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学荣 汪 洋

一、中国音乐教育学的学科意识及发展脉络审思

音乐教育学是研究音乐教育理论与实践、揭示音乐教育现象及其规律的学科。它是一门人文社会科学，将立德树人、以美育人、以文化人等理念贯穿于音乐教育全过程，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根本目的；它又是一门交叉学科，是将音乐学与教育学互渗融合的学科，近年来又与心理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认知科学、教育神经科学等相互交叉、渗透融合。

1.从音乐教育学学科发展的历史动态看，历经了“音乐教授法、音乐教学法、音乐教材教法、音乐教学论到音乐教育学”的发展与演变过程，体现了其学科意识的形成与发展过程；1989年9月国家教委将“普通学校音乐教育学研究”列为全国“七五”规划艺术教育科研重点项目，曹理教授带领课题组成员缪裴言、廖家骅等开始了这一研究，先后召开了四次会议，最终于1993年出版了课题研究成果《普通学校音乐教育学》，后来有些学者陆续出版了有关音乐教育学的相关著作，如《高师音乐教育学》（王耀华等，1996）、《高师音乐教育学概论》（李德隆，2004）、《新编音乐教育学》（朱咏北、王北海，2005）、《后现代音乐教育学》（管建华，2017）、《音乐教育学概论》（马津、马东风，2017）、《音乐教育学概论》上下册（廖乃雄，2018）、《音乐教育学教程》（杨和平、郑茂平，2020）等著作，促进了音乐教育学的学科不断深入发展。

2.从音乐教育学的研究视域看，包括音乐教育哲学、音乐教育史、音乐教育心理学、音乐教育社会学、比较音乐教育学、音乐课程论、音乐教学论、幼儿音乐教育学、特殊音乐教育学、音乐教育管理学①曹理主编，缪裴言、廖家骅副主编：《普通学校音乐教育学》，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6-8页。等；近年来，音乐教育学呈跨学科、跨领域发展趋势，如从某种特殊的视角展开对教育研究的音乐教育神经科学、音乐教育生态学、终身音乐教育学等，其研究范围逐渐扩大，体现了其学术自觉的不断深入与自我完善。

3.从音乐教育学研究视角与方法看，与哲学、美学、历史学、民族学、音乐学、教育学心理学、比较学、文化学等多种学科理论与方法有密切的联系和交叉，标志着音乐教育学学术研究呈融合发展趋势；从音乐教育发展的全球化语境以及音乐教育学的比较研究看，国际上一些有影响力的音乐教育体系逐渐引进到国内，同时“开展了一些有特色的国家、地区、民族的音乐教育史、教育制度、教育思想、教育内容、教学方法等的综合比较研究”②曹理：《外国音乐教育研究丛书》主编“前言”，转引自谢嘉幸：《德国音乐教育概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页。。1991年曹理先生带领课题组成员（缪裴言、谢嘉幸、刘沛、杨立梅、李妲娜、尹爱青、魏煌等）进行了全国教育科学“八五”规划“外国学校音乐教育研究”，选择五个国家，如美国、德国、日本、苏联、匈牙利及四个著名音乐教育学派，如达尔克罗斯、奥尔夫、柯达伊、卡巴列夫斯基展开研究，分别于1999年出版和2011年再版了八本著作，为我国音乐教育学的比较研究做了重要探索，为推进国外先进教学方法和理念与中国音乐教育实践的融合做出了巨大贡献，至今仍然是音乐教育专业师生、学者的必读书目。近年来，刘沛、余丹红、管建华等教授组织团队出版了系列音乐教育译著，为音乐教育学比较研究拓宽了视野。

4.从音乐教育学术组织及研究机构的创建与发展看，建立了各级学术组织，开展了围绕提高各级学校音乐教育水平的学术活动，学校音乐教育得到深入发展。如中国音乐家协会教育委员会于1986年3月成立，创会会长是李凌（1913—2003）和赵沨（1916—2001），在其领导下的12年间（1986—1998），先后召开了7次规模宏大的“国民音乐教育改革研讨会”，高度重视与发挥音乐教育在提升国民音乐素质中的重要作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音乐教育专业委员会”于1986年8月成立，首任会长为作曲家瞿维先生（1917—2002），该学会20多年来不间断地开展各种形式的音乐教育活动，旨在提高不同专业大学生的审美与人文素养。国家教委“艺术教育委员会”于1986年12月成立，主要职责是向教育行政部门提供专家咨询，并在制定学校艺术教育的方针政策、教学改革、发展规划等重大问题上加以指导，在检查、督促各级各类学校艺术教育教学实施等方面，发挥了积极推动作用；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分会于1987年成立（曾使用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研究会、音乐教育专业委员会），张肖虎任首届理事长，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任名誉会长，音协副主席赵沨、李凌等任顾问③王安国：《1978—2008历史的跨越—中国学校音乐教育三十年》，《人民音乐》，2009年，第1期，第70页。。1990年年底在中国音协支持下，成立了中国音协音乐教育学学会，曹理任首届理事长④曹理、何工：《音乐学科教育学》，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9页。，标志着我国音乐教育学学科的初步建立、学术队伍的不断壮大以及学科研究的逐步深入。

从上述对音乐教育学发展脉络的审思看，音乐教育学学科发展中的学术自觉意识逐渐增强，但关于话语体系构建，基本上还是以西方话语为主体构建，仍然存在中国音乐教育话语体系缺失的问题。特别是在西方音乐及其教育话语强势主导下，中国高等院校音乐教育无论从课程门类的设置、课程内容的知识选择、教学方法的运用等还是沿袭西方音乐传统，音乐课程内容仍然以西方音乐为传承的主流文化，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相关的哲学、美学、教育话语显得十分弱势，高校音乐教育中的中国乐理和民间音乐术语等呈现了“失语”状态，如中国的“板”和“眼”常用“节奏”一词代替，中国的“均”“宫”“调”常用“调式”一词来表达，甚至用“一段曲式”和“单二部曲式”分析我国的民歌和民间乐曲结构⑤陈新凤、吴明微：《中国传统音乐民间术语研究》，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9年，第312页。；常常以西方音乐的形态特征、音乐分析法等西方知识为基础来规范和诠释各民族音乐，出现了“以西方的音乐理论和技法‘剪裁中国音乐的审美’”⑥杜亚雄：《中西基本乐理之异同》，《中国音乐学》，2018年，第1期，第28页。的尴尬局面。由此可见，中华优秀传统音乐文化或地方性音乐知识无法摆脱西方音乐学术话语体系的影响，西方音乐思维与审美方式仍然是当今音乐课程建构、音乐教育过程的主要思维范式，这种西方式音乐审美与思维范式遮蔽了我国音乐教育独具特色的民族性、本土性、文化性、地域性等特征，中国大地还没有真正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华母语音乐文化教育课程体系。正如1993年“中外艺术教育比较专题研讨会”上，中国音乐学院谢嘉幸教授针对中国音乐教育体系主体缺位现象，提出：“中国在哪里”的问题，从而引发了对建立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的相关探讨，如王耀华教授针对百年来中国音乐教育现状论述了《中国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之得失》（1995），他强调要建立中国音乐理论体系和中国音乐教育体系，并运用中国音乐的哲学基础、思维方式、美学、形态学、价值观念等进行音乐教育改革；谢嘉幸阐述了《关于当代中国音乐教育的文化思考》，其核心观点在于中国文化意识、文化传承、文化发展与文化策略等四个方面。接着引发了多位学者对建立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的学术大讨论。1995年12月在广州召开了“以中华文化为母语，构建有中国特色的音乐教育体系”为主题的第六届国民音乐教育改革研讨会，王耀华、樊祖荫、杜亚雄、管建华、谢嘉幸、田耀农、冯光珏等多位学者，对以本民族传统文化为“根”，弘扬中华母语音乐文化，母语音乐文化与世界多元音乐文化的关系，母语音乐文化困境及体系建构、规划与实施等问题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如王耀华的《根，深扎于中华文化的土壤—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1996），强调以中华母语音乐文化为根基，各类学校要“根据中国”设置中国乐理、传统音乐概论、中国作曲法、中国曲式学等特色课程，让学生像熟悉“母语”及其语法那样熟悉本国、本民族的音乐语言与音乐理论。杜亚雄先生撰文呼吁《为建立以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体系而奋斗》（1998），《弘扬民族传统文化 加强音乐母语教育》（2006），并倡导《世界音乐教学应与母语音乐教育相结合》（2008）。谢嘉幸提出“中华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是任重而道远的跨世纪工程（1996）。华中师大漆丽娜在硕士论文中强调“母语”化基础音乐教育不同于“民族化教学”的本质在于“母语”教学是体系性的，不是西方音乐教育体系化内容的附庸或补充。

“母语”（mother tongue／parent language），从语言学看，是母国语、本族语、本地语和家乡话等不同场域母语的统称。从文化学看，“母语”是一个人在本族语言环境形成的本土文化和地方性知识的集中体现。“母语是民族的标志和象征，是民族的灵魂”，是流淌在民族血液里的DNA（法国都德）；保护母语，就是守护自己民族的精神家园和文化基因（周海中）；呵护母语，就是留住民族文明的根（刘汉俊）。中华母语音乐文化就是中华民族本土音乐文化和地方性音乐知识的集中体现，是中华民族精神之根与文化之魂。中国音乐教育学的学术自觉和话语体系建设，首先要树立中华母语文化意识，建立中华母语音乐文化教育观，自觉传承母语音乐文化传统。

5.从学术自觉的逻辑看，全球化语境下“（在）中国的音乐教育学”经历了从对外来文化的移植、选择与借鉴，到对自身文化建设与发展，重建本土化的方法论，逐渐增强文化主体意识，对本土文化的创造与生成，重建音乐教育学本土化研究的方法论，体现出鲜明的文化自觉性以及对自身文化创造内涵的丰富性，凸显 “音乐教育学本土化”“音乐教育学中国化”到“中国音乐教育学”的主体建构，体现了音乐教育学学科发展的民族性自觉与话语体系构建，为中国音乐教育学走向世界、参与国际对话、提升国际影响力奠定了基础。简言之，“（在）中国”的音乐教育学，主要指古往今来在中国大地上产生和发展的音乐教育学。大概包含三部分，一是“拿来主义”引进或基于西方话语体系的音乐教育学（包括音乐教育哲学与教学方法等）；二是吸收借鉴、洋为中用、融合创生基础上的“音乐教育学的中国化”或“本土化”；三是扎根中国传统，具有中国智慧、凸显本土性的中华母语音乐文化教育学，即本文所强调的中国音乐教育学。

中国音乐教育学是指以中华母语音乐文化为主要素材，运用中国人思维方式、心理特征、审美理想、价值观念、中国音乐文化体悟传统，领悟中国音乐的独特审美意蕴及中华美育精神，把学生培养成具有民族审美积淀和精神气质、文化认同感与文化自信的时代新人。这意味着发展中的中国音乐教育学，逐渐摆脱西方话语体系的桎梏，用饱含中国智慧的哲学理念、主体清晰的话语意识、民族特色的话语风格、崇善向美（气韵生动）的美学追求、特色鲜明的教育思想，回归中国音乐教育学话语创生的文化之源与话语创新源动力，凸显中国化的理论阐发、本土化的中国经验，增强有翼的学术创生力，向世界发出中国声音，分享中国智慧，贡献中国力量。

二、中国音乐教育学话语体系构建的时代诉求

“话语”（discourse）一词肇始于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语言学教程》，是对“语言”（language）和“言语”（speech）的阐释。语言是说话者的语法、词汇的内在系统，言语是说话者说出的可以被别人理解的话语。我国《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话语”有两种含义，作名词是“可以言说的话，表达的思想、记录下来的文字”；作动词是说话、谈话，“具有代替语言的动作方式”。此后，话语被广泛运用哲学领域，是后现代哲学和文论的一个重要概念，并有不同的内涵。“维特根斯坦认为话语是语言的游戏；海德格尔认为话语即表达；伽达默尔的话语即诠释以及哈贝马斯的话语即交往；吉登斯的话语即实践”⑦赵梦雷：《论中国特色教育学话语体系构建的逻辑》，《当代教育科学》，2020年，第6期，第3页。，福柯认为话语即权利，是某一时代特有的“话语秩序”⑧管建华：《音乐话语体系转型的研究》，《中国音乐学》，2018年，第1期，第13页。，“是蕴含在人们社会实践活动中对知识、真理、价值和意识形态的看法”⑨周宪：《什么现代性批判》，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345页。转引自朱玉江、张惠婷：《实然图景与应然诉求—中国音乐教育话语体系的当代构建》，《人民音乐》，2019年，第4期，第80页。。任何教育都会受到特定话语体系的影响，并随着社会文化变迁而变迁。因此，音乐教育学话语体系建设是中国音乐教育学发展的根本性问题。

（一）三大话语体系建设：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工作的时代命题

“话语体系不仅具有标识身份、凝聚共识、培育认同的价值”，⑩孙元涛：《论中国教育学的学术自觉与话语体系建构》，《教育研究》，2018年，第12期，第33-36页。还有表达实践、改变实践、创生实践的力量。当前，我国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思想的指导下，召开了四次“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理论研讨会”，标志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研究进入了自觉的话语意识和学术自觉时代。意味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不再沉迷于西方话语，而从中国实际经验出发，构建适合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三大话语体系，着力加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这也是对中国音乐教育学三大体系的建设而提出的时代命题。

在构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语境下，音乐学界探讨了中国音乐理论话语、音乐创作话语、音乐表演话语、音乐教育话语等方面的问题。如在音乐教育话语方面，有学者认为我国音乐教育深受西方音乐教育话语体系影响，带来了“音乐教育话语的本土性失语”“音乐教育话语的文化主体性消解”“音乐教育理论话语的西方化”“音乐教育知识话语的科学化”“音乐教育话语的创新性缺乏”⑪朱玉江、张惠婷：《实然图景与应然诉求—中国音乐教育话语体系的当代构建》，《人民音乐》，2019年，第4期，第80页。等图景与困境。在中国传统音乐教育话语方面，有学者从文化哲学视角认为百年来的传统音乐教育话语表现为“经典现代化理论下的传统音乐教育话语的失语与依附性发展；后现代文化理论下传统音乐教育话语文化主体性皈依；综合现代化理论下传统音乐教育话语的创造性转化”。⑫朱玉江：《中国传统音乐教育话语的文化哲学省思》，《音乐研究》，2020年，第5期，第86页。可见，中国音乐教育学的话语体系构建需要在反思西方中心论基础上，从中国音乐及其教育自身入手进行深入思考、挖掘彰显中国特色、具有中国智慧的音乐教育学，这是当今中国特色音乐教育话语体系构建的应然诉求，因为这可以激发母语意识，树立有根的中华母语文化观，提升中国话语的学术自觉力。195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界定：“母语是指一个人自幼习得的语言，是其思维与交流的自然工具”⑬Fishman,Joshua A.,Readings in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Berlin,Boston: de Gruyter Mouton,1968.；1999年第30届大会决定，自2000年起每年2月21日为“国际母语日”（International Mother Language Day），从而促进语言与文化的多样性、文化身份的确认与文化传统的认识。因此，激发母语意识，树立有根的中华母语音乐文化观，能增强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国家文化安全、社会稳定和谐，会给人带来“有根”的稳定感，并增强中国音乐话语的学术自觉力。

（二）国家文化战略发展：全面复兴传统文化的当代历史语境

中国音乐教育学的话语体系建设，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愿景在音乐教育学科中的具体回响和世界表达。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全面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国家文化安全与文化软实力是新时代国家文化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大战略和国策。从20世纪中国采用西方音乐话语体系，到今天提出的复兴传统音乐文化的话语体系，是中国作为大国崛起需要彰显自己文化价值体系的回归，是回应世界多元文化历史语境下中国音乐主体话语的“移位”和主体音乐话语的“归位”，是后现代生态文明转型出现的主流话语，如“世界生态多样性”“文化多样性”的音乐话语体系⑭同注⑧，第25页。的哲思。因此，坚守优良传统、持续传承积累，“尊重共同的民族心理素质和民族音乐文化认同，是实现国家、民族音乐文化安全和世界音乐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保证”⑮王耀华：《音乐守正创新与国家文化安全》，《音乐研究》，2021年，第4期，第104-105页。。

新时代中国正值文化大国走向文化强国的关键时期，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体系、表演体系、民间音乐术语作为中华母语音乐文化中的一种特殊语言，理应作为中国音乐教育中的基础话语，学校音乐教育理应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旋法结构（如“鱼咬尾”“连环扣”“双蝴蝶”“一串珠”“金橄榄”等）、腔音腔韵、审美意蕴、文化内涵如背景、源流、精神内涵、外延、功用、价值等系统学习与深入研究，特别是对天人合一的哲学基础、感觉妙悟的心性特点、民间音乐术语体系、各种音乐类型所涉及的理论总结、表演技术、传承发展等应该涵盖其中⑯同注⑤，第313页。。

由此可见，建构中国音乐教育学话语体系，要根植中华文化、中国历史和中国传统，要强调中国式审美和心性逻辑、东方式音乐思维范式与人格范式，回归话语创生的文化之源，增强中国话语的生命力，与东西方进行平等的差异性对话，增强中国音乐话语体系的生命力。

（三）坚定文化自信：中华优秀文化走向世界舞台的必由之路

要构建富有中国特色的音乐教育学话语体系，首先要坚定文化自信，从娃娃抓起进行中华母语音乐文化教育。针对不同层次学生年龄特点有计划、系统性设置中华母语音乐文化教学内容，加大中国传统音乐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教学比重，“鼓励对地方民族民间音乐资源的开发和利用”⑰王安国：《我国学校音乐教育改革与发展对策研究》，《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第10；11页。；“将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如勤劳、朴实、善良、勇敢、尊老爱幼、尊师重道、诚信、谦让等，有机地融入各种音乐活动中，做到优秀传统文化形式与精神情感内涵的统一”⑱王安国：《我国学校音乐教育改革与发展对策研究》，《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第10；11页。。让中国的学生从小建立对中华文化的“文化自觉”和“自知之明”，明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来历和形成过程、所具有的民族特色和发展趋势⑲李默海：《费孝通“文化自觉”思想及其在新时代的意义》，《重庆理工大学学报》，2021年，第10期，第161页。。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传承与创新性发展落实在日常生活与教学中，既要扎根中华民族的音乐文化土壤，着眼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和国家文化战略，开拓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之路，又要汲取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成果和经验，从文化传承与文化创造、文化传播等角度思考中华母语音乐文化教育问题。这既是宏观的社会发展诉求在音乐教育学科建设中的当代表达，也是被作为中国音乐教育学科发展征程中面向新时代、面向未来的“中外关系问题”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学术话语体系中的创新性呈现，是坚定文化自信，提升中国音乐教育学术话语，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舞台不竭动力。

三、新时代中国音乐教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路径

（一）立足母语文化：明确中国音乐教育学学科发展方向

1.有机融入“三种文化”，把握中华母语音乐文化内涵

“三种文化”主要指“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时代中国音乐教育学的学科发展，首先要立足中华母语音乐文化，正确认识“三种文化”，发现中国文化传统实践“活”的方式和创新、生长的状态，辩证把握中华母语音乐文化内涵。具体来说，中华母语音乐文化，是指中华各民族、各地域代相传承的优秀传统文化以及运用本民族特有形式创作的、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意蕴的创作音乐。不仅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民间音乐（民歌、歌舞、说唱、戏曲、民族器乐等）、文人音乐（古琴、词调音乐等）、宫廷音乐和宗教音乐等，也包括建党百年来中华民族用热血锤炼的、蕴含红色根脉的革命传统文化，还包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奔向民族复兴之路、奔向小康社会所创造的，反映新时代风尚、积极向上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中国音乐教育学学科话语体系建设，需要根据不同层次学生的心理特点和学习特点，将“三种文化”的优秀成果有针对性地融入大中小学音乐教育体系，不仅体现在课程标准、课程教材、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内容等各个方面，还要在教学方法、体悟模式上进行教学改革，“使我们的下一代能像语言教育中接受普通话那样地得到较好的中国传统音乐的教育”⑳王耀华：《中国传统音乐研究50年之回顾与思考》，《音乐研究》，1999年，第3期，第14页。。

2.扎根音乐母语传统，躬身中国音乐实践

首先，要扎根音乐母语传统，从传统音乐的母语、中华优秀传统音乐文化的常见的五大音乐形态中寻根溯源，继承传统民歌、戏曲、说唱、民族舞蹈、器乐等母语音乐传统精华，使用凸显中华民族音乐母语的本土核心概念、民间传统音乐术语，以及符合中华民族文化身份的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体系于音乐教育活动中。继承和发扬中华母语音乐文化传统，就像学习语言“母语”那样牢固地掌握中华民族的优秀音乐文化㉑王耀华：《中国近现代学校音乐教育之得失》，《音乐研究》，1994年，第2期，第10-17页。。加强中国音乐的“语法”结构、演变规律、音乐风格韵味及基本音感、色感的听辨等基本训练，建立中国音乐的价值观念（如音乐本体观、音乐风格史观、音乐文化哲学观等）、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体系（如中国乐理、民族视唱、音乐声音美学、中国传统音乐曲式学、传统音乐结构学、传统乐谱学等）和中国传统音乐表演理论话语体系（如“字正腔圆、依字行腔”等唱论表演美学，“弦与指合、音与意合”等中国传统琴论美学追求，“唱念做打、四功五法”等戏曲表演实践），明确“三种文化”具有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伦理道德等，明晰丰富多彩的中国音乐文化蕴含着中华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审美理想及艺术价值等文化哲学基础，这是建立中华母语音乐文化的话语体系和中国音乐教育学的母语文化主体地位的核心内容。即中国音乐教育学的话语体系构建，就是要运用中国本土特色的音乐术语、核心概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具身体悟方式等进行教育实践，利用中国音乐教育哲学理念、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中国音乐审美观念、中国音乐道德话语与伦理主体术语等进行母语传统音乐教育。

其次，运用中国智慧和思想立场，明晰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智慧、文化身份、价值立场和民族观念，躬身中国音乐实践，体察和洞悉中国传统音乐理论话语体系及艺术特性。利用现代科技与跨学科融合等手段，尝试以话语创新阐释中国特有的音乐现象、经验，解决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用传承中国文化血脉的新概念、新话语来表达中国经验，凸显中国音乐教育学话语体系的独特性；以既有的中国话语实现文化交流，这是区别于他文化音乐教育话语与众不同的思维方式、审美观念和审美范式，如“中和”的音乐审美观、基于心性论的音乐有机整体观、独特风味的腔音腔韵，气韵生动的美学追求，不确定记谱法，死音活唱，即兴创演、口传心授的音乐教学行为，以及将传统诗歌、绘画、音乐、舞蹈、戏剧、影视传媒等融于一体，实现传统与现代、话语与实践的综合融通，形成中国特色的音乐教育学话语体系。

（二）世界文明互鉴：全球化语境下中国音乐教育学主体意识与话语立场

全球一体化、世界文明互鉴语境下，要增强中国音乐教育学主体意识，凸显人民本位、崇善向美、求实创新、自我革命的时代精神，发展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才能在世界文明互鉴与交流中保持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推动我国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和谐发展。

首先，要有强烈的文化主体意识，立足本土文化，树立中华母语音乐文化的主体意识与话语立场。从中国地区性音乐风格这一自我文化主体出发，在与他文化音乐话语及教育话语的对话交流中，具有自主选择音乐文化发展方向的意识，在领悟中国各种民歌、说唱、戏曲、曲艺、器乐等地区性歌唱风格、戏曲表演韵味、乐器演奏风格和音乐流派风格基础上，即“明确‘我是谁’的问题。”㉒同注⑫，第89页。能在健康向上的中华母语审美实践中感知、体验与理解艺术，逐步提高审美感受力、文化理解力、表现创造力，形成正确的民族观、历史观、国家观、文化观，具有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坚持以美育人、以美化人、以美润心、以美培元，提升人文素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㉓教育部：《义务教育艺术课程标准（2022年版）》，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1页。。

其次，坚持中国音乐教育学主体话语立场的同时，顺应世界多元音乐文化的发展态势，保持与他文化音乐教育对话中的融通性。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为指导，立足当代中国现实，寻求多元智慧，融通他文化中音乐教育话语的合理成分，汲取丰富营养，运用中华母语主体生命本位的表现型言语能力，引领多元话语思维交流，共建多模态的音乐教育话语表达模式，展现完整清晰的中华文化主体风格，探寻话语体系的中国表达方式，诠释话语体系的中国文化身份，使中国音乐教育体系与其他异文化共同体的音乐教育体系中有中华母语文化特质的区别。㉔新华网：《习近平提出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国方案”》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xxjxs/2019-05/16/c_1124502802.htm，2019年5月16日。

（三）对话交流互动：中国学者走向世界文明对话的文化身份与话语资格

从词源学角度看，“对话”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它既包括言语的交流，也包括思想的交锋。“对话”作为一种理论广泛运用到哲学、生活各个领域。从哲学视角看，“对话”是人类存在的本质，人类思维的正确方式和参与世界活动的基本形式。如德国哲学家马丁·布伯的“对话理论”是在胡塞尔“主体间性”学说基础上，将双方视为对话的主体，是“我—你”平等、合作的关系；俄国巴赫金强调“语言、生活、思想的本质都是对话。英国戴维·伯姆强调对话是交流、共享、获得新的理解、创造新的意义过程，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谈话和交流”㉕李晓仙：《对话理论视域下高中整本书阅读教学研究》，2020年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15页。。巴西教育家保罗·弗莱雷提出了“对话教学”的理论，认为对话是一种创造行为，教育中要注重对话，没有对话就没有交流，也就没有了教育。

全球化语境中面对日益频繁的文化交流，中国音乐教育学者如何用代表中华母语音乐文化的主体身份，积极主动参与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的互动对话呢？

首先，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中国现实，挖掘中国传统哲学美学智慧，注重本国、本民族的音乐文化生态、文化脉络以及基于我国在音乐教育学领域积累的本土经验与学术传统、建立的学科体系以及传统音乐理论话语体系，用中国传统音乐的思维方式、哲学观、审美观、历史观、文化观等诠释中华母语音乐文化主体性的内容，为世界音乐教育学贡献中国本土创新的“中国经验”“中国智慧”和“中国理论”。要立足本土，放眼世界，有坚定的学术立场和充分的学术自觉，与国际学术界开展互动对话交流，实现中国音乐教育学话语本土创新的“向外迁移”和“世界表达”，不断提升中国音乐教育学的国际影响力。“应当有选择地吸收、借鉴，加进我们自身的体悟，对外来音乐文化予以消化、融合… …实现眼界宽、思路广、体悟深、方法得当、技能技巧多样的音乐文化交流”㉖同注⑮，第109页。，体现中国传统音乐教育话语的文化主体性，而不是消极被动地单方接受外来文化，也不是否定和排斥西方音乐教育话语，而是进行互为主体的对话，以此走出中西音乐文化及中西方音乐教育二元对立的话语窠臼。如新疆师范大学张欢教授秉承美国音乐人类学家胡德的“双重音乐能力”理论，提出“双重乐感”理论，强调用“融入”的切身体验建立“本我”，用“跳出”欧洲音乐体系上的“听觉偏见”来寻找“超我”的状态、思考和追寻“本我”的文化根源。长期旅居美国华人音乐家、作曲家周文中先生，长期致力于对中华母语音乐文化的坚守、发展与创新，半个世纪以来在西方身体力行，用“双视角”观照中华母语音乐文化在世界音乐中的传承、弘扬与传播，对东西方音乐文化交流做出了积极贡献。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教授冯志强，汲取中国哲学经典智慧，出版音乐教育哲学著作《音乐教育之一道：中国经典智慧》（A Way of Music Education：Classic Chinese Education，牛津大学出版社，2018年），他站在国际学术前沿以“中国文化使者身份”向世界传播中国智慧，这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世界传承做出巨大贡献。

其次，在中国音乐教育学学术自觉和话语体系建设中，借鉴国际先进的教育理论和经验，实现跨学科、跨文化域外创新的“创造性转化”，实现音乐教育学中国化的“向内迁移”和引用“世界经验”；以中国的哲学思想和思维方式，对西方音乐理论话语进行学术反思与凝练，增强对于中国教育经验的研究与体认，提升为本土化的理论知识和经验，实现“中国音乐教育学不单是世界经验本土化的‘中国应用’，而应是中国音乐教育之根本问题的解决、中国教育根本问题之理论、中国音乐教育体系的创造性转化，是以中国化的理论阐释中国式经验，是‘中国音乐教育’之学”㉗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协调会议办公室编：《中国学术与话语体系建构（2016）》，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79页。。

由此，建立“中华母语音乐文化和世界多元文化并存”的“双语系统”和“双视角”观照，积极参与各国文化交流和各种线上线下会议，为中国学者走向世界舞台、与他者进行文明对话，促进国内外音乐教育学术交流提供了便利的机会和互动的平台，使中国学者更加明确自身文化身份，向世界讲中国故事，分享中国经验。如香港教育大学梁宝华教授十多年来坚持中华母语音乐教育研究，在香港中小学推行粤剧教育，并将这一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研究成果推向世界音乐教育舞台，代表中国学者向世人发出中国声音，他用自己的学术成就和人格魅力得到了世人的广泛认可，他当选为国际音乐教育学会的新一届主席（2022—2026），获得了世界文明对话的话语资格。谢嘉幸教授于1999年提出“让每一个孩子会唱自己家乡的歌”，并践行于教学科研实践中，他主动向世界发出中国声音，其《教学生唱自己家乡的歌》2010年曾获国际音乐教育学会吉布森国际大奖。体现出中国学者走向世界文明对话的中国主体意识、话语资格和文化身份。

结 语

中国音乐教育学的学术自觉与话语构建，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愿景在音乐教育学科中的具体回应与世界表达。每一位师生都应该具有传承中华母语音乐文化的自觉意识和真切行动，建构一种较为系统、完整的独立话语体系范式，显示中国本土化话语特色和传达本土化实践内涵以及理论精神，而非作为“依附性”“附属性”的话语体系构建，是运用中国传统音乐理论与表演话语体系、以中国的表达方式成熟地表述中国经验，传递中国声音，体现中国思维，凝聚中国价值观念，言说中国音乐教育实践，并树立“有根有翼”的中华母语音乐文化观与课程观、“类主体间性”的音乐课程观和教育观，将盛行于当下高校的西方音乐教育知识话语转换为中国本土特色的音乐话语构建；将简单性思维之于高等音乐教育研究所产生的研究视界的狭隘性转向复杂性思维的学科交叉融合性；将西方现代性观念之于高等音乐教育人才培养的技术理性转向重视人文素养的形塑㉘朱玉江：《论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的中国高等音乐教育》，《人民音乐》，2021年第5期，第48页。，从而“培养知中国、爱中国、堪当民族复兴大任新时代文科人才；… …创造光耀时代、光耀世界的中华文化”㉙齐易：《“新文科”背景下的中国传统音乐学校传承体系建构刍议》，《中国音乐学》，2022年，第1期，第81页。，为构建体现中国传统、中国智慧的中国音乐教育学话语体系而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