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邦武

【摘要】全民阅读的深入推进，需不断突出读者的中心地位，坚持公益和均等原则，实现均等与差异、公益与效益的有机结合。遵循这一观点，需在宏观上以义务为本，加强权利定位；在中观上以内容为本，加强人文定位；在微观上以职效为本，加强成效定位。

【关键词】全民阅读 读者 本位

【中图分类号】G230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3-6687（2023）8-018-05

【DOI】 10.13786/j.cnki.cn14-1066/g2.2023.8.003

阅读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中华民族历来重视阅读，党和政府一贯倡导阅读，进入21世纪以来更是把全民阅读置于国家战略的新高度。在全民阅读推广活动不断升级、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相关政策法规不断完善的背景下，读者的中心地位更加凸显。

当前，全民阅读研究不断深入，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框架、研究过程、研究结论等不断创新。仅从研究视角来看，就有内容、技术、媒介、载体、平台、场景、社交、数据、经营、资本、人才、组织等方面。如吴永贵、周小莉认为，智媒时代，阅读群体不再仅仅是信息接收者，更成为数据生产、内容创作和汇聚流量的生产者。[1]傅莹、郭嘉提出车载场景阅读应实现内容情境化适配、打造再媒介化产品、探索多通道主动交互模式、构筑社会化阅读场域等建议。[2]周枣、刘士林指出阅读媒介和阅读文化具有如下关系：阅读媒介依附于阅读文化、阅读媒介独立于阅读文化、阅读媒介主宰阅读文化。[3]何志荣认为社会化阅读超越个体阅读和交互社交，成为媒介场域的子场域，继而形成与其他场域的竞合关系。[4]王艺认为移动阅读产业盈利模式有广告增量逻辑、流量变现逻辑以及意识“推墙”逻辑等现实途径。[5]

本文认为，在全民阅读时代，读者既是出版传播的中心也是阅读推广的中心，既是个体、群体也是共同体，因此其不仅有信息、知识、科技、文化、社交、情感等阅读需求，更有公益、公平、均等、普惠等价值需求。

一、宏观上：以义务为本，加强权利定位

全民阅读是以公共性、公益性为基本属性的阅读活动，其目的就是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因此，保障公民的阅读权利这一基本文化权益就是全民阅读规划与监管的基本目标。但从当前有关的制度保障措施看，公民的阅读权益尚未得到充分体现。

1. 有义务无责任

从2017年国务院审议通过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看，从国家层面给予了方向指导，但法律条文的表述相对概括、笼统、模糊，在实践层面缺乏对相关政府部门和社会主体行为的有效约束。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授权性规范较多。主要是以引导、推动、倡导、鼓励、扶持、促进、提升、培养、扶助等为手段，而这些规定的规范性和强制力都有所不足，类似于“软法”。二是模糊语言较多。包括“适当” “相关”“可能”“相应”“合适”等用词，这些没有统一标准和尺度的规定很难落实、落细。三是禁止性规定较少。对此有学者进行过统计，在32条条款中，①授权性规范有17条、义务性规范有12条、禁止性规范有1条。[6]四是责任范围有限。相关的法律条例仅限于侵占、损坏公共阅读设施或擅自改变设施用途，侵占、挪用全民阅读资产或资金等情形。五是追责主体不明。仅将上级政府、上级部门、有关行政部门等设定为追责主体。

2. 有规定无规范

无论是国家层面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还是地方性法规，都对全民阅读活动中的资金、资源、设施、组织、税收、活动、培训、激励机制等进行了规定，但大多是原则性规定，而相关的配套措施则付诸阙如。如有对资金支持的规定，却无统一的规范，导致有的来自文化体育支出、有的来自文化和旅游部门预算、有的来自宣传部门预算等；对于优质内容和群众阅读水平均比较重视，强调优质阅读内容的推介和大众阅读引导，但缺少对优秀读物的规范；对于新技术应用、新阅读方式都较为重视，但缺少规范技术应用、技术传播中的标准、秩序和权益。

3. 有结果无过程

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和推行方式是全民阅读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基本模式。从立法看，国家层面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颇为相似，而地方性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基本上是国家层面的翻版。从执法规约看，政府文化部门是政策执行的主要推动者，而其他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则很少参与其中，从而导致政策制定、执行、监督、评价等多重角色的合一。同时，从政策执行工具和手段看，以行政手段为主导，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则保障不足，进而导致相关的目标、指标、标准等泛化笼统。

二、中观上：以内容为本，加强人文定位

内容是出版业的根本，内容为王是出版创新的铁律，优质的阅读资源更是全民閱读的有效引导。全民阅读语境下的内容创新包括选题策划、市场营销、资源整合、平台打造、产业链构建等方面，是作品创作、版权合作、产品推荐、阅读体验以及衍生开发等多业态的统一，助推分众、分级、分享、分工等阅读推广模式。“全民阅读的实质是‘经典阅读’”，“历史上一个‘经典’的形成必有‘阅读’之基础，一个‘阅读’的形成也必须有‘经典’，二者相辅相成，没有‘经典’的阅读就不是‘阅读’”。[7]而全民读者也必然要求全面的定位，包括专业、行业、领域、媒介、时空等多个维度的整合。

1. 复合定位

全民阅读的主体是全民，是多元化和全面性的读者群体，包括成人、青少年、幼儿、老年人等。因此，出版机构在坚持专业特色和资源优势的基础上，需优化选题结构，创新产品种类，加强优质内容的供给，不断推出普及面广、信息量大、可读性强，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图书产品，在内容供给上打通全民阅读的“最后一公里”。如传统文化出版就可以从专业与大众、成人与青少年、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地方性与全国性、国内与国际等多方面切入，面向更广泛的读者群体：在专业上坚持学术研究定位，在大众普及上则通过注释、翻译、题解、串讲、评析、解读、赏析等方式化繁为简；在面向成人读者的同时，以配插图、讲故事、配音频等寓教于乐的方式，加强青少年传统文化教育；在传承历史的同时，结合新时代、新气象，融入时代思想文化的最新研究成果。

2. 融合定位

数字时代，数字阅读以其低成本、高效率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第十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45.6%的成年国民倾向于“拿一本纸质图书阅读”、 30.5%倾向于“手机上阅读”、 8.4%倾向于“在电子阅读器上阅读”、6.6%倾向于“网络在线阅读”、7.4%倾向于“听书”、1.5%倾向于“视频讲书”；从阅读时长看，成年国民每天读书21.05分钟、读报5.22分钟、阅读期刊2.96分钟、手机阅读101.12分钟、互联网阅读68.42分钟、电子阅读器阅读11.78分钟、平板电脑阅读9.82分钟。因此，出版机构应以融合思维适应读者多元化、个性化的阅读需要。

一是媒介融合。在万物皆媒的传播语境下，具有音频化、视频化、多元化、互动化特征的出版形式不断涌现，其中富媒体出版，包括图文、动画、音视频、影像以及交互性符号等多种表现形式，成为出版融合创新的主流。因此，图书、有声书、电子书、视频讲书、片段朗读、舞台表演、影像插播等，都是现代纸书的呈现形式。丰富多彩的内容呈现形式可以创新读者的沉浸式、立体化阅读体验，从而提高其阅读积极性。二是技术融合。就目前看，人工智能、5G、数据挖掘、云计算、虚拟现实等技术的发展为数字阅读行业提供了广阔的应用空间，技术与阅读的深度融合将助推数字阅读从智能化迈向智慧化。具体到全民阅读推广，数字阅读内容的智能化推介和知识服务体系的完善，将增进人与机器之间的理解和交互。[8]三是场景融合。智能时代，任何物体都可以是读者、用户接入网络的接口，以实现人与物之间、物与物之间、人与人之间的智能互联。因此，为适应读者、用户的数字化、移动化、智能化、社交化、泛在化等阅读需求与偏好，出版机构纷纷布局场景化出版。如人民出版社推出的“一库一网一包一会”系列产品中，其数据库产品即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资源数据库，就包括电脑端数据库、手机认证小程序版数据库、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资源数据库版阅读器等多终端、多设备、适应多场景阅读与学习的产品形态。四是流程融合。智能传播环境下，出版业的选题策划、生产制作、发行营销和消费反馈等环节都发生了显著变化，精准定位、精准定制、精准营销、精准评估等有助于实现读者需求的目标导向，从而形成出版发行营销的闭环。

3. 联合定位

全民阅读是全民的事业，需全社会的广泛参与和共同努力。因此，出版机构需要与出版界同人、文化机构、媒体、学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进行广泛合作，从而实现资源、人才、技术、产品、营销、空间等要素的一体化。以儿童分级阅读为例，出版界、图书馆学界、教育界以及儿童图书的创作者、出版者、经营者、阅读者、研究者等需通力合作，在儿童图书的创作、出版发行、儿童图书陈列、儿童图书选择与消费、儿童家庭阅读和学校阅读等环节，跨越固有的学科、专业、文体、意义、价值、领域等界限，实现教育性和趣味性、形象性、真实性、简易性、系统性等多元价值的统一，从而培养积极进取的审美观念、独立自主的思维能力、乐观自由的生活态度，进而真正回归儿童本位。

三、微观上：以职效为本，加强成效定位

全民阅读作为公益文化活动，其终极目标就是“使全民阅读理念更加深入人心，阅读活动更加丰富多样，最终实现人民群众阅读兴趣提升、阅读习惯养成、阅读能力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不断增强的社会结果”。[9]此公益目标的实现，需全民阅读推广主体、内容、过程、规则等多方面的创新。

1. 主体创新

全民阅读推广的主体既可以是个体、组织、机构，也可以是群体、系统、共同体。内容整合、资源共享、分工协作、组织管理、制度规则等创新都会重塑全民阅读推广主体的边界。具体而言，主体包括以下几类。一是参与者。政府倡导、专家指导、社会参与、企业运作、媒体推动等是全民阅读推广的基本运营模式，这些参与主体从行业来看，包括图书馆、文化馆、学校、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个人等；从参与方式看，包括合作、独创、众创、众筹等；从参与环节看，包括建设、运营、管理、维护、使用等。二是引导者。在以上参与者中，政府部门、行业组织、专业机构等是全民阅读的管理者、组织者、主办者、指导者，其中，政府部门通过政策、资金、土地等对全民阅读进行导向与目标管理；行业组织通过平台、规则加强组织、协调与指导；专业组织以其行业职能、特色资源以及专业能力推动、服务于全民阅读。这些部门、机构和组织对于全民阅读活动的方向、规模和速度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三是服务者。全民读者在阅读能力、动机、兴趣、目标等方面是个性化的，因而全民阅读推广要因时而宜、因地而宜、因企而宜、因事而宜、因人而宜。“一本图书0～99岁的读者都能阅读显然是不现实的，即便是享譽世界的《安徒生童话》也需要改变其文字和叙述方式，才能适合低幼儿童阅读。”[10]因此，推广机构要加强读者定位和专业分工，从而提高推广活动的专业性、精准性、持续性。同时，读者需求也是多元化、社会化的，便捷、高效、优质、均等、持续有效的读者服务，不仅需要政府部门大力支持，且需专业文化机构精心组织，同时需互联网企业、通信企业、文化创意企业等积极协助。此外，还需要全社会力量的广泛参与。因此，在保障基本投入的基础上，全民阅读推广机构应以多种方式加强全社会资源的聚合，充分借力借势，共享多赢，从而形成全民阅读的闭环。

2. 过程创新

全民阅读推广是全民参与、全民共建、全民共享的活动，其过程应基于人本理念向社会开放，积极吸纳多方面的意见，从而增强全民参与的广度和深度。

（1）内容引领。优质的内容资源是全民阅读的重要引导。这种内容资源包括图书产品、行业文化、传统文化、城市文化、国际文化等。如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榜单坚持高标准、高品位，组织邀请全国阅读文化与出版传媒界的专家学者交流评选，同时开设读者助力渠道，已成为全国关注度最高、品牌性最强、影响力最大的图书评选活动之一，是全国图书的风向标。除“年度十大好书”奖项外，深圳读书月还设有“年度致敬译者”“年度致敬作者”“年度致敬出版人”“年度致敬出版机构”“读者推荐大奖”等奖项。

（2）科技引领。技术赋能下，全民阅读的载体、内容以及流程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全员媒体、全息媒体、全程媒体、全效媒体等可从内容、流通、消费、运营等环节打造全民阅读的价值闭环。数字智能技术为全民阅读的深入推广提供了有益尝试，包括数字资源的拓展、平台矩阵的建立、内容的精益管理以及沉浸式体验的升级等。在媒体融合大环境下，许多城市都在积极发挥高科技的优势，构建全民阅读的新生态。以深圳市为例，作为中国最“互联网”的城市之一，该市以数字化为突破，率先在全国推动互联网与全民阅读的融合。如今，“互联网+”成为深圳读书月的固定板块，连续10年举办国家级数字出版高端论坛，广泛应用新技术搭建互联网+读书平台。

（3）人才引领。人才是促进全民阅读建设的软实力，是全民阅读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保障。高素质的阅读推广人队伍对于公众阅读兴趣培养、阅读能力提升、社会阅读氛围营造都十分重要。北京朝阳区于2022年7月18日启动“百千万”计划之讲读人、领读人培训活动，以推动基层阅读推广工作；同时，探索对阅读推广人的分级分类管理，开展“阅读大使”“阅读推广人”“阅读达人”“阅读志愿者”的推荐评选活动。深圳市出台了《深圳市阅读推广人管理办法》，要求建立阅读推广人队伍，对阅读推广人进行系统培训和科学管理，并对其阅读推广工作提供必要的资助。

（4）示范引领。“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全民阅读活动中涌现了许多经典作品、鲜活事例、执着信念和先行风范，这些能够有效引领全民阅读活动。当下，“最美阅读家庭”“最美校园图书馆”“最美校园阅读之星”，典型个体、典型空间、典型活动，以及示范项目、示范单位、优秀推广人等评选不断升级，增添了全民阅读的特色和活力，激活了公众的参与热情。以深圳读书月为例，自2000年11月以来，至今已成功举办二十三届，成为各地效仿的典范，“书香上海”“书香江苏”“书香岭南”“书香荆楚”“书香八桂”“书香天山”“三湘读书月”“书香之家”等活动不断出现、发展和升级。

3. 效果评价创新

效果评价是加强政府引导、激励社会参与，引领全民阅读建设重点和发展方向的重要举措。由于全民阅读与内容、设施、空间、技术、政府、社会、行业、地方、人口、环境等密切相关，因而其效果评价应基于多元标准进行。

（1）政与社结合。政社合作是全民阅读推广的基本模式，政府在资金投入、制度设计等方面发挥引导作用，而社会力量则以其专业性、多元性、便捷性等优势参与全民阅读的建设、运营、管理、评价、监督等各个环节。因此，在评价指标设计时，应重视社会阅读组织、社会阅读场所、社会志愿者服务、社会资本投入、社会公众产出（包括创作之星、阅读之星、设计之星等）、社会监督等项目的量化评价。

（2）体与用结合。实用、功能、效用、成功等是当下全民阅读活动中的主要诉求目标，有用则有价值，读者由阅读的主体变为阅读的客体，并成为阅读、学习、研究的对象，与此同时，推广主体也由面向大众服务转为面向小众服务。因此，加强个体定位，重视读者的认知、行为、态度、情感、动机、目标等阅读评价观，是全民阅读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这就要求在全民阅读推广中，不但需要常规性的、职能性的推广行动，而且需要更加明确、精准、便捷、高效的推广活动；不但需要普及度、利用度，而且需要满意度。在具体指标设计中，不但需要阅读内容、阅读时长、阅读关注度、阅读能力等指标，而且需要对阅读重要性的认知、阅读习惯、阅读消费增长轨迹、阅读意愿、阅读活动满意度等量化指标。

（3）点与面结合。全民阅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面非常广，差异性也非常大，重点、难点、热点、痛点等问题值得关注。仅以阅读空间建设来看，依时间顺序，文化部的《公共图书馆评估指标》，教育部的《普通高校图书馆管理规程（修订）》和《中小学图书馆（室）规程（修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以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标准》，新闻出版总署的《农家书屋工程建设管理暂行办法》以及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关于开展2022年全国工会职工书屋建设工作的通知》和《关于做好全国工会电子职工书屋推广使用工作的通知》等，都可作为某项阅读评价的基本参照标准。随着全民阅读的纵深推进，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不同行业之间、不同群体之间、不同专业与学科之间的差异，以及阅读条件、阅读氛围、阅读组织、阅读服务、阅读保障等的整合，都会引起广泛关注和重视。因此，在阅读效果评价时，既要从广度即面的维度进行评价，也要从深度即点的维度进行评价。也就是在指标设计时，既要借鉴已有的通用标准，对某些项目进行基本评价，又要聚焦热点、特点、重点、难点等新问题、新动向，加强组织、研发、设计、实施、评估、修改，以形成科学性、系统性、特色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评价标准，从而对全民阅读的资源、空间、组织、服务、活动、反馈、管理等进行系统性、综合性评价。

结语

综上，在全民阅读时代，以读者为中心的本位观包括权利本位、人文本位和成效本位，从而对政府部门的义务定位、出版机构的内容定位以及阅读推广主体的职效定位提出了新要求。而这些是实现全民阅读的均等与差异、公益与效益以及结果与过程等诸多价值目标相统一的基本路径。

参考文献：

[1] 吴永贵，周小莉. 智媒时代阅读群体劳动现象及应对之思[J]. 编辑之友，2022（5）：16-22.

[2] 傅莹，郭嘉. 场景视域下车载数字阅读生态构建：要素、障碍与对策[J]. 编辑之友，2022（5）：31-36.

[3] 周枣，刘士林. 從阅读媒介到媒介阅读——数字时代阅读文化与阅读媒介的关系转向[J]. 编辑之友，2021（9）：18-24.

[4] 何志荣. 从技术交互到场域视角：社会化阅读再思考[J]. 编辑之友，2020（9）：15-21.

[5] 王艺. 移动阅读产业盈利模式解读[J]. 编辑之友，2019（4）：40-44.

[6] 谭小军，周安平. 新时代我国全民阅读立法的困境与对策——基于全民阅读立法文本的分析[J]. 现代出版，2019（1）：8-12.

[7] 于友先. 全民阅读的实质是“经典阅读”[J]. 中国出版，2017（8）：3-6.

[8] 王志刚，李阳冉. 技术赋能背景下我国全民阅读推广的路径创新[J]. 出版广角，2022（5）：56-60.

[9] 张晗，林书慧，周建新. 活动理论视角下全民阅读推广的模式研究[J]. 出版广角，2022（12）：40-45.

[10] 王蕾. 中文分级阅读标准研制与童书出版应用研究[J]. 中国出版，2020（22）：51-54.

①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共37条，其中法律责任的规定是第三十三条至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是附则，规定施行的起始日。

Reader-Centric Reading： Readers' View in the Age of  Nationwide Reading

CHEN Bang-wu（School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Jingdezhen Ceramic University， Jingdezhen 333403， China）

Abstract： The promotion of nationwide reading depends on the central position of readers. In the meanwhile， this article believes upholding the principles of public welfare and equality；it also advocates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equality and difference as well as public welfare and efficiency. These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at a macro level， strengthening the positioning of rights on the basis of obligations; at a mesoscopic level， strengthening cultural positioning on the basis of content; at a micro level， strengthening effectiveness positioning on the basis of occupation efficacy.

Key words： nationwide reading; reader; original position

作者信息：陳邦武（1970— ），男，江西吉安人，博士，景德镇陶瓷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出版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