达，装饰对于这种房子的意义，如同一幅画作上的签名……居室不仅仅是一个世界，而且是私人的小宝盒，居住在哪里就意味着会留下痕迹” ⑥。客厅，正是惠勒夫妇表现渴望的自我的工具，它承载了惠勒夫妇的部分私人的、渴望与社会脱离的真正自我，这和他们无法掌控的死板、顺从的革命山庄相对立。客厅装潢是个人对中产生活反抗的尝试。在客厅里，惠勒夫妇的个人与外在环境之间的联系似乎达到最弱，私人生活与公共的中产生活毫不挂钩。但惠勒夫妇的客厅并非铜墙铁壁，革命山庄在看似远离他们的情况下，不露声色且无可避免地对房间内部进行占据。

惠勒夫妇试图用自己的物品填满客厅，然而他们购买的椅子、沙发、咖啡桌、落地灯等并不是真的属于他们本身，这些物品都是在大市场流通，经过他们挑选后随机地进入了他们家，这些也可能进入任何一个“唐纳德森们”的家成为他们的一部分。如劳伦斯·詹姆斯所强调的：“中产阶级家居装饰是其主人的品位、想象力、收入和身份的展示场所，也是商业广告设计持续开发出来的结果” ⑦。此外，尽管惠勒夫妇瞧不起电视，但为了孩子，还是打造凹室购买一台电视放进去，他们对此感到羞愧，只能自我安慰不安装电视会看起来很“清高”。这种放电视的做法与他们所鄙夷的中产阶级家庭没有不同。本质而言，惠勒夫妇作为内部空间的客厅，好像能帮助惠勒夫妇确认私人化的自我，但它实则与革命山庄一样，将中产生活和个人微妙地联结在一起。

客厅的隐私性和装潢以略微矛盾的方式联结了惠勒家与中产生活。而更进一步展现这种矛盾联结的，是惠勒夫妇和朋友在客厅里的聚会谈话。从聚会谈话的主题而言，惠勒夫妇热衷于讽刺美国中产阶级化的社会，这直白地反映了他们与中产生活的割裂。但惠勒夫妇的聚会时间、地点和聚会方式却暗示了他们与其的联系。在《革命之路》里，惠勒夫妇之间，或和坎贝尔夫妇的聚会，往往是发生在夜晚。因为惠勒夫妇和坎贝尔夫妇白天都有各自的事要做，男人离开郊区去麦迪逊大道，作为白领上班，女人在家里打扫卫生。只有到了夜晚降临，他们才能抽出时间来娱乐，和他人聚会。而这正完全符合了中产阶级的生活习惯，其时间被严格地划分为工作时间和闲暇时间，“工作和闲暇间明显的几乎是彻底的分裂”，而“工作和闲暇的分离……贯穿于20世纪美国的全部经纬之中” ⑧。只有闲暇时间才能够为他们提供谈话的空隙，且他们也对之习以为常被中产阶级的工作伦理所支配。

聚会的地点是惠勒家的客厅，其无疑为惠勒夫妇们提供了一个与朋友们交往的舒适、私密的地带。他们一起坐在客厅里，放松下来，高谈阔论或窃窃私语，伴随着他们闲谈的往往是供以口渴时喝的“冰冻的饮料”或“咖啡”、可以倚靠的“柔软的沙发垫子”。这类似于詹姆斯·劳伦斯所描述的庞奇卡通画，卡通画里展示了“一个艺术画廊的私人欣赏会” ⑨，中产阶级身份的“客人们”聚集在房间的中央聊天、喝酒等。无论画里的客人们讨论的是什么，该画作展现的正是乐于交际的中产阶级们闲聚的场景。他们与惠勒夫妇们在客厅里所做的没什么不同，都是在闲暇时间与朋友们在私人化的空间里闲聚。因此可以说，综合而言，惠勒夫妇家客厅夜晚的闲谈和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模板没有什么不同。

这一点弗兰克有所察觉，他发现客厅里的言谈并非如他想象的那么美妙。一旦夜晚的聚会话题沉闷不知道聊什么，就会变质成“无趣的”“用来充塞郊区沉闷的生活”的时光，进而和“唐纳德森们”毫无区别。弗兰克已经意识到，他们的生活方式实际上和其他中产阶级没什么不同。只有通过他们的谈话语言，表达对革命山庄的鄙夷、对中产生活的明显冷落，才能使得惠勒夫妇和坎贝尔夫妇确认自己不同于沉沦的美国中产，是语言而非行为使得他们与众不同。一旦脱离区分自我和他人的话题，他们就会对自我的身份茫然和不确定——因为他们就是作为中产阶级，过着中产生活，无法证明他们和中产生活的决裂，他们的做法更像是自欺欺人。

三、“巴黎”与中产的挣扎和空想

既然语言无法证明与中产生活的切断，于是惠勒夫妇采取更为激进的行动。为制定了离开美国，前去巴黎生活的计划。一旦如此，便是从行动上，而非倍感无力地在客厅里的言谈上真正表明了与美国的彻底脱离。

惠勒夫妇的计划里前去巴黎生活而不是其他地方的选择是意味深长的。巴黎在美国的历史语境里有着独特意味。在《革命之路》里，弗兰克提及巴黎时特意说明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给了他关于巴黎的印象，这指明了《革命之路》里巴黎所处的特定历史语境：“巴黎”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迷惘的一代们”作家群体的“巴黎”。“迷惘的一代们”在一战结束后离开美国，前去欧洲，其中大多數人迁居巴黎。他们成为了《太阳照常升起》里所说的与美国大陆失去了精神联系的侨居者，考利在《流放者归来》里注明：“去除我们地方性、区域性的特色，使我们在这个世界里成为无家可归的居民” ⑩，这导致一方面，他们聚集的巴黎成了流放者之家，而另一方面，流放者里的作家在巴黎的聚集让巴黎逐渐成为了艺术家交流中心。故而巴黎具有了双重的象征意义：既是美国流放者聚集之地，又是艺术家之地。

弗兰克去过巴黎，但他在真实的巴黎街道游荡时，仅仅模糊地记得他看到过“名片上的风景名胜”“红灯区皮尔嘉广场”，他对于巴黎的真正更多印象来自于《太阳照常升起》而非他“闯荡这个区域的经历”，他借着海明威之眼而非自身之眼体会着这座城市。他形容巴黎应该是“作家们”待的地方，总是“飘散着智慧”，具有“一种难以言说的优雅”和“生活的诱人秘密”。从弗兰克形容巴黎的言论里，可看出他强调的是巴黎的这份象征意义，即巴黎代表的艺术家式的生活方式和类型，而不是巴黎作为地理地点本身，巴黎这一场景尽管他亲身前去感受过，却更像是幻想的坐标。这也可从弗兰克面对妻子爱波主动提出的迁居巴黎的计划，最初反复强调“如果我是个艺术家，或者是作家”看出他对具有独特思想的作家群体不羁气质的艳羡和对自己的隐隐自卑感，而这种艳羡随之移居到了巴黎身上产生了对巴黎的向往。巴黎变成优雅、具有深度的体现。

巴黎这一场景，在《革命之路》里，比起实际的、供人居住的地理区域，更像个具有标志性的符号。无论是美国流放者聚集之地，或者艺术家之地，对惠勒夫妇而言，吸引都是致命的。巴黎作为美国流放者聚集之地的象征给了惠勒夫妇一种希望，似乎他们一进入巴黎就意味着能如同二十年代的流放者们一样，切断和美国中产生活的累赘联系；作为艺术家之地的巴黎则代表惠勒夫妇寻找独立自我的可能性。前往巴黎是脱离美国中产生活的最好办法，正如革命山庄是中产阶级社会的体现。这正是惠勒夫妇选择要去巴黎的原因。巴黎代表美国中产生活的反面图景。如若在客厅里的言谈无法摆脱和美国中产生活的联系，去巴黎一定能。

然而，与惠勒夫妇希望用迁居巴黎计划来证明自己的独特自我相反的，该计划却恰巧证明的是他们与中产生活的强烈联结。弗兰克对迁居计划的兴奋退潮以后感到的是强烈的胆怯，因为他意识到他并不了解巴黎，而去巴黎的计划背后有很多“无法预想的困难”。当他得知爱波在白天自作主张去办了海外工作申请表格、护照的相关程序后，他怀揣着的是生气和吃惊的情绪。因为他以为和去巴黎计划勾连在一起的，应该是爱波在“卧室的镜子前……试穿不同的衣服，尝试不同的发型……被幻想中的小提琴聲诱惑，梦游般在铺满阳光的房子里旋转，跳着华尔兹……对这自己的影像微笑”，即爱波只应该被去巴黎计划所带来的震撼感而打动，而不该真正去行动，离开他们熟悉的生活。与该行为类似的，是弗兰克迫不及待地愿意把他们计划去巴黎的事告诉坎贝尔夫妇和自己的同事，而当对方表现出艳羡和嫉妒时，他充满了因为自己与他人不同而产生的满足。弗兰克比起行动，更渴望的是用话语去表达自己会去巴黎，而这与他在客厅里用话语表达自己对中产生活的不满，从而宣扬自我的独立有着惊人的雷同，只不过用来表达自我独立的对象从批判中产生活，变成了他有“去巴黎的计划”。与此同时，他继续在行动上照旧完成上班、回家、娱乐等一系列的日常举动。这其实已经在无形中证明了弗兰克尽管排斥他所处的环境，但从内心深处而言，他根本无法、也不想脱离自己的生活，在客厅里大谈美国中产的弱点便足以让他满足。

弗兰克紧接着的举动更证明了这一点。当公司里的上司给了他升职机会时，他不愿意告诉公司里的上司他要辞职，得知爱波怀孕后，立刻心里狂喜，并以此为借口不去巴黎。正如疯子约翰拆穿的，弗兰克“更喜欢这里（革命山庄）”，“是临阵退缩”，甚至是故意让爱波怀孕，好不去面对要去巴黎的事。因为对于弗兰克而言，巴黎仅仅在他和他人的交谈中存在，而不能进入现实行动。一旦进入现实，就代表弗兰克和中产生活的彻底割裂，这会使得他分外恐惧。而如果之前他不明白这个事实，那么前去巴黎的计划使他彻底转醒，最后他坦诚地承认，他真正喜欢的，是在家“享受一次淋浴，换上干爽的衣服，喝一口雪利酒，然后剩下的整个下午都泡在《纽约时报》里”，也即是他原先宣称的最讨厌的典型的中产阶级式的生活。弗兰克与美国中产生活表面排斥，实则完美融合。

爱波则是以更隐喻的方式表达了她和美国中产生活的复杂关系，作为惠勒夫妇里更坚决想要脱离美国社会、迁居巴黎，并有所行动的那一位，在因为忽然怀孕被迫放弃前去巴黎的计划后，她不甘心地试图在家自己流产自己的孩子，结果出意外大出血死去。爱波肉体的逝去似乎隐喻性地展现如若个人只要想要离开她所处的熟悉的环境，等待着她的只有死亡。

从耶茨对革命山庄、惠勒夫妇家的客厅以及巴黎这三个场景的书写来看，惠勒夫妇与中产生活的复杂关系一览无余。惠勒夫妇十分厌恶革命山庄，他们在自家的客厅里，借革命山庄抨击战后美国平庸化的中产生活，惠勒夫妇在言语上对革命山庄的唾弃和不屑，表明了他们试图证明自己在日益沦丧的美国中产生活里的自我独立性。然而惠勒家的客厅，则说明了中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如何入侵到惠勒家而个人却不自知。他们逐渐发现在客厅里的交谈仍不能根本上改变他们的现状，于是便开展迁居巴黎计划，想在行动上真正决心与他们不喜欢的生活割裂，但最终弗兰克的胆怯、计划的失败和爱波的死亡展现了惠勒夫妇与美国中产生活的密不可分。总体来看，《革命之路》的空间书写展现了20世纪中叶战后美国中产阶级对无聊的中产生活不满却又无可奈何的心态。

注释：

①理查德·耶茨著，侯小翊译：《革命之路》，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年版，第329页。

②吴小凡、林广：《从市区到市郊：二战后联邦政府主导下的美国郊区化运动》，《世界地理研究》2020年第1期，第77页。

③肯尼思·杰克逊著，王旭译：《马唐草边疆》，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360页。

④劳伦斯·詹姆斯著，李春玲、杨典译：《中产阶级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19页。

⑤让·鲍德里亚著，刘成富、全志钢译：《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

⑥本雅明著，刘北成译：《巴黎，19世纪的首都》，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8-19页。

⑦劳伦斯·詹姆斯著，李春玲、杨典译：《中产阶级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28页。

⑧C·莱特·米尔斯著，周晓虹译：《白领》，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26页。

⑨劳伦斯·詹姆斯著，李春玲、杨典译：《中产阶级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51页。

⑩马尔科姆·考利著，姜向明译：《流放者归来》，湖南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32页。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