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玥琰,杨慧康

(南京大学 社会学院,南京 210023)

伴随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我国高校毕业生规模逐年增长,于2022年突破千万,2023年超1100万。二十大报告提出:“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大学毕业生属于重点就业群体,其更有质量、更加充分的就业,事关个人生活幸福与家庭和谐,事关高等教育健康发展,也事关国家与社会稳定。近几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国际环境错综复杂,国内经济遭受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等因素影响,导致大学生就业面临着新的更加复杂的环境,也呈现出阶段性特征。从均衡视角看,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本质上是大学生劳动力市场供需匹配不均衡的问题。结合新形势,有必要从多个方面分析劳动力市场不均衡的原因,并提出对应的路径优化建议。

一、理论分析框架

(一)理论概述

一般来说,均衡是市场运行的状态,指在既定时期,资源达到合理配置时的市场表现,劳动市场均衡是劳动资源达到最优配置的状态[1]。古典经济学中,当市场处于均衡状态时,意味着市场中的对立力量(供给和需求)在数量上是处于均衡的,即变量均等。此外,决定供求的任何一方力量在这个时候都不具有改变现状的能力和动机,即行为最优。在此基础上,凯恩斯提出“失业均衡”的概念,拓展了均衡概念的边界。他描述了这样一种情形:失业者想就业,但其无法改变现有的工资率水平,也无法迫使厂商在现行的工资率水平下扩大招聘,所以只能被迫失业。凯恩斯认为此类失业状态虽不能满足变量均等,但仍是每个主体理性选择的结果,即行为最优,亦是一种均衡。

以上理论提供了劳动力市场均衡的判断标准,但仅停留在均衡状态的是非判断是不够的。因为无论基于何种标准,从效率角度看,(市场的)非均衡状态是缺乏效率的,意味着资源的浪费或配置不当[2]。我们更需关注现实中的非均衡状态,分析非均衡状态的原因,使得劳动力市场运行得更加均衡。一个典型的分析框架便是从劳动力市场中的经济因素(供给与需求)与非经济因素(制度政策因素)方面展开。

(二)研究综述

众多学者围绕大学生就业市场中的非均衡现象及成因展开了深入分析,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供给研究、需求研究、制度政策研究。

首先,大学生就业市场的供给主体是高校和大学生,供给研究聚焦这两者。高校层面,邓光平认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高速扩张引发了毕业生就业的结构性失衡,高等教育过度发展存在潜在危机和负面影响[3];谢芳从供给侧出发,指出高校现行的内部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下大学生的培养问题,导致大学生就业难现象[4]。大学生层面,众多学者关注大学生的就业能力对就业的影响[5][6],一些实证结果表明,部分地区和学科的大学生就业能力与实际需求之间还存在较大差距[7][8]。供给侧因素表现为大学毕业生供给的数量、质量与结构。

其次,大学生就业市场的需求主体包含了市场、政府和社会组织。大学生就业属于派生需求,取决于社会经济发展所提供的岗位,因而与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有很大关联。闵维方等认为大学生就业质量的提高必须依靠“内源式”产业升级,如果不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高校培养出来的大量科技人才无法获得就业机会和足够的人力资源回报,其就业质量的提高更无法实现[9]。张明广等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分析了产业结构升级在不同行业、不同地区带来的对于大学生需求的差异,认为市场对高等教育程度劳动力市场需求量大,高层次技术技能型人才存在大量缺口[10]。邓峰等开始关注疫情期间,全球经济萎靡、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和新冠疫情对于大学生就业需求方面的叠加影响[11]。需求侧的因素决定了大学毕业生就业机会的上限。

最后,一个有序、有效和稳定的大学生就业市场还需各类市场制度和政策的保障。马廷奇认为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和大学生就业制度转型的过程中,以政府干预为特征的大学生就业政策,在大学生就业需求、就业供给和就业服务等方面都取得了良好成效,但其限度也逐渐显现[12]。韦颖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学生就业政策的变迁,并指出存在着两大联盟博弈,即支持市场主导的联盟遵循的是效率优先的信念,而支持国家主导的联盟遵循的则是公平优先的信念,最终,市场主导的力量呼声更盛,并逐渐成为共识[13]。制度政策影响着大学生就业市场的供需双方,进而对市场均衡产生影响。

以往的研究,为后疫情时期大学生就业问题的分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我们可以发现在后疫情时期大学生就业的特征不同以往,这也为我们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空间:一是结合新的就业形势,需梳理大学生就业市场中供需双方变化新特征,分析导致大学生就业市场非均衡的新表现;二是对市场非均衡的经济因素(供给与需求)与非经济因素(制度政策因素)等方面展开进一步地分析,并给出相关的优化建议。

二、大学生就业市场非均衡的典型表现

首先,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大学毕业生失业率上升,其中包含了自愿失业和非自愿失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毕业季期间,16-24岁城镇青年调查失业率逐月上升,7月份一度达到年内最高值19.9%,12 月份该数据回落至16.7%。今后,每逢毕业季,在大学生人力资源高位供给下,对应时期的失业率指标都有冲高的动能。

其次,劳动力资源错配现象在局部领域表现尤为明显。与部分体制外岗位无人问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些年更多大学毕业生期待获得一份体制内工作,催生出了“考公热”“考编热”现象,甚至有“宇宙的尽头是编制”的说法。仅以2023年国家公务员考试为例,共有259.77万人通过了用人单位的资格审查,而录用岗位仅37100人,报录比约为70:1,可谓“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最后,一些微观的大型调查数据更能直观反映出当前大学毕业生所面临的压力,这与市场均衡中的“行为最优”假设(均衡背后,实现了行为主体利益的最大化)相悖。“中国大学生追踪调查”数据显示,相比于疫情前的大学毕业生,2021届毕业生在毕业后半年内未换工作的比例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其中高职院校、非“双一流”本科院校和“双一流”本科院校毕业生未换过工作的百分比分别下降了24.66%、18.79%和10.22%[14]。“大学生社会心态调查”数据显示,后疫情时期,大学生就业预期普遍呈现出低效能感倾向,“焦虑”“迷茫”成了普遍心声[15]。

三、均衡视角下大学生就业问题成因分析

与其他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相比,劳动力市场是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两种因素交替作用或者协同作用下的结果。在均衡视角下,可从供给侧因素、需求侧因素和制度政策因素对宏观层面的大学生就业问题成因展开分析。

(一)供给侧因素

1.供给数量

一个经济社会所能够利用的劳动力数量取决于:人口的规模和构成、愿意工作的人口比例、工作周的长度、工作周数与节假周数、劳动强度、劳动力的教育和训练水平[16]。在大学生就业市场中,每年进入市场的毕业生人数,在供给方面起到决定性的影响。

首先,我国大学生毕业人数从2013年的699万增长至现如今约1158万。未来一段时间,每年千万计的毕业生进入人力资源市场,形成一轮一轮的供给洪峰,当劳动力市场的有效需求不足时,便会形成或加重市场非均衡趋势。

其次,我们可以对未来大学生毕业人数趋势做出预判。从队列角度看,某一年大学毕业生队列人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数年前该队列的招生人数。按照教育部的统计口径,招生来源包含应届生、春季招生、预科生转入和往届生等,其中应届生占到了招生的绝大多数。我们以应届生招生为例,可以分析历年新进大学生队列情况,并对未来趋势做出预估。从表1可以发现,应届生新进大学生队列人数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适龄教育人数,即人口基数;二是毛入学率。进一步分析可见,在2010-2020年,应届生新进大学生队列人数增加主要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提高有关。从2021年到2035年,在假设毛入学率不变的情况下,适龄教育人口队列基数也在不断增长,会带来新进大学生队列人数的继续增加,数年之后将转化为毕业生队列。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如果适龄教育人口毛入学率不下降,那么直至2035年,大学应届生入学规模很难下降,毕业生规模也很难下降。

表1 2010-2035年应届生新进大学生队列人数(万人;%)

最后,不仅新进大学生队列人数在扩大,作为高等教育较高层次的研究生队列人数也在扩大。部分本科生期望获得更好的职业发展机会,推迟就业进行教育投资。截至2020年,在校硕士生规模达到267万,博士生规模达到47万,在新一轮研究生扩招背景下,未来3～5年研究生规模将再创新高。就业压力不断往后推延,但这些在校研究生将在数年之后形成人力资源市场中的供给高峰,影响大学生就业市场的均衡水平。

2.供给质量

大学生毕业人数影响劳动力的供给,劳动力的教育和训练水平也是关键因素。在高校扩招的背景下,大学生培养质量受到冲击。我们以研究生教育为例,研究生一般实行导师制,合理的生师比是保障培养质量的关键因素之一。从表2可以看出,江西、陕西、吉林、上海等省份平均每位硕导要指导7名硕士生,每位博导要指导3～5名博士生。研究生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过高的生师比造成教师工作负荷过重,制约教学质量的提高[17],对研究生培养质量构成挑战,甚至会导致“水硕”“水博”现象。培养质量下降会导致大学生在就业市场上竞争力减弱,无法匹配到理想的工作,使得教育投资回报率下降。

表2 2020年全国各省份研究生生师比

3.供给结构

在扩招过程中,高校各学科规模总体均有所扩大,但不同学科结构变动存在差异。在表3中,以10年变动率指标来看,增长最快的学科是教育学(130.4%)、医学(88.2%)和艺术学(54.3%)。高校专业设置犹如劳动力供给的“生产线”,如果设置的“生产线”与市场需求之间不匹配,会加剧市场的不均衡趋势。典型表现就是结构性的供不应求和供过于求情况同时出现。

表3 中国本科、研究生专业招生规模与结构变动(万人;%)

中国绝大多数高校由国家开办,办学经费来自政府财政拨款。作为非市场组织,高校虽然设立了就业指导中心或专门研究机构,但许多固有专业设置有其自身历史的脉络和学科发展的内在逻辑,也有来自国家科研与战略方面的需求。如果要求高校像一些市场组织那样,为了达到阶段性的战略目标或获得市场竞争优势,做出敏捷性的反应(如进行组织部门改革、生产线调整和快速裁员等动作),是有一定难度的。高校改革是以渐进方式开展的,专业调整与市场需求之间也存在一定的时滞性。高校无法完全面向市场办学,其改革也很难跟上市场需求的节奏,这就导致供给结构与需求之间脱钩,有众多体制性因素需厘清和改革。

(二)需求侧因素

1.宏观环境

二十大报告指出,未来一段时间国际环境动荡不安,表现为“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在产业链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可忽视国内外环境变化对产业链所造成的影响,这些影响会传递到劳动力市场中,导致对青年人力资源需求的减少。对于国内的大学生而言,在中美博弈、俄乌战争、全球产业链重组背景下,与在岗群体相比,大学生群体就业更易受到宏观环境的影响。在这一系列危机中幸存下来的公司,其人力资源管理策略倾向更加保守,在招聘方面,会优先保留老员工而不雇佣新人,且从裁员角度出发,青年人因为其工龄与合同形式,面临着更大的被裁风险。在新冠疫情期间,有调查显示,全球15-24岁青年人的就业损失比例远远高于其他成年人,许多年轻人退出或者完全没有机会进入人力资源队伍[18]。

2.经济因素

前文提到,劳动作为生产要素,是一种派生需求。劳动需求的数量除受工资率调节以外,还要受产品市场需求的调节。一般而言,经济发展会通过各产业部门生成劳动力需求,进而促进就业增长。后疫情时期,当前我国经济运行好转主要是恢复性的,内生动力还不强,需求仍然不足,经济转型升级面临新的阻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仍需要克服不少困难挑战。

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增速下行与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之间的张力越来越大。未来一段时间,部分大学生就业比例较高的行业,其发展仍然面临较大挑战。以麦可思发布的2022年本科毕业生就业报告为依据,本科毕业生去向比例最高的行业——教育业,在“双减”政策出台后,教培机构面临重大转型,许多教培机构很难再为大学毕业生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高职毕业生去向最高的行业——建筑业,面临深度的调整,整体行业规模萎缩;本科毕业生去向排名第二的行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在国内外形势的影响下,众多互联网大厂进一步优化调整自身的业务,选择了关闭事业部、裁员等措施;大学生就业比例较高的金融业,业务在不断优化调整,众多初级岗位趋于饱和。除此之外,民营经济稳定发展对于提供大学生岗位而言至关重要。现实情况是,中国民营企业发展仍然面临很多挑战,包括市场地位、产权保护、融资渠道扩充等方面。

(三)制度政策因素

1.体制分割因素

一般而言,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可以促使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提升劳动力市场的均衡水平。相反,劳动市场的体制分割会降低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加剧劳动力市场的不均衡。自市场化改革以来,我国劳动力市场有了长足发展,择业自由度明显提高。然而,体制对就业市场影响仍很大,导致劳动力市场配置存在很多非市场因素。就业市场中体制内外的差异伴随着改革在不断缩小,但在收入报酬、福利待遇以及社会影响力等方面差异依然较大,劳动力市场分割比较明显。这样的体制分割,使得大学生在毕业工作选择中表现出对体制内岗位的特殊偏好。在后疫情时代,大学生基于个体理性作出体制内外的职业选择,其行为本身无可厚非,是市场自发调节的结果,但就业市场的体制分割,对整体人力资源市场资源配置构成干扰,进而影响到整体层面的配置效率。

2.政策调节因素

市场运行均有规律,与产品市场相比,劳动力市场的运行要复杂得多,因为作为市场的主体和客体都是劳动力或劳动要素的所有者。因为大学生就业的公共性,无法将大学生就业完全交给“市场之手”去完成,但是如果忽视市场机制在劳动力市场配置中的基础作用,罔顾市场规律或不合时宜的政策干预会加剧劳动力市场的非均衡状态。以政府行政干预为特征的大学生就业政策虽然可以通过增加就业岗位和经费投入、改变经济结构和生产组织形式等途径来促进大学生就业,但若没有就业制度创新和就业市场机制的建立,当要素投入的“红利”消失或就业压力日益增大时,这种策略的累积代价将超过短期效益[19]。

四、均衡视角下大学生就业优化路径

相比于均衡状态,非均衡状态更可能是中国大学生就业市场的本质特征。从均衡视角出发,关注现实中的非均衡状态,分析非均衡状态的原因,旨在提升大学生人力资源配置效率,解决因资源配置问题引发的社会上人力、物力、财力有被闲置而未能得到充分利用,或者,人力、物力、财力有被浪费而未能充分发挥作用[20]。接下来,将从供给、需求和制度政策三个层面提出大学生就业的优化路径。

(一)供给端

1.减少供给数量

在一定时期,高等教育扩张是必要的,但高等教育收缩在一定情景下也是必要的。伴随我国出生人口的减少,未来适龄就学人口队列将持续减少,办学规模缩减的“刺骨寒意”将从幼儿园逐年传递到大学。2022年我国人口开始出现负增长,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人口将呈现出加速负增长态势,现在大学毕业生人数已超过出生人数。这意味着在未来某个均衡点过后,大学缩招将成为一种人口条件约束下的必然选择,应提前谋划应对:一是结合适龄人口变化趋势,逐年收紧新建高职院校和本科院校的数量,对于招生不理想的院校开展重组合并,提升教育资源利用效率;二是实现师资规模与办学规模的动态匹配,对于规模收缩的高校,提前规划师资流动安置方案;三是本科生与研究生的规模控制与结构调整,我们要认识到较高学历者失业对个人、家庭与社会所造成的影响与危害是逐级递增的,要尽可能避免这类大规模失业对社会结构所造成的震荡。由此可见,高等教育扩张的影响是双面的,而不总是积极的。

2.提升供给质量

高校层面,提升大学生培养质量抓手众多,主要落脚点在课程改革上。强化专业课程与社会需求的联系,帮助大学生了解未来就业所需的核心岗位需求;根据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的新趋势,及时更新对应课程内容,灵活开发新兴课程;完善实践教学课程,引入外部实践导师或“产业教授”,拓展生涯教育深度,让用人单位参与到职业生涯中,缩短在校学习知识与实际岗位应用之间的差距。除夯实专业培养以外,更需重视大学生就业能力、技巧和素质的培养。在加强校内就业指导人员培训的基础上,高校应积极与外部人力资源管理、企业管理、企业咨询等专业机构合作,借助专业化的职业测评工具、职业素质和技能训练资源以及实战经验丰富的培训师资,做好高校就业培训保障工作。结合高校各学科就业去向的行业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就业培训。

3.优化供给结构

高校学科和专业设置决定了大学毕业生的供给结构。从解决大学毕业生就业、缓解就业市场的非均衡趋势的角度出发,潘懋元先生所提出的“高等教育主动适应论”仍然适用。因此,需要更加突出专业设置中的就业导向,加大专业调整中产业发展形势和市场需求方面的决策权重,摸索专业设置与地方产业链相匹配的模式。围绕国家战略布局的新兴产业增长点,如人工智能、物联网、智能装备、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提前做好谋划,开展专业研究、论证和设置。尊重市场在人力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与市场需求不相适应的专业,需要及时缩减、加速出清。在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时,应参考市场规律而非行政手段。地方本科院校需加大关注属地大学生或研究生工资率水平。一般而言,薪酬较高行业的人力资源相对稀缺,薪酬较低的行业的人才比较过剩,更多运用供需分析来调整与完善专业设置。专业设置应服从学校战略需求,在完善教师流动与保障措施的同时,避免因人设岗、因教师设置专业。

(二)需求端

1.厘清来源定位

在大学生就业市场中,除了市场对大学生有劳动力需求以外,公共部门同样也有需求。当前,如何解决大学生就业市场中供给过剩的问题,涉及两者之间的定位问题,或者说我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依赖公共部门所提供的就业需求。

必须认识到的是,因为公共部门的劳动需求受到纳税人的负担或公众承受能力的约束,其行为目标不同于经济组织,后者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而前者的决策者往往要考虑在尽可能少的税收或预算收入有限的前提下,尽可能地提高服务水平。换句话说,公共部门提供大学生就业岗位的需求是有上限的,如果超过此需求上限,推行大规模的、计划指令式的大学生招聘计划,一方面所带来的服务水平提升有限,另一方面还会加重财政和纳税人的负担。因而,大力发展市场经济、鼓励企业家创新精神、释放微观经济单位的活力、依赖经济组织释放大学生用人需求才是从需求端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的根本途径。

2.优化经济、产业政策

外部宏观环境难以左右,但是可以通过一系列有针对性的经济和产业政策促进经济发展以及用人需求的释放、扩大就业容量。从行业看,据麦可思2022年的研究报告显示,大学生就业的主力行业涉及教育、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建筑、金融、电子电气设备制造等[21]。针对这些就业主力行业,尤其是面向大学生吸纳人数多的企业应给予社会保险等一揽子补贴;从企业性质看,民营企业是大学生就业的主力军,优化民营企业生存环境,保障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恢复企业发展信心,更应在融资、税收、行政审批等环节落到实处;从企业规模看,中小企业在提供大学生岗位需求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对于吸纳就业人数多、稳岗效果好且用工规范的中小企业,应鼓励金融机构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增加信贷支持,给予政策倾斜。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将产生大量大学生岗位需求。需逐步淘汰相对落后的产业,发展附加值较高的第二产业和高端服务产业。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提升传统产业的整体效益、创新力和竞争力。支持和鼓励新兴产业战略布局,推进人工智能、物联网、智能装备、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发展,创造就业岗位需求。

3.加强需求对接传导

在着力解决大学生就业方面,高校需关注经济发展态势,坚持以“就业为中心”的市场导向,提高对大学生就业市场的研判能力,尤其是与本校专业相关的行业形势变化,做到因势利导,提前谋划。关注新兴行业和领域的变化趋势,分析就业机会增长点与本校专业的就业机会。充分发挥学校就业指导中心在大学生就业过程中的指导作用,密切与各类企业的联系,建立畅通的就业渠道,维护好存量企业资源,积极拓展增量企业资源。及时清晰完整地传递就业市场及行业用工需求信息,使大学毕业生做到心中有数,鼓励大学生尽早谋划职业生涯,求职做好充足的准备。

(三)制度政策端

1.完善就业市场机制

大学生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对于大学生就业市场的均衡而言至关重要。构建一个人尽其用、自由流动、高效的大学生就业市场,一方面,需认识到当前劳动力市场分割很大程度上是体制机制的问题,需加强对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公共部门改革,缩小体制内外差距,消除相关障碍,建立按优录用的市场机制。另一方面,通过大数据赋能,减少大学生就业市场中的信息不完全性,降低劳动供需双方的信息搜寻成本。推广、迭代高校智慧就业平台建设,充分利用大数据时代资源优势,通过大数据收集、分析、应用来赋能大学生就业工作。在收集和挖掘企业招聘信息、毕业生就业信息等数据基础上,通过优化算法匹配搜索等方式,实现信息互通、精准传递。剔除“鱼龙混杂”的岗位信息,减少毕业生信息搜寻成本和辨别成本。通过大数据挖掘等方式,动态收集、分析重点行业招聘规模变化形势,对相关行业就业形势开展跟踪和预测,定期向毕业生传递就业市场简讯、咨询报告。为企业和大学生双方提供稳定、安全的智慧交流平台,拉近沟通距离,提升沟通效率。

2.明确政府调节限度

大学生劳动力市场运行有其自身规律,政府调节首先应遵循劳动力市场的规律。因为政府调节的科学与不科学的基本分界线在于是否按照客观经济规律来进行调节,即是否与客观实际相符合[22]。其次,必须承认一些大学生就业政策本身存在滞后性、不平衡性,并且政策的效力也会随着时间递减,从这个角度看,政府研究出台一项精准的大学生就业促进政策是非常难的,需破除“政策万能论”“政策完美论”的信念。最后,“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的条件下,政府调节措施的效应会朝着更不利于资源合理配置的方向变化”[23],即政府的调整政策有时还会加剧市场的非均衡。因此,必须明确政府在大学生就业市场中的政策调节限度,避免过度干预所造成的人力资源配置效率变低的情况。

明确政府在大学生就业市场的调节限度,并不是意味政府对大学生就业问题完全放任,置之不理。相反,政府需要出台各类合理的制度和政策维持大学生就业市场的秩序,规范其正常、高效地运行。此外,通过基础的、普惠式的社会保障制度和体系的构建,对于一些困难、长期失业的大学生给予一定的兜底扶助,提供就业专业技能培训服务。需要合理设立大学生市场运行的预警体系,如失业率指标、青年失业规模人数等,在“警戒线”以内,可以不干预正常的就业市场运行,由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当越过“警戒线”,大学生失业将不仅是经济问题,还是社会问题、政治问题,需要综合利用各种手段来强化政策调节,维持社会安定和大局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