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文 殷明明

【摘要】库切在《福》中重构了鲁滨逊·克鲁索和星期五的形象，以新的女性人物苏珊·巴顿的视角展开叙述。通过重述，库切对笛福的创作意图进行了解构与质疑。本文通過对比《鲁滨逊漂流记》与《福》中人物形象的差异，探讨两者话语权各自的归属以及掌握话语权的重要性。

【关键词】笛福；库切；《鲁滨逊漂流记》；《福》；解构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37-0010-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37.003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等学校省级教学示范课“外国文学”（项目编号：2020SJJXSFK2029）；2021年度省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汉语言文学”（教高厅函〔2022〕 14号）；合肥学院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教学研究项目“文化自信融入外国文化类课程研究”（项目编号：2019HFJYXM74）。

一、鲁滨逊形象的重新塑造

《鲁滨逊漂流记》几乎是西方殖民进程的一个缩影，荒岛是殖民地的复刻，鲁滨逊则是殖民者的化身。他致力于把西方文明生活的方式与用具复现，让荒岛成为一个小型殖民地；他教给星期五西方文化中一个温顺的被殖民者所需的知识与礼节。他将西方帝国的生活与秩序带到岛上，进行的不仅是地域殖民更是文化殖民。他是笛福笔下的绝对主人公，而《福》中与他对应的克鲁索（本文将《鲁滨逊漂流记》中的鲁滨逊·克鲁索称为鲁滨逊，在《福》中的鲁滨逊·克鲁索称为克鲁索）则不然。

苏珊来到岛上看到的是一个沉默固执、对离开荒岛不抱想法的克鲁索，与充满活力的鲁滨逊相比，他显得阴沉顽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地位发生了改变。他同鲁滨逊一样是荒岛的拥有者和支配者。苏珊在岛期间逐步意识到克鲁索统治着这个小岛，她是他的臣民，更是他的财产。苏珊的话在他眼里无足轻重，就连她的身体也只是一种工具。在一次关于岛上是否有法律的讨论后，苏珊疑惑于她没有分担任何有益的劳动，克鲁索为何不将她绑起来扔到海里；为什么他不害怕星期五趁他熟睡时用石头砸破他的脑袋，不将星期五每晚都绑在柱子上好让自己睡得安稳。但在克鲁索眼里，“财产不需要转换为任何交换价值，可以以自身价值来存在”[1]12，星期五已被驯化得不可能违背他的命令。在这座岛上，星期五的声音隐匿了，苏珊的声音也屈从于克鲁索的意志。克鲁索看似掌握了绝对的话语权，可相比于鲁滨逊而言，他的话语权是遭到削减的话语权，克鲁索代表的殖民主义已遭到弱化。

克鲁索没有去沉船打捞物资，这意味着他没有了枪和圣经，前者是欧洲殖民者物质掠夺的工具，后者是精神殖民的武器。苏珊就不写日记与克鲁索讨论，得到的回答是：“我会留下我的梯田和墙，这些就足够了。”[2]14“书写工具是欧洲殖民者塑造和巩固自我形象、异化被压迫民族形象的手段”[3]3，克鲁索不记日记即是放弃了话语权；他修建梯田和墙的行为实际上并无作用，因为岛上没有种子，修建梯田和墙的行为成了一种表演，缺乏生产性与创造性。在他们获救后距离港口还有三天船程的时候，克鲁索突然去世了。他的行动轨迹停止在小说的第一章，这昭示着他并不是《福》的主人公。

二、话语权的让渡与缺失

在《鲁滨逊漂流记》中笛福没有给女性留下位置，而在《福》中，这样的情形大大改变，苏珊·巴顿成为故事的叙述者，小说由此变成一个女性漂流者的故事。

小说的前三章均以她的视角展开描述，她看似获得了一定的话语权，可实际上并非如此。苏珊不知道克鲁索以及荒岛过去，也就无法真实地记录那一段时期的故事。在荒岛上她是克鲁索的附从。苏珊的提议均被克鲁索否决，他不让她走出营地，不为她制作鞋子，在克鲁索面前，她还是没有实际上的话语权。她承认：“我极度依赖克鲁索，就像他热病发作时极度依赖我一样。”[2]29即使她取代了《鲁滨逊漂流记》中的鲁滨逊成为荒岛的叙述者，也在克鲁索死后以克鲁索夫人的身份获得了讲述和篡改克鲁索故事的权力，但她对荒岛、对克鲁索的叙述永远残缺。

回到英国的苏珊找到了福先生，希望对方能够将她的故事写下来。在先前与船长的对话中她坦诚了自己不动笔的原因：“明白自己写出来的拙劣文字会将本来很迷人的东西弄得黯然失色。”[2]33于是她寄望于福先生，希望他能将自己的故事真实且有艺术性地表现出来。这样的行为实际上是对自身话语权的放弃，她放弃书写故事的权力却希望别人代替自己发出真实的声音，这样的愿景势必无法实现。苏珊的话语权最终被福先生分流，她所希望呈现的真实故事被福先生嵌入了从图书出版角度来看更为有利的商业性的五个部分。无论在荒岛还是在英国，她的话语始终是依附于其他话语而存在的话语。

苏珊与星期五，同是属下阶层的两者间也存在着殖民与被殖民的关系。在父权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影响下，“白人男性>白人女性>有色人种男性>有色人种女性”的等级秩序自然而然地产生。作为女性，苏珊在克鲁索与福先生面前得不到完整的话语权；但作为白人，她在星期五面前拥有优越与特权，这使得她可以罔顾星期五的意愿利用星期五达成自己的目的。即使星期五是她的救命恩人，她也不认为星期五可以和她平等。在荒岛上，当她知道星期五的残缺后就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不舒服的念头，她对他身体的残缺感到恐惧，这恐惧最后却转变为对拥有权力者（克鲁索）的敬畏与服从。

苏珊将星期五视为自己不想要但还是生下的孩子。残缺的男性不能成为她平等的伴侣，所以她自觉承担了母亲的角色，并在这样的角色设置里获得了属于母亲的地位与权力。母亲的身份虚而不实，星期五能否发声于她而言其实并不重要，只是因为她想让星期五的吐露为她的故事佐证，所以她才关心他能否发声。苏珊尽心教星期五写字，但当苏珊发现星期五穿着福先生的服饰，坐在福先生的桌子前拿着福先生的羽毛笔时，她大叫一声冲上去将笔夺了下来。当自己的地位有可能被星期五超越时，苏珊就感觉到了被冒犯，这样的行为仍是一种文化殖民，是为了维护自己的话语权而采取的一种给予对方虚假话语权的举动。苏珊对星期五做的事与福对她所做的以及《鲁滨逊漂流记》中鲁滨逊对星期五做的事本质上并无不同。但她的行为注定不可能奏效。当她自己故事的真实性无法自证，又将书写自己故事的权力让渡给福先生时，她就已经成为无法发声的星期五的镜照。

但苏珊不是星期五，她在与福先生的对话中说：“你最大的错误在于没有看到我的沉默与星期五的沉默是不同的。星期五沉默是因为他不能说话，所以只好日复一日任凭他人肆意地塑造。”[2]104星期五的沉默是一种无助的沉默，而蘇珊的沉默是有选择的，当她决定不再沉默时，她就会发出自己的声音。事实上，苏珊这一特质从她出场开始就有所体现。苏珊因自己的女儿被拐而到处奔波，即使处处碰壁也没有放弃；在荒岛上时，她提出要克鲁索写日记，虽然她内心深处仍觉得书写的权力应掌握在克鲁索手中，但她至少萌生了书写的想法。回到大陆后，她将书写的权力转交给了福先生，但她拥有了自己的房间后仍以信件的方式详细地描述了小岛上发生过的事；而在福先生向她讲述了修改后的故事框架时，她直白地表露出了拒绝，并在最后尝试自己写出她与星期五的故事。

苏珊最后还是没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在短暂地压制了福先生之后，她的位置仍然随着福先生睡着后膨胀的身体而被极度地压缩。当她发现星期五打扮得与福先生一样坐在写字桌前时，她终于倒向了福先生的阵营，觉得权力的拥有者才拥有复述的权利。她安慰福先生道：“将别人的故事加以润饰并不算是娼妓的行为。如果没有作家来做这件事，这个世界便更惨淡了。”[2]133她随后将福先生当成一个情妇甚至妻子的话语是她在地位之争上最后的争取，而福先生的回应则将这争取完全驳回。在第四章中，苏珊同除了星期五之外的其他人一样失去了发出自己声音的机会。她的声音仍旧被掩盖，最终彻底失去了自己的话语权。

所以库切在《福》的手稿中说：“整部小说到底是关于什么的？我对这个女性人物没一点兴趣。她跟行政长官或迈克尔·K不同，后面两个角色有发掘的潜质，而她却没有。我绝不会造出一个自己的木偶。我什么时候才能进入角色。”[4]156从这个角度看，尽管《福》主要以苏珊的视角展开叙述，但星期五才是真正的主角。星期五的形象与《鲁滨逊漂流记》中另一个星期五的形象有很大不同。在《福》中，他是一个非洲人。星期五经受的一切正是非洲土著遭受的殖民虐待。

在《福》中，话语权的缺失在每个主要角色身上都有深刻体现：“克鲁索体现在他无意讲述自己的故事，福先生体现在他无法完成其作家角色，苏珊体现在她无法写出真实的故事”[5]2而星期五则体现在他最引人注目的残缺——缺失的舌头上。《鲁滨逊漂流记》中的星期五并无任何身体残缺，而在《福》里，星期五在文本中出现之前就已经失去了他的舌头。星期五的沉默使得他在众多历史文本中消失了踪迹，这是殖民主义对被殖民者身份及声音的否定。星期五有灵魂，苏珊在岛上曾目睹星期五划船前往长满海藻，可能潜藏着乌贼或海怪的水域撒下白色花瓣。他的行为如同在与他所属的文化相近相亲，是保持自身与文化连接的一种仪式，于是他不愿发出与异种文化相合的声音。当苏珊与他交谈，教他写字时他的沉默是对文化殖民的反抗；他在福先生的书房里跳舞，吹奏笛子时他的灵魂更接近非洲而不是纽因顿；他沉默的背后是苏珊与福先生都想知道的真相。即使不能发声，他的身体反而成为更有力的证据。《福》的第四章通过一个无性别的客体潜入船的残骸试图找寻真相的视角，营造了一个不依赖文字而只凭身体叙事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里，苏珊与福都失去了他们的话语权，只有星期五以脖子上项链般的疤痕和链条，还有嘴里缓缓流出的细流为自己发声。在这里，星期五终于掌握了绝对的话语权。大卫·阿特维尔评论道：“星期五的欲望和他的自由不仅超越了苏珊的话语所能涵盖的范围，而且超越了词语本身，超越了所有的领悟。虽然星期五的欲望真实存在，但并非语言所能把握。因此小说的结尾就必须体现超出语言理解本身的追求。尽管库切极力想要描述星期五，但星期五的故事并不是他所能叙述的。”[4]170-171如果说在《福》中只有星期五和克鲁索知道星期五的故事，那么在《福》的文本以外也只有星期五和克鲁索知道这一事实。作为作者的库切固然可以为星期五的沉默安上任何缘由，但库切本身对真相也是一无所知。为了避免居高临下地叙述、逃离可能抑制他者声音的陷阱，库切选择在第四章中以星期五的身体直接呈现那些可能被抹除的历史，以身体作为一个开放的平台，给予读者开放性的自由体验。

三、解构与建构

在发表诺奖获奖演说之前，库切回忆了儿时接触《鲁滨逊漂流记》的经历，讲述了他与笛福与克鲁索之间的渊源。库切在八九岁的时候读到了克鲁索系列故事中由第一个故事改编而来的删减版《鲁滨逊漂流记》，几个月后他又在《儿童百科全书》中读到了这部作品的相关信息。书中说《鲁滨逊漂流记》是由一个叫丹尼尔·笛福的，生活在伦敦的作家写的。库切说：“虽然那套百科全书把这位男士当作《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但这个讲不通，因为《鲁滨逊漂流记》的第一页就声明了鲁滨逊·克鲁索讲述的是自己的故事。”[4]156在这段讲述里，库切展露了他对作家与作品之间的认知：作家的话是不可信的，而作品本身也不一定代表着真实。

在《他和他的人》里，库切充分表现了他对笛福作品的深刻了解，在《夏日》的草稿中他也承认了他对《鲁滨逊漂流记》的深深着迷。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当他重述经典时将《鲁滨逊漂流记》作为解构的对象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实质上，库切的解构从标题就已经开始了，小说标题“福”（Foe）就是笛福（Defoe）去掉前缀而来。“Foe”原意为仇敌，“‘Defoe’则可以理解为解构敌人或者剥下敌人的伪装。笛福本姓就是Foe，他在四十几岁时为彰显自己的尊贵身份而在自己的姓前加了一个贵族头衔De，库切则在小说中让笛福恢复了原来的真实姓名：Foe。Defoe与Foe之间的关系也正如Construction与Deconstruction即建构与解构之间的关系。”[2]141-142这充分表现出库切对笛福创作意图的解构，也表现出后代作者对前代作者话语权的冲击。实际上，《福》中的“福先生”指的就是笛福，库切在书中借苏珊的描述展露了笛福的新形象：一个从商业角度将小偷、妓女、士兵描写得栩栩如生，写过的文稿里大部分都有谎言成分的作家。这与笛福在现实世界中的成功形象大相径庭，形成了历史的反讽，消解了笛福作家身份的权威性，但这并不代表他要通过这一行为建立自己在文本中的权威。身为南非白人作家，库切一方面对殖民主义抱有反对态度，一方面对自身说出的话语有所迟疑。他对《鲁滨逊漂流记》的重述撕破了殖民主义展露在外的虚伪面纱，将文化殖民的真相赤裸鲜明地呈现在读者的眼前，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要在瓦解帝国中心结构的同时构筑另一个以南非为中心的结构。事实上，《福》所虚构的故事环境与非洲社会对作家的迫切要求相去甚远。库切并不是要重构另一种故事和真相，而是借此让读者对文本的真实性与作者的话语权产生质疑。福先生写的故事表明了小说的虚构性，而作者的话语也并不是完全可信。除了虚构故事的福先生，即使是努力追求真实的苏珊，她在第四章中与船长躺在一张床上的场景也证实了她通过隐瞒而对文本的真实性造成了削减。叙述并不一定代表着真实，库切的态度与他在文中用星期五的身体作为发声主体的行为保持了一致，作者不再试图在文本中构建自己的发声代表以表达自己的观点，而是使读者进行自由地参观，以此得出读者自己的结论，这是《福》自身所具有的开放性。

四、结语

西方往往将自己无法理解的文化视为愚昧，蔑视别国的文化传统，希望用自己的文化来教化别人、重塑其他群体的灵魂。在西方文学作品中，非洲展现出来的样子是西方希望它展现出来的样子而非非洲真实的模样，这样的行为无疑是对别种文化话语权的剥夺。重述作为为本民族争夺话语权的重要方式自然而然的被许多后殖民作家拿来使用，但当作者撰写相关主题的作品时几乎不可避免地要面对狭义的自我表现的陷阱。作家在拥有对自己作品的绝对支配权时需要时刻警惕，避免造成新一轮的知识暴力。而读者在面对文本的同时也需要认真分辨作品中发出的声音，仔细探寻可能被虚构性语言埋藏的真实。当读者放弃了寻找真实的行为、一味相信作者的权威、只满足于文本表层透露的信息时，实际上也就失去了自己在文本解释上的话语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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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J·M·库切.福[M].王敬慧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3]张勇.殖民文学经典与经典改写——析库切小说《福》对《鲁滨逊》的后殖民改写[J].国外文学，2011，31（01）：152-158.

[4]大卫·阿特维尔.用人生写作的J·M·库切：与时间面对面[M].董亮译.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7.

[5]李燕子.谁的故事：笛福，福还是苏珊——库切在《福》

中对男性话语霸权的颠覆[J].云梦学刊，2011，32（06）：107-109.

作者简介：

陈建文，女，安徽滁州人，合肥学院语言文化与传媒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

殷明明，男，安徽黄山人，文学博士，博士后，合肥学院语言文化与传媒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