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浩冉 卢珊 施威

摘 要：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在资源、理念、技术和展播等方面对非遗档案资源的开发产生了深远影响。非遗档案资源开发具有深厚的战略价值、指向价值和实践价值，立足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原则和任务，应坚持资源、展播和产业导向，从资源联动、展播创新和业态融合三个层面加以深化。

关键词：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非遗档案；开发研究

分类号：G273.5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rchives Resourc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ational cultural Digitization Strategy

Chen Haoran1， Lu Shan2， Shi Wei1

（ 1.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Nanjing， Jiangsu 210044； 2.Jiangsu Provincial Archives， Nanjing， Jiangsu 210019 ）

Abstract： The proposal of the national cultural digitization strategy has had a far-reaching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rchives resources in terms of resources， concepts， technologies and exhibitions. The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rchives resources has profound strategic value， directional value， and practical value.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and tasks of the national cultural digitization strategy， the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rchives resources should adhere to the orientations of resources， exhibition and industry， and strengthen the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rchives resources from the three levels of resources linkage， innovation in exhibition and broadcast and business modes integration.

Keywords： National Cultural Digitization Strategy；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rchives； Development Research

2022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新时代文化數字化建设作出重大部署。当前对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有关研究在宏观层面多集中于该战略下公共文化服务部门（如图档博、广电出版等）建设导向、发展向度以及对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逻辑分析等；而微观层面则集中于该战略下单一主体（如红色档案、数字档案）的服务导向与实践路径等。非遗档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核载体，探讨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下非遗档案资源的开发工作能够为新时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路径创新，但目前学界缺乏相关研究。因此，本文尝试从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背景出发，对非遗档案资源开发进行价值阐述、导向定位、现状分析和路径优化，以期促进非遗档案资源的开发工作，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下非遗档案资源开发的价值阐释

1.1 战略价值：开发非遗档案的社会价值

《意见》指出，“要提取具有历史传承价值的中华文化元素、符号和标识，丰富中华民族文化基因的当代表达，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1]一方面，非遗档案资源开发有助于激发图档博等主体的档案开发意识，创新非遗档案资源的呈现形式和展演形式，丰富非遗产品的供给体系，促进业态创新和效能提质；另一方面，作为中华优秀文化基因的当代表达，非遗档案资源开发有助于非遗档案跳出固化“功能圈”，以时代化、全球化的视野审视非遗档案资源在中华文化传播和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方面的多维价值，在实现非遗档案资源的文化传播功能的同时，打造出面向时代的非遗文化传播产品，实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战略目标。

1.2 指向价值：体现以人为本的开发理念

《意见》指出，“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旨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要做到以人为本，全民共享，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实现中华文化数字化成果全民共享”[2]；从战略服务目标视角点明了“以人为本”指向在非遗档案资源开发中的核心意义。这为非遗档案资源开发带来了两大机遇：一方面，强化非遗档案资源传播效力，通过建立文化服务数据平台、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一体化平台等方式持续扩大非遗档案资源与人民群众的贴合面，降低获取非遗档案的各项成本，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另一方面，有利于创新非遗档案资源产品开发思维，开发出满足人民群众需求的精细化产品，也有利于结合市场定位进行专业化开发，在符合非遗档案资源的历史严谨性和满足文化弘扬的战略目标的基础上，开发出人民满意的非遗档案资源文创产品。[3]

1.3 实践价值：优化非遗档案的开发机制

《意见》指出，要按照逻辑关联原则，关联不同领域、不同形态的文化数据资源，关联文化数据源和文化实体，形成中华文化数据库[4]，充分指出了资源和技术在数字化文化新体验中的基础性作用，也为非遗档案资源的数据关联和技术驱动提供了有力遵循。一方面，非遗档案资源是文化传播重要的“元数据”，其自身的分布、保存和开发具有不规律性，而《意见》要求从数据资源层面进一步强化非遗档案资源与其他文化资源之间的联系，有利于突出非遗档案资源与其他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之间的联动作用，打破“资源孤岛”，共同促进中华文化数据库的建设；另一方面，《意见》指出了现代新型信息技术在非遗档案文化资源展示和沉浸式体验中的应用优势，数字孪生、全息投影和元宇宙等技术有利于推动非遗档案展演模式、展演场景的创新，搭建非遗档案资源内容的平台承载体系，从而破解“视觉孤岛”的难题，有效展现出其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5]

2 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下非遗档案资源的开发导向

2.1 资源导向

数字化的关键是资源的有序整合和开放共享。《意见》也指出，要加快资源激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文化存量资源转化为生产要素；全面梳理中华文化资源，形成中华文化数据库，从而夯实文化数字化基础。[6]非遗档案囊括了多种代表性的中华文化资源，其所记录的文化资源种类繁多、地域跨度大，具有分布广泛性和深度關联性。因此，非遗档案的协同性建设，即对非遗档案的资源挖掘和内容整合，是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下非遗档案资源开发的首要任务。对非遗档案资源的协同开发有利于将无序、线性、封闭的“一元”非遗档案资源转化为标准、非线性、开放的“多元”数据资源，构建一个统一有序的资源平台，盘“活”有效资源，实现档案资源的共享优势，助力构建国家文化大数据平台和体系的建设。

2.2 展播导向

文化数字化最直观有效的方式便是完备的文化展播机制。《意见》指出，“要集成全息呈现、数字孪生、多语言交互、高逼真、跨时空等新型体验技术，发展数字化文化消费新场景”[7]。展演传播技术是实现非遗档案文化资源成果开发的核心动力。一方面，传统的展播模式无法全面、生动地展现非遗档案资源在国家文化战略性输出方面的独特优势，更无法体现非遗档案资源相互之间的有机联系，从而影响其文化传播效果。因此，数字技术等在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中将发挥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多元主体的协同传播机制将推动展播主体从“一元主导”向“多元开发”转变，使非遗档案资源从单一的“保护”向“保护+展播”转变，实现非遗档案资源展播的业态转型与效能升级。[8]

2.3 产业导向

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旨在实现传统文化产业的数字化，促成传统文化产业的转型升级。《意见》指出，“加快文化产业数字化布局，推动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9]，充分体现了产业化在服务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中的重要作用。当前国内非遗档案资源的产业发展仍然处于初级阶段，主要关联业态也仅限于文创产品等，业态融合形式单一、效率较低。非遗档案资源开发应融入国家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大局，推进生产要素的跨界整合和产业延伸，加强非遗档案资源的集成转化；同时也要创新非遗档案资源与其他传统业态和新兴业态的融合模式，形成“跨界”“跨层级”的新型市场融合业态。

3 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下非遗档案资源的开发现状

3.1 非遗档案资源开发协同性较低

档案是非竞争范畴的公共产品，“协同开发”体现了一种“带有共性价值倾向的开发主体”，因而有利于非遗档案资源的生产开发。[10]当前已有很多地区和机构展开了探索，如湖南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库等，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如政策的指导不明确、不配套，导致对非遗档案资源的特殊性和需求关注度不足，不利于开发主体的协同推进；跨部门协同机制和资源整合机制不完善，图档博等各类开发主体“各自为政”，导致信息处理的碎片化以及信息重复、交叉、遗漏和资源不畅等问题；缺乏统一的技术标准和元数据规范，降低了档案资源的可搜索性和可访问性，导致资源之间缺乏互通性；受限于经费、技术、体系建设等因素，非遗档案资源仍然分散游离于各个开发主体之间，资源共享平台建设缓慢。

3.2 非遗档案资源展播数智化程度较低

“新技术+新平台”的聚合方式能够提升非遗档案资源开发效率和质量。[11]但是目前非遗档案资源开发在数智化展播和技术性展播平台建设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是缺乏数智化的展播平台和手段。展播平台数智化程度较低，导致非遗档案资源信息分散，数字化表现形式单一，画面卡顿、图像模糊等问题严重影响非遗档案资源的呈现效果和交互体验。其次，非遗档案资源的传播受限于传统媒体技术，未能充分利用新媒体传播平台，极大地限制了非遗档案资源和非遗文化的宣传开发。复次，技术性应用平台缺失。非遗档案资源开发机构缺乏数智化技术应用能力，对非遗档案资源的数智化处理和储存缺乏专业支撑，导致技术性展播平台开发进程缓慢；由于地区经济发展条件和技术水平的限制，无法配备诸如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先进的数智化展播技术设施，无法集聚形成要素完备的技术展播平台。最后，非遗档案资源的数智化技术应用，还需要大数据分析、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等复杂技术和相应的技术人才支持，这些方面的缺失，也限制了非遗档案资源展播平台的发展。

3.3 非遗档案资源业态关联程度较低

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下，非遗档案资源开发工作在采集、整理、存储到传播等多个环节，都需要加强“跨界”合作，实现“1+1>2”的“奇效”，实现文化、设计、技术等跨学科、跨行业的产业领域融合，形成基于非遗档案资源开发的完整业态链条，培育融合发展的产业生态。但是，一方面，当前跨学科、跨领域的产业协作机制和平台尚未建立，限制了非遗档案资源开发协同发展的生态培育；数字文化产业链条不完整，数字化技术供应商、内容开发商、数字化平台等环节依旧没有得到充分完善。另一方面，缺乏特色产业标签。特色的产业标签能够将非遗档案资源与文化、地域等传统元素紧密结合，形成独特的“IP”标志，实现“内容为王”，从而获得市场竞争力。然而当前非遗档案资源开发存在产品同质化的情况，非遗档案资源产品在形式上和内容上较为相似，难以突出特点，且品牌认知度较低，文化认同度不高，对文化内涵和历史传承的承载度较低，消费者难以建立相应的品牌信任和品牌忠诚度，失去了其本身应突出的表现力。

4 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下非遗档案资源的开发路径

4.1 加强非遗档案资源性建设，推动非遗档案资源协同性开发

推动非遗档案资源性建设，加强非遗档案资源的内容关联。非遗档案资源的核心价值是其所记载的非遗文化以及非遗技艺，具有超时空性的特征，故应形成基于资源联动的非遗档案资源开发机制和开发主体协同机制和资源整合机制，促使开发主体和资源整合主体实现从“单打独斗”到“协同发展”的转变，推动开发治理结构从“中心—边缘”向“多中心”转换，塑造有利于多元主体“共开共治”的身份，从而促进非遗档案资源的系统化开发。协同开发机制的确立也有利于制定统一、有序的技术标准和元数据规范，实现资源系统间的“兼容”；还应加快统一的非遗档案资源库和共享平台建设，利用数据间的整合、挖掘、关联分析，打破“信息孤岛”“共享壁垒”，凸显以“民治”和“民享”为导向的非遗档案资源开发理念，同时促进中华文化数据库建设。[12]如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办的公益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业网站——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该平台利用数字化技术整合了众多的非遗资源，有力地促进了非遗档案资源的协同开发。

推动多种形态的非遗档案资源相互融合，加强非遗档案资源的形态联动。《意见》提出，要关联不同形态的文化数据资源，推动形成中华文化数据库。非遗档案资源不仅是馆藏的档案资源，在各非物质文化遗产基地的相关实物、制作技法等都是应当广泛联动的“非遺档案资源”。因此，在加强非遗档案资源内容联动的同时，也应加强非遗档案资源的形态联动，挖掘其他文化领域中能够同非遗档案资源产生关联的各种资源形态，推动非遗档案资源开发的资源延展和联动兼容，使非遗档案资源的开发效果以及其融入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融合效果更加显著。

4.2 推动非遗档案资源展播数智化创新，加强非遗档案资源技术性应用

加快推动非遗档案资源展演技术数字化、智能化平台建设，营造全新的非遗档案资源数字化文化新体验。要着力强化非遗档案资源在其展演过程中的技术革新，引进新兴的视、听、感知技术来复原非遗档案资源的形成过程以及非遗文化的表现形式，加深非遗档案资源的文化感知力。应通过基于虚拟仿真的数字孪生，促进非遗档案内容的三维建构，从而实现非遗文化的三维重建与复原、虚实交融与人机互动、视觉导览、智能展示的拓展与延伸；还应运用数字化手段对非遗档案资源进行内涵解读和价值挖掘，在精准研判受众偏好的基础上，开发活态化产品，使公众获得交互融合的沉浸式体验，实现非遗档案资源的记忆生产。如故宫博物院利用全息技术打造的全新《清明上河图》，通过对原画和档案记载的深度还原和创意演绎，构建了一个沉浸式的历史场景，让观众瞬间穿越时空，亲身感受北宋的繁华城市与太平盛世的氛围。

着力构建非遗档案资源传播平台，从而增强非遗文化的传播力、吸引力、感染力。非遗档案资源的开发要立足《意见》和《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关于国家文化传播力的要求，确保传播的“有序性”和“连续性”，助力中华文化的全景呈现和全球输出。现代化的传播格局为非遗档案资源的开发和传播构建了一个全方位、多角度和网格化的传播格局。因此，档案部门应利用好公共文化服务平台，形成一个完整的文化传播供给链，建立起包含新闻、电视等传统传播媒介和“两微一抖”、B站、快手等在内的新兴传播媒介矩阵平台，将非遗档案资源记忆传播与现有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相结合，通过各个专业平台的传播特性赋予相应传播职能，使受众可以在不同的渠道和场景中领略非遗档案资源及其背后承载的非遗文化，从中受到文化启迪和价值引领。

4.3 加强非遗档案资源融合关联业态，实现非遗档案资源产业融合

第一，要加强非遗档案资源与其他产业的业态关联，推动业态融合，助力文化产业数字化布局，推动文化数字化生产力快速发展。非遗档案资源开发要积极融入国家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打破行业“壁垒”，实现生产要素的业态融合与产业延伸。与其他行业和机构组建战略合作联盟，跨界整合生产要素，实现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集聚，合力开发新的非遗档案资源产业链条，形成科学、经济的发展模式；挖掘非遗文化内涵，实施“非遗档案+”战略，打造如“非遗档案+旅游”“非遗档案+文化”“非遗文化+餐饮”等特色链条式产业，实现非遗档案与文旅产业的深度融合；对非遗文化进行二次加工，借助现代技术，融入多重元素，创设非遗文化的新体验，如江苏省非遗“绒花”传承人赵树宪大胆尝试跨界融合，以绒花制作工艺祖本为基础，与世界著名香水品牌Acqua di Parma合作，为其创新设计出相关的绒花限定礼盒，获得了极高的市场效益。

第二，推动非遗档案资源开发持续化发展，打造非遗档案资源特色标签。在深入推进业态融合的过程中，要打破传统的固定思维，对非遗档案资源进行要素分解，充分把握其内在的要素构成，并且有针对性地打造特色标签，深度开发非遗IP，从而开发出有利于推动非遗档案数字化生产和应用的产业和产品。如扬州市古城河非遗集聚区，通过对非遗档案的精准化透视分析，为每一个非遗项目设置专门展示区，融合多种宣传手段，真正地开创了非遗文化消费新场景。该地现已经成为扬州打卡新地标，在实现非遗项目有效保护的同时，还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本文系教育部高校思政课教师专项课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五步融入’教学模式研究”（项目编号：20SZK10300001）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释与参考文献

[1][2][4][6][7][9]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EB/OL].[2022-06-21].http：//www.ccipic. org/h-nd-783.html.

[3]佘洁华.基于数字人文的非遗档案资源开发现状、问题与策略研究[J].浙江档案，2021（11）：60-62.

[5]聂云霞，龙家庆，周丽.数字赋能视域下非遗档案资源的整合及保存：现状分析与策略探讨[J].档案学通讯，2019（6）：79-86.

[8]王巧玲，朱建邦，谢永宪.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资源建设的生产特性及其治理需求研究[J].档案学研究，2022（2）：56-61.

[10][11]刘念，陈浩冉，施威.“互联网+”视域下红色档案开发模式构建研究[J].档案与建设，2022（10）：42-45.

[12]吕文婷，向钰洁，马双双.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下数字档案文化资源建设：契机、困境与逻辑进路[J].档案与建设，2023（1）：4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