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伟

15世纪，大航海时代开启，世界从隔绝走向一体。作为海上强国的西班牙一方面大肆掠夺财富、开疆拓土，一方面积极传播宗教、输出文化。正如胡安·冈萨雷斯·德·门多萨（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1545—1618）在其书中所言，“在整个西班牙扩张殖民历史中，‘十字架’与‘宝剑’始终相辅相成。”在此背景下，一批又一批西班牙传教士前赴后继，远赴陌生的东方去传播上帝的福音，赢取帝国的荣光。

在晚明来华的西班牙传教士当中，有一位融入中国社会并被本土知识界以“西儒”相称的人，他就是耶稣会会士庞迪我。

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1571—1618）出生于西班牙马德里附近的巴尔德莫罗（Valdmora）。此城在14世纪至16世纪隶属于托莱多大主教区，是著名的耶稣会传教中心，教堂、修道院和神职人员难以计数，很多修道院和教堂保留至今。这里浓厚的宗教氛围刺激着年轻人成为耶稣教徒，庞迪我便是其中之一。1585年，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出版，引起了很多西班牙年轻人对神秘中国的向往。

庞迪我怀着到东方传教的梦想远涉重洋于1597年来华，首站抵达澳门；逗留至1600年进入内地，在南京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相遇。翌年，他们结伴来到首都北京，向明神宗进献了来自欧洲的礼物，如自鸣钟、古翼琴、世界地图、宗教画像等。这些带有异域情调的礼物引起了万历皇帝的好奇和赏识，于是，庞迪我被批准在京居留传教，并获得出入紫禁城的特权。

庞迪我从南京至北京游历了大半个中国，广泛地了解了中国的国情。出入紫禁城的特权及与中国士大夫阶层的交往进一步加深了他对中国社会的认识。

1602年，他给西班牙托莱多主教古斯曼写了一封长达200多页的信，对中国的地理方位、山川地势、物产经济、历史文化、宗教信仰、风俗礼仪、政治外交、宫廷内幕等作了百科全书式的介绍。他证实了“契丹”（Cathay）便是中国，其首都“坎巴鲁克”（Cambaluc）或“汗八里”（Khanbaliq）便是北京（元大都）。而在此之前，由于受到《马可？波罗游记》的影响，欧洲人认为“契丹”是存在于印度和中国之间的一个国家。这封信也补充和纠正了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中的一些内容。前文提到，庞迪我就是通过此书了解中国并燃起来华传教的热情。然而，由于事实上作者并未亲身来过中国，书中有些内容是来自想象和传闻，存在不少错误和偏见。1604年，这封信在西班牙公开刊印，影响巨大，随即又被译成法文、德文、英文和拉丁文并多次再版，极大地促进了当时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

1610年5月11日，利玛窦在京病逝。在一批中国士大夫的帮助下，庞迪我成功奏请万历皇帝赐予了一块墓地并为利玛窦举行隆重葬礼。在西方传教士眼里，这无异于中国最高统治者对天主教的认可。庞迪我因此声望倍增。

1610年12月15日，北京發生日食，钦天监预测失误引起朝野不满。于是，朝廷召庞迪我与意大利传教士熊三拔（Sabbatino de Ursis，1575—1620）参与修订中国历法。此间，庞迪我花费大量精力测量了广州与北京的纬度。同时，他还应徐光启之邀共同增订了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

1612年，庞迪我、熊三拔奉万历皇帝旨绘制《万国地海全图》。在此基础上，庞迪我撰写了一部世界地理概述。此文稿经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Giulio Aleni，1582—1649）整理于天启三年（1623年）刊刻面世，成为中国第一部现代地理学专著—《职方外纪》，后收入《四库全书》，为当时中国知识界打开了一扇认识世界的窗口。

1614年，庞迪我撰写了其最重要的中文著作《七克》。名臣曹于汴为此书写序与跋；科学家徐光启为此书润色并撰《克罪七德箴赞》。《七克》不仅是一部宣场基督教精神的布道之书，还是一部论述道德修养的伦理之著，很多内容已超越了宗教范畴。书中说，“人生来有七种罪恶意念：傲、妒、贪、忿、饕、淫、怠。为克其心之罪根，植其心之德种，就要以谦伏傲、以仁平妒、以施解贪、以忍息忿、以淡寒饕、以贞防淫、以勤策怠。”这些都要建立对上帝的虔信才能够实现。庞迪我在书中“尽量模糊基督教教义和儒家学说间的界线，甚至着意寻找两者的契合点”，比如他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天主所谓爱人如己是也。”庞迪我还在书中引用大量古代欧洲贤哲的名言、警句及《伊索寓言》《圣经》中的内容，从而间接地介绍了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

《七克》一再刊印并被收入《四库全书》，庞迪我因此被时人称作“庞子”“庞公”。及至清代，学者孙柳庭在《舆地隅说》中写道：“泰西之人数万里来宾，其文亦温文典雅，诚朴不欺，自号‘西儒’，以‘七克’为教，似无异乎孔门所谓克己复礼者也。”由此可见庞迪我影响之深远。

1616年，中西文化的差异和传教团内部的传教策略分歧引起了震惊全国的“南京教案”，皇帝下诏禁教。1617年，庞迪我最终被逐出京城，其传教生涯戛然而止。1618年，这位伟大的西班牙汉学家病逝于澳门，终年47岁。庞迪我以其短暂而光辉的一生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

时至今日，庞迪我依然被世人铭记。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班牙都经常举办各种活动，以纪念他的贡献，表达对他的敬意。

2018年，庞迪我逝世400周年，西班牙塞万提斯学院举办了名为“2018—庞迪我年”的纪念活动，通过举办专题讲座、播放纪录片、开展图书交流会等方式，让更多人了解这位精通中文和中国文化并撰写了大量重要文献的先贤。时任中国驻西班牙大使吕凡说：“庞迪我年的举办有助于探讨东西方文明交流的规律，为当今全球化时代各国间的交往提供有益的借鉴。”

2021年，庞迪我诞辰450周年，其故乡巴尔德莫罗市安排了一整年的纪念活动，通过展览、音乐会、戏剧、电影等多种方式向市民和游客介绍他的生平和文化贡献。此外，该市还开设中文课程，推广中国文化。

作为传教士，庞迪我来华的根本目的是传播天主教。相比于他人，他的传播方式更加中国化，即深度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理念，选择了中国人容易接受的传播方式，可谓明末清初的“西体中用”。庞迪我用其在中国十七年的传教实践表明，对于文化的传播，本土化是必然的选择。只有入乡随俗、因地制宜才能有效地推动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