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卫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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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数字化环境让许多有为的诗人加快了自我革新进程。霍俊明的创作实践就体现出对中西诗歌资源的合理汲取——尊重日常但不受制于它。这正是诗人相对进步的方面，即改变往昔诗歌的主观姿态及优越感，不排斥高远宏大，但更能从现实细小切入，趋向于自我人格的完善。2021年1月，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霍俊明诗集《梦的对岸》就可看出诗人的自我革新。这本诗集名取自其中一首同名诗《梦的对岸》，这是一条与梦同行的漫长曲折的个人化征程，“从河的这岸/游到河的另一岸/没有水流声，也没有/拍打水的声音/……/这一切都是在梦里发生的/只是为了验证//一个不会游泳的人/也抵达了河的对岸”。这首诗像一段黑白默片，简明的画面随客观的视觉与旁观的感觉淡静推进，不动声色地一气呵成，情感在诗里隐约成为莫名的潜台词，梦成为首要的关键词，却又并非为了描述梦本身。

一个不会游泳的人假借“梦”这种方式得以抵达河的对岸，却不荒诞，亦非隐遁。这暗里透露着某种自嘲与自谑的过程，仿佛成长史的自注。有时，梦或如梦的东西确实能阶段性地解决诗人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以超现实的婉约尽可能与现实调和，一代代诗人也许皆是如此。我认为这暗示了现实有多重要，梦就有多重要；反之也是。

久居诗歌评论界前沿的霍俊明对此当然心中有数，“只是为了验证//一个不会游泳的人/也抵达了河的对岸”。梦想与现实以种种气息交错于这本诗集，令人同感这隐约的重生意味，又似暗暗有着苦笑的恍悟。在人生路上，梦时常像必需的精神顾问，带领和陪伴我们进出于现实，有时现实更像梦本身，让我们梦游于现实之中；不论梦的破碎或愈合，都是我们在现世、现时和现实里赖以生存的隐喻。当通过诗歌抵达“对岸”，对岸是什么，又有什么？从此岸到彼岸，到岸之后呢？对于每位以诗为梦、以梦为诗的诗人，当然并非单纯的解脱超脱。对于霍俊明而言，继续“梦游”便是答案及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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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激情的青年到而立之年，由不惑之年到知天命，70后诗人是相对“尴尬”的一代。70后诗人不仅经历了新旧世纪的交替，也面临着工业化、商业化、城市化和数字化进程等带来的巨大现实压力；面对诗歌的世界与世界的诗歌产生的剧烈反应和变化，既要继承传统诗歌资源，更要厘清诗歌传统；既不容规避对社会现实的辨识梳理，也要将多元多样情感及语言建设的探索提上日程。诸种任务和担当，对于70后诗人而言，无论是否自觉自愿都剪不断理还乱，绕不开还难度倍增。无论任何时代，诗意都与生俱在，“诗”如梦，常在不经意间，也在瞬间，诗歌路径总是处于随时随地的开拓状态。作为70后诗人，霍俊明事事关心，更是一位“乡情”的观察者；在他笔下小亦是大，诗集的第一辑就命名为“小地方的笨拙笔记”。通常对亲情及乡情的回味，不仅能让人获得安慰，也能让人打量来路，更能感知如梦的前途，但霍俊明的“乡情”既小又笨拙，既真又谦和。

霍俊明对“乡情”的刻画常以细节为重，尤其对“亲情”的感受有着某种沉重。他描绘父亲的“笨拙”，让我们看到父亲既是平常存在，也是压力的存在，但并非是强力的象征。“笨拙”一词的出现，其实是旁证“我”的成长及现在，以及与故地难以更改的实际距离。在诗人离开故乡之后，父辈越来越像人生路上的参照物，提供一种沉默或成为“梦”的某种温暖栖息或慰藉。霍俊明近期有关乡情和亲情的诗作让我们看到他的表达中，文化属性更多地渗入人之本性，在很大程度上等同于或直接影响着他可能的乡情向度。

当我们谈及故乡，必身为游子。在人生路上，我们始终似游客，亲情虽然经久不朽，但是更多地以“梦”的形式和方式存在于“此岸”。在这部诗集中，有一辑名为“响水桥笔记”。横亘在霍俊明早期记忆中的响水桥是极其重要的时间纽带的物证，正如他在组诗“响水桥笔记”前言中写的，“作为时光的物证，给了我以诗为记的绝好理由”。流水如“梦”桥似“岸”，作为物化的故乡风景，对于霍俊明来说总是独特的，或者说昔时之“故乡”对于诗歌与诗人的意义亦如可靠的驿站或码头。在这部诗集里，有两辑均以“笔记”作为后缀。这两辑中的诗作或述事记情，或写景忆人，或感悟旧昔，或辨证自我，诗人表现出以诗记史的“方志”倾向，持续追溯缅怀故地人情，坚持现实世界边缘的个人性审美和艺术化。因为，霍俊明明白地理是人文的载体，地方史其实就是人类史，也是一种个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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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俊明想让每首诗都成为历史与现实的混合。在他冷峻的位移、陈述和叙事里，想表达的是一种“心理真实”，即从外衣般的“常见”深至肉眼看不见却能感受到的内心层面。霍俊明有以简化繁的逻辑能力，拥有将客观现实、日常生活及个人经历与想象复合相嵌的技艺，并幻化为哲思，同时还会佐以分析与结论性暗示。如《鸡冠山》中，“我曾/远足山中/为了看一眼/亲手栽过的一棵雪松//不出所料/它已经长成了/我完全不认识的样子”。一棵树也似一个“梦”，或说“这一切都是在梦里发生的”，远足与游泳同样是体现自我的“验证”。由此可以看出，诗人的梦有某种潜在的退守或调整，也可认为是关于乡情或亲情的托寄；规避的对象可以是尘世，也可以是“想象的生活”或心的归隐与自修。类似的写作其实也让霍俊明的“诗歌现实”更宽敞细致，隐于字里行间的这份情怀与内在的人生态度，体现出知识分子的隐逸之思。从这角度说，生命、生存和生活不再拥挤于大同化的象征旗帜下，而是从“我”做起的自我感化，而非主观教化，霍俊明的尝试值得圈点。

微弱细小的事物不仅是宏大高远的基础，更体现时间之中的具体的真善美。如《生活不是诗或蓝色的李子》中，“认命了/‘生活并不是诗’/……/不得不承认/有些时刻/生活比一首诗更重要”；再如《从未被触及也从不需要说出》中，“沿山向上/明亮之物/经年的云和山顶的残雪//人们已经忽略了/那些不带刺的植物”。霍俊明诗中的植物名称或形象出现较多，以松为甚。松在传统文化里的意蕴众所周知。读霍俊明的诗能感到作为评论家的他，激情峭刻如出鞘之剑，或如松针般尖锐细致；作为诗人的他，则更多沉静抑然、含蓄内向，像伫立大自然风雨中静思的松。

霍俊明的诗中常用梦、树木、流水等字词，而甜、甜蜜等字词多出现于乡情亲情篇章。关于伤逝、消失、死亡等词语的闪现，让人觉察出个体的卑微，身体的无力与生命的无常，明白在“漫长的季节”里人事如梦，好似松叶般在四季里更替。无论远行还是“想象的生活”，或是“还乡”，我们的人生就如流水不可挽留，只能追忆源源不断的流失。此外，动物也是诗人青睐的物象，大都有外形上的幽美。如鹿、鹭和鹳等驻足于日常水边，如梦一般存在，还有些许不安与洁癖。它们在苍茫大地与复杂的人类世界里柔和、弱势和敏感地存在着，因其可爱也因其纯洁往往易受到伤害，仿佛易逝的梦境。因此，我们能看到霍俊明的沉郁诗行里涌现的爱与关怀，悲悯与善意，这些本能的情感虚掩却又让人易感。

生活之河总体属于过往，充满记忆。霍俊明以诗记录着乡情亲情，向先贤致意，也记叙与当代诗人可信的友情。行走在山水间，有所思亦有所反思，而每次梦都是岸的选择，也是新的起点，周而复始，充分体现霍俊明对于“时间、空间和我”的艺术平衡力。因为，他深谙“情理”兼容之道，随心的应手让写作不落窠臼，对“意象”和“语言”的理解及运用颇具诗人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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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行进至今，常见和常用的“语言时装”已渐渐褪下笼罩其身的绚烂；对于70后诗人而言，在更新的理解中亦知并非外观不重要，比外观更重要的原来还有更多其他因素。霍俊明的诗歌语言并不高调、绮丽和模式化，在自然而然的“反标准”语式及雅俗糅合的语句中寓巧于拙，返璞归真的自在表达常令人感同身受并有愉悦感。从霍俊明的诗集《梦的对岸》里亦能看到语言的整合和语言实践的可能性，其诗歌内容及语言的相对朴实，确保了他对“自我”的清醒认识。霍俊明谈论自己的诗集时也认为他在“日常生活中是理性的，在诗中可以遇到久违的另一个自我，它可能是童年的自我、异乡的自我、梦幻的自我”。从他五年前出版的诗集《有些事物替我们说话》到2021年的《梦的对岸》，我认为他的审美立场是一贯的，其诗也因此像手电或路灯，客观、自律和克制地存在于不确定的梦里，在生活中或生活的别处，在此伏彼起的暮色中有分寸地透露出矜持而敏感的孤寂之光。

霍俊明正视生命过程中的感悟，在喧嚣尘世里保持不从众的洞察力及感受力，坚持内在的尊严、知识经验与生活体验的相对统一，让写意与写实相得益彰；从世俗中发现雅致与朴实，也从日常中观察时代和社会环境的种种端倪，不断发现和理解人与人生的种种微澜般的忧喜和矛盾。因此，日常便不会覆没于庸常，现实才能有更多真实，生活也才会平添鲜活，“我”与“梦”、“我”与“岸”便能不断在情理同步的自度中获得内在的和谐与明晰。

洞察与管窥，是霍俊明上“岸”前造梦、释梦和过渡与自度的方法。诗人以退为进，并非忽视“世界”的整体性，而是化整为零，以细节、感悟、图景、梦幻、记忆等应对庞杂的现实世界，用“诗、诗意和诗性”在从容的洞察与管窥中实现诗歌之梦。正如他谈及自己的写作时提到，“在诗歌创作中发现一些诗歌的特殊秘密和知识”，就能在无限的诗歌疆域确定和完善自我的姿势，“在诗歌中完成另一种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