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国教科书编写事关学生知识结构打造与“三观”建设，事关国家意志的贯彻与民族统一的形成。文章以新中国中小学教科书编写的五个发展阶段为观照对象，通过对每个阶段编写历史及教科书内容特色的详细考察，分析各阶段教科书编写的优势特点与存在问题，以期为将来的编写工作提供案例借鉴；在总结新中国教科书编写的历史经验与收获得失的基础上，提出新中国教材编写的根本经验与基本做法，强调教材出版的意识形态功能和政治特性，积极推动建设适合新中国教育发展的教科书编写体制与创新性做法；通过辨析教科书发展背后的传统与现代、科学与人文、素养与能力、一统与多元等概念及价值争论的意义，尝试探索教科书发展背后的“第一推动”及逻辑张力，为今后的教科书编写提供参考与借鉴。

【关键词】“国定制” “审定制” “一纲多本” 课程标准

【中图分类号】G230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3-6687（2023）8-030-06

【DOI】 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3.8.005

1949年新中国成立，开辟了教科书历史发展新阶段。对一个新生的政权来讲，教科书对学生知识结构和品格培养以及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它塑造学生未来，具有为整个国家和民族未来奠基的功能。因此，教科书是影响国民素质和国家前途的一项基础性工程。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党中央就明确提出：教科书对国计民生影响巨大，要由国家来办。1951年2月，成立3个月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接到一项重要任务，要为当时全国3 000万中小学生编写通用教材。国家出版总署制订的《1951年出版工作计划大纲》中要求，“人民教育出版社重编中小学课本，并于本年内建立全国中小学课本由国家统一供应的基础”，[1]从而拉开了新中国编写全国通用中小学教科书的序幕。

一、新中国中小学教科书建设的阶段划分及其特点

1. 1949—1966年：教材建设“国定制”阶段

1949—1966年，我国基本上实行的是教材编写、出版、选用、供给的“国定制”，即由教育部委托人民教育出版社根据党的要求和国家意志统一编写面向全国的中小学各科教材。这种编写体制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面对政权的刚刚确立，国家面临着极其复杂艰难的局面，当时的这种教材编写体制，对维护国家稳定、强化民族团结、传播主流思想、促进社会进步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客观态度视之，当时采取这种编写体制是完全必要的或符合实际的。有统计表明，1950年华东区的中小学课本总目中，来自民间书店和出版机构的“审定制”教科书有50多种，占这个时期教科书总数的64%，“国定制”教科书只占三分之一左右，然而这一情况很快得到改变。[2]随着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开展，一系列措施开始实行，1950年12月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新中国中小学教科书走向统一的“国定制”。

事实上，新中国成立之后，各地使用的大多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统一出版的教材。1951年秋，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仿照苏联教材编写的第一套全国通用中小学教科书出版发行。这是新中国自己编写的第一部教材，第一次将原来的《国语》《国文》改为《语文》，其编辑大意指出：“说出来的是语言，写出来的是文章，文章依据语言，‘语’和‘文’是分不开的。语文教学应该包括听话、说话、阅读、写作四项。”1956年，人民教育出版社推出了第二套中小学教材，由我国自主新编，内容编排更加系统、科学，开启了“依纲教学”的先河，之后每隔六七年修订一次，新中国教材建设进入了稳定发展的新阶段。[3]

2. 1966—1978年：小学教科书建设特殊阶段

1966—1978年，全国中小学教材的编写机构人民教育出版社解散，教材建设工作中断。1968年，复课后的学生面临着无教材可用的局面。因此，编写新的、适应革命形势需要的全新教材成为当务之急。这个时期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也没有统一的教学计划。当时中央提出由师生自订方案，自定课程，自选教学内容，自编教材，于是出现全国多地响应中央号召自编教材的情况。[4]1968年北京市编写出第一套中学语文试用教材，此套教材呈现以下特点：一是此教材是一部残缺的“急就章”，初高中加起来一共只有三册，是为配合中央要求而紧急编写的，属于过渡性试用教材；二是以领袖语录贯穿全书，这套教材的封面、扉页、插頁等处全部印着毛主席语录，领袖语录还多次出现在教材的内文中，课文选文按不同的主题分成几个不同的组，各组前面都有自己的特殊的导读文字，以领袖语录或中央文件作每组课文的导读；三是政治化的选文内容，有领袖的诗文，有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及毛泽东思想的文章，有大批判文章，有表现亚非拉革命友谊、反帝反修的文章等；四是成人化的文章体裁；五是政治色彩浓厚的封面插图和夸饰无当的教材语言。在上海市1972年《初中语文课本》一、三、五册中，毛泽东文章和诗词、马恩列斯文章、鲁迅杂文占50.2%，样板戏选场、评论、总结、家史和通讯占37.3%，古代诗文仅占2.4%。1974年广州市中小学教材编写组编印的高中二年级第一学期《语文》课本共分为六个部分，一是马恩列斯及毛泽东关于思想文化工作的论述，二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辅导，三是阶级教育，四是大批判，五是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小评论，六是革命故事。[5]

3. 1978—2000年：“审定制”与“国定制”相结合阶段

从1978年开始，第一套全国通用的十年制中小学教科书开始启用。这套教材一直使用了15年，直到1993年版九年义务教育教科书正式向全国供应止。这一时期，随着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市场需求的快速变化，我国教材出版体制由“国定制”开始向“审定制”与“国定制”结合转变。教育部成立了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负责制定各科教材编写大纲，审定全国各地的中小学教材，只有经过审定的教材才可出版发行。也就是在这期间引进了“大纲”理论（以后又升格为“课标”理论），即要编写教材须先有“大纲”或“课标”，教材是按照“大纲”“课标”编写的，并开始出现“一纲多本”，允许、鼓励各地按照“大纲”编写不同类型的教材。教材编写由原来的“国定制”改为“审定制”，极大地解放了全国各地编写教材主体的生产力，激发了各地广大教材研发、编写、出版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当然，无论是“大纲”还是教材都须经教育部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才可出版发行。在此背景下，人民教育出版社分别编写了面向全国的“六三制”“五四制”义务教育大纲版教材以及多套高中阶段教材，上海、浙江、广东、辽宁等地也开始尝试编写自己的地方版教材，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全国共出现了“八套半”大纲版教材，并分别在不同地区推广使用。[6]

4. 2000—2017年：初中小学教材多样化新尝试

21世纪的到来，激发了我国教育改革的热潮。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创新型人才，中国的基础教育界实际上在新世纪之前（1999年）就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教育改革和课程改革。在新一轮教材编写改革中，中国教育界打破教材编写体系的“一家独大”，鼓励多元、提倡创新成为当时的教育热点和政治口号，自主、探究、创新、合作成为当时教育改革和教材编写的价值追求和科学理念，由此也催发了新一轮的教材研制、编写、出版高潮。开始时有160多家出版社进场竞逐，最后有90多家出版社抢到了入场券。人教版、北师大版、苏版、湘版、沪版、粤版、外研版、冀版教材次第登场，各施拳脚，此消彼长。教材改革向来是课程改革中最重要的内容，因此，编写出符合时代精神，符合国家发展要求的中小学教材成为编写者所要回答和承担的时代呼唤与社会责任。[7]

本轮课程改革重点，根据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主要有六大改变：一是课程目标方面，改变过去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获得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过程，同时学会学习和形成正确价值观；二是课程结构方面，改变过去过于强调学科本位、门类过多和缺乏整合的现状，强调不同功能和价值的课程要有一个比较均衡、合理的结构，加强课程内容与学生生活、现代社会、科技发展的联系，关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经验，精选终身学习必备的基础知识和技能；三是课程内容方面，改变以往“繁、难、偏、旧”的教学内容，关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经验，精选终身学习必备的基础知识和技能，放手让学生更多地学习与生活、科技相联系的“活”的知识；四是课程实施方面，改变课程实施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状，变“要学生学”为“学生要学”，充分激发学生的兴趣，让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学会合作；五是课程评价方面，建立与素质教育理念相一致的评价与考试制度，以前的评价过于强调甄别与选拔，现在强调评价是为了改进教学、促进发展；六是在课程管理方面，实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制度，增强课程对地方、学校及学生的适应性和针对性。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2001年开始的新世纪第一套教材，体现了百花齐放的特点，面孔新、版本多、内容新，金庸的小说、周杰伦的歌都走进了课本，一时引起热议。此后，越来越多的当代热门人物的作品进入教材。[8]

5. 2017年至今：新一轮“审定制”与“国定制”结合新阶段

新世纪以后的教材编写进行了多样化尝试，在接受市场热捧的同时，也受到了许多诟病，尤其是课本内容的选编方面出现了不少问题。错漏老旧、越纲超标、缺乏过渡、衔接困难是其轻者，更有打着价值多元、开阔视野的幌子，宣扬或灌输落后的、低俗的甚至有严重西方自由化倾向的资产阶级价值观和民主理念的内容。2017年7月，国家教材委员会成立，负责指导和统筹全国教材工作，研究解决教材建设中的重大问题，指导、审查国家课程设置和课程标准制定，审查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的国家规划教材。教材建设是事关国家、民族未来的战略工程、基础工程，教材建设属于国家事权，应体现国家意志。编写教材要坚持党的教育方针，把握正确方向和价值导向，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优秀传统文化、民族精神教育，帮助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以前教材编写强调放权，教材的审批权下放给地方，鼓励学校编写校本教材，提高教材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增加学校自主办学权。但在权力下放之后，教材编写和把关方面更容易出现上述质量内容问题。因此，重新提倡或实行“审定制”与“国定制”的结合，即语文、历史、思想政治三科由国家统一编写，其他科目还维持着多家自主编写并经国家审定通过后方可使用的模式。[9]

二、新中国教科书发展的经验启示

我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理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教育事业关乎党和国家的发展方向与根本大计。教育部《中小学教材管理办法》中明确指出，中小学教材必须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体现中国和中华民族风格，体现党和国家对教育的基本要求，体现国家和民族基本价值观，体现人类文化知识积累和创新成果。教材编写必须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扎根中国大地，站稳中国立场，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学生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成为担当中华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这是教材编写的基本要求，也是新中国教材编写的根本经验。

1. 始终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出版事业的全面领导，确保教科书事业改革发展的正确方向

党和国家的发展历史已经证明，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也是教科书事业发展的最大依靠和根本动力所在。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及教科书编写中的指导地位，进一步健全教科书编写的组织体系、制度体系、工作机制，使教育出版和教科书编写领域始终是贯彻党的领导的坚强阵地，绝不允许在教材出版领域出现方向性、根本性的迷失和错误。[10]

2. 始终坚持教科书建设为教育发展重中之重的优先地位

学校教育，教材为本，教師施教，教本为先。我国长期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坚持把教育作为重要的民生工程，以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目标，就必须坚持教科书建设为教育发展重中之重和优先地位的理念。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教材建设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这一思想理念必须长期坚持，不允许有丝毫懈怠和放松。[11]

3. 始终把立德树人作为教科书编写的根本任务

教科书要为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供基本解决方案。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谁来培养人，是教科书编写要回答的首要问题。教科书编写要把立德树人作为检验教科书编写工作的根本标准，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提供最佳教科书范本。要发挥好教材立德树人、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基础作用，进一步加大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类教科书编写工作力度。最近网上热炒的“毒教材”事件，虽有个别评论者说是属于内容偏好或艺术风格的问题，但从根本上说，还是对教材编写的意义与作用认识不足或思想价值不统一的根本问题。[12]

4. 始终把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教科书编写的重要使命和伟大理想，主动同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相适应

教科书出版要扎牢中国大地根基，坚持为人民服务、为党和国家的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社会发展与经济增长培养输送大批高素质人才的目标不动摇，要以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提高全社会技能水平，大力培养技术技能人才，推动基础教育内涵式发展，提升学校科技创新能力等发展要求为背景，提升教科书面向未来、服务现实的能力与水平。[13]

5. 始终坚持中小学教材国家制度建设，为中小学教材建设科学化、规范化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加强和改进大中小学教材建设的要求，强调要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健全教材建设相关规章制度，依法依规推进教材建设。自2019年以来，教育部发布了《中小学教材管理办法》等四个法规性文件，对中小学教材编写工作提出许多规定性要求。2022年5月，教育部、国家新闻出版署等五部门出台了《关于教材工作责任追究的指导意见》，针对大中小学教材编写、审核、出版、印制发行、选用使用等各环节存在的主要责任问题，明确追责情形和处理方式，实行全覆盖、全链条、规范化责任管理，这都是十分重要的制度建设举措，对正确解决教材编写中出现的质量问题、风格问题甚至“毒教材”等具有很强的适用价值。[14]

6. 始终坚持继承优秀传统，形成聘请以知名专家学者为编辑主体，共同酌商、集体编写的模式

只有高质量的编写队伍才能保证教科书的整体质量。从清末开始，博学纯正、满腹经纶的硕学鸿儒就参与教科书的编写，民国时期名人高士、专家学者参与其中，新中国成立后更是从全国范围内选择专家，举全国之力玉成此事，从而保证教科书的高质量、生命力与信誉度。不论是商务印书馆《最新教科书》的编写者高梦旦、杜亚泉、蔡元培、张元济、蒋维乔等，还是中华书局《新制中华教科书》的编写者戴克敦、顾树森、汪楷、赵秉良等，或是开明教科书的编纂者林语堂、叶圣陶、丰子恺等，再或新中国成立后成立了人民教育出版社专门出版中小学教材，形成的以叶圣陶为代表的教科书编写团队。这样的编写队伍，或精于旧学，满腹经纶，博闻强记，一腔热血；或游学欧美，熟悉西学，术有专攻，名满天下，热衷于中小学课本的编撰，保证了教科书编撰工作的高质量完成。

7. 始终坚持在编写课本的同时编写教法指导书

编写教材之外，编写有关学科教学研究的学术期刊，“编研一体”“学术立社”成为典例。针对全国各地学生素质不齐，教师水准各异，使全国、全省有一个大体一致的标准和便于管理考核，教法指导书的编纂十分重要。在编写教材之外，同时编写有关学科教学研究的学术期刊，以指导教师教学实际，传播教学研究经验，提升教学效果。由清末民初商务印书馆开创的这种编研一体、编教共进的编写模式先是被中华书局效仿，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教育出版社以及后来的高等教育出版社的教科书编写实践，也采用了这种教法指导与教学研究相结合的编写模式，且这一模式一直延续到当下。

三、新中国教科书内在发展之逻辑张力

1. 传统与现代相互激荡

在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过程中，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百余年来，人们始终在强调传统文化还是注重现代文化的问题上争论不休。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具有共同的特质，同时又具有不同的特性。传统文化具有积淀性、凝聚性、恒久性等正向价值，同时具有滞重性、落后性等局限；现代文化具有多元性、互容性、创新性、优选性等特质，也具备稳定性差、易变化等弱点。正是由于各种复杂因素的存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始终处于既有差异和碰撞又可以实现对接与融合的态势。百余年来的教科书编写也自然延续了这样的争论与博弈，其本质是对文化传承的规律及其不同文化范畴特质认知的差异。[15]

2. 科学与人文此消彼长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科学与人文孰是孰非、孰优孰劣、孰多孰少的问题也是教科书争论的焦点之一。科学是运用范畴、定理、定律等来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的知识体系，分科而立；人文是人类社会的文化现象，本身是一个整体。科学与人文是相互对立又紧密结合的一种事物的两个侧面。科学旨在认识客观世界的本质及其规律，它以“求真”为基本精神，是关于“是什么”的问题；人文则更多满足个人与社会需要，以“求善”为基本精神，是对“应该是什么”问题的思考。世界的物质性是客观存在，既可定性，也可定量，所以科学有唯一正确的答案或结论，可以检验，也可以重复；人文往往以非逻辑的、非实证的方式与人的精神世界密切相关，它不仅是一个知识体系和认知体系，更是一个价值体系和伦理体系。科学与人文之争也成为百年教科书发展变化的动力。[16]

3. 素养与能力持久博弈

教育的目的究竟为何？人才培养的标准、规格到底是什么？知识重要还是能力重要？从知识到能力再到素养，表达了怎样的认知飞跃？从双基到三维目标再到核心素养，又是怎样的思维逻辑？这些问题也是困扰教科书编写者的关键问题。从新中国编写的第一套教材开始，重知识还是重能力就成为编写者必须回答的基础性、方向性问题。2001年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开始推行新课改，倡导中小学课程教学由“教为中心”向“学为中心”转变，在培养目标上从“知识立意”走向“能力立意”，进而走向“素养立意”。这样的教育理念变化必然要体现在编写教科书指导思想的改变。然而重视素养发展不等于不要基础知识，否则知识根基不牢，素养發展也就成了空中楼阁。从双基到三维目标，再到核心素养，后者不是对前者的简单否定，而是对前者的扬弃与超越，三者紧密联系。这些改革理念都深刻影响着教科书的立意架构和编写过程。[17]

4. 一统与多元孰是孰非

面对14亿人口这样庞大的市场，是要求使用统一的教科书，还是可以选择不同类型的教科书，这一讨论在教科书编写的历史进程中从未间断。清末民初关于“国定制”“审定制”的讨论即为开端，1949年至1977年实行“国定制”，有其特殊历史原因及积极作用，改革开放后开始试行“国定制”与“审定制”的结合，现在则进入教科书发展新阶段。作为有机的文化整体，中华民族文化既具有多样性特征，又具有统一性和互补性特征。多样性的统一是中华文化的根本特性，也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之所在。必须正确认识中华民族是多元与一体的辩证统一体，必须处理好多样性与统一性的关系，既要保护中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又要增强中华民族文化的统一性，唯有如此，才能促进不同民族文化多元发展，不断增强中华民族文化凝聚力，促进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所以在新时代采用“国定制”与“审定制”相结合的总体方式，是符合中国实际和未来趋势的。[18]

总之，上述逻辑张力的客观存在，为后来几十年的教育发展与教学改革提供了基本的方向与路径、遵循与规范。除上述内容外，推动教材建设的内在力量还应包括文与道、文与白、文与理、读与写、教与学、古与今、工具与公民、继承与创新等。这样的认知价值的确立与逻辑张力的形成，首先，推动教材内容、教材结构、教学组织、教学方法等的革故鼎新与改弦更张，让中小学教育在内容构成上紧跟时代，在课程结构方面开合有度，在教学方法上标新立异，出现启发式、探究式、情境式、项目式、合作式、交互式、差异化、参与式等多种教学模式与方法。正是这种结构矛盾，成为新中国成立70年来教育改革前波后浪、有序推进的内生驱动。其次，教材编写的逻辑张力为中国出版或教育出版提供了领域与范围、主题与重点。在面对中小学教科书这样牵涉面广、影响重大的“国之大事”面前，逻辑张力这样的异见与争论实属必然，见仁见智在所难免。目前新时代教科书编写正在大力推进中小学生阅读范围的扩大和阅读量的提升，这是中华文明传承的重要手段，更是中国出版的福音和号角。最后，其不断推动中国出版乃至教育出版深入研究读者对象，认真分析市场需求，不断创新出版主题，适时推出出版热点，必将成为中国出版乃至教育出版不断创新主题教育读物、掀起一轮又一轮颇具创新意义的阅读浪潮的精神补给与重要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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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oking Back on the Development of Textbooks in New China： Compiling Features， Experiential Inspiration and Logical Tension

ZHANG Jin-zhu（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Media， Xi'an University of Translation， Xi'an 710105， China）

Abstract： The compilation of textbooks in New China is crucial for building students' knowledge structure and shaping their "three views." It is also important for implementing the will of the nation and fostering national unity.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five developmental stages of textbook compilation in New China's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t conducts a detailed examination of the history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extbook content at each stage， analyzing the strengths， features， and existing issues of textbook compilation during each period. The goal is to provide case studies for future compilation work. Based on the summary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s and achievements of textbook compilation in New China， the article proposes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basic practices for textbook writing， emphasiz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functions of textbook publishing and actively promoting innovative approaches and systems suitab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New China. By analyzing the significance of concepts and value debates such as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science and humanities" "competence and skills" as well as "unity and diversity" underlying textbook development， the article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primary driving force" and logical tension behind textbook development， providing references and consultations for future textbook compilation.

Key words： national standardization; approval system; multiple versions under one outline; curriculum standards， nurturing and shaping

作者信息：张金柱（1959— ），男，山西临汾人，西安翻译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首席教授，编审，主要研究方向：新媒体策划、出版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