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晚清翻译高潮中，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应时所需，先后延聘63位中西译员，编译出版了大量有裨实用的自然科学及应用科学类书籍。馆内“笔受”译员积极尝试本土化译书策略译介西书，淬厉传统，采补异邦。他们有着深沉的爱国情怀、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通过译介西书，为缓解中西学间的紧张与隔阂、畅通西学传播路径作出了贡献。同时，受旧有价值体系等因素的影响，他们又表现出明显的文化优越感，充满趋新与守旧、选择与删汰的困惑与焦虑，存在强烈的纠结心态。

【关键词】“笔受”译员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 编译策略 文化心态

【中图分类号】G232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3-6687（2023）9-092-07

【DOI】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3.9.013

晚清翻译高潮中，基于时势与社会所需，催生出近代早期译书机构及“西译中述”的中国“笔受”译员群体，[1]他们身兼译员、编辑之职，是近代中国“在急需引进西学而又缺乏人才情况下的过渡时代的译才”。[2]近年来，学术界虽对这一群体有所关注，但所涉甚少，致使其工作情况、内心世界及实际认知等形容模糊。①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以晚清最大的官办译书机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中国“笔受”编译人员为切入点，勾稽爬梳相关史料，通过对翻译馆书籍译编出版情况的梳理，进而对“笔受”译员的编辑策略及文化心态展开研究，考察其在近代中西冲突、新旧更替中的纠结与抉择，以期呈现近代知识分子更为丰富的面相，更全面、立体认识近代知识转型中的知识分子群体。

一、“因制造而译书”——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出版活动考

1868年，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以下简称翻译馆）创设，应时局所需，编译出版了大量西学书籍，成为晚清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出版质量最高的官方译书机构。其出版译著大多译笔雅洁、实用性强，为中国近代化提供了宝贵的知识与技术支撑，也为近代中国的自然科学启蒙、新学科的建立及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起到了推动作用。

1. 编译出版数量及专业

通过对相关数据、资料的鉴别，笔者认为别处刊印的翻译馆译著并不算翻译馆的出版物，因此仅将翻译馆刊印作品纳入研究范围，共计出版书籍193种。其中，译著183种、地图2种、译名表4类、连续出版物4种。①

内容方面，翻译馆早期积极引介西方自然科学，“凡见西国有益学术，则不惜工费而译成书，以便传通全国”。在曾国藩等人的要求下，“因制造而译书，无论枪炮轮船，实切中国之用”，[3]（128）主要集中于军事、工艺制造、船政、工程、矿学、医学、农学等应用科学方面（见表1）。

（1）翻译馆在应用科学方面出版物最多，共计131种，占译籍总数的67%。这主要是为配合制造局生产的技术需要，“因端竟委，实事研求”，[3]（129）“最要为算学、化学、汽机、火药、炮法等编，固属关系制造；即如行船、防海、练军、采煤、开矿之类，皆有裨实用”。[4]该馆在晚清翻译高潮中占据重要地位，主要原因在于翻译馆所译应用科技类书籍的巨大影响力。当然，由于编译活动带有大批量、应急性特点，馆内编译人员无法在编译过程中实现科学门类的系统建立与划分，造成近代科技的引进出现“范围广却不精，门类多而不专”等问题。

（2）自然科学类书籍译著较少，主要依靠徐寿、华蘅芳等早期入馆译员的坚持得以翻译出版。此类译著不被重视，编译活动亦未得到当局支持，但因编译者具备较高的科技素养，故成书质量较高，有些译著更成为翻译馆代表作。如《代数术》一书，被评价为“编辑既精，译笔尤善，为算学家必读之书”，[5]“南京有大宪设馆教算学等事，学者不少，故有多人购买局中算书”。[6]（18）

（3）社会科学类西书译编产量低、佳作少，但在近代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应祖锡译编《佐治刍言》一书，被认为是晚清“言政治最佳之书”。[7]《西国近事汇编》因专门译载西报新闻，主要供关心时政的官员及知识分子阅读，并定期呈送总理衙门及南洋、北洋大臣，为国人了解西方提供了重要资料，被认为“不特周知外事，并可斟酌邦交”，[8]“诚留心世事之学也”。[9]

总之，翻译馆的译编重点是科学类尤其是应用科学书籍，而交涉类及其他社科类西书的翻译，则体现出清政府对西方及西学认识的由浅及深、由器物变革发展到制度变革的阶段性变化。

2. 编译出版人员

由于翻译馆采用“西译中述”的譯书方式，先后聘请中西译员合作译书，可考者共63人，其中西士9人、中国译员54人。[10]因处于晚清时局动荡与大变革时期，翻译馆内编译人员的人事变动，也被烙上时代印记，在不同阶段体现出鲜明特征（见表2）。

（1）建馆初期（1868—1869），共加入14人。这批译员大都具有较强的科技素养，因受到洋务派官员的青睐与器重而入馆译书。如李善兰、华蘅芳是晚清著名的数学家，时人赞誉晚清“西欧新算输入，而李壬叔（即李善兰）、华若汀（即华蘅芳）辈能名家”。[11]徐寿则“专精格致家言”，[12]（11-12）因“奇材异能”而被曾国藩“待以宾礼”。[13]他们对西学有积极的学习诉求，通过译书，逐渐成长为通晓中西之学的近代格致名家、洋务科技人才。

（2）在翻译馆的快速发展期（1870—1889），馆内人员数量激增。这一时期，翻译馆开始延聘留学生及洋务学堂所培育的新式外语人才参与译编工作。1869年，广方言馆并入翻译馆，学生除学习外语外，还兼习翻译，“以中国文义译出西语，而以西语解之，如能译出西书全帙”，[3]（133）即由翻译馆正式出版。但这一时期，由于洋务运动对科技人才的需求量大大增加，馆内译员多参与洋务事业，人员流动较大。如王德均、徐建寅等人成为有名的洋务科技人才，李凤苞、黄宗宪等人成为外交使臣，严良勋等人则入仕，“俱当要职”。[6]（13）

（3）翻译馆后期（19世纪90年代），馆内口译人员频繁更换，能够独立译书的中国译员增多，如吴宗濂、李景镐等人，逐渐摆脱“西译中述”的译书模式。同时，部分译员在离馆后仍坚持译书，如王树善在离馆后赴美，坚持利用暇时与傅兰雅对译《开矿器法图说》《农务要书简明目录》《农务化学简法》等书，后均在翻译馆刊印出版。但在甲午战后，国内出现研求西学的热潮，留学生逐渐成为译书主力，翻译馆在译员素质、译作质量等方面，无法与留学生相比拟，已跟不上时代潮流。

进入20世纪，国内对西学的渴求由科学技术领域迅速转移到政治思想领域，正如邵作舟所言：“今日译泰西政教义理之书最急，而器数工艺之书可以稍缓。”[14]因此，1912年，翻译馆难逃被裁撤的命运，退出历史舞台。

二、归化与调适——翻译馆的编译策略

在“西译中述”模式下，翻译馆“笔受”译员尝试各编译策略，采用归化、调适等手段，力求化解新旧，会通中西，为国人突破“夷夏大防”观念、接受西学进行探索。

1. 类比联想，以中会西：语言层面的归化处理

在遣词造句、修辞行文上，“笔受”译员采用传统格义之法处理，将西学以本土化表述方式予以编辑，以符合国人的阅读习惯。

（1）采用类比联想的方式会通中西之学。如编译《通物电光》时，为使读者明了何为X射线，王季烈释文“爱克司即华文代数式中所用‘天’字也，今因用‘天光’二字，文义太晦，故译时改名之曰‘通物电光’”，[15]降低了理解难度。应祖锡译《佐治刍言》时，将原文中的“Individuals under perverted feelings”比附成中国古代的隐者：“世有与人相绝，僻处山林，自谓千古高人，究之枯槁终身，悠悠没世，矫情悖理，果何补于己耶？”[16]（355）汪振声、钱国祥在《各国交涉公法论》中，用明清常用的“状师”一词指代原作中的“lawyer”。[17]郑昌棪在《天文学》中，将地球比喻成陀螺，“地球转如抽陀螺”，“沪俗名‘地黄牛’”。[18]如此类比，使读者在阅读时产生相应的联想，并迅速理解书中内容。

（2）利用儒家经典及传统文化对原作内容进行编译，以中会西。如赵元益编译The Medical Handbook一书时，摒弃“医学袖珍”的直译而改译《儒门医学》，并多处以古语释文，如“古语云：上工治未病，所谓治未病者，绝其病之源也”，[19]不仅令译文更生动，且易令国人心生好感。应祖锡在译Political Economy一书时，将书名译为《佐治刍言》，意即辅助政治统治之初级书籍，反映了譯者的救国心理，容易激发国人的求知欲。书中还注意用典故附会原文，如译文内容：“然此种乐境断非骤然可以坐致，必先劳其身体，竭其思虑，方能由劳而逸，由苦而甘。”[16]（353）可见明显对于《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说法的借鉴。钱国祥译《各国交涉公法论》时，参照《礼记·中庸》之“中立而不倚，强哉矫”之意，将原书中的“neutrality”一词译作“中立”。后期国际法通用术语将其定为“局外中立”或“中立”，由此可见钱氏所译词汇的实用价值。书中所论“公法非一人一国可能定，乃天所命之理，各国皆以为然，此即公法也”，[20]（1）用“天所命”的说法论证公法至高无上的地位，契合了国人的传统价值观。

2. 道通为一，类比改称：文化层面的归化处理

基于复杂的文化心态、传统价值观及文化建构的眼光，“笔受”译员以传统为本位，借镜异质文明，力求在文化层面上会通中西。

（1）道通为一，本土化译名原则。傅兰雅云：“中国语言文字最难为西人所通，即通之亦难将西书之精奥译至中国。”[21]因中西文字、思想及文化概念上的巨大差异，中西译者通常面临“文以地殊，言以数限”[6]（18）的窘境，“每译一物，必辨论数四”，[22]译名之难可见一斑。通过探索，翻译馆“笔受”译员摸索出一套特别的译名原则，即“华文已有之名，继续沿用”，“汉语中无名者设立新名”。如化学方面，徐寿等人以“谐声为主”“会意次之”确定译名，取单字为元素名称，加偏旁部首以示类别不同，首创65个化学元素名词，为后人提供了科学的译名方式，后日本译名“大率仍袭寿本者为多，人以此服其精审”。[23]他们对专业名词的翻译与厘定，为晚清西书翻译提供了概念支持。

（2）以传统文化为理解资源，广泛运用改称法。“笔受”译员将原著中的名词改称，并着意将英文字母、比值换算成中国的天干地支或斤两等传统计量单位（见表3）。

应祖锡在《佐治刍言》一书中，鉴于国人对基督“上帝”的陌生感，未将“God”一词译为“上帝”或“神”，而是译为“天”，使其更具亲和力。官制方面，瞿昂来在《海国图志续编》中，将英国国会议员改称“军机大臣”。潘松与傅兰雅所译《俄国新志》中专设“论国政”一章，将俄国各级政府与中国相关部门进行类比，译为总督、抚台及道台等职 。[24]（卷六6）通过类比改称，提高了国人对译文内容的理解与认同度。

（3）以中式纪年法代替西历，使读者有清晰的时代感。如钱国祥译《各国交涉公法论》时，敬告读者：“中西编年格不相入，表而出之，以便于阅是书者一目了然。”[20]（2）《四裔编年表》则直接将中西大事按表开列，使中国读者能够切实把握西史时间，方便阅读和理解。

3. 调适——编译过程中的吸纳与重构

“笔受”译员还尝试对译文内容进行改编甚至重构，采用意译方法，“删繁举要，使人人易于通晓也”。[25]

（1）修改或删除原著中有悖封建等级制度的内容，使之符合中国价值体系。如《佐治刍言》中，应祖锡对有关“人人生而平等”的内容均作改写或删除处理，将“人类无论何种肤色、国籍生而平等”改译为“故无论何国何类何色之人，各有身体，必各能自主”，避而不谈“平等”之语，仅用“各能自主”四字代替，完全失去了原文自由民主的意义，对原文中“Civil liberty”（公民自由）则直接删除。关于原文所涉中国女性裹脚陋俗等内容，改译为“然此种陋俗，在文教之邦亦所不免，即如中国女人缠足、西国女人束腰之类”，将中国仍归文教之邦，并添加“西国女人束腰”之句，改变了原文对中国半开化的批评之意，迎合了国人的“天朝”心理。[16]（353-357）这种编译方式，符合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因此得到了官员及士人的认可。但对于原文中的平等自由思想则是一种巨大的破坏，是译者在特殊历史时期所采取的权宜之计。

（2）译员们对译著内容进行改编，以迎合国人的阅读习惯。如贾步纬在编译《航海通书》时，最主要的工作便是“改率”，即将原书中的经度起点“英国格林尼治天文台”经换算改为“京都顺天府”，并以中国传统天文学知识解释西学，“撮要刪繁，译成是集”，[26]得到了国人认同。潘松译《法国新志》时，因书中论及法国共八十七“敌怕门”（即“省”），但潘松“以中国疆域之广，仅二十二行省，法国之地不及中国十分之一，而言八十七省似觉未妥”，于是“不揣谫陋，译为郡县乡党”。[24]（序1）实际上，法国的行政区划应为22大区96个省，可见这一改译并不恰当，这也是中西文化空缺所带来的直接影响。

三、学擅中西与纠结抉择——翻译馆编译群体的文化心态

在晚清外衅屡起、新旧思想交锋的过渡时期，“笔受”译员积极会通中西之学，体现出强烈的主观动能及价值取向。通过对其编译专业、编译策略的考察，可知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复杂性，同时可窥见近代学人复杂的文化心态。

1.“有益于家邦”：强烈的爱国情怀

基于强烈的爱国情怀，“笔受”译员们将编译工作视为报国之途。如徐寿率先倡议“将西国要书译出，不独自增见识，并可刊印播传，以便国人尽知”，[27]（201）从而开启国人传播西学之滥觞。其不求闻达，多次以“译书行世，较专治一事影响于社会尤大”[12]（8）之辞拒绝入仕，将译书视为终生事业。赵元益“不乐宦仕，从事译学不稍怠”，“卅载译书，心劳力劬”，[28]（26）奉献了毕生心血。其他“笔受”译员也积极参与编译工作，探索西学底蕴，以便国人“尽知理之所以然，而施诸实用”。[29]再如翻译馆编译工作带有明显的实用主义烙印，华蘅芳编译《防海新论》，目的在于“此书所论者为南北花旗交战时水路攻守之情形……与海防之事甚有裨益”，[30]正好契合中国海防建设的现实需要，编译《炮准心法》《造弹法》等书则为“水陆兼备”，“屏藩捍御有方”，其他译书“皆西人精粹之书”[27]（209）等。

译书之外，“笔受”译员还以实际行动践行爱国情怀。如徐寿曾倡导无锡民众“筑灶烘茧，制机缫丝”，推动该地“蚕业大昌，邑民食无穷之利焉”。[12]（7）钟天纬在洋务时期献计献策，撰《救荒备荒论》《中国创设铁路利弊论》等文，呼吁“使富者捐其财，贫者捐其力，谋巧者捐其艺，合众志以成城，练成铁骑，驱强邻以出境”。[31]（71）徐建寅撰写《兵学新书》，呼吁国人“合志同心，讲求兵学”，以“洽民心，强兵力，保国本”，[32]还积极投身近代化学工业，最终因试制炸药而不幸殉职，是晚清著名的爱国科学家。晚清岳嗣佺悼称其：“慷慨任时艰，公真为国捐躯，尚冀后贤补阙。”[33]所谓“有功于名教，有益于家邦”，[27]（137）即为国强民富而积极进取的历史责任感，是超越个人价值并升华为深沉爱国心理的表现。

2. 高度的文化自觉：以开放的文化心态会通西学

基于近代民族危机的加深、忧患意识及爱国主义精神的感召，“笔受”译员们认识到中西文化的差异与差距，以开放的文化心态对西学有限度地认同和接受，并在编译过程中根据时势所需对西学进行会通与调适，为西学的内化进行了尝试。

（1）他们对西学的先进性心有所感，有强烈的学习诉求。江衡曾感叹“中朝大局悲孤注，狮英虎俄择肥噬”，“环球四顾皆吾师”，[34]徐寿也承认中国“物理旨归，茫洋莫辨，智创巧述，甘让泰西”。[35]同治初年，赵元益与傅兰雅相识，“始知西国之医，固秩然有序”，从此怀揣“设天假之年他日者，使得尽搜彼国医书之良者，与君朝夕肆力于此，简其精者要者，博而大者译，而刊刻之，以寿吾国民”的理想。[28]（12）钟天纬在译书后认识到“遣使、肄业、练兵、制器、开矿等事……治标而非治本，则不过小小补苴，终无救于存亡之大计”，而“统观欧洲各国，无不政教修明，民生熙皞，国势日臻富强，而究其本源，不外乎通民情，参民政而已”，[36]因此主张学习西方，改革政治制度。

（2）基于国情所需，探索会通中西之道。赵元益认为，中西格致之学有“八不同”，虽然西学有一定的先进之处，“气球可以凌虚，电机可以报远，显微镜辨悉微细，传真镜像留逼肖”，但“中人亦有能之者”，因此建议中西之间应“兼听并观，周咨博访，勿傲己长，勿责人短，彼此相资，各得其益”，“破间隔而通之”。[37]（12）徐寿亦希望沟通中西医学，“傅（兰雅）、赵（元益）两君将西医诸书译成而会通之，则中国医学必有突过前人者”。[38]李善兰在翻译《重学》时，即明确表示“今欧罗巴各国日益强盛，为中国边患，推原其故，制器精也，推原制器之精，算学明也”，因此译书，以期国内“人人习算，制器日精，以威海外各国”。[39]

客观而言，“笔受”译员的中西格致观是洋务时期国内大部分知识分子的一种代表性观点。正是基于高度的文化自觉心理，他们“胸怀开济”，投身译书事业，淬厉传统，采补异邦，学习西学，并努力将其内化为自身学术素质的一部分，成长为国内最早精通西学的近代知识分子。

3. 充分的文化自信：以本土化译书策略会通中西之学

编译过程中，“笔受”译员的本土化编译策略充分体现出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自信心理。

（1）归化译法的使用。“笔受”译员们注意用中国传统的格义方式，用中国文化的传统概念、观念去翻译西学。如徐寿、华蘅芳等在确定西学译名原则时所用的会通之法，以“谐声为主”，“会意次之”；应祖锡在《佐治刍言》中用改称法翻译书中的术语名词，将“God”一词译成“天”，且注意穿插中国典故以解释原著内容；钱国祥与汪振声合译《各国交涉公法论》参照传统典籍《礼记》确定“中立”“天所命”等译名；华蘅芳、李善兰等人用汉字代替西方数学符号和阿拉伯数字等，这些做法，不仅可在近代西学初入国门时，降低国人对西学的陌生感与排斥心理，实现中西之学的互鉴，同时也在译介西学过程中，确保将学术的话语权牢牢掌握在译者手中，体现出译者强烈的文化自信心理。

（2）基于中国文化传统，译员们有意识地对西学内容进行调适或改编，使之更加贴合国人认知。如贾步纬在《航海通书》中的改率一事，将原著经度的起点“英国格林尼治天文台”，经过换算改为“京都顺天府”。通过这一大胆改译，可见譯者对自身专业知识及中国文化的自信心理。

客观而言，在晚清中学与西学、传统与近代的冲突与融合过程中，“笔受”译员们采用归化之法编译西书，译笔简洁古雅，文言流畅，本身就体现出强烈的文化自信。正是基于这一心理，译员们才可谨慎、从容地对西学进行去伪存真的鉴别、选择、消化吸收，最终实现会通、超胜的目的。

4. 趋新与守旧：旧有价值体系下的心态纠结

受中西文化空缺、“心同理同”及“西学中源”说等因素的影响，通西学、晓洋务的近代“笔受”译员虽追求新知，但内心仍未突破对儒家思想、伦理秩序等传统价值观的认同与坚守。译书过程中，充满着趋新与怀旧、文化理智、文化自恋的焦虑与纠结，试图在中西学间寻求契合点，以达到合理借鉴西学的客观效果。

（1）所谓“中国，天下之宗邦也。不独为文字之始祖，即礼乐制度，天算器艺，无不由中国而流传及外”[40]的“西学中源说”，受到部分编译人员的认同。如钟天纬曾明确提出“西学源自中国”，而理学“说理精深，颇非西儒所能及”，“西人格致之学……溯其本源，实事事胚胎于中土，或变其名目，或加以变通”，[41]还因此得到王韬赞誉“于中西格致异同，实有见地”。[42]江衡认为西学之源在中学，“中国所固有者，西人特踊而精之”，因此中国学习西学，实属“所谓礼失而求诸野者”。[43]赵元益也认为“西人格致之学，亦不过随时精察，由粗及精，由近及远，与中土格致之学相比，异中有同，同中有异”，如解剖之法古已有之，“西医之法莫非三代以来古法所旧有，无庸震惊而夸耀之也”。[37]（9）就本质而言，“西学中源说”是中国文化优越论的一种反映，体现出了“笔受”译员对于中学的“自恋”心态。

（2）译员们虽在思想上较传统士人进步，但仍受中体西用论影响，将西学视为末技。钟天纬即认为中西间在科学文化观念、思维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致使西方科技日新月异，而中国格致则踯躅不前，仍强调：“唯我孔子之教，如日月经天，江河亘地，万古不废。”[31]（86）其一面鼓吹西方科技的先进性，对于心存疑虑的近代民众给予相对客观的引导，一面又强调中国文化的优越性，认为西人仅科技优于中国，而中国则属“人文蔚起，经学昌明”的文明国度。

结语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笔受”译员投身编译出版事业，为西学的引进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方面，“笔受”译员秉持“广翻译以益见闻”理念，通过编译活动将译语、原语两种语言及其背后的两种文化融会贯通，以期达到超胜之目的，表现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待异域文化的一种积极心态和认知方式。他们的本土化译书编译策略、“旧瓶装新酒”式的译笔处理，使西学更易被国人接受，为近代的西学东渐作出了贡献。另一方面，囿于旧有价值体系的羁绊，为使译著契合国人价值观及审美倾向，减少冲击性内容，增加相容度，他们不可避免地对原著内容与精神有所破坏，导致西学中的部分精华缺失，未能充分发挥应有的历史作用。总之，“笔受”译员是晚清文化困境中的开拓者，其编译策略的积极尝试与文化心态的复杂、纠结，值得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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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徐家宝. 《锡山徐氏宗谱》卷“社冈支輓内阁学士仲虎公楹联”[M]. 古十笏堂木活字本，1905：3.

[34] 江衡. 溉斋诗存·卷一[M]. 1925：6.

[35] 万国公报·第三册[M]. 华文书局影印本，1593.

[36] 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 清代诗文集汇编·742卷[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682.

[37] 赵元益. 格致书院丁亥课艺[M]. 弢园选印刊本，1887.

[38] 傅兰雅. 格致汇编[N]. 1876（4）：8.

[39] 伟烈亚力译，李善兰述. 重学·序[M]. 上海：墨海书馆，1859：2.

[40] 王韬. 弢园文录·卷一[M]. 1883：3-14.

[41] 钟天纬. 刖足集·内篇[M]. 1932年铅印本：68.

[42] 格致书院课艺·卷四[M]. 清刊本：23.

[43] 江衡. 崇尚西人之学辨[N].申报，1882-01-23（1）.

An Analysis of  Translators'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Cultural Mentalit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QI Jun（School of Marxism， Shando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Yantai 264005，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climax of transla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translation center of the Jiangnan Manufacturing Bureau hired 63 Chinese and Western translators to compile and publish a large number of "beneficial and practical" books on natural and applied sciences. "The translators， the "pen reception"， in the library actively tried to "localize" the translation strategy while introducing Western books; strengthening Chinese traditions， while providing supplementary knowledge about foreign countries. They possessed deep patriotic feelings， high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nd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Through the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books， they had actively explored ways to alleviate the tension and estrangement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learning to smooth the path of dissemination of Western learning. At the same time， influenced by such factors as the old value system， they also displayed a clear sense of cultural superiority and were full of confusion and anxiety concerning the trendy and the conservative as well as making choice and elimination， which made them have a strong mental entanglement.

Keywords： "pen reception" translator; Translation Hall of Jiangnan Manufacturing Bureau; compilation strategy; cultural menta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