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红见

(西安翻译学院英文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05)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红色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的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红色遗存和红色精神[1]。陕西红色文化资源丰富且内容隽永。在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构建中国国家形象、树立中华文化自信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背景下,对陕西红色文化进行英译及国际传播,向世界讲述陕西故事,不仅能有效传递陕西声音、展示陕西形象,而且对增强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目前学界对陕西红色文化英译研究不足,彭白羽以译者行为批评和译者修辞性译叙行为理论基础,探究纪实文学《梁家河》红色文化英译[2]。方亚丽以生态翻译学为理论视角探究陕西红色文化旅游资料英译[3]。本研究以模因论为理论视角,以陕西红色文化的纪实文学作品《梁家河》英译本为研究范本,探究《梁家河》译本中红色文化模因的英译策略,推动陕西红色文化模因的国际化传播。

一、模因及翻译模因理论

英国著名的动物行为学家、进化生物学家Richard Dawkins在1976年出版的专著TheSelfishGene(《自私的基因》)基于对gene(基因)的理解,仿造了模因(meme)这一术语。模因是文化得以继承和传播的复制因子,是文化进化的基本单位,模因主要靠模仿和复制得以传播。广义上,任何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元素只要被模仿和复制都可以称作模因[4]。国外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模因论研究,Richard的学生Susan Blackmore(1999)出版专著TheMemeMachine(《模因的机器》),指出基因之间相互竞争决定生物世界的格局,而模因之间相互竞争决定着我们的文化及心理结构[5]。英国著名的语言学家Kate Distin(2005)出版学术专著TheSelfishMeme:ACriticalReassessment(《自私的模因,一个重新评估》)指出语言是人类文化生活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模因的理论能为语言起源和语言使用问题作出新的阐释[6]。国内最早引进模因理论的是何自然先生,指出模因论是关于模因这个文化信息表征单位及其系统的复制、传播和演变机理的系统思想,推动了国内语言学界有关模因理论的本体和应用研究[7]。

模因是文化进化的基本单位,不同文化间的区别在于文化模因的不同。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翻译就是将一种语言转化为另一种语言的活动,因此翻译不仅是语言符号间的转化,而且是文化模因之间的深度融合。芬兰学者Andrew Chesterman最早将模因论应用到翻译研究领域。Andrew Chesterman在其专著MemesofTranslation:TheSpreadofIdeasinTranslationTheory(《翻译模因:翻译理论之思想传播》)一书中,提出翻译模因的主要研究任务是翻译的理论概念、翻译规范、翻译策略,认为翻译理论的发展与进化就是翻译模因不断复制和传播的结果[8]。翻译模因库中蕴含众多的翻译模因、翻译模因变体及翻译模因复合体,翻译模因是对前者模因的继承、发展、传播。同时,翻译模因也会在传播过程中出现继承和变异,在发展中模因之间会出现更替,在变异中会得到传播和发展。

Chesterman认为翻译策略是翻译模因的一种,翻译策略的运用有利于文化模因的复制和传播。Chesterman指出,翻译策略主要包括句法策略(syntactic strategies)、语义策略(semantic strategies)以及语用策略(pragmatic strategies)。句法策略在翻译过程中涉及各种句法的改变,句法策略主要操控语言形式。语义策略操控细微语义意义的变化,管控语言的意义。语用策略受制于译者对目标语读者的了解程度,是译者基于目标语读者的理解程度在翻译过程中所做的信息选择,语用策略在某种意义上操控了信息本身。

二、《梁家河》及其英译本中红色文化模因阐释

《梁家河》是一部纪实性红色文学作品,该书全景展示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梁家河七年的知青岁月及梁家河40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该作品充分展示了中国红色革命文化的优良传统,生动刻画了青年习近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伟大形象。纪实文学《梁家河》作为陕西红色文化的历史记忆,蕴含丰富的地域红色文化模因,红色文化模因主要体现在文化专有项上。奈达将文化分为物质文化、生态文化、社会文化、语言文化和宗教文化五类[9]。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之一,模因是文化进化的基本单位,语言本身就是一个模因系统,语音、词汇、句法、语篇等都可以看成是模因单位[10]。《梁家河》中红色文化模因主要涉及陕北乡土语言,如方言、谚语和俗语等,以及特定历史时期的运动和组织名称等,不仅有显性文化词汇,而且有隐性红色文化表达,这些红色文化模因包含浓厚的乡土气息,凸显梁家河地域性表征及其红色文化特色。本文依据奈达对文化的分类、文化模因的表征,结合《梁家河》文化词汇的特色,将《梁家河》中红色文化模因分为物质文化模因(炕、窑洞、煤油灯、六六粉等)、生态文化模因(黄河、寨子沟、白家山、埋老渠等)、社会文化模因(红军、长征、破四旧、闹红等)及语言文化模因(婆姨、有肚子没嘴嘴、于无声处听惊雷、打铁还需自身硬等)。在新时代中华文化“走出去”的背景下,将这些红色文化模因翻译成目的语读者所能理解接受的文化模因并进行跨文化翻译和传播显得尤为重要。2018年9月,西安外国语大学党争胜教授领衔的翻译团队首次将《梁家河》翻译成英文,经外文出版社出版发行。本文以Chesterman翻译模因论为理论指导,以《梁家河》英译本为研究范例,重点探讨《梁家河》英译本中红色文化模因的英译策略。

三、《梁家河》英译本中红色文化模因英译策略分析

模因源自特定的社会文化,最终又成为文化的一部分,它和社会表征一道,共同解释文化进化现象[11]。如上所述,模因是文化进化的基本单位,文化进化本质上就是模因不断复制和传播的结果。翻译是模因跨越文化疆域进行传播的生存载体,翻译过程就是文化模因跨语际不断复制和传播的过程[12]。译者作为源语模因的宿主,用目的语语言对源语模因语言与文化进行解码,成为源语模因的解码者、感染者与传播者,使源语模因转化为目的语模因。同时,由于源语文化模因与译语文化模因存在众多差异,源语模因的宿主译者应积极采取一定的翻译策略,使源语文化模因能够感染其他潜在的译语文化模因宿主,从而使目标语读者能够理解和接受源语文化模因。那些强势文化模因能够被有效复制与传播,弱势文化模因就会被淘汰,无法实现从源语模因到译语模因的复制和传播。作为陕西红色文化模因的精髓,《梁家河》是传播中国文化、陕西红色文化的生动范本,将这样一部经典的纪实性红色文学作品翻译成英语,译者不仅要洞悉源语文化模因的内涵,熟知地域文化的表征,还要采用恰当的文化传播策略或语用模因翻译策略,以便更好地复制和传播源语文化模因。本文以芬兰翻译家Chesterman提出的句法、语义和语用三个层面的翻译策略模因为理论视角,探究《梁家河》英译本中语用模因的翻译策略。

(一)句法策略

句法策略主要指在翻译中涉及句法形式的改变问题。句法策略主要操控语言形式,句法策略的种类主要包括直译、仿照、改变语言单位、改变连贯手段、改变语位、修辞转换等。由于英汉语言的差异,译者将汉语翻译成英语时,既要掌握英汉句法的差异,又要运用正确的翻译策略,将源语文化模因有效地翻译成目标语文化模因并被目标语读者理解和接受。《梁家河》英译本中涉及的句法策略模因有直译、仿造、修辞转换等。

1.直译。Chesterman认为直译是指译文的语法及句法结构最大限度地接近源语形式,忠实于原文内容。根据翻译模因论,如果在目标语文化模因中搜寻到与源语文化模因相同或相似的文化内涵,这时就可以采用直译的方法英译文化模因。《梁家河》英译本中文化模因直译法主要体现在语言文化模因领域。譬如,那时一颗汗珠摔八瓣,“种一帽壳篓儿,收一鞋壳篓儿”的土地,现在种苹果能给小伙伴们带来如此丰厚的回报。译者将“种一帽壳篓儿,收一鞋壳篓儿”直译为“a shoeful of grain out of a hatful of seeds”,这一逐词逐句的直译方法既传递了源语中土地贫瘠的现实,又符合源语中句法结构形式。直译法也体现在《梁家河》译本中物质、生态和社会文化模因中。比如煤油灯(a kerosene lamp)、苹果园(apple orchards)、黄河(The Yellow River)、 黄土高原(Loess Plateau)、开心果(happy nut)、红军(the Red Army)、长征(Long March)等。

2.仿造。语言是模因的载体之一,仿造是模因的构成手段和方式,表现在句法层面的语际仿照构词方式正好契合模因论的模仿要义。[13]Chesterman认为句法策略下仿造是指模仿相似的句法模因,有效传递源语模因的文化内涵。纪实文学作品《梁家河》中人物情感真挚、故事情节生动,译者在英译时运用了仿造的翻译方法生动传达了源语的文化内涵。比如,主人公在梁家河面临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而心情苦闷时运用了莎士比亚的悲剧《汉姆雷特》中的表白“生存还是毁灭?”,译者仿造目标语的表达方式翻译成“To be or not to be?”语言文化模因 “采菊东篱下,‘愕’然见南山”仿造晋代诗人陶渊明诗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英译为 “Bending down by my fence I pick garden flowers; I look forward, as if into clouds, the mountain towers”。“愕”字映射出当时艰苦的生活条件。模因仿造的翻译方法有利于凸显文化模因的表征,复制源语的文化内涵。

3.修辞转换。Chesterman指出,修辞转换是译者在翻译修辞时所采用的翻译策略。译者既可以保留源语中的修辞手段,也可以采用新的修辞手段来代替原文的修辞手法。《梁家河》多次运用尾韵、隐喻和拟声的修辞手段,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把源语模因的修辞手段直接移植到目标语模因中,充分复制了源语的节奏和意象。以尾韵修辞手段为例,文中运用尾韵修辞手段来描述习近平带领梁家河村民一起打坝时的劳动场景:“决战一九七四年,干部带头抓路线,群众都是英雄汉……打坝一座迎新年。” 对应的译文是“In the year 1974 we will launch a real fight, leaders are in front to assure all’s right, all are heroes fighting with all our might, .... our new dam will be the year’s newest sight.” 源语中“年”“线”“汉”和目标语中 “fight” “right” “might” “sight” 均运用了尾韵的修辞手段,这些修饰手段尽可能保留了源语文化模因的内涵。

(二)语义策略

语义策略是指操控词汇和句子的意义变化,主要包括同义词、反义词、语义的上下位关系、语义扩展及复述等翻译方法。在翻译纪实性文学作品时,不仅要保持原作的忠实性,还要做到忠实通顺,译者在英译时应选用恰当的语义策略来实现源语和目标语的语义对等,使源语文本所负载的文化模因最终能被目标语读者理解和接受。《梁家河》英译本中所运用的语义策略有反义词使用、复述等。

1.反义词使用。为了凸显英汉反义词在文学作品中构式语义结构的不同,在翻译时,译者根据语境选择反义词来融合源语中的文化模因,使源语文化模因容易被目标语读者理解和接受。在描述梁家河村艰苦的生活条件时,语言文化模因中包含了反义词的运用,如“饱吹饿唱”“东山的糜子西山的谷,黄土里笑来黄土里哭”,对于这些富有地域特色的语言文化模因,如果按照字面意思英译,会使目的语读者感到迷惑。译者分别处理为 “When full I blow the trumpet; when hungry I can still sing.”“On the east hill is millet and on the west is rye; wallowing on this dusty land I laugh and cry.”[15]这样语义策略中反义词的运用既可以彰显源语文化内涵,又可以使目的语读者领会源语的含义。

2.复述。Chesterman称复述策略为松散的、自由的对源语进行解释说明的翻译方法。复述具有习语翻译策略的特点,译者很难在译语中找到对应的习语翻译,这时译者倾向于运用归化的翻译策略来解释源语的文化内涵。描述习近平对梁家河村未来的发展变化时,原文运用了鲁迅先生《无题》的诗句“于无声处听惊雷”,译者采用复述翻译方法将此语言文化模因译为“The changes may have been happening quietly, but the results are resounding”,形象生动地描述梁家河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梁家河村民将过上更加幸福美满的小康生活。译者运用复述的翻译方法来翻译的语言文化模因如下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The speed of a train comes from its engine); “人生处处留心皆学问”(To the earnest heart, learning occurs everywhere)等。由于以上源语文化模因在译语文化中没有对应的翻译,译者采用释义法有效传递了源语中语言文化模因的含义。

(三)语用策略

语用策略是指译者基于对文本的整体性理解而在翻译过程中所做出的信息选择策略,主要包括文化过滤、明晰与含蓄、改变信息、人称变化、改变连贯性及译者注释等。《梁家河》英译本中所使用的语用翻译策略主要有改变信息与译者注释。

1.改变信息。改变信息是指增加或删除信息,增加源语文本中并不存在但与译文读者有关的新信息,反之,如果源语文本信息对于目的语读者无关紧要,就将其删除或省略处理。文中描述习主席回忆在梁家河窑洞生活经历的社会文化模因“我们常端上碗到他家窑畔上吃饭”,翻译为“We used to chat over lunch, squatting beside his cave home”[15]。译者采用改变信息的增译法,在译本中增加“chat over lunch”和 “squatting”, 生动展现了陕北的地方社会文化特色,消除了目的语读者理解上的障碍。删除或省略法是用来处理源语中存在的重复的、累赘的信息,这些信息的省略不会影响目标语读者对源语文本的理解。例如,文中详述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春节期间回到梁家河祝福乡亲们“全村父老乡亲羊年大吉、喜气洋洋、蒸蒸日上、吉祥如意,日子越过越红火”,这句话被翻译为 “To everyone in the village, old and young, a happy and propitious Year of the Sheep! May luck and prosperity bless everyone!”[15]汉语是意合语言,结构松散,英语是形合语言,结构严谨。 源语中语言文化模因“喜气洋洋、蒸蒸日上、吉祥如意,日子越过越红火”具有相同的内涵,为了避免重复,译者采用省略法省略了重复短语的翻译,实现了源语文化模因与目的语文化模因间的有效传递。

2.译者注释。译者注释是指译者通过脚注和尾注的方式帮助读者理解目的语文化中所缺乏的文化专有项。由于中西方在思维方式、语言文化、信仰习俗等方面的差异,纪实文学英译强调传递原作的文化内涵,最大限度留存原作中的文化专有项。怎样将源语中的文化专有项模因通过翻译传播给目的语读者是译界关注的焦点。荷兰著名学者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提出异化和归化的翻译策略。“异化”的本质是原文作者取向,就是“译者不打扰原作者,而是把读者带向原作者。”在文本翻译过程中,译者尽量保留源语中的文化内涵,保存异国风味。“归化”是“译文接受者取向”,译者“尽量不要打扰读者,而是把原作者带回读者。”[16]在具体翻译过程中,译者尽量用目的语读者接受的文化来传递源语的文化内涵。翻译模因论主张以异化的翻译策略来处理文化专有项模因,通过译者注释的方法来诠释源语文化模因中的文化内涵。《梁家河》英译本中译者注释主要以直译加注和音译加注两种形式出现,译者多次运用脚注对文本中物质文化模因、社会文化模因及语言文化模因进行解释说明。运用直译加注的文化模因,例如,译者将“黄元帅”“贫下中农;富农”“破四旧”“一二·九运动”直译为 “ Yellow marshall” “Poor or lower-middle peasant; rich peasant” “Abolish the Four Olds” “The December 9th Movement” , 然后以脚注形式对其进行解释“Cornmeal cake” “Since 1950s, the rural population was grouped..., while the last two were publicly admired.” “ A movement launched in the mid-1960s to abolish old ideas, old cultures, old folkways, and old conventions” “The December 9th Movement was called the Fight Japan to Save China movement”。运用音译加注的文化模因,例如,译者将“炕”“大寨,大庆”“斤”“亩” 音译为 “Kang” “Dazhai, Daqing” “Jin” “Mu”, 然后以脚注方式进行解释“A type of fire-heated bed constructed with adobe bricks, often seen in the countryside in northern China”“In the 1960s, the village of Dazhai in Shanxi Provinve was held up as a model for agricultural work; and Daqing, an oilfield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as a model for industrial work.” “One pound is equivalent to about 0.96 jin and one acre is equivalent to about 6 mu”。译者注释翻译方法不仅能够传递源语的文化形象,而且能够使目的语读者理解源语文化模因的内涵。

结语

模因是文化进化的基本单位,翻译就是文化模因跨越文化疆域进行复制与传播活动。在《梁家河》英译本中,译者作为模因的宿主,采用句法、语义及语用策略将源语文化模因有效地传递给目的语读者,以翻译模因论为指导,探究陕西红色文化模因的英译策略,不仅能满足目的语读者了解陕西红色文化的需求,促进红色文化在国际上的交流与传播,而且符合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发展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