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 黎,王志海,肖 波

1.重庆工商大学经济学院,重庆 400067;2.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重庆 400067

0 引言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我国对长江经济带发展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长江经济带覆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11个省市,面积约205.23万km2,占全国总面积的21.4%,人口和生产总值却超过全国的40%。基于此,本文以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作为研究对象,建立评价指标体系进行实证分析,并据此提出优化对策,以期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借鉴。

绿色发展的量化分析在区域经济的科学研究或政策制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是用来分析区域差异。杨志江[1]考察了中国省际间的绿色发展效率,发现省际之间的差异在增大;张欢 等[2]研究了湖北省内城市间的绿色发展水平,发现整体呈上升趋势,但空间关联性却在下降,需要加强协同发展。二是用来做产业升级的指示器。苏利阳 等[3]从绿色生产、绿色产品、绿色产业3个方面度量工业的绿色发展程度,认为要立足各省当地的基础,采取分类管理的方式促进工业绿色发展;孙炜琳 等[4]构建了农业绿色发展评价的指标体系以指导农业绿色发展方向。此外,还可以用来考察社会发展的模式。何爱平 等[5]探讨了地方政府竞争和环境规制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得出环境规制促进绿色发展,而地方政府竞争抑制绿色发展效率的结论;王兵 等[6]从城镇化与绿色发展效率的关系方面进行了实证分析。

现有文献对绿色发展的测度方法较为多样化,主流的可以归纳为绿色GDP核算、绿色发展多指标测度、绿色发展综合评价指数3种路径[7]。绿色GDP在传统GDP核算只考虑经济的基础上加入反映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指标进行核算[8]。对于绿色发展多指标测度而言,其优点在于可以从绿色发展的各个角度选取指标加以考察,不必对指标赋值,但却无法从整体上准确衡量绿色发展水平[7]。绿色发展综合评价指数在绿色发展多指标测度基础上,选取适当指标后用各种方法进行赋权后加权得到综合评价指数。在国内,影响较大有北京师范大学联合西南财经大学和国家统计局在2010年编制的《中国绿色发展指数报告》和2016年国家发改委和国家统计局、环境保护部和中央组织部联合编制的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即《国发绿色发展指标体系》。此外还有众多学者根据不同的维度、不同的行业构建了多种绿色发展评价体系,如吴传清[9]、黄磊[10]建立了工业绿色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金赛美[11]、杨潇[12]构建了农业发展指标体系等。

为了客观反映长江经济带的绿色发展水平,掌握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变化趋势,为政府宏观调控提供依据,找出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从而提出改进措施,需要对其进行量化分析来精确描述,需要对绿色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在测度方式的选取上,本文将采用相较绿色GDP与绿色发展多指标测度更为全面的绿色发展评价体系,既可以从整体上综合考虑,也可以从分项指标上详细分析。

1 研究方法

1.1 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遵循整体与个体相结合、数据可获取性等原则,考虑所研究区域的特点,将绿色发展评价体系划分为3个一级指标,分别为绿色生态、绿色经济及绿色保障,并在三个一级指标下设置7个二级指标,再进一步细分为22个三级指标(见表1)。

表1 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绿色生态包括资源丰裕和环境承载2个二级指标。资源丰裕衡量区域内生态资源的丰富程度,丰富程度高意味着有较高的绿色发展潜力,本文分别从水资源、土地资源以及森林资源的角度再设置了3个三级指标。环境承载衡量区域内人类的生产生活对环境造成的压力大小,更小的压力代表着对环境更友好的绿色发展方式,本文从大气承受的污染压力、土壤承受的压力以及水体系承受的压力角度设置了3个三级指标。

绿色经济包括增长质量、增值效率和结构优化3个指标。增长质量衡量区域内产值与居民收入的增长,本文从人均产值、城乡收入差距以及可支配的收入角度设置了3个三级指标。增长效率衡量生产时生产资料的使用效率,效率高说明发展是资源节约型,本文从水的生产效率、能源的生产效率以及固体废物的再度使用率角度设置了3个三级指标。结构优化衡量产业结构的升级或产业本身的优化,产业升级优化是绿色发展的强劲推力,本文从较高产业的比重、对外资的利用以及创新的角度设置了3个三级指标。

绿色保障包括管理投入和生活方式2个指标。管理投入衡量政府对绿色发展的投入力度,本文从造林、治污、水利的角度设置了3个三级指标。生活方式衡量民众的生活以及相关基建的绿色化程度,本文从空气质量、公共交通、垃圾处理和卫生的角度设置了4个三级指标。

1.2 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作为研究对象,另抽取长三角三省一市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对照分析,收集各省市对应指标数据进行整理,因为SO2、废水、技术市场成交额等部分指标数据的缺失,本文仅分析2011—2017年各省市的绿色发展水平的时序演化与空间异质性。

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以及EPS数据库等。

1.3 数据处理

综合评价的关键在于确定指标权重,赋权方法主要分为主观与客观赋权2类。本文使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熵值法属于客观赋权法中的一种,近年来被学者们广泛采用。在信息论当中,熵被用来度量不确定性,指标包含的信息量越大,不确定性就越小,熵也就越小;指标包含的信息量越小,不确定性越大,熵也就越大。因此,借助熵的这一特点,可以判断某个指标的离散程度,指标的离散程度越大,该指标对综合评价的影响越大。具体步骤如下。

为了消除指标数据的量纲影响,首先要对数据作无量纲化的处理。对综合评价有正向作用的指标处理公式为:

(1)

从公式可以看出,当正向指标越大,Y值越趋向于1,对综合评价贡献越大。

对综合评价有负向作用的指标处理公式为:

(2)

从公式可以看出,当负向指标越小,Y值越趋向于1,对综合评价贡献越大。

因为接下来的步骤会涉及对数运算,而有的数据在无量纲化处理后会等于0,所以参考胡心怡 等[13]的做法在进行无量纲化的处理后对每个数据进行平移,增加0.000 1个单位。

计算第j个指标中每一个观测值的特征比重。公式如下。

(3)

计算第j项指标的信息熵。公式如下。

(4)

计算第j项指标的差异系数。公式如下。

gj=1-ej

(5)

计算第j项指标的权重,公式如下。

(6)

计算综合评价指数,公式如下。

(7)

2 实证分析

运用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指标体系与评价方法,基于2011—2017年的数据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进行计算,结果如表2和表3所示。表2中的“+”代表具有正向影响,指标原始数值越大,代表绿色发展程度越高,“-”代表具有负向影响,指标原始数值越小,代表绿色发展程度越高。

表3 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评价体系权重计算结果

2.1 长江经济带整体绿色发展水平

计算2011—2017年长江经济带整体绿色发展水平指数并制作变化趋势图(见图1)。从图中可以看出,长江经济带整体的绿色发展水平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每年绿色发展指数较前一年有0.1～0.3的增长。

长江经济带整体绿色发展指数见表4。根据一级指标分析,绿色生态对长江经济带的绿色发展贡献最大,这与长江经济带本身就具有强大的生态系统有关。此外,绿色保障对长江经济带整体绿色发展水平也有较大的支撑作用。相对来说,绿色经济对绿色发展的贡献较低,是亟须进一步探索加强的方向。

表4 长江经济带整体绿色发展指数

从二级指标的维度分析,结合表4和图2可知,在2011—2017年期间,长江经济带资源丰裕指数虽有所波动,但总体有较大的上升,增长0.115;环境承载指数基本持平,略微增加0.023;得益于经济发展以及人民收入的提升,增长质量指数有了大幅上升,增长了0.271;由于生产对资源利用的效率提升,增长效率指数也有大幅上升,增长了0.171;唯一下降的是结构优化指数,政府、企业研发投入的低迷,产业结构上升的停滞,使得指数反而下降了0.049,结构优化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潜力;管理投入有了小幅上升,增长了0.05,不过横向比较其他二级指标还有提升空间;随着空气质量、卫生习惯和卫生设施的改善,生活质量指数有较大提升,增长了0.178。

图2 2011与2017年长江经济带二级指标对比

2.2 长江经济带区域绿色发展水平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板块,区域间的绿色发展有联系,更有差异。按照东、中、西部地区划分长江经济带,得到各区域的绿色发展指数。

如表5和图3所示,从整体的水平看,长江经济带东、中、西部地区的绿色发展指数整体水平在2011—2017年间都呈现上升趋势。对比来看,由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西、中部地区高出许多,虽然资源方面不够丰裕,但整体绿色发展水平始终处于上、中游,不过差距在逐渐缩小,2011年东部地区比中部地区高出0.017,2017年缩小至0.005。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之间的绿色发展指数非常接近,有的年份中部地区指数高,有的年份西部地区指数高。

图3 2011—2017年长江经济带分区域绿色发展指数变化趋势

表5 2011—2017年长江经济带分区域绿色发展指数

从一级指标分析,西部地区具有丰富的生态资源,因此绿色生态指数最高,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人口稠密,城市化程度高,人均资源占有量偏低,因此绿色生态指数相对较低。但是从时间迁移角度,各地区的绿色生态指数都呈现整体上升趋势。

绿色经济指数符合现实中长江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长江东部经济发达,居民收入、生产效率、创新优化程度都较高,因此绿色经济指数最高;中部地区虽然收入比西部地区优势不大,且因为重工业等占比高导致绿色生产效率低、产业结构低,但研发投入、创新效率比西部地区高出很多,因此居于次席;西部地区近年来逐步提高研发投入,加强科技创新,绿色经济指数已经缩小了与中部地区的差距,从0.088缩小至0.048。从时间迁移角度看,东、中、西部地区的绿色经济指数都呈上升趋势。

就绿色保障指数来看,东部地区因为经济发达,城市化程度高,水利设施、湿地、森林保护区等区域占比较小,因此投入较小,绿色保障指数最低。中部地区耕地偏多,水利设施的投入要求较高,湿地较多,用于保障生态的投入相对东部地区要高,因此绿色保障指数居于次席。西部地区水资源发达,水利设施众多,造林投入也最多,因此绿色保障指数最高。由此也能看出,建立起完善的生态补偿机制,让经济发达但绿色保障投入力度较小的东部地区协助经济欠发达但绿色保障投入更高的西部地区很有必要。

2.3 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绿色发展水平

如表6和图4所示,各个省市的绿色发展水平也有差异且处于动态变化中,2011—2017各省市绿色发展水平都有所提升,其中贵州省的增长最为显著,由2011年的0.262 6增长到2017年的0.484 3,增长幅度达84.4%;重庆的增长幅度相对较小,2017年的绿色发展指数为0.455 3,仅比2011年增长0.011,且全期峰值为2014年的0.489 1,2017年反而有所下降,最大的原因是技术市场成交额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有所下降。

图4 2011—2017年长江经济带部分省市绿色发展指数变化趋势

表6 2011—2017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绿色发展指数

从各个省市的绿色发展水平排序看(见表7),中部地区的湖北、安徽由于重工业产业偏多,绿色发展指数排序常年居于末尾,江西、湖南受益于生态资源丰富,且政府绿色保障投入较高,在中间位次徘徊。东部地区的上海、浙江常年处于前列,浙江近年来更是稳居第一,江苏近年有所落后,不过仍处于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中游水平。西部地区的重庆早年绿色发展水平位于前列,但随着其他省份产业结构创新优化的进行,绿色保障投入的提高,位次有所下降。四川与云南则在中间位次与末位之间徘徊,值得一提的是,贵州省的位次得益于造林的投入与生产效率的提高有所攀升。

表7 2011—2017年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绿色发展排序

3 结论及对策

3.1 研究结论

通过计算和分析2011—2017年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水平指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长江经济带整体的绿色发展水平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绿色生态对长江经济带的绿色发展贡献最大,绿色保障对长江经济带整体绿色发展水平也有较大的支撑作用。相对来说,绿色经济对绿色发展的贡献较低,是亟须进一步探索加强的方向。

第二,从东、中、西三大板块对长江经济带进行分析,区域间的绿色发展有联系,更有差异,东部地区整体绿色发展水平始终高于中、西部,但差距在逐渐缩小。

第三,从省际进行分析,各个省市的绿色发展水平有差异且处于动态变化中。各省市绿色发展水平均有所提升,其中贵州省的增长最为显著,中部地区的湖北、安徽由于重工业产业偏多,绿色发展指数排序常年居于末尾;江西、湖南受益于生态资源丰富,且政府绿色保障投入较高,在中间位次徘徊;东部地区的上海、浙江常年处于前列。

3.2 优化对策

3.2.1 制定统一的产业准入负面清单

一是要科学编制产业准入负面清单。从环境影响、资源消耗、经济贡献等方面综合考虑构建评估体系,有效识别产业是否应该准入。对资源环境影响较大、居民反对强烈、经济贡献较小的行业,列入禁止准入清单。二是要健全相关制度政策的支撑。由于部分区域面临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双重压力,无法良好地适应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因此要建立健全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确保西部地区可以获得来自中下游受益地区的产业生态补偿,必要时中央政府可以提供相关财政资源[14]。

3.2.2 全流域产业生态化发展

长江经济带跨度大,内部各省市间资源禀赋、生态环境不一致,经济发展水平也差距甚大,因此长江经济带的整体产业生态化要从全流域构建。一是构建基于全流域布局产业链,立足长江经济带各省市自身地理环境、比较优势合理发展相应产业,避免重复投资、过度竞争导致资源浪费。二是构建基于全流域完备的环境市场。碳交易、排污权交易是解决产业外部性难题、协调产业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重要途径,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上述市场成本高昂且效率不高,而在长江经济带内部建立统一完善的相关交易市场既有可行性,又有前瞻性。

3.2.3 全流域生态产业化发展

长江流域生态资源分布呈现上游丰富、下游贫乏的特征,与经济发展水平正好相反。要实现上游省市的生态产品价值,需要下游省市有购买力的消费市场。因此,达成长江经济带的整体生态产业化需要从全流域构建。

一是构建基于全流域的顶层设计。在省市采取何种生态产业化模式时因地制宜、顶层设计、统筹发展。在上游生态资源丰富、风景秀丽区域推广生态旅游模式,在中游地势平缓、雨水充沛区域推广生态农业模式,在下游生态承载负担大、污染严重区域推广生态修复模式。

二是构建基于全流域的制度保障。要将生态资源作为资产来促进经济发展,就需要建立统一完善的生态价值评估体系,一方面合理的价格有利于生态产品的交易;另一方面,公平的补偿依据有利于为生态产业化获取当地民众支持。另外,要建立协调统一的行政审批制度、产权制度、管理规范、标准体系,以此来协调跨区域的生态产业化项目[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