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振

2023年7月11日，世界著名作家米兰·昆德拉在法国巴黎第六区的寓所内去世，享年94岁。昆德拉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他原是捷克斯洛伐克的知名作家，“布拉格之春”改革的急先锋。“布拉格之春”失败后，因作品被禁，他不得不流亡法国，并被剥夺国籍，直到2019年，才重新成为捷克公民。他前半生用捷克语写作，流亡法国后便改用法语。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先在法国出版，然后才引起世界文坛的关注。他的文学成就享誉世界，多次获得国际文学奖项。他是世界上读者最多的作家之一，几乎所有人都读过他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但很少有人真正了解小说背后的作者本人—他的作品为何在自己的国家被封禁，却在其他国家大受欢迎？一个流亡作家，为何始终不肯承认自己是流亡者？一个被剥夺国籍的流亡者，为何在耄耋之年又重新获得祖国的国籍？一个举世闻名的文坛巨匠，为何远离社会和人群，过着“隐身”生活？

昆德拉的身上有太多的谜团，其一生的经历也堪称传奇。那么，昆德拉身上的谜团究竟有着怎样的答案？这位“隐身”文豪的一生又有着怎样的传奇呢？

1929年4月1日，米兰·昆德拉出生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布尔诺。布尔诺是捷克斯洛伐克的第二大城市，拥有众多的艺术资源，以及浓郁的国际氛围和文化气息。昆德拉的父亲是一位钢琴家和音乐教授，还担任过布尔诺音乐学院的院长。从一开始，父亲为他选择的人生道路就是音乐。

童年时期的昆德拉，经常流连于父亲的书房。他一边看着父亲弹钢琴，一边随意翻阅着父亲的藏书，从文学经典中汲取营养。年纪稍长的时候，他就开始跟随父亲学习音乐，后来经父亲介绍，又向捷克斯洛伐克多位著名音乐家学习。尽管昆德拉后来的主要兴趣从音乐转向了文学，但他早年接受的音乐教育依然对他的写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小说经常会出现大段对乐理的精彩描写，还有其小说的“复调”结构，这一切都根源于父亲在音乐方面对他的教导与启蒙。在父亲的引导下，昆德拉一步一步地走进了音乐的世界。如果不是后来的战争和动乱，他或许会成为一名杰出的音乐家。

然而，命运改变的种子早在1939年就已种下。此时正值“二战”时期，纳粹德军在这一年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并开始屠杀当地的犹太人。纳粹命令所有犹太人佩戴黄色六芒星。当时，昆德拉正在跟随捷克斯洛伐克的杰出作曲家帕维尔·哈斯学习作曲。帕维尔·哈斯是昆德拉最初人生道路上的精神导师，昆德拉也将其视为自己精神圣殿中的偶像。他写的第一首诗就是《纪念帕维尔·哈斯》。不幸的是，帕维尔·哈斯是一名犹太人，迫于纳粹德军的淫威，他被迫戴上黄色六芒星。1941年的一天，帕维尔·哈斯不得不停止教导13岁的昆德拉—他被纳粹的闷罐火车拉去集中营，1944年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毒气室。

16岁时，米兰·昆德拉对马克思的著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于1947年加入捷克共产党。那时的他非常迷恋造型艺术，一心想当雕塑家和画家。他为剧院和出版社画过不少插图，一度成为家乡小有名气的画家。

1948年，昆德拉考入布拉格查理大学哲学系，随后进入布拉格电影学院攻读电影专业。在此期间，他对诗歌创作产生极大的热情，并写下了人生第一首诗—《纪念帕维尔·哈斯》，以此缅怀他精神圣殿中的偶像—那位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犹太老师。从此，昆德拉偏离了父亲为他选择的音乐道路，逐渐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

1956年，在布拉格电影学院毕业后，昆德拉留校任教，教授世界文学史。留校任教后不久，他完成了《小说的艺术》的写作。该书于1960年出版，1964年获得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奖。此后，昆德拉创作了《雅克和他的主人》等三部戏剧，并相继出版了《人，一座广阔的花园》《独白》和《最后一个五月》等多部诗集。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文坛，教条主义盛行，公式化诗歌比比皆是，但昆德拉的诗歌却带有明显的超现实主义色彩和批判精神。

后来，通过一位诗人朋友，昆德拉结识了一位比他小六岁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他的第二任妻子薇拉，也是陪他走到生命尽头的人生伴侣。他的第一任妻子正是那位死于纳粹集中营的哈斯老师的女儿。他和这两任妻子都非常低调，这也让别人对他们之间的感情生活知之甚少。

虽然昆德拉很早就以诗人的身份登上文坛，但诗歌创作并不是他的长期追求。对于昆德拉来说，1958年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年份。在写剧本的间隙，他只用一两天时间就写出了人生第一篇小说—《我，悲哀的上帝》。此后，他确信自己找到了新的创作方向，开始从诗歌转向小说，从此走上小说创作的道路。

写完第一篇小说后，他在10年间又陆续写了10篇小说。后来，这些短篇小说以《可笑的爱》为书名，分三册结集出版。然而，真正让昆德拉享誉世界的作品却是长篇小说《玩笑》。1967年，昆德拉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玩笑》在捷克斯洛伐克出版，获得巨大成功，连出三版，印數高达几十万册。昆德拉也凭借这部小说获得了世界级的声誉，并迅速走红。

1968年初，《可笑的爱》出版不久后，捷克斯洛伐克开始了一场被称为“布拉格之春”的改革运动，当局废除审查制度、容忍艺术自由、放松旅行管制，并实行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捷克斯洛伐克由此开启了一段政治自由和文化繁荣时期。从某种意义上说，“布拉格之春”正是由捷克斯洛伐克的作家协会率先发起的，昆德拉更是其中的急先锋。

1967年6月27日，捷克斯洛伐克第四次作家代表大會在布拉格召开。身为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的米兰·昆德拉带头发言，批评当局将捷克斯洛伐克文学与欧洲文学隔离开来，使捷克斯洛伐克的良好文学传统被抛弃，丧失了欧洲特色，成为枯燥无味的宣传品。继昆德拉之后，其他作家也在会上纷纷发言，对审查制度进行抨击。作家们的发言与党内的改革派形成合力，唤醒了民众要求改变现状的热情，从而推动了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发生。正是昆德拉的这次发言，使其成为“布拉格之春”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急先锋。

然而世事难料，“布拉格之春”遭到了苏联的反对和军事干预。1968年8月，20万苏联军队和5000辆坦克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不仅终结了“布拉格之春”，还摧毁了“布拉格之春”的一切成果。随着苏联军队的坦克开进布拉格，苏联完全控制了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带来的政治自由和文化繁荣结束了。苏联领导层十分清楚作家协会在“布拉格之春”中扮演的角色，因此，苏联军队在进入布拉格时，第一个占领的政府机关就是作家协会。后来，随着苏联军队无限期驻扎在捷克斯洛伐克，苏联开始了对捷克斯洛伐克长达21年的高压统治。这也意味着捷克斯洛伐克进入了被占领的黑暗时代。

由于支持和参与“布拉格之春”，以米兰·昆德拉为首的数百名捷克斯洛伐克作家随后遭到了清算。他们不仅失去了原有的待遇，还沦落到社会最底层，甚至连作品也无法出版。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昆德拉提到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在“布拉格之春”失败后陷入的困境：“苏联人入侵后，他们全都失去了自己的工作，变成玻璃清洗工、停车场看守、守夜的门卫、公共楼房的司炉，最好的就是出租车司机，这得有门路才行。”

“布拉格之春”失败后，昆德拉想要改革社会的愿望彻底落空，最终不得不放弃改革梦想，但他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极其惨痛的。1970年1月，作为思想文化领域“布拉格之春”的急先锋，昆德拉不仅被开除党籍，还被作家协会除名。再加上作品中对时事的讽刺和批评，在“规范化”的制度下，昆德拉很快被划归为与政府为敌的知识分子，并受到批判。他的小说被禁止出版，文章也无法发表，他的作品还被列为禁书，不仅从公共图书馆和书店的书架上消失，在东欧各国也销声匿迹了。

1972年，昆德拉被布拉格电影学院开除，并遭到秘密警察的监视—出门被跟踪、信件被拆阅，甚至电话也被窃听。由于失去工作，作品也无法出版，昆德拉的生活只能靠之前出版《可笑的爱》与《玩笑》积攒的稿费勉强维持。他的妻子薇拉不得不靠偷偷做英语家教来补贴家用。为了谋生，昆德拉在朋友的帮助下，开始匿名为一本周刊主持星相学专栏。就这样，在诗人、剧作家和小说家之后，昆德拉的人生履历上被硬生生地塞进了星相学家这个诡异的职业。

在失去工作和被监视的日子里，昆德拉并没有停止写作，他先后完成了两部长篇小说—《生活在别处》和《告别圆舞曲》。然而，由于被禁止在捷克斯洛伐克出版任何作品，昆德拉只能尝试在国外出版自己的小说。于是他的一位法国出版商朋友来到布拉格，小心谨慎地带走了这两部小说的手稿。1973年，他的《生活在别处》在巴黎出版，荣获法国美第奇外国小说奖。正是从这部小说开始，昆德拉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先在法国出版，进而才引起世界文坛的关注。

当日常生活不再有隐私，再加上失业使得生计难以维持，流亡国外成了昆德拉的唯一选择，而这正是捷克斯洛伐克当局希望看到的。

1975年，在捷克斯洛伐克当局的特别许可下，米兰·昆德拉和妻子带着大量书籍和黑胶唱片驱车前往法国雷恩，开始了他们的流亡之旅。

在朋友的帮助下，昆德拉在雷恩第二大学任教，主要讲授卡夫卡小说等课题。在雷恩第二大学任教期间，他还写了一本新书《笑忘录》，并于1979年出版。

1978年，昆德拉前往巴黎，在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开设研讨课，继续分享卡夫卡等欧洲作家的作品。据说，当他在课堂上讲到卡夫卡在临终前将自己的手稿托付给一位朋友并要求他全部烧毁，但朋友却将其全部出版时，昆德拉流露出了不满甚至害怕的神情。

受卡夫卡影响，昆德拉对待文字的态度可以说是近乎疯狂的虔诚。他不仅会仔细检查自己写下的所有文字，甚至连译本也要检查。有一天，当流亡法国的昆德拉发现自己早期用捷克语写的小说被翻译成法语出版，而法语译本与原作相差甚远，几乎相当于重写的时候，他一度如鲠在喉—他害怕自己会成为第二个卡夫卡，于是他想趁自己还活着的时候掌控自己小说中的一切。因此，在法国流亡期间，昆德拉不但逐字逐句地校对、修改之前作品的译文，而且放弃用捷克语写作，开始用法语创作—从流亡到去世，他的主要作品大部分都是用法语写成的。

即使昆德拉流亡法国后，捷克斯洛伐克的秘密警察仍在监视他，并想找机会剥夺他的国籍。尽管昆德拉时刻保持警惕，但还是百密一疏—他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忍不住感叹：“布拉格之春后，捷克斯洛伐克的本土文化遭到了屠杀。”这让捷克斯洛伐克当局找到了开除其国籍的理由。

1979年，因为这次采访，捷克斯洛伐克当局以昆德拉的言论影响了捷克斯洛伐克与苏联的关系为由，剥夺了他的国籍，从此，昆德拉成为无国籍之人。刚流亡法国时，昆德拉和妻子都以为这次流亡只是暂时的逃离，只要躲过这场动乱，他们就能回到家乡生活，但是被剥夺了国籍之后，昆德拉意识到自己这辈子都不可能再回到布拉格了。

自从被剥夺国籍后，昆德拉就彻底断绝了与祖国的联系—与其说是他背弃了祖国，不如说是祖国抛弃了他，而被祖国抛弃所带来的无助与绝望，使昆德拉彻底失去了祖国，成为无法回头的流亡者。

然而，与其他流亡作家的困窘不同，昆德拉的流亡之路出人意料的平静与顺利。或许是因为离开祖国时的过于顺利，又或许是因为他对伤感的一贯厌弃，昆德拉始终拒绝将自己视为流亡者。即使受到误解与批评，他也不肯顺应西方公众的期望，成为一名伤感的流亡作家。

事实上，对于流亡者来说，一旦踏上流亡之路，就意味着一生都要背负流亡者的身份标签。终其余生，昆德拉身上的流亡者标签对他的巨大伤害从未消退，而他极力否认自己是流亡者的言行，实际上只是他对这种伤害的自我疗愈罢了。

幸运的是，自从昆德拉作为文化潮流的象征在法国走红后，法国政府向他张开了欢迎的双臂。于是1981年，52岁的昆德拉加入了法国国籍，成为法国公民。从此，他便以“法国作家”自称，然而身份的落地并没有给他带来安全感，反而使他陷入了更深的精神困境。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19年，就在昆德拉被捷克斯洛伐克当局剥夺国籍40年后，捷克共和国又将国籍归还给了他。一个不认为自己是流亡者的流亡作家，在90岁时重新获得了祖国的国籍，这真像是昆德拉式的黑色幽默。然而，经历了时间长河洗礼后的昆德拉，此时已然放弃了落叶归根的想法。自从祖国抛弃了他，他也放弃了自己的祖国。带着无法解开的心结，他与祖国渐行渐远。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心结不但没有解开，反而越来越大。正因如此，昆德拉在恢复捷克国籍后仍拒绝回国定居，甚至在捷克正式授予他国家最高文学奖时，他也拒绝回国领奖。

昆德拉对祖国的疏离态度可以看做是一位流亡作家的“此心安处是吾乡”，但捷克斯洛伐克、法国，还有后来的捷克，都不能成为他心中的祖国。尽管他在巴黎坚持用法语写作，似乎完全忘记了自己原来的祖国，但他并没有把法国视为自己的祖国。1981年，昆德拉在被授予法国国籍时，仅表示：“法国成为我的书籍的祖国，我追随了我的書籍所走的道路。”

不得不说，昆德拉的人生命运是一幕受制于时代政治的悲剧。背负着流亡者的身份标签，忍受着外界的误解与批评，昆德拉不得不退入私人生活的小天地，远离社会和民众，成为一名决绝的隐居者，过起了离群索居的“隐身”生活。

1984年，米兰·昆德拉出版了长篇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这是他一生中最有影响力的作品，也是他成为世界文坛巨匠的巅峰之作。《纽约时报》曾评价：“米兰·昆德拉凭此书奠定了他作为世界上最伟大作家的地位。”小说讲述了“布拉格之春”前后捷克斯洛伐克知识分子的人生和情感困境。1988年，美国导演菲利普·考夫曼将其改编成电影《布拉格之恋》，并荣获英国电影电视协会最佳改编剧本奖、美国影评人协会最佳导演和最佳影片奖等奖项。

由于《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巨大成功，昆德拉的声誉达到了最高点，狂热的崇拜者纷至沓来，但聚光灯下的昆德拉此时却决心挣脱媒体和公众的束缚，过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随着时间的推移，昆德拉过着越来越隐秘的生活，他不仅拒绝参加广播节目，也拒绝在电视上露面，甚至还拒绝被拍照。因为一直拒绝出现在媒体上，昆德拉似乎已经从公共视野中消失了。他将自己禁锢在沉默中，也给自己的生活贴上了封条。隐居于巴黎第六区寓所内的昆德拉，非常注重保护自己的隐私，除了偶尔与妻子在自家门前的小餐馆共进午餐外，他很少出现在公共场合。

事实上，昆德拉的隐居并不是为了追求轻松舒适的生活，而是一种抵御外界敌意、保护自己的方式。1989年，柏林墙倒塌。1993年，捷克斯洛伐克分裂为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独立国家。流亡法国的昆德拉密切关注着时局的变化，但无论是柏林墙的倒塌，还是捷克斯洛伐克的解体，都没有动摇他留在法国的决心。因为在捷克斯洛伐克，能够理解昆德拉的人并不多—昆德拉的作品在西方国家越受欢迎，他的同胞就会越讨厌他。如果说，柏林墙倒塌前，昆德拉因东西方阵营的对抗和冷战而流亡法国还可以理解的话，那么柏林墙倒塌后，他拒绝回国的举动，在其同胞看来，就完全是一种背叛了。

然而，同胞们的反感态度进一步刺激了昆德拉，使他做出了更加极端的决定，比如放弃捷克语而用法语写作，反对别人将他的作品翻译成捷克语，拒绝自己的小说在捷克出版等。在戏剧方面，昆德拉也从不让步，拒绝捷克戏剧家将他的戏剧搬上布拉格的舞台。这让越来越多的人感到不解、反感和敌视，而来自同胞的误解和敌意也迫使昆德拉退入私人生活的小天地，远离社会和民众，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此外，一场“告密者风波”也让昆德拉与外界的隔阂更深了。2008年秋天，当昆德拉走在巴黎的林荫道上时，早年的一段经历就像回旋镖一样击中了他。年轻时的昆德拉热爱马克思主义，曾是捷克斯洛伐克文坛的宠儿，而布拉格的一位年轻的历史学者根据警方档案，在《敬报》周刊上撰文，披露昆德拉于1950年曾向捷克斯洛伐克当局举报其同学米罗斯拉夫·德沃拉切克为西方间谍，导致后者被判处22年监禁。警方报告明确指出，线人的名字是“米兰·昆德拉，学生，1929年4月1日出生”。

此时已年近80岁的昆德拉，一位背弃祖国、流亡西方国家的捷克斯洛伐克作家，突然被人发现年轻时曾做过告密者，不但指控同学是西方间谍，还导致对方锒铛入狱，这使他立即成为西方民众眼中的叛徒。面对汹涌而来的舆论，昆德拉终于在媒体面前打破了二十多年来的沉默：“这件事是无中生有。”然而，固执倔强的性格、深居简出的隐秘生活，以及与媒体的长期不和，丝毫无助于昆德拉的自我辩解。这场风波对他造成了很大的打击。虽然没有人知道真相，但我们唯一知道的是，经过这场风波之后，昆德拉变得更加与世隔绝，与公众更加疏远。

就这样，外界的各种误解和非难一直鞭打着昆德拉一向敏感的心灵，使他进一步退缩成一个决绝的隐居者。因此，37年来，昆德拉始终保持着“隐身”的状态，他像幽灵一样消失在公众视野中，只有他的作品仍在感动着全世界。

过着隐居生活的米兰·昆德拉一直都很低调，但无论如何低调，也无法掩盖他在世界文坛的超高地位。

昆德拉的文学成就斐然，他的代表作有《玩笑》《生活在别处》《笑忘录》《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和《不朽》等。特殊的时代和政治背景、无处不在的幽默精神，以及引人入胜的阅读体验，使得这位文豪的作品成为一代又一代年轻人的流行读物和精神图腾。

此外，昆德拉还获得过耶路撒冷奖、奥地利国家欧洲文学奖、捷克国家文学奖和卡夫卡奖等多项文学奖。他还曾六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虽然无缘诺贝尔文学奖，但他的文学成就早已为世人所认可。2011年，昆德拉的作品入选法国七星文库—七星文库是一个只收录世界顶级文学作品的现代文库，而昆德拉是唯一一位在世期间就入选法国七星文库的作家。

昆德拉是一位刻意隐藏自己个人生活的小说家。这当然与他对小说本质的理解有关。昆德拉认为小说家应该通过自己的小说来表达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另外，他还坚持认为，一个作家、一个小说家的存在价值，就在于他的作品本身。在这一点上，他比任何小说家都更加极端—因为担心自己的信件会成为研究人员的材料，导致读者误解他的小说，他甚至不与朋友通信。

隐藏在作品背后的昆德拉，向大众展示了他用文字讲述出来的隐秘角落里的孤独心声。在阅读昆德拉的作品时，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他的孤独。他笔下的字里行间，弥漫着一种力透纸背的疏离感。他的内心是孤独的，没有人理解，也没有人倾听。这种情况下，他把所有的情绪全都宣泄在了笔尖之上，只不过小说写完了，孤独感还在。

哲理性是昆德拉小说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他的小说中，看似随意的文字却蕴涵着深刻的哲学思考，每一页都包含着对人生的深刻感悟，令人回味无穷。他的小说既抛弃了现实派作家对社会面貌的真实刻画，也抛弃了现代派作家对人心的深刻描写，而是自成一派，走向了对哲学的终极探索。昆德拉关心现实问题，但他对现实的描述也是在哲学的主题下进行的。因此，昆德拉的小说也被称为哲理小说。美国的《新闻周刊》曾做出这样的评价：“昆德拉把哲理小说提高到了梦幻抒情和感情浓烈的一个新水平。”

盡管昆德拉的作品充满了哲学思考，具有重要的哲学意义，但他并不喜欢“哲理小说”这个词，因为作为小说家，他在作品中讨论的只是时代背景下人类个体的命运。与他的文学成就相比，昆德拉更像一个思想家而不是哲学家，因为他不会像哲学家那样做出论断，而是会思考人类个体生存的困境和存在的意义。

昆德拉的小说就像是“复调”和“讽刺”的结合体。“复调”是音乐的理论，即“所有声音都按自己的声部行进”。他的小说大多由七个部分构成，围绕某一事件进行多方面、多层次的描述，如同音乐的多重变奏一样，多条故事线索交错或并行展开。书中的每个角色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都有自己的声音，而不是统一的叙述。这使得整部小说读起来就像一部气势恢宏的交响乐。此外，昆德拉的小说还有大量的讽刺，既有对人的讽刺，也有对社会的讽刺，而昆德拉笔下的讽刺还具有浓郁的黑色幽默，用不严肃的玩笑，消解那些过于沉重的叙事。

昆德拉的一生是流亡的一生，也是传奇的一生，始于悲剧又落幕于当下。他的人生命运是一幕受制于时代政治的悲剧。背负着流亡者的身份标签，忍受着来自外界的误解与批评，过着与世隔绝的“隐身”生活，昆德拉对故乡始终保持着一种疏离的态度—在他看来，“故乡”这个概念只是一个幻想或神话。因此，无论是捷克斯洛伐克，还是法国，还是独立后的捷克共和国，都不能成为他心中的故乡。我们不禁要问：这位流亡半生、离群索居的文坛巨匠，心中的故乡究竟在哪里呢？

至于答案，随着米兰·昆德拉的长眠，我们已经无从得知了。在地下长眠的他，或许现在终于停下了流亡的脚步，找到了内心的平静与安宁—那个他所期待和向往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