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云岚

【摘要】美国华裔作家谭恩美的小说《喜福会》，讲述了四对母女间的代沟与隔阂，反映出了中美文化之间的文化碰撞。小说对极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形象场景展开了大量的描述，其中不乏有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消极印象的文化特征体现，但是小说中也有对中国文化精髓的正面描述。因此对《喜福会》中的中国特色文化形象再次进行梳理和阐释，读者才能对小说内容有更好的理解，进而对中国文化产生更深的认识。

【关键词】《喜福会》；中国文化；文化认识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37-0019-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37.006

一、谭恩美及《喜福会》简介

谭恩美（Amy Tan），美籍华裔作家，1952年出生于美国加州奥克兰，弃医从文。1989年，她因处女作《喜福会》而一举成名。随后又接着创作了《灶神之妻》《接骨师之女》《沉没之鱼》等。她为美国华裔文学领域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谭恩美是二代移民，华裔美国人自然是对中文了解甚少的。这难免使她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认识存在偏差。

小说《喜福会》讲述了19世纪50年代移民到旧金山的四对母女的故事。移民美国的四位中国母亲，通过玩麻将建立了一个俱乐部“喜福会”，寄托了她们对美好生活的期许。这部小说是围绕四位母亲和四位女儿开展的故事。作为中国母亲的她们逐渐与美国出生的女儿以及女儿的爱人朋友之间的代沟越来越大，且母女之間相互不理解。最终，女儿们理解到了母亲的良苦用心，母亲也为女儿感到骄傲。小说中除了亲情线，还展示了中美两种不同文化的冲击以及文化融合。

谭恩美在书中对中国文化的描述让不少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化产生许多消极的刻板印象。小说中的中国形象，在谭恩美的笔下还值得进行深入思考和探究。

二、中国文化形象解读

（一）珍惜粮食

小说中，谭恩美十分详细地描述了大量中国美食。在第一章节里面，吴菁妹在喜福会的麻将桌中替代了母亲宿愿的位置，在聚会时安梅阿姨在包馄饨，随后还出现的有油酥馅饼，后面还有春卷和蒸饺。这些都是中华美食的代表。四位母亲们逢年过节都会吃螃蟹来庆祝。显然，移民母亲们将这一习惯带去了美国。在美国，她们依旧会过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会做很多中国菜来庆祝。除了大众熟知的中国特色美食之外，文中还描述了主角们吃动物内脏如鸭肫之类的食物。中国人即使是移民去了其他国家，但还会将祖国饮食习惯一同带走。

小说里移民母亲们总是会将桌上的好菜好肉硬塞给孩子吃。中国父母对子女含蓄地表达爱意就是将最好的东西都留给孩子。中国父母的爱意都隐藏在美食中，含蓄表达爱就是从“吃”开始。中国人对于“吃”有很深的执着，这很大一部分源于中国文化，也有一部分归于中国历史上的多次饥荒。在中国，最常听到的一句问候语就是“吃了吗”简单一句问候语的发展，就能体现出国家社会文化。“吃了吗”是一种恋旧的家族情怀，是古老血缘观念的传承。[1]华夏人重视饮食，古时中国是农耕社会，依靠自然的农耕时代极易出现天灾。在饥荒时代，人们对于粮食的需求是极其强烈的，温饱问题就很严峻。人们深知粮食来之不易，就倍加珍惜，吃也就是人们的头等大事。书中众多的中国美食就承载了移民母亲们对家乡的情怀。

珍惜粮食是融入中国人血脉里的，移民母亲们对美国女儿们的教育也体现了这一点，在书中第三章节里讲到丽娜饭碗的预言时，提到丽娜小时候不好好吃饭，总有将饭剩在碗里的坏习惯。母亲莹映见状，就恐吓八岁的丽娜说不好好吃饭，剩饭会长成未来丈夫脸上的麻子。小丽娜被吓住，连忙将碗里的米饭扒进嘴里吃掉。中国妈妈为了让小孩好好吃饭，总是会讲些奇怪的预言来恐吓小孩，希望孩子好好吃饭，珍惜粮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母亲，自然是不允许孩子随意浪费。想尽办法让孩子吃完碗里的粮食。珍惜粮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小说中，这一细节描述体现出了良好的中国文化形象。

（二）耳大有福

相术，或称相法，相学。俗传通过观察分析人的形体外貌、精神气质、举止情态等方面的特征来测定，评判人的秉性和命运的中国传统学问。认为相是命运的一种显现形式，人相必然体现着命运。相学历史悠久，以托名五代术士麻衣道者的《麻衣神相》流传最广，托名宋代陈抟的《神相全编》体系最完备。中国人相信面相学。

人的精神状态与器官紧密相连。耳者，肾之官也。人的疾病病症可以从面部情况反映出来。[2]从古至今，以面相看人已经是常态。耳朵大就是有福气的象征。在古人的画《重屏会棋图》里代表富贵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下有垂珠肉色光，更来朝又富荣昌”。耳朵要有耳珠，且土耳和贴脑耳最常见。[3]74耳大是有福的命相，中国画的菩萨佛祖等的众多形象也是如此。[4]小说中，林多和韦弗里在做发型时，林多提到自己的母亲在林多十岁时摸了摸林多耳朵后观察了一会说：“耳垂又大又厚，底部肉多，有满满的福气”，[5]又否定了贴脑耳的好处，“永远听不到福运的召唤”。[5]林多母亲又看了看鼻子，“鼻孔不算大，钱财不会流失。”接着，又摸了摸脑门和发际线，“脑门宽，更加聪明伶俐，发际线低，年轻会经历一些坎坷。”[5]相学认为头顶圆厚额润四方便是神形兼备之貌[3]75，林多母亲相信面相学，能够通过摸骨看相来推测林多的未来发展，通过脸的长相来看未来，来看以后发展的品性。林多母亲到林多自己再到韦弗里，林多相信三代母女的脸相似，三代人就会有相似的命运。三代母女的命运都与面相有关，享受同样的福运，也会有同样的过失。[5]

同样，在莹映回忆在旧中国的不幸婚姻时，提到自己曾经和那个混蛋老公有个儿子。虽然莹映很痛恨自己的这个前夫，但是从对儿子的期盼可知莹映也是个深信面相学的好母亲。“我能透过自己的肚子看到这个小男孩，他长着我丈夫那样的大而分得很开的眼睛。他有长而细尖的手指，肥厚的耳垂和乌亮的头发，他的发际线很高，露出宽阔的额头”[5]莹映对自己儿子的长相充满期盼，对儿子面相的想象就足以显示作为一个母亲希望儿子长大以后有福气，平安过一生。中国人十分相信面相学，并且会将相学里的观念付诸在对孩子的期许中。

（三）不给小孩分蟹

人道主义是起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思想体系，提倡关怀人、爱护人、尊重人，做到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这样的一种世界观。人的高贵和尊严是人道主义的核心价值。人道主义坚信最大程度的个人自主性与社会责任感是和谐一致的。

书中在春节蟹宴前，菁妹和母亲去买螃蟹时，宿愿在计划参加晚宴的人数时，宿愿是没有计上小孩的。“算上父母和我，一共十一个人。但母亲只算了十个人，因为在她的思想观念里，秀珊娜只是个小孩，不算数的，至少分螃蟹时不算”[5]，在宿愿的观念里，在有众多大人的场合下小孩子的需求可以忽略不计。可见，在一部分传统中国母亲们的思想里，小孩子是不算数的。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究其原因可联想到中国历史上的赋税制度。中国古代征收人头税，家里的税务支出是以人头来计算的。人头税包括了对人征收的货币税和徭役。早期的人头税，如战国时期商鞅变法时是只按成年人征税，而到了汉代的人头税就变成连儿童也要征税。[6]如果家中小孩越多，家里的赋税负担就越沉重。为了减少交税，家中的长辈就不会认为小孩是一个完整独立的人，不上报儿童的数量就会大大减轻家庭赋税压力。后来，人头税实行了改革。在清初，民间男子十六岁至六十岁为“丁”，而女子和未成年男子为“口”，丁和口都记录在“户”上。清政府重视人丁的增减变化情况，向官员规定考核人丁的办法，以增加在册的人丁，来提高赋税收入[7]。清朝实行的“摊丁入亩”制度缓解了百姓赋税压力，但是分田地还是以家中的“丁”数来分配。家中的小孩子依旧还是会被这种制度忽略，但是家人在小孩十六岁之前又不可能完全不养育。旧中国社会，小孩是没有什么话语权的。因此，没有做到真正的“尊重人”，更不用说有人道主义存在于中国旧社会了。宿愿秉承着这种思想观念，按照旧中国的惯例，没有把秀珊娜看作是个独立的个体。

（四）旧中国的婚嫁风俗

中国婚嫁习俗是中国传统文化一大精华。古代的婚姻制度发展至今，公认了有三种：“一夫一妻制”，“一夫多妻制”，“一夫多妻多妾制”。有一段时间里，“一夫一妻制”与“纳妾制”是并存的。[8]56小说里，商人吴庆和大太太是家族包办婚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却是个不幸的婚姻。婚后，大太太生了两个相貌不完美的女儿，三太太也生了三个女儿。为了延续吴家香火，吴庆开始纳妾。在旧时中国社会，纳妾制度是一度盛行的。纳妾制是男权社会的一种性别歧视，是女性地位压迫和自卑。[8]57因为吴庆想要个儿子，但是太太们却只生了女儿。安梅的母亲被吴庆和二太太下计强行霸占，强行被迫成为吴庆妾室，成为四太太。

在旧时中国，结婚后有男丁续香火是家族大事，若正室生不出男丁，就可纳妾进行开枝散叶，延续香火。旧时也极为看重尊卑有别，正室为尊妾室为依附。由于妾室不算是正式婚姻的一部分，身份地位极其低下，因此在安梅的母亲当了吴庆三太太之后，惨遭自己家里人唾弃，并且不认她这个女儿。安梅母亲生下了儿子，吴家香火后继有人了，传承香火的任务就已完成。而之后吴庆纳的五太太没有传宗接代在身的重任和压力，但吴庆依旧还会纳妾。可见，纳妾也是可以凭兴趣一时兴起的。

在莹映的故事里，也能看到纳妾习俗的影子。莹映的家庭富裕，父亲有两房姨太太，她是正室生的女儿，还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如今，传承数千年的纳妾制被废除，“一夫一妻制”使得女性在婚姻中的权利和地位得到保障。

另外，中国传统婚嫁习俗还有一种叫做娃娃亲，是指男女双方在年幼时由父母订下的亲事。作为小说中的中国文化形象之一，目前娃娃亲是一种不被大众接受但却曾一度盛行的风俗。小说里，江林多才两岁就被母亲跟黄家定下了娃娃亲。林多和安梅母亲两人同样是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同样有个不幸的婚姻结局，但林多逃脱了，安梅母亲却未能逃脱。娃娃亲里有一种更惨的就是童养媳，童养媳的待遇和地位更不如普通定了娃娃亲的女性。江林多十二岁就被送到黄家去做童养媳，夫家比林多家富裕，但林多并没有当上阔太式的生活，而是当用人任劳任怨地来伺候黄家全家老小。安排了娃娃亲的妇女将来的命运大多就这样被固定住了，注定是逃脱不了的。她一度认为自己的人生就会一直处于无限痛苦和折磨中，好在有一个机缘巧合林多利用自己聪明才智成功逃脱掉了娃娃亲的束缚。那个时候，极少数妇女可以逃脱被定下来的娃娃亲命运。

（五）其他形象

除上述之外，小说里还有很多具有中国特色文化的形象。比如，将喜福会的主角聚集在一起，并且决定故事人物出场顺序的中国麻将；莹映对女儿说摆放镜子的位置时相信的中国风水说；安梅认为女儿命里缺木，耳根子软而运用的中华五行学说；安梅母亲体现的封建畸形的中国的孝道文化；江林多为了逃离黄家而编造出来的鬼话，体现了中国封建迷信的鬼神说等等。

书中还有“重男轻女”的影子，在旧社会妇女生了儿子才会受到婆家尊重。儿子就是家庭地位的象征，生不出儿子就会遭人唾弃、恶语相对。吴庆的原配没有生育儿子，家中主母的权力就被瓜分。他的二太太抢了安梅母亲的儿子之后就掌控了吴家的经济大权。更加说明，在旧时有儿子在膝前妇女才有话语权和支配家里财务的权力。这些都是旧社会中国的特色文化形象。如今这些观念已逐渐转变了。

中国的文化形象在小说中有众多体现，不论是中国优良文化的输出，还是旧社会的封建糟粕，都算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带有迷信愚昧因素的落后文化需要不断得到改变甚至是摒弃，而中华文化的精髓应该弘扬。小说里如此复杂的中国文化形象，可认为是西方读者了解中国文化的一种来源。作为中国读者，对于书中中国文化形象会有一定程度的文化认同感。好的文化形象我们会持有骄傲感，而那些需要被摒弃的文化就会被时代淘汰。

三、结语

谭恩美作为美籍华裔作家写下了这部具有丰富中国形象的小说，为西方读者提供了解中国文化的又一来源。小说为读者展现出了大量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形象，其中有中国文化的消极体现，也有正面中国形象描述。小说中出现的一部分中国形象和其历史渊源都是拥有双重身份的作者的见解，有意或无意的描述都表明作者的写作意图，梳理了中国文化形象的具体体现，目的是希望读者在理解这些中国文化的基础之上对中国特色文化有更深层的了解。

参考文献：

[1]陈骞，方波.“吃了吗？” ——华夏文化的深描案例[J].教育教学论坛，2019，（21）：80-81.

[2]徐艺乙.人可以貌相——谈面相与脸谱[J].民族艺术，1991，（03）：187-192.

[3]邱婧.探析中国古代面相学与传统人物画论的内在联系及其表现[J].大众文艺，2020，（21）：74-75.

[4]李宪广.“扭曲的智慧”面相學与动画角色造型[J].电影文学，2012，（09）：51-52.

[5]（美）谭恩美.喜福会[M].李军，章力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9.

[6]罗柳依.中国古代人头税制度变革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13.

[7]王郁琛.“摊丁入亩”制度的历史透视与现实启示[J].税务研究，2020，（02）：139-144.

[8]张振楠.谈中国古代纳妾制度的前因后果[J].现代交际，2016，（12）：56-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