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有观

简·奥斯汀（1775-1817，英国女小说家）的小说风格可能被一些人误解为只是浪漫的逃避现实主义，但从本质上讲，她的作品具有哲理性，能够给我们以启发，颇有阅读价值。

2020年开始发生的新冠疫情使我们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的文化生活方式。对我来说，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看简·奥斯汀的小说。我在年轻时不喜欢她的作品，因为当时我无法与她作品中的女主人公产生共鸣。而现在，我发现自己前所未有地被她的作品所吸引。

实际上，我并不是唯一一个依靠她的幽默和真情帮助自己度过非常时期的人。销售数据显示，2020年6月15日至11月7日，奥斯汀的作品在英国的销售量与2019年同期相比增长了20%。2020年12月是她诞辰245周年，她的知名度似乎越来越高。

但是，为什么奥斯汀的小说适合这个疫情大流行时期呢？从一个层面上看，这似乎很明显：通过许多光鲜的电视和电影改编版本，它们的形象在公众的想象中得以具体化，似乎提供了完美的浪漫逃避现实。但是，当您真正深入研究她的作品时，您会发现奥斯汀提供了更多意想不到的安慰。除了对爱情和浪漫的专心致志之外，她的作品中还拥有一层坚强和对坚韧精神的赞颂，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和局限性的时期，阅读它们可能会给我们带来启发。

奥斯汀自己的生活就是毅力的典范。她在七年时间里出版了六部著名小说，去世时只有41岁。《简·奥斯汀：秘密的激进分子》一书的作者海伦娜？凯利博士说：“从表面上看，她过着安定的生活，但她两次被送到寄宿学校，差点死了。”

奥斯汀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所遭受的不稳定状态在她塑造的许多女主人公身上都得到了体现。凯利说，1800年，奥斯汀25岁时，担任了四十多年教区长的父亲退休，将教区传给了他的大儿子，全家迁居巴斯，“那真是不寻常”。奥斯汀和她的父母以及姐姐卡桑德拉在接下来的八年里来往于巴斯越来越小的房产、亲戚的住宅和海滨度假胜地之间。

居无定所和家庭生活破裂出现在奥斯汀的许多作品中，比如在长篇小说《理智与情感》里，达什伍德姐妹和她们的母亲必须离开家庭，然后她们同父异母的哥哥和他专横的妻子剥夺了她们从父亲那里继承遗产的权利。伦敦大学学院英语系教授、作家约翰·穆兰说：“奥斯汀在小说中对金钱的描述非常具体。她知道经济没有保障是什么感觉。”

被家庭摩擦困住和包围的感觉也是奥斯汀作品中的一个普遍元素—这是现在很多人都可以联想到的事情，对于她的小说的许多主人公来说，散步通常是最能解脱的活动。在长篇小说《傲慢与偏见》中，伊丽莎白·班纳特似乎在争取自由，她大步走在乡间，身上沾满泥泞，享受远离她人满为患的家庭生活带来的自由。凯利说：“奥斯汀塑造的所有角色都持续处于低水平的心理压力之下。”

与此同时，奥斯汀的作品出版之旅也可以看作是一门坚韧精神的课程。她在12岁左右开始写作，20多歲开始认真创作，但作品直到30多岁才开始出版。1797年，她22岁时，她父亲向一家伦敦出版商寄去了小说《傲慢与偏见》的初稿，但被退回，拒绝出版。六年后，伦敦的克罗斯比出版公司以10英镑的价格接受了她另一部名为《苏珊》的小说，但一直没有出版。凯利说：“这次的失望肯定是非常严重的。因为这显然是她多年来一直梦想的东西。”1809年，奥斯汀给克罗斯比公司写了一封信，要求返还小说手稿，但是没有结果。1816年，也就是她去世前一年，她终于买回了手稿，在她去世后的1818年以《诺桑觉寺》为书名出版。

奥斯汀笔下的女主人公们也常常被要求具有忍耐精神，在相信自己的幸福机会已经永远失去之后，默默忍受着痛苦。在小说《理智与情感》里，埃莉诺·达什伍德误以为自己所爱之人爱德华·费拉尔斯娶了另一个女人，在见到他之前说：“我会冷静下来，我会成为自己的主人。”—这一刻既令人伤心，又令人鼓舞。英国著名女演员、剧作家艾玛·汤普森在1995年由她参与编剧和出演的电影《理智与情感》中，她的表演显示了强烈的人格力量。在小说《劝导》中，女主人公安妮·埃利奥特遇到了九年前她爱过并被拒绝的温特沃思上尉，由于她变化太大，上尉显然没有认出她。她为此非常痛苦，因为她仍然爱他，尽管她试图隐藏所有的情感流露。有人认为这是奥斯汀最浪漫的小说，部分原因是安妮学会了如何表露自己的真实感受，以便温特沃思能够真正“了解”她，从而引出了最动人的文学结局之一 — 他告诉她：“你刺穿了我的灵魂。我一半是痛苦，一半是希望。”

奥斯汀作品中人物的情感成长—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也许我们正在重新评估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事情，这些人物的另一个方面可能给我们带来启发。美国心理学家、《坚毅：释放激情与坚持的力量》一书的作者安杰拉·达克沃思谈到了一种“成长心态”— 一种建立在以下原则基础上的思维方式：生活应该是一个不断适应挑战、接受错误并从错误中学习的过程。奥斯汀作品中的许多女主人公都有这样的心态：除了应对金钱和地位上的不安全感外，她们还常常对自己过去的举动感到羞耻——然后从中吸取教训，并被经验所改变。

例如，在小说《爱玛》里，娇生惯养、漂亮的爱玛在小村庄里如此无聊，以至于把人当作“项目”，嘲笑善良和相对贫穷的贝茨小姐这样的人物，后来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英国南安普敦大学英语副教授吉莉安·道博士说：“在奥斯汀的大多数小说里，关键时刻是女主人公意识到自己对另一个人物的看法是错误的。爱玛在嘲笑贝茨小姐之后，我们感受到了她的羞愧。同样，在小说《傲慢与偏见》里，伊丽莎白·班纳特意识到她对威克姆的看法是错误的，因此对达尔西的看法也是错误的，这是她个人发展的关键时刻：她‘为自己感到非常羞愧’（奥斯汀写道），我们和她一样感受到羞愧。”

可以说，我们之所以如此清楚地感受到她们的情感转变，是因为奥斯汀开创性地应用了作者的声音，这启发了古斯塔夫·福楼拜、亨利·詹姆斯和弗朗茨·卡夫卡等作家。奥斯汀独特的叙事方式让我们既能生活在这些人物的思想里，又能分享到叙述者所暗示的内容，即这些人物的信念往往是错误的。约翰·穆兰说：“奥斯汀做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她发明了叙事写作方式，这样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人物及其所犯的错误，而且还可以融入他们的思想之中。在她之前，小说要么是第一人称，要么是第三人称，她完善了自由的、间接的风格，将两者结合在一起。”

作家、奥斯汀研究专家保拉·伯恩博士认为，这种风格提供了一种特别亲密的阅读体验，是许多人简单地把作者称为“简”的原因之一。

伯恩博士对奥斯汀令人欣慰的一面非常感兴趣，因此她专门写了一本书来探讨这个问题。“我一直在试图回答为什么我们要回到她身边，为什么要阅读她的作品。人们说阅读她的作品就像在寒冷的夜晚躺在温暖的羽绒被下面，她的书中有一些真正让人感到安慰的东西，我很有兴趣要解开那是什么。”

实际上，正如伯恩发现的那样，奥斯汀的作品颇有慰藉作用，因此类似处方被推荐给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受严重的炮弹爆炸冲击或我们现在称为“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士兵：在1984年《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发表的一封信里，马丁·贾雷特·克尔写道：“我以前的牛津大学导师布雷特·史密斯免于服兵役，但受雇于医院，为‘一战’的伤员提供阅读方面的建议，最终他选择了简·奥斯汀的作品。”

英国小说家、诗人拉迪亚德·吉卜林（1865—1936）也是一位奥斯汀作品的拥戴者，他在1924年创作的短篇小说《简迷》中，讲述了一群士兵因为喜欢奥斯汀的作品而相聚在一起的故事。

伯恩发现，战争期间的士兵们很喜欢奥斯汀的作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士兵们在战壕里把奥斯汀的经典作品放在口袋里；《小熊维尼》的作者—英国著名作家A·A·米尔恩（1882—1956）在“一战”期间因对奥斯汀的热爱而与战友们结下了友谊。另一位在战争年代依靠过奥斯汀的著名人物是温斯顿·丘吉尔（1874—1965，两度担任英国首相），他在1943年因病卧床，患病期间让女儿给他朗读奥斯汀的小说《傲慢与偏见》，以此得到安慰。

当然，每个读者都有自己的理由认为奥斯汀的作品是一剂良药。凯利则认为，奥斯汀的小说往往跨越一个日历年，这一点特别令人宽慰：她说，奥斯汀的小说提醒我们一个事实，即“太阳还会升起，生活会改善”。另外在伯恩看来，奥斯汀的句子节奏具有一种恢复的力量。她说：“她的写作方式有一种放慢阅读速度的效果，这种效果会鼓励你放慢阅读速度，从而使你可以更加详细和深刻地了解里面的内容。”

非常遗憾，我本人直到30岁才开始阅读奥斯汀的作品。但是，当我终于阅读并享受了她那充满社会讽刺、辛酸和顿悟的作品时，我找到了一个安全的避风港，我将在我的余生中不断重返这里。我认为，奥斯汀的作品能够同时给读者安慰和挑战，告诉人们要善于应对人生中黑暗和孤独的一面，但在困难时期也要具有一定的轻松和幽默感。

约翰·穆兰透露，他也并非一直喜欢奥斯汀，而是通过讲授她的作品，他才发现了她的魅力。他说：“我曾经是一个严肃的小伙子。我愚蠢地想：‘哦，这些小说都是一样的，它们讲的都是女孩寻找丈夫的故事。’許多现在被我忘记的学生向我展示了奥斯汀的才华，他们用自己的见解回应了她的才智。这让我意识到这些看似简单的故事是多么复杂，非常值得一读再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