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红昊

(华中科技大学 教育科学研究院,武汉 430070)

一、引言

长期以来,我国在高中阶段采取文理分科模式,以此为起点建立起高考选拔至大学录取的文理分轨体系。文理分科是专业化培养向基础教育渗透的表现,引导学生将有限学习精力集中投入到少数科目,在广博与专精之间向后者倾斜。随着以素质教育为价值导向的教育改革不断深化,高中文理分科的负面影响逐渐浮现,引发了对该模式的一系列反思与争论。支持者认为,文理分科适应于学生个性化发展的需要,有助于提升教学效率、避免学业负担过度膨胀。与之相对,反对者则强调,文理分科有悖于知识的整体性与关联性,易造成科学素养与人文素养的割裂式培育,学业发展路径的过早分流也抑制了学生未来生涯选择的多元可能性。

随着上述争论的演进,文理分科问题逐渐超越了高中育人取向的范畴,学界开始反思文理分科对大学教育以及学生长期发展的深刻影响[1][2]。伴随学科知识体系的交叉融合,大学课程具有愈发显著的开放性特征,要求学生跨越文理边界整合知识,以完成综合性学业任务[3]。同时,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经济环境,颠覆性创新也需要学生具备文理兼容的知识视野,在传统学科间实现“重混”[4]。在此背景下,文理分科把原本彼此贯通、广泛关联的知识体系机械切割,并将学习轨迹过早限制在人为划定的框架之内。这虽然短期内可以提升培养效率,但会对学生长期学业发展造成损害。故而,尽管在操作层面尚存讨论空间,但是高中阶段应实现文理合流逐渐成为学界共识,并纳入政策改革议程。

与学术讨论同步而行,旨在突破文理分科的实践探索也未曾停止。以上海市、广东省、江苏省为代表,诸多区域从高考科目改革切入,寻求对文理分科模式的突围。然而遗憾的是,受高中资源约束、高校招生偏好及宏观制度环境影响,先行方案均未取得显著成效,先后回归至文理分科培养、分流招考的传统轨道。2014年,由国务院牵头的高考综合改革在浙江省、上海市两地试点实施,并逐步推广至全国各省份。本轮改革再次尝试革除高中文理区隔的积弊,期望建立灵活的科目选考制度,赋予学生自主选择、组合学习科目的权利。在顶层设计引导之下,尽管经历多次政策调整,文理合流的制度障碍最终得以有效突破,学生获得在高中开展跨文理课程学习的空间[5]。

随着高中文理合流的实现,大学教育将迎接知识结构更为多元的升学者。若将高中学业经历与大学学业发展予以贯通式考察,文理兼修的高中知识背景能否有效改善升学者大学学业表现?高考综合改革为上述问题的实证观测提供了难得契机。鉴于此,本研究基于全国代表性高校学生发展调查数据库,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分析高中文理合流对学生大学学业表现的影响效应,并探究其内在因果机制。本研究得出的结论不仅可以为高中文理分科的废存之争提供实证证据,更能在实践层面为高校回应升学者知识结构多元化、建立更具包容性的人才培养体系提供政策启示。

二、文献回顾

(一)从文理分科至文理合流:争议与共识

高中文理分科的讨论可以回溯至《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征询意见阶段。彼时,学界聚焦高中文理分科的废存问题展开了广泛辩论,支持者与反对者各执一端,具体争议集中在三大层面。

首先,在知识论层面,持分化观点的学者认为,知识体量的膨胀化、知识结构的复杂化使得“百科全书式”教育目标丧失了可行性。教学体系设计中必然嵌入一定的分流或分科元素,窄化学习领域以提升学习深度[6]。与之相对,持整合观点的学者认为,知识体系并不具备天然的类别属性,各部分之间存在广泛关联。文理分科切割了知识的整体性,将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区隔开来,会造成学生知识结构与学习视野的狭窄[7]。

其次,在学生培养与发展层面,持专业化取向的学者认为,文理分科是大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向高中教育的延伸,有助于促进高中教育与大学教育的衔接[8]。与之相异,持自由化取向的学者则提出,学生充分发展有赖于广博的学习视野和宽厚的知识基础。文理分科在学生尚未成熟的阶段过早实施分流,也未提供回流转换的空间,限制了学生发展的自主性[9]。

最后,在课程教学与学习层面,持效率论的学者认为,文理分科帮助学生将有限的学习精力投入少数专门领域,可以最大限度地提升知识积累的效率,有效疏解学业压力[10]。相反,持发展论的学者则提出,随着科学技术的演进和社会经济的复杂度攀升,劳动力市场对复合型人才提出了强烈的需求,废除文理分科、实施文理合流有助于提升人才培养的综合性。学业负担的高低取决于学习时长和学业难度,这涉及教育体系和教学观念的深层问题,与文理分科的存废并不具有直接关联。

值得关注的是,尽管就文理分科的存废问题而言,争论双方并未达成一致意见,但在广泛讨论中,学界仍逐渐形成两点共识。

一是高中教育可以采用基础必修与进阶选修相结合的模式,即分科模式,但分科不应以文理为界。研究者普遍认同,现行的文理划分方案存在很强的主观性,诸多不合理之处受制度惯性影响长期未得到解决。譬如,地理科目中的自然地理部分、政治科目中的经济供需关系及弹性部分,这些内容对大学环境科学、经济科学的学习至关重要,但在高中被简单划归至文科范畴[11]。故此,尽管考虑到高考应试准备的压力疏解问题,高中教育可以采取分科教学模式,但传统简单粗糙的文理分界应予以破除,转向更为灵活、自由的跨文理科目选修模式[12]。

二是高中文理合流需与教学改革深度配合,方能有效实现。多数学者同意,在文理分科争议的背后,如何破除高中应试化教学的积弊才是问题实质所在。传统高中课程教学以考试大纲为讲授边界,鲜有触及拓展性与综合性学习内容。这造成记忆性学习的过度膨胀[13],抑制了学生跨越科目边界的知识整合能力发展。在文理合流模式下,学生知识结构的贯通与重组并不会自然发生,需要教师突破传统教学模式,设计专门教学环节以推动学生跨科目知识调用。教师可以在不同科目之间寻找合适的交叉节点,并将这种节点作为课程组织的关键议题[14],推动学生在综合运用中突破文理区隔的束缚。

(二)高中课程经历与大学学业表现

随着突破文理区隔、促进教学改革的学界共识逐渐达成,高考综合改革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重塑了大学升学选拔机制,在制度层面赋予学生选择学习内容的自主空间,高中文理合流得以有效实现。如果将视野延伸至大学教育阶段,升学者高中跨文理课程学习经历以及知识背景多元化将对大学学业发展产生怎样的深远影响? 高中-大学衔接领域的先行文献可以为该问题的回应提供重要理论阐释。

基于长期实证探索,既有研究普遍认同,高中阶段坚实的知识基础是学生大学学业适应的先决条件,也是应对大学课程难度跃升的重要依托[15][16]。高中课程的类型、内容及严格程度,被视作大学学术融入最具预测力的因素[17][18]。高中应该建立综合化、系统化的课程结构,形成从基础课程至进阶课程的递进学习路径[19]。特别是,高中教育应实现课程体系与培养取向同大学教育之间的协同性,通过项目化教学等手段促进科目学习的融合性,帮助学生建立综合、灵活的知识结构,以促进高中至大学学业的顺畅衔接。

随着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科技创新逐渐从传统学科领地内部向其边界转移,不同学科的交叉点成为最具活力的研究领域[20]。在大学科研系统中,文、理学科的固有边界不断消解,研究者在人文、社会、自然、工程等领域之间穿梭整合,灵活调用多学科的理论、知识与方法以回应日益复杂的研究问题[21]。近年来,科技史、计算社会科学、定量史学等新兴领域不断浮现,为政策研究和社会制度创新提供重要支持。在此情境下,大学广泛设置了文理交叉型人才培养项目,通过双学位、多院系联合培养等方式拓宽学生的综合学科视野。各传统专业也尝试拓展课程体系,纳入更多文理交叉课程,以适应社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要[22]。

面对大学教育的上述转变,高中教育需要有针对性地调整课程体系与教学模式,弥合“段差”以促进学生的大学学业准备。在高考综合改革推动之下,文理合流正是高中教育对接大学生源质量需求、优化课程体系的重要举措。可以合理假设,相较于传统文理区隔培养模式,具备跨文理学习经历的升学者,其大学学业表现应具有一定优势。但需强调的是,文理区隔的突破应与高中教学改革同步推进,如此才能有效提升学生知识整合与调用能力。遗憾的是,这一先决条件的达成与否尚不清晰,高中跨文理学习经历对大学学业表现的影响也有待科学判别,这均是本研究旨在回应的问题所在。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与样本

本研究使用的分析素材为2018年实施的“全国高校教学质量与学生发展监测调查”数据库。该数据库采用概率比例规模抽样法(PPS),首先基于研究型大学、普通本科院校、民办本科院校以及高职高专院校的分布情况,在全国分区域(东部、中部、西部)抽取调查院校;其次,在每一所调查院校内部,基于各院系、各学科门类、各年级的在读学生规模开展比例抽样。调查聚焦于大一学生群体,于2018年大一学年结束后的暑期实施,最终采集了来自72所本科院校的90027名本科一年级学生样本和来自18所专科院校的14789名专科一年级学生样本。

本研究以高考综合改革为观测契机,实证考察高中文理合流对大学学业表现的影响效应。故此,在原始数据库中保留了生源地为浙江省、上海市两地(改革试点区域)的本科学生样本,共计3496人。该群体完整经历了高中文理合流的培养模式,并在大学阶段完成了第一学年的学习,可以为实证分析提供支撑。

(二)变量

本研究使用的主要变量及其操作化定义情况如表1所示。

在因变量方面,本研究主要关注学生的大学学业表现。考虑到原始学业成绩在院校间、专业间的横向可比性较弱,本研究在控制院校固定效应及专业类型的基础上,将大学学业表现操作化为学业成绩在专业内的排名情况。

就自变量而言,本研究聚焦学生高中阶段的跨文理学习经历,根据科目选择情况予以判断。值得说明的是,尽管在高考改革之前,高中学业水平考试也要求学生同时学习文理各科目的必修内容,但就现实教学经验而言,学业水平考试的选拔性较弱,唯有以参加高考为目标的科目学习方具有足够深度和投入度。

为剖析学生跨文理学习经历的内在特征,揭示其内在影响机制,本研究也将高中教学模式变革情况纳入考察视野,具体涵盖科目融合型教学和自主探究型教学两个维度,其操作化情况详见表1。

此外,本研究将个体特征、高中类型、高中学业基础、大学专业类型、大学课内外学业投入、高考省份等变量予以控制。同时,将院校固定效应纳入模型,以消除院校间不可观测异质性对分析结果的干扰。譬如,某院校学生的学业成绩在整体分布上居于高位,等等。具体采用LSDV 法,处理为一系列代表是否该院校的虚拟变量。

(三)分析策略及有效性论证

本研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展开实证考察。高中跨文理学习经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随机干预,选择与未选择跨文理科目组合的样本之间,可能存在一系列的初始差异,从而对估计产生干扰。例如,在师资储备充分的示范性高中,学生的科目选择未受到限制,跨文理组合的选择率相对较高。面对上述问题,倾向得分匹配法的解决思路在于,基于一系列重要协变量,在跨文理与非跨文理的样本之间,选择相似的个体进行比较。通过保持两组样本在关键协变量上的平衡性,以减低选择性偏误对估计的影响[23]。

在操作层面,首先,使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估计样本选择跨文理科目组合的可能性,即倾向得分(Propensity Score)。在估计倾向得分时,本研究将性别、第一代大学生、城乡、高中类型、高中学业基础、大学专业类型等对大学学业表现具有影响力的前置变量加入模型。其次,在跨文理和非跨文理样本之间,将倾向得分最接近的个体予以匹配。具体将使用一对一近邻匹配法、一对四近邻匹配法、卡尺匹配法及核匹配法四种匹配机制。最后,基于匹配后样本,本研究采用有序Logistic模型估计高中跨文理学习经历对大学学业表现的影响效应。这可以在处理选择性偏误的基础上,控制协变量对系数估计的干扰,特别是大学学业投入等对学业表现具有重要影响力但不宜纳入匹配的后置变量。该策略在先行研究中被广泛采用[24][25]。

表2以一对一近邻匹配为例(其余三种匹配机制的效果基本一致),呈现了匹配前后样本的平衡性,以及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从中可以发现,开展倾向得分匹配前,非跨文理与跨文理样本在性别、第一代大学生、高中学业基础、大学专业类型等方面存在系统性的差异;而在倾向得分匹配后,上述差异得以有效弥合,匹配后样本的平衡性较好。图1左侧呈现了两组样本的倾向值得分分布,可以看出,取值区间的重叠面积较大,匹配未造成严重的样本流失问题。从图1右侧可以发现,匹配有效降低了各协变量的标准偏差。整体而言,匹配效果良好,可以支撑后文实证分析的展开。

图1 匹配效果检验

表2 匹配样本的平衡性检验(含主要变量描述统计)

四、实证分析结果

(一)学生高中跨文理学习经历的扩充

图2呈现了高考综合改革之下学生高中科目选择情况。可以发现,随着自主选择权的扩充,65%的学生选择了跨文理的科目组合,高考综合改革在突破文理区隔方面的政策成效十分显著。此外,也有一定比例的学生选择传统科目组合,包括11%的学生选择传统文科组合,24%的学生选择传统理科组合(浙江省在高考综合改革之后将技术科目纳入高考范围,其学习内容涵盖信息技术和通用技术两大模块,具有浓厚的工学色彩,故视作理科科目范畴)。

图2 高中跨文理学习经历基本情况

区分高中类型来看,相较于普通高中,资源禀赋良好的重点/示范性高中学生在跨文理学习经历方面并无显著差异。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则有半数以上(约56%)选择传统文科科目,这与文理科目之间学业挑战性和竞争强度的差异有关(中等职业学校内部会设置高考班,鼓励学生参加普通高考升学。本研究的中职样本即为这一群体)。就高中学业基础而言,值得关注的是,随着学业排名的抬升,学生具备跨文理学习经历的比例反而有所下滑。在排名后25%的学生中,有76%选择了跨文理的科目组合,而在排名前10%的学生中该比例仅为61%。

(二)高中跨文理学习经历对大学学业表现的影响

随着高考综合改革的推进,高中文理区隔的突破能否发挥其积极作用,改善学生大学学业表现? 为回应上述问题,本研究基于匹配后样本,构建定序Logistic模型考察高中跨文理学习经历对大学学业表现的影响效应。表2分别呈现了基准回归及一对一近邻匹配、一对四近邻匹配、卡尺匹配、核匹配四种匹配机制之下的模型估计结果。

表3列(1)为倾向得分匹配前的基准回归,结果显示,高中跨文理学习经历与大学学业表现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关联。相较于高中选择传统文(理)科目组合的学生,选择跨文理科目组合的学生,其大学学业表现的潜在优势未能有效彰显。基于倾向得分匹配后样本,列(2)至列(5)分别汇报了四种匹配机制之下的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高中跨文理学习经历对大学学业表现呈现不显著的微弱负面影响,不同匹配机制之间仅在影响系数规模方面略有差异。

表3 高中跨文理学习经历对大学学业表现的影响

总体分析揭示,高中阶段参与跨文理科目学习的学生,其大学阶段的学业表现未能出现政策所预期的提升效应,这与突破文理区隔、优化知识结构的制度设计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在总体分析基础上,高中跨文理学习经历的影响是否存在可能的异质性,其在不同学生群体间呈现为不同的表征? 表4采用分样本回归的思路,区分大学专业类型和高校学术选拔性开展分群体考察。结果显示,就专业类型而言,高中跨文理学习经历会对人文社科类专业学生的大学学业表现产生负面影响;对理工类专业学生而言,其影响效应并不显著。此外,在高校类型方面,相较于普通高校,对于就读高学术选拔性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学生而言,高中跨文理学习经历对大学学业表现的抑制作用更为凸显。

表4 分群体考察

最后,考虑到新生年专业排名指标可能存在观测时序较短、范围较窄等风险,本研究还引入一系列拓展指标,以开展稳健性检验。一是大学四年总体学业排名情况,该指标于学生大四年级实施追踪调查时采集(需要说明的是,由于高中课程学习的影响力主要集中在大一学年,且追踪调查存在样本流失问题,仅将该指标纳入稳健性检验,暂不作为主要观测对象,该指标的操作化方式与表1一致);二是学生主观感知的学业适应水平,采用“完全能够跟上课程进度,理解教学内容”“对所学专业和课程内容抱有浓厚兴趣”两个六分制题项均值测量;三是学生通用能力发展水平,使用“团队合作”“审辩思维”“语言与书面表达”“问题解决”四个六分制题项测量。

表5呈现了稳健性检验的结果,由列(1)可以发现,随着学业进程的延伸,高中具备跨文理学习经历的学生,其大学学业表现在大四阶段的弱势状态进一步扩大。列(2)与列(3)进而突破了认知性学业表现范畴,将观测视野拓展至学生的学业适应及通用能力发展水平,高中文理合流的积极影响仍未得到实证支持。整体而言,多种检验显示,基准回归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健性和可信度。

表5 拓展观测指标的稳健性检验

(三)高中跨文理学习经历何以失效:延展分析

基于高考综合改革试点区域升学者样本,前文分析揭示出令人担忧的现实情境——政策设计所期待的高中跨文理学习经历,并未带来大学学业发展方面的增益,反而出现了可能的抑制作用。文理区隔模式的突破以及学生科学人文素养的全面培育,为何未能展现其本应释放的积极效应?本研究继而针对上述问题展开进一步分析,整体而言,其背后可能存在两方面重要原因。

1.适应跨文理学习的高中教学模式变革尚未有效达成。高中文理合流的达成,不仅需要在制度层面提供多元化科目组合空间,更应在教学内核层面增强联通性,推动学生开展跨越科目边界的整合性学习。如果仅停留在文理课程的简单拼接上,学生对于各科目知识内容的掌握则会存在明显区隔。人文社科类知识脉络与自然科学类知识脉络之间相互独立,难以实现知识系统的整体贯通。跨文理学习经历的成效不佳,需要从高中教学实践中寻找线索。因此,本研究聚焦高中教学模式变革展开进一步分析,考察具备跨文理学习经历的学生,其在高中接受科目融合型教学和自主探究型教学的情况,表6呈现了定序Logistic模型估计结果,模型中控制了个体特征、高中类型及高中学业基础等高中阶段协变量。

表6 跨文理学习经历与高中教学模式变革

从表6可以发现,尽管高考综合改革为高中文理合流提供了充分的制度空间,但值得关注的是,适应跨文理学习的高中教学模式变革尚未有效达成。相较于传统文科(理科)学生,高中跨文理学生对科目融合型教学(β=0.003,p＞0.10)和自主探究型教学(β=0.072,p＞0.10)的感知情况并无显著差异。这意味着,尽管科目选考制丰富了学生的学习内容组合,使得文理交叉学习成为可能,但目前高中教育普遍采用的仍是分科教学模式,缺少制度化的文理交叉课程设计,这可能是高中跨文理学习经历未能有效提升大学学业表现的症结之一。

2.高影响力科目弃选现象凸显。表7呈现了以大学学业表现为因变量、高中科目学习经历为自变量的定序Logistic模型估计结果。从中可以发现,以地理或技术科目为基准项,物理与政治是对大学学业表现最具预测力的两门高中科目。这一结论在全体样本、人文社科类专业样本及理工类专业样本中维持一致。

表7 高中科目学习与大学学业表现的关联性

图3更为直观地呈现了高中科目学习经历与大学学业表现的关联性。高中阶段对于物理与政治科目的深度学习,可以较为有效地预测学生大学学业表现,且影响力相当可观。具体而言,高中以高考水平学习物理科目的学生,其大学学业排名比基准组高一个等次的几率比会上升66.8%(e0.512-1=0.668);高中以高考水平学习政治科目的学生,其大学学业排名比基准组高一个等次的几率比会上升55.3%(e0.440-1=0.553)。究其原因,这与两门科目的高中学习内容密切相关,物理科目是自然科学与工程领域高阶课程学习与研究的基础,也具有较高的学业挑战度;而政治科目对于经济学、政治科学和哲学的学习,更关乎人文社科领域的基础知识储备水平。

图3 高中科目学习与大学学业表现回归系数示意图(全体)

识别出物理与政治科目对大学学业表现的强烈预测力之后,表8继而呈现了具备跨文理学习经历学生的高中科目组合情况。从中可以看出,在“两理一文”型科目组合中,学生选择比例最高的文科科目是地理(选择率54%),政治与历史则较低(选择率分别为24%与22%);在“两文一理”型科目组合中,学生选择比例最高的理科科目是生物(选择率37%),化学次之(选择率28%),物理与技术则较低(选择率分别为18%与16%)。可见,对于大学学业发展影响力最高的物理、政治等高中课程,其在跨文理学习经历中反而常处于缺位状态,这可能是造成跨文理学习经历的积极影响尚未彰显的重要原因之一。

表8 高中跨文理科目组合情况

五、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在高考综合改革背景之下,高中教育突破了传统文理区隔模式,赋予学生跨文理灵活组合学习科目的制度空间。大学升学者的知识结构和学科视野随之发生深刻转变。在此背景下,本研究实证考察了高中文理合流对大学学业表现的影响效应,并探寻其内在影响机制,主要研究结论可概述如下。

首先,随着学生学习选择权的扩充,跨文理课程学习已成为主流,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素养的全面培育得以初步实现。上述结论在不同资源禀赋的高中学校和不同学业基础的学生群体中基本维持一致。可见,在高考综合改革引导下,高中课程体系初步实现向多元化、个性化方向的积极转型。这不仅有助于尊重学生的学习自主权,优化知识结构的广博性与综合性,更实现了高中教育、高考选拔及大学录取三大端口的系统改革,有效破除了长期备受争议的文理分轨体系。

其次,高中跨文理学习经历尚未有效提升学生大学学业表现,在就读于人文社科类专业和“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学生群体中,甚至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抑制效应。拓展观测指标的检验证实了这一结论的稳健性。究其原因,高中教学改革的滞后与高影响力科目的弃选现象是症结所在。一方面,高中文理科目之间的教学联通性较弱,缺少制度化的交叉课程设计,未能向学生提供跨越文理边界的自主学习契机,这限制了学生知识整合调用能力的培育。另一方面,受升学竞争和应试功利性思维影响,以物理、政治为代表的高影响力科目出现大量弃选现象,这也诱发学生知识结构失衡的风险。

上述结论揭示出高考综合改革的独特政策情境。诚然,在制度层面,改革全面重塑了高中教学管理形态及高考升学选拔机制,其成效得到先行研究的认可[26]。但就内核层面而言,高中育人理念、教学方式以及学生学习行为的实质转变尚未达成,延伸至高等教育阶段,改革对升学者大学学业适应与学业表现的促进效应也暂未彰显[27]。这一现象是高度筛选型教育体制、应试文化惯性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高考改革很难毕其功于一役,而应采取长时序、渐进式的行动策略,以解决上述问题[28]。聚焦高中课程体系改革,从文理分科向文理合流的转变无疑是值得肯定的积极政策调整。但在选科组合多元化已经初步达成的情况下,高考科目改革仍需与高中教学改革深度配合,同步破除文理之间的制度区隔与教学区隔,方能在内核层面实现学生知识结构的优化与重塑。

(二)启示

本研究相关结论可以为高中育人方式改革、高考综合改革以及大学新生教育体系建设提供实践启示。

其一,高中教育在文理合流的基本框架下,可引入科目融合教学理念,创设适当学习契机,促进学生突破文理科目边界展开探索。本研究结论显示,尽管文理合流有效扩充了学生的跨文理课程学习经历,但受限于割裂式分科教学的现实情境,其对大学长期学业发展并无促进作用。故此,为培养学生跨学科知识整合与调用能力,高中教育可以构建制度化的文理交叉教学环节。譬如,以校本课程或社会实践形式,引导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回应非结构化的现实问题。通过建立跨学科学习体验,改善升学者对大学开放性课程的适应力。

其二,高考综合改革需要有序引导学生的科目选择行为,缓解应试竞争之下的高影响力科目弃选现象。本研究实证分析发现,对大学学业发展具有高度影响力的物理、政治等科目,均出现选择比例下滑的问题。这一现象植根于错峰竞争、争取分数最大化等应试思维的影响[29]。故此,随着改革推进,部分省份开始采用“3+1+2”选科模式,将物理、历史作为限选科目,在维持自由选科基本原则的同时,适度限定学生的选择范围。但应反思的是,基于排名等次的赋分方式对不同科目间学生群体的异质性考虑不足,这挤压了高挑战性科目选考学生的考试成绩[30]。故此,高考改革需要充分考虑不同科目之间学生学业基础的差异性,尝试以必考科目成绩对选考科目成绩进行修正调整,进而提升分数计算规则的合理性,避免应试功利性因素干涉学生对学习内容的选择[31]。

其三,在大学教育端,面对生源群体的多元化趋向,大学教育应强化培养环境的包容性,为不同学术背景和发展志趣的学生提供充足支持。在新高考改革增进选择性、赋予自主权的政策理念之下,升学者的学业经历、知识结构与行为特质日趋多元,高校将面对更具差异化的新生群体。这意味着,大学教育亟待突破精英化阶段的统一、刚性的人才培养模式,建立更为包容和弹性的学术支持环境。特别是各专业的课程设置应突破对新生知识背景一致性的假定,在大一学年强化基础课程的扎实性与教学质量,形成“基础—进阶—前沿”层次递进的学习路径。此外,也可参考海外院校运行模式,强化校内学业辅导中心的功能,通过专业化咨询、学习社群、高年级学生兼职指导等方式,帮助新生突破学业发展障碍[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