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丰 张 红

(内蒙古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80)

0 引言

当今世界,文化交流与融合日渐繁荣,影视作品呈现国际化特点,加快了国内外影视研究的步伐。电影作品在全球范围内百花齐放,以不同文化为背景的电影作品走向国际舞台,以中国文化为背景的电影作品也不例外。迪士尼动画电影《花木兰》于1998年上映,电影取材自中国古代传说中四大巾帼英雄之一花木兰的故事。2020年,真人电影版《花木兰》上映,一经推出便广受好评。作为以西方视角拍摄的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电影,真人电影版《花木兰》如何通过翻译来对独立女性形象进行构建,引起中国观众的共鸣?本文将从蒙娜·贝克(Mona Baker)的叙事理论出发,从真人电影版《花木兰》中选取实例进行阐释。过往以蒙娜·贝克叙事理论出发的研究多关注经典译著及文学作品,如近代散文英译[1]、傅东华《飘》译本[2]、严复的著作《天演论》[3]以及贾平凹的作品《浮躁》[4]等。在新闻翻译方面,有学者对外媒涉华报道进行研究,探讨新闻翻译中如何进行叙事建构[5]。而在视听翻译方面,较少有学者使用叙事建构理论对电影字幕翻译进行深入分析,因此,本文以叙事建构理论为理论框架,以2020年上映的电影《花木兰》为研究对象,探讨译者在字幕翻译时选择了何种叙事建构策略,论述中国语境下如何通过字幕翻译进行女性形象建构。

1 叙事建构理论

“叙事”一词最早出现在经典结构主义叙事学中,随着该词在多学科领域的应用,具有了更多的含义。蒙娜·贝克(Mona Baker)提出,在翻译领域,“叙事”是社会学与交际理论中的概念,用来探索翻译参与这些叙事过程的方式[6]。叙事主要操控发生在人们周围、能够使人们相信的故事,是动态的过程,具有复杂性和不稳定性,同时也具有很强的颠覆和转化潜力。除此之外,叙事理论的另一大优势是帮助审视翻译如何在跨越实践和文本的叙事中起作用,激励人们超越话语当时当地的叙事,去评价它们对更大范围叙事的贡献,将叙事汇集整理并加以分析,具有建构性[6]。

尽管建构是一种主动且有意识的行为,但译者仍需受到种种约束与限制,受到所在语境的影响。叙事建构不能超越讲话者或写作者享有的建构空间,译者要在不超越建构空间的情况下发挥译者主体性来构建话语叙事[6]。在贝克2006年的作品TranslationandConflict:ANarrativeAccount中,她指出翻译时要通过多种方法来弱化、强化或更改隐含在原文本中的某些叙事内容[7]。她使用建构(framing)这个概念,来探讨如何在目标语境中建构叙事。翻译时,建构被看作一个赋予意义的积极过程,具体可以通过四种策略实现叙事建构:时空建构、选择性采用、标示式建构和对人物事件的重新定位[6]。通过使用不同的叙事策略,译者能够发挥译者的能动性、主动性,并且影响受众的反应[1]。因此,贝克的叙事理论为研究如何通过字幕翻译进行叙事建构提供了理论依据。

2 字幕翻译

视听翻译起初并不受翻译理论的重视。凯瑟琳娜·赖斯(Katharina Reiss)对文本类型进行探讨时,提出“视听类”文本,但并未对此进行详细论述[8]。此后,德克·德拉巴斯替塔(Dirk Delabastita)参照古典修辞学,列举了大量翻译方法,并从中提炼出影视翻译的特点,极大地促进了视听翻译研究领域的发展,取得可观的研究成果[8]。自1995年起,视听翻译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在西方译界广受关注[9]。进入21世纪,视听翻译在我国受到关注,为翻译研究注入活力,特别是在2019年以后,视听翻译在我国的研究呈现上升趋势,热度不断增强,视听翻译教学成为一大基础研究视角,另一大基础视角则是对视听本体所作的研究,包括影视、戏剧、网络视频等[10]。随着新时代背景下社会情况和社会需求的不断变化,视听翻译经历了研究范式的转型,呈现出不断细化、针对性增强的趋势,研究内容细化为片名翻译、字幕翻译、剧本翻译、涉及语料库的剧本研究等[11]。

学者们从实践出发,探讨字幕翻译的策略与技巧。早期处在探索阶段的字幕翻译研究认为视听翻译研究需要结合多模态语境参数论,将电影视觉、听觉等多模态符号融入字幕翻译的语义生成机制中[12]。此后,传统的直译、意译作为主要研究内容,应用范围广泛。然而,这类传统研究方法尽管应用广泛,但随着视听翻译的进一步发展,难以为如今字幕翻译研究提供更为深入的指导[11]。随着国际交流日益密切,跨文化传播日益频繁,国产电影字幕受到的关注度逐年提升,电影翻译是目前视听翻译的重点领域。学者们选用不同的电影作为研究对象,探索视听翻译的方方面面。有学者从译者行为批评分析理论出发,发现电影字幕译本在“文本求真度”上存在瑕疵[13];也有学者从生态翻译学出发,认为译者在翻译时需要采用归化、释义、转移的翻译策略对文本做出适应性选择和选择性适应[14]。同时,如今的字幕翻译研究呈现百花齐放的态势,越来越多类型的字幕翻译被纳入研究范围。例如,有学者以儿童动画片字幕翻译为研究对象进行针对性分析,总结出字幕翻译需符合儿童观影心理、认知水平及审美需求[15];还有学者选择了更为细化的研究领域,将目光转向新媒体,聚焦短视频,认为纪实短视频的字幕翻译需做到事实信息突出、描述信息突出、评价信息突出、文化信息突出、召唤信息突出、美学信息突出[16]。

综上所述,视听翻译不仅是当下数字时代的研究热点,也是传播中国文化的窗口与引进西方优秀作品的平台。从蒙娜·贝克的叙事理论出发,探索译者如何在字幕翻译中进行女性形象建构,将西方世界拍摄的关于中国文化的电影以恰当的形式展现给中国观众,能够拉近与目标受众的距离,同时可总结出类似文本的翻译方法,可为视听翻译的发展提供案例参考。

3 电影《花木兰》女性形象叙事建构

《花木兰》是华特·迪士尼影片公司出品的真人版剧情电影,由妮基·卡罗执导,刘亦菲、甄子丹领衔主演,于2020年9月11日在中国内地上映。该片取材于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传说,根据迪士尼1998年出品的同名动画片改编,讲述了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的故事。本文以2020年上映的电影《花木兰》在腾讯视频平台播放的双语字幕版本为研究对象,原文本为英文,译文为中文,详细分析译者使用的叙事建构策略。

3.1 时空建构

时空建构是将文本所处的时空语境移植到截然不同的时空语境中,凸显文本所体现的叙事,引导目标受众将其与现实生活中的叙事相联系[6]。尽管电影《花木兰》的故事来自中国古代传说,但电影由迪士尼公司制作,原声为英语,在全球范围内上映,电影对花木兰的传说进行了较大的改编与再创作,翻译时需将这部作品移植到中国语境中,拉进与目标受众的距离,充分体现中国传统文化。新的语境能够更加凸显该文本的叙事,有助于目标受众将文本与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建立关联[6]。

例1. 原文:Quiet. Composed. Graceful. Elegant. Poised. Polite.

译文:安静,沉稳,温婉,淑雅,从容,知礼。

例1出现在电影开头部分,花木兰出生在传统的中国家庭,起初木兰的父亲认为女子只有找到一门好亲事才能光宗耀祖,于是送她跟媒人学礼仪。学习茶艺之时,媒人使用了六个形容词讲女子应具有的品质。译文将文本由西方社会移植到中国语境中,使用更具传统色彩的形容词“淑雅”“从容”“知礼”等, 刻画出中国古代女性有别于现代女性的鲜明形象,引导观众能将其与自己所熟悉的古代女子形象联系起来。

例2. 原文:Devotion to family.

译文:爱家是为孝。

在电影《花木兰》中,木兰代父从军征战柔然,战争结束后衣锦还乡,木兰告知父亲在战争中弄丢了刻着军中三德“忠、勇、真”的宝剑。因救国有功,帝王赏赐给木兰一把新的宝剑,除了军中三德,在剑的背面印有“孝”字。孝道是我国关于关爱父母、敬老尊老的文化传统,“孝”字本义为孝顺,尽心尽力地奉养父母。在电影《花木兰》开始时讲述了木兰父母希望她结一门好亲事。但木兰并未顺从父母的心意,而是执意替父从军。原文并没有使用“obedient”,而是使用 “devotion to family”来对应“孝”,与中国文化中孝顺父母、照顾长辈的“孝”有所出入。因此,“孝”字本义与木兰的实际行动并不相符,译者翻译时需要找到原文与画面上“孝”字的对应关系,同时要与熟悉中国文化的受众建立联系。译文翻译为“爱家是为孝”,既对应了宝剑上刻的“孝”字,又将重点放在木兰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表达了对家庭的热爱上,用保护父亲的方式来奉养父母,使其免受战争之苦。译文把原文叙事与中文语境的叙事相结合,通过空间的建构突出了原文的叙事立场,准确传递出西方影片要表达的东方情怀,塑造了独立勇敢的女性形象。

综上所述,译文在对叙事进行时空建构时,可以介入译文,对译文进行调整,使语言风格符合电影中事件发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将西方背景下的电影移植到中国语境时,需要注意中国传统文化与电影情节的关系,翻译并不是照搬原文、亦步亦趋,而是全盘考虑的结果。

3.2 文本素材的选择和采用

为了强调或弱化某个特定文化群体的叙事,译文进行翻译时会有意识地对原文进行选择性采用,例如增加或删减,使新的叙事在新的语境下进行传播,参与建构目的语受众的叙事视角[6]。字幕翻译是跨文化的交际翻译,要以目标受众为翻译重心,可以根据表达需要适当改动内容[17]。在电影《花木兰》中,译文中可见减译的现象,如例3和例4所示:

例3. 原文:Xiu gives me no trouble. The matchmaker will find a good husband for her.

译文:你看阿秀多省心,将来肯定能结一门好亲事。

在电影中,木兰的家人教育木兰,妹妹能够顺从父母的心意,以后这样的性格也能帮助她找到如意郎君。例3的译文将“The matchmaker”省略,将“find a good husband”译为“结一门好亲事”。“Matchmaker”是“媒人”的意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媒人对应的性别是女性,若直译,会使目标受众将其与对男女双方父母点头哈腰、笑容妩媚的中老年女性形象联系起来。译文将“媒人”一词隐去,只传递原文要表达的妹妹阿秀听话、顺从的形象,完全不影响目标语读者的理解,同时避免了女性负面形象的出现。

例4. 原文:Is there something wrong? No, Madam Matchmaker, thank you.

译文:有什么问题吗?没有,夫人,多谢指教。

和例3一样,例4当中,木兰正在跟着媒人学端茶倒水的女子礼仪。在回答媒人的提问时,原文是“Madam Matchmaker”,译文同样省略了“媒人”一词,仅保留了“夫人”,译文弱化了原文想要表述的叙事,经过译者的干预,特别是删除了原文中的部分内容,将原文叙事中女性的负面形象省去,体现了对女性的尊重。

电影的受众群体是人民大众,受制于年龄、文化等社会因素差异,电影字幕具有通俗化、大众化、口语化的特点[14]。因此,只要确保译文通俗,易于被目标语读者接受,且在传递信息时不遗漏关键信息,弱化特定群体叙事就可通过减译的翻译方法来实现。

3.3 标示式建构

标示式建构涉及到人物、地点的命名,或者叙事中的其他关键元素[6]。在视觉作品中,通过标题可以有效建构或重新建构叙事[6]。在电影《花木兰》中,电影名称原为“Mulan”,只有名没有姓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姓氏是用来标示自己家族和身份的符号,有了姓氏,也就有了血脉亲情的关联。此外,电影片名翻译需遵循约定俗成原则,对已有的人名,可以保留[18]。译文加上了木兰的姓氏“花”,不仅保留了中国古代传说中已有的人名,还通过电影标题突出了木兰的身份,强化了木兰对花家家族做出贡献的叙事。

除此之外,对文本内部进行调整可以配合标题的叙事立场,进一步强化读者对标题的解读[6]。如例5所示:

例5. 原文:I would change nothing about my life.

译文:我有女儿并不后悔。

例5是木兰的父亲原本准备自己上战场,临行前收拾行装对木兰说的话。木兰表示若自己是男儿,父亲也不必受战争之苦,父亲如此回应道。原文若是直译为“那样我的人生也不会有丝毫改变”,表现出无论是儿子还是女儿,父亲都会上战场的决心。然而,在译文中,译者将这句话译为“我有女儿并不后悔”,则体现了父亲与女儿之间的亲情,强化了木兰的身份,与译文标题建构的叙事相呼应。

叙事建构不只出现在字幕翻译中,对于视觉作品来说,标题翻译同等重要。除此之外,对文本进行调整可以配合标题的叙事立场,使叙事建构更加全面。

3.4 人物事件的再定位

人物事件的再定位是通过翻译活动来对各种语言参数进行细微调整,灵活运用表示时间、空间、指示等语言手段来改变参与者之间的关系,使参与者能够积极参与当前叙事[6]。电影《花木兰》主要通过改变代词来实现人物事件的再定位,如例6所示:

例6. 原文:She has followed me into battle before, and she will follow me now.

译文:以前它就跟着我上战场,这次它也会陪着我。

在例6中,木兰父亲打算上战场的前夜告诉木兰,自己曾带一个雕有凤凰图案的护身符上阵杀敌。电影画面出现的是护身符这一物品,而原文中两次出现人称代词“she”。译文在处理时并未照搬原文中的人称代词,而是将其改成了中文当中指代物的“它”。若译文仍照搬原文中的人称“她”,会不符合中文用“它”指代物的表达习惯,同时又有可能物化女性,将女性这一性别本身与物品建立联系。译文的处理符合目标语的表达习惯,也体现了对女性的尊重。

因此,电影《花木兰》并未对其他语言参数作过多调整,在对文本进行人物、时间再定位时,仅使用人称这一调整手段,拉近与目标语读者的距离,促进目标语读者积极参与叙事。

结语

电影《花木兰》使用时空建构、文本素材的选择性采用、标示式建构、人物事件再定位四种叙事建构方式,从电影标题及字幕入手,通过翻译向中国观众强化了女性形象的叙事,通过对译文的重新建构调整了译文的叙事特征,将勇敢、独立的女性形象展现在中国观众面前。研究发现,译者进行时空建构时,要充分考虑两种语境下的文化差异和事件发生的背景后再产出恰当的译文,来强化译文想要建构的内容;译者需要考虑到受众所处的文化背景,在确保重要信息传递完整的前提下,可适当对译文进行减译,对文本信息进行选择性采用,配合译文中女性形象的建构;标题是叙事建构的重要方面,字幕翻译配合标题,能够全方位进行叙事建构;译者还可通过改变人称实现人物事件的再定位,拉近与中国观众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