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明

经典文本是指经过历史检验的或当下正在发生影响的，能对读者产生有益启迪的文学作品。经典文本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其具有春风化雨般的价值浸润，甚至蕴含着对人类最伟大的关怀和哲思，因此将经典文本的思想意蕴更好地传播给读者是一项值得探究的问题。本文指的绘本是区别于连环画直白的写实风格，以图为主、文为辅，融故事、情感、意境、逻辑多要素于图画，通过留白启迪读者想象思维，培养读者观察、想象、推理等创造能力的“译画”①鲁迅：《丰子恺绘画鲁迅小说》，丰子恺绘，天津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295页。。

绘本具有叙事连贯、易于阅读理解、便于收藏、能够启发创造性思维并培养读者专注力和审美鉴赏力等优势，因此将经典文本改编为绘本，有利于经典文本进入大众视野。同时，经典文本具有极高的思想意蕴和艺术价值，以经典文本为基础也有利于形成一批具有传承性的绘本作品，这类作品极有可能长久地占据文化市场主流。当下市面上绘本叙事作品尤其是面向儿童的绘本叙事作品固然很多，但是由经典文本改编而成的较少，因此在纷纭杂沓的绘本市场背景下研究如何将经典文本改编成思想性、审美性兼具的绘本叙事作品，具有很大的实践价值。透过鞠占圃《桃花源记》绘本②陶渊明：《桃花源记》，鞠占圃绘，山东画报出版社2019年版。对陶渊明《桃花源记》的改编转述，便能窥见这种价值所在——它是在确保经典文本文学思想不变的基础上进行的以图像符号为元素的艺术再创造，能使经典文本在图文共叙中实现更鲜明更深刻的视觉艺术效果，能让读者获得不一样的阅读体验，并更准确地传达原作品的思想内涵。

一、经典文本改编绘本的叙事艺术

绘本因为图像的直观性和视觉元素的丰富性而具有独特的表现力，其直观的本质特征决定了读者在对绘本的理解上比对文字的理解更快，正如四川美术学院教授王林所指出的：“图不同于文的地方，乃是图像可以借助浯言文字彰显，也可以独立自主完成。”①王林：《绘本艺术的可能性——从图文关系说起》，《美术》2017年第7期。

更具体地说，绘本的叙事原理就是通过图像（由角色、神态、道具、空间、结构、细节、场景等视觉符号构成）这种视觉语言蕴含的信息以及各视觉元素共同形成的张力（角色塑造产生的形象对比、视点转移产生的视觉变化、色彩明暗产生的刺激作用、留白处理引发的想象、材料质地带来的感知等要素共同形成的视觉冲击力）作用于读者，让读者在“虽静犹动”的画面中接受视觉信息，理解故事内涵，产生情感共鸣，继而影响读者的思想乃至行动。它是一种能把文字与图像两种符号结合起来表达、转述或建构故事意义，但又以图像符号为主进行深层次主题意义表达的视觉艺术形式。

绘本叙事的实现方法与小说叙事有共通之处，譬如传统单线型结构的小说常常以时间或人物命运为线索，沿着开端、发展、高潮、结局这一逻辑，把一个个场景、情节嵌套在线索中，就好比是用一根线把散落的珍珠串联起来。绘本叙事也同样，它通过点、线、光、色这些元素在恰当的视角下进行构图，并借鉴小说单线索、双线索、虚实结合等多样化手法将图像符号较变为成图像流，在一定文字的贯穿下，使观者在连贯性的图像中体味整体意涵。甚至还可以通过创意编排打破常规，让绘本产生类似电影的艺术效果。

当然，绘本与文学文本作用于读者的感知的路径并不相同：文学文本要经历“由作者创作的文字→读者的感官→在读者大脑中构成形象图景→获得象征意义→读者产生共情”的过程；而绘本则要经历“绘本的形象图景→读者的推理或补白→生成再创造后的艺术形象→获得象征意义→产生共情”的过程。因此，阅读绘本作品相比阅读文学文本需要更多地运用逻辑思维，但对形象思维的养成也同样奏效并来得更直接。故而，绘本这种能结合文字和图像两种叙事符号，并能促进人的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同步发展的视觉艺术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对于绘本中故事意义的构成形式，加拿大著名学者培利·诺德曼(Perry Nodelman)在《阅读儿童文学的乐趣》中有所提及，他认为“一本绘本至少包含三种故事：文字讲的故事、图画暗示的故事以及两者结合后所产生的故事”②［加］培利·诺德曼：《阅读儿童文学的乐趣》，刘凤芯译，天卫文化图书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91页。。当然，在绘本中文字只能是少量的，但这种少量的文字通常情况下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尽管绘本的图像符号更多时候能够独立完成叙事，但考虑到画面情节的递进性、视觉信息的完整性以及读者阅读的流畅性，绘本叙事仍需要由文字来辅佐。

具体到绘本叙事的艺术设计和叙事方法，艺术家鞠占圃以陶渊明《桃花源记》进行改编的绘本中就有基本的体现。

（一）表现手法鞠占圃《桃花源记》绘本采用山水画中的平远法（属于散点透视法中的一种）构图，这种方法如同摄像师举起相机平行向前取景，既可以捕捉眼前的近景，也能捕捉远景。其优点是便于以不同的视点构筑融入作者创造性想象的情景交融的图像，呈现出宽广的视觉空间，使图像远近分明，立体感更强。

在平视视角下，鞠占圃通过对细节的刻画和明暗的处理来达成图像视觉效果。譬如阡陌纵横之间高低错落的布局，色块差异的配置，人物远近、大小不同情状的安排，庭院里农舍梁柱棱角分明的呈现，院内主人与客人围坐氛围的营造，地上游走的鸡鸭鸟禽的勾勒，都在其粗细、大小的线条和笔画的精微刻画下凸显出分明的空间感。而在色调方面，鞠占圃把微弱的明暗对比运用得恰到好处，让读者在微妙的明暗变化中进入温暖的想象，进而产生朦胧而柔和的情感。如：人物衣服着白色，花草着粉色、绿色或白色，树木着黑色，土地着土黄色，农舍多是青瓦红柱，远处若隐若现的田地和山峦则用淡青色，并且远山与近山之间颜色的浓淡也有对比，因而显现出了山谷深邃的立体效果。就线条与色块来看，两者之间浓淡分明，明暗之间变化有度，而整体画面又形成以黄、橙、红、粉为主的暖色调。如此，《桃花源记》绘本便在细节的刻画与明暗的变化中实现空间的立体观感，这种由艺术家用线条、笔画在平面上所做的空间建构，直观而形象地表现了《桃花源记》原文学文本所要再现的意象。

上述平远法的运用在绘画艺术中最为多见，譬如元代赵孟頫的《水村图卷》、元代画家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和元末明初画家倪赞的《紫芝山房图》等。这些著名的画作采用的就是平远法的构图思维，平远法使图景呈现出大气磅礴的立体气象，是绘本创作可借鉴的常见构图手法。

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艺术家的构图手法当然还可以有更多选择，譬如散点透视法中除了平远法，还有高远法、深远法等，可以根据需要灵活运用。这些方法受空间和视角的限制较少，能自由灵活地变换观察事物的视点，达成不同的视觉效果。相较于散点透视法，焦点透视法因注重在近实远虚、近大远小的规律中寻找观察事物的支点，也能构建起出奇的艺术效果。譬如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运用的就是焦点透视法，所构成的图画就像摄影师平举相机把中心焦点集中在耶稣正面的额头，而更远处的事物则做了虚化模糊处理。这种虚实、明暗、大小、远近的布局，为在平面媒介上构建三维空间感创造了可能。

（二）艺术结构视觉叙事注重作品全局与局部、普遍与重点相互协调的视觉结构，以期达到电影般的转场效果。绘本作为视觉叙事艺术，就需要采取相应形式和叙事结构达成这种目标。譬如鞠占圃《桃花源记》绘本就采用了“互动式简报(Interactive Slideshow)”①Edward Segel and Jeffrey Heer.“Narrative Visualization: Telling Stories with Data”. IEEE Transactions on Visualization and Computer Graphics 16.6（2010）：1139-1148.形式，让20张绘图如一套完整的幻灯片呈现出既独立又密不可分的互动性叙述结构。这种既静止又能根据需要滚动的视觉图像优于转瞬即逝的影视画面，因为它可以确保读者在进入下一个视觉图像前，细致欣赏特定的某一幅画面，有足够的时间观察作品传递的信息，在独立赏析与次第呈现结合中锻炼思维能力并领略作品内涵。

在具体实践中，还可以借鉴小说叙事的结构形式，譬如以“时间线索”“视点转移”“层层递进”“时空变换”等方式组织结构。无论采用哪一种结构形式，绘本阅读都是一种可以由读者自由把控，实现作者与读者双向驱动、实现意义传达的过程，绘本作品既具有画面连贯性、情节递进性、叙事视觉性的特点，还具有可供读者细读慢品的优势。

（三）叙事语言绘本的叙事语言与文学文本的叙事语言一样，都有“什么人物、什么事件、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原因、结果如何”这六个叙事元素，都具有记录信息、传播思想的功能，但表达形式却不一样。文学语言叙事常常运用比喻、通感、拟人、象征等手法使要表述的事物形象化，并通过设置线索、构建矛盾冲突、控制节奏等方法把一个个场景建构成一个形象化的故事整体，读者在阅读时通过抽象思维（获取文字的象征意义）→形象思维（建构人物的形象）→思想意涵（获得主题意义）的顺序获得文本的意义；而绘本的叙事语言相比文学文本的叙事语言，就更加具体可感了，或者说绘本的图像本身就是形象化了的文字，它通过包括角色与道具、造型与细节、空间与结构等叙事元素共同构成的有机体传递信息，它本身就以一种视觉形象而存在，所以阅读绘本时看到图像就能直观地感知到它所要表达的意义（当然这种意义可能会有多种解读）。

为了达成叙事目的，绘本要通过线条、色彩、结构等元素描绘出一个形象化的事物，使这个形象化的事物成为能代替被描摹事物的“像”，通过这个“像”引申出作者所要表达的最终意义。譬如要表现“汗滴禾下土”，画家要绘制出老农、土地、禾苗、锄草、汗滴以及烈日映照等形象化场景，并通过色调搭配、明暗处理等手法达成适切效果，让人看到图像便产生“怜农”的情感。而文字叙事则可以直接表意，如“粒粒皆辛苦”，就直接道明了农人的辛劳和粮食的来之不易。因此，相比之下，文学叙事容易一些，绘本叙事相对较为复杂，因为文学叙事是用抽象的文字符号相对自由、相对主观地再现事物的形象，而绘本艺术家则要用生动的画笔尽可能客观地将事物形象准确地描摹出来。

另外，绘本主要靠图像符号完成表意功能，常强调写实与写意结合且更侧重于写意的方法，让图像承载着蕴涵和寄寓，实现韵境交融效果，这就需要在“什么人物、什么事件、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原因、结果如何”这六个叙事元素搭建的叙事主体的基础上，构建起潘诺夫斯基阐释的关于图像学的“三种层级”理论的意义，即：眼睛可观察到的元素（事物）层级；眼睛可观察到的元素（事物）之意象与寓意的层级；眼睛可观察到的元素（事物）意象与寓意之背后深层精神或文化内涵层级①翟治平、王韦尧：《广告图像中对比形式设计之探讨》，《设计学报》2009 年第1 期。。譬如鞠占圃《桃花源记》绘本的20幅图，第一层级就是肉眼可见的美丽和谐的桃花源图画，第二层级是作者对美好生活的憧憬，第三层级是作者对所处的现实社会的批判。这实际上涉及与图像本体等有关的阐释，因此我们可以做个类比：“如果说，文学作品本体是由言（语言）、象（形象）、意（意蕴）构成的话”②王岳川：《汉字书法与文学之美》，爱思想网，https://www.aisixiang.com，发表日期：2009年5月8日。，那么绘本作品的本体就是由图（图像自然存在的意义）、象（图像的象征意义）、意（图像象征意义指向的社会意义）组成的。鞠占圃《桃花源记》绘本再现了陶渊明对美好社会的憧憬和对纷乱现实的批判，其采用虚实结合手法达成了韵境交融的效果，再有文字的辅佐，桃花源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艺术意象跃然纸上，使绘本的内涵和外延得到了丰富和扩展。

二、绘本与原文本的互文策略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是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概念，指“一切时空中异时异处的本文相互之间都有联系，它们彼此组成一个语言的网络。一个新的本文就是语言进行再分配的场所，它是用过去语言所完成的‘新织体’。”③［比利时］布罗克曼：《结构主义：莫斯科—布拉格—巴黎》，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62页。绘本与被改编的原文本之间具有密切的互文性，也必须具有密切的互文性，正如儿童文学家彭懿所言，“绘本是用图画与文字共同叙述一个完整的故事，是图文合奏的”④转引自彭懿：《图画书阅读与经典》，《中华少年》2013年第7期。。但必须强调的是经典文本改编绘本在互文性上要求更加讲究章法，否则就不利于表现原文本的主题意义。

绘本创作的互文性手法通常情况下可以概括为并列式互文、互补式互文、“对位”式互文三种。并列式互文是指将原文本的原始文字或提炼后的文字与绘本的图像有机并列在一起，由两种符号按原文逻辑对同一事件做并行叙事，两种符号虽然相互独立，但却相互呼应；互补式互文是指文字和图像相互不能独立，只能通过两者相互补充才能实现完整的叙事并获得新的意义，譬如比利时画家马格利特（René Magritte）的著名作品《这不是一支烟斗》，就是通过在原本是一支烟斗的图画旁边配上“这不是一支烟斗”的文字，从而产生新的意义；“对位”式互文更加复杂但也更加奇妙，如英国著名作家菲利普·普尔曼（Philip Pullman）所言，“图像意义和文字意义交互作用的复杂性，是二十世纪在说故事的方法上最伟大的发现，命名为‘对位’”①转引自张伟英、沙海燕：《图画故事书中图、文交互关系研究》，《装饰》2009年第4期。。它仿照作曲美学规范中将多种韵律进行组合从而烘托出新的音乐氛围和气息的方法，把看似不相干的文字和图像组织在一起，“对位”出新的意涵。上述三种互文性手法中的第二、第三种手法的运用较为复杂，读者阅读理解时也更难，当然如果运用得当，美学价值也更高，对读者的创造性想象思维的拓展也更有帮助，但作为改编转述经典文本，通常选择并列式互文手法较为适切。

自20 世纪60 年代反传统思潮掀起，艺术的发展推动绘本这种艺术类型呈现出主题内容、读者对象、创造风格多样化的特点，而经典文本所改编的绘本作为绘本中的一种特殊类型，属于既定文学文本与图画两种表意形式、两种艺术向度的结合体，两者之间如何更好地互涉融合，关系到作品内涵的深浅以及读者在作品内涵中收获怎样的情感共鸣。关于这一点，鞠占圃《桃花源记》绘本尽管使用的是简单的并列式互文手法，但通过适切的艺术策略的运用，同样获得了较好的艺术效果，使该绘本彰显出独有的魅力。

（一）叙事策略在如何通过绘本叙事准确转述《桃花源记》原文本思想内涵、主题意义上，鞠占圃秉持既继承又创新、既写实又写意的理念，让绘本叙事既保留有原时代的印记，让陶渊明追求道家淡泊名利、崇尚自然的和合思想得以表达，又避免了在一味写实中把读者代入一个回不去的远古时代的弊端。作品通过写意为先的策略，实现绵里藏针、若隐若现的意境美，让读者有结合传统元素与现代经验进行思索的空间和余地，这一点非常关键。而这种意境美在绘本中主要就是靠图像刺激读者的感官所获得，因为“在日常生活经验里，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往往可以彼此打通或者交通，眼、耳、舌、鼻，全身各个官能的领域可以不分界限。颜色似乎会有温度，声音似乎会有形象，冷暖似乎会有重量，气味似乎有体质”②钱锺书：《钱锺书论学文选》第6卷，花城出版社1990年版，第92页。。鞠占圃以渔人为视点，以其行迹为线索，借鉴电影镜头转换策略多角度切换画面，把点、线、面结合起来，并通过并列其中的原文本文字对绘本图像的信息进行引导和补充，使特意刻画的图画情节有序呈现，推动叙事进程，让读者从中读出意义，感知韵味。

因此，透过鞠占圃《桃源源记》绘本，我们看到经典文本与绘本适切的互文性关涉，可以使形象化的图像符号转述相对抽象的文字符号所要表达的意义。同样，文字符号作为图像符号的补充或组成要素，也发挥着与图像符号相呼应的功能。两种符号互涉交织，对服务于经典文本的主题意义表达具有积极作用。

（二）视觉修辞艺术家善于通过视觉元素的搭配进行视觉修辞，从而形成视觉意义。譬如鞠占圃《桃花源记》绘本就是通过若干图像符号的交集融合，通过整体构图，又通过局部勾勒，最终呈现了桃花林、船、桥、山、房舍、庭院、人、禽畜、青草、农田、大雁等色彩斑斓的多种意象，使绘本本身蕴含的“语言信息”、原文文本既有的“自然信息”以及由各意象、符号、色彩组成的整体视觉符号所寄寓的“象征性信息”，共同实现绘本的图像修辞。

具体地说，视觉修辞是通过整理、组织与修饰来实现表意效果。首先，内容的视觉修辞重点采用排比、象征和隐喻手法。鞠占圃《桃花源记》绘本中的一系列点、线、面等符号，通过错落有致的排列，做到浓淡、起伏、粗细、起止、锐钝上变化有致，灵动自然；同时在写实和写意之间平衡，写实的同时注重意境、意蕴的生成与附着，达到寄情于景，情景交融的效果，这样读者才能从意境中解读出其深层的象征意义和隐喻指向。其次，形式的视觉修辞是通过色彩的搭配、意象的铺陈及空间比例的构建，达成交互错杂、亦真亦幻的视觉效果，实现绘本的整体美感。鞠占圃通过整合、组织、排列等技巧，让一个个具体符号组成的图画呈现出空间层次感，并在文字的引导下实现绘本的叙事，实现绘本传递原文本深层意蕴的功能。正是这些叙事策略和视觉修辞的运用，才使“并列式互文”这种看似单调的互文手法所演绎的绘本同样具有非凡的魅力。

三、经典文本改编绘本的美学要素

经典文本改编绘本属于跨媒介转述，需要作者在创作时把握好绘本作品与原文本跨媒介关涉的准确性，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绘本作者具备包括文学鉴赏能力在内的艺术审美能力，否则绘本作者便无法从众多经典文本中挑选更具价值的作品作为改编对象，更不可能创作出情景交融、意境深邃的好绘本，因为对经典文本进行改编转述并不是简单的插图式的图画呈现，而是在准确理解原作者寄托在作品中的思想内涵基础上的视觉艺术再创造。应该说，跨媒介关涉的准确性、改编者的艺术审美旨趣、跨媒介叙事的创造性拓展能力是经典文本改编绘本应具备的基本美学要素。

（一）跨媒介关涉的准确性鞠占圃《桃花源记》绘本跨媒介关涉的准确性就在于作者在绘图之前对原文本思想内涵的准确把握。《桃花源记》不是简单的山水景物的表达，而是对作者所处时代的不满和批判，并寄托了对理想社会的向往。面对这种具有深刻主题意义的作品，鞠占圃深谙如果简单地提取原文中的意象将变得空洞无味的道理，便创造性地对原文本进行补白处理，将原文本中没能呈现的图景通过视觉图像构建出来，并运用象征、隐喻手法，使绘本亦真亦幻、情景交融，表现了“这不是桃花源，这是对病态现实的批判和对美好社会的憧憬”的高远艺术旨趣。由于鞠占圃在整合、重组原文学文本意象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增加了合理虚构的元素，不仅实现了绘本对原文本的准确传达，而且还实现了绘本来源于文学文本而又高于文学文本的艺术效果。

（二）改编者的艺术审美旨趣艺术审美旨趣决定绘本作品价值，而艺术审美能力又决定艺术审美旨趣。换句话说，艺术审美旨趣的取向决定一个绘本艺术家选择什么样的文本进行改编，而艺术审美能力的高低决定这个绘本艺术家能否把所选文本改编成功。这种审美是包含理性与感性两种认知在内的辩证过程，从鞠占圃《桃花源记》绘本作品呈现的意象、意境、意蕴来看，鞠占圃在动笔绘图创作之前，充分运用了图像学、符号学等知识对陶渊明《桃花源记》原文本做过理性的辨识，看到将其改编转述为绘本作品的价值意义，并以直觉感知到《桃花源记》绘本作品的艺术美感。这种感性与理性的碰撞、品位与思悟的融汇，便驱动了一套经典绘本作品的诞生。

（三）跨媒介叙事的创造性拓展能力无论文学还是绘画终归都是共情的艺术，它们通过激发人的情感，促动人由感性思维上升到理性思考甚至转化为行动实践。绘本作品要实现这种共情目标，绘本作者必须发挥创造性拓展能力，让原文学文本与绘本之间既互文又准确，不但准确还显升华。首先，跨媒介叙事的创造性拓展能力体现在鉴赏经典文学作品的能力上，要能从海量经典文学作品中挑选出适合用作绘本改编转述的文本，这点尤其重要。其次，要能找到适切的创意性的表现手法，以及更匹配的绘画工具和技法来转述原文学文本的思想内蕴，力图使绘本作品的艺术审美意蕴出于原文本而高于原文本。鞠占圃《桃花源记》绘本之于陶渊明《桃花源记》文学文本，既是意象的表现、延展、补充，也是思想、意境的升华，通过绘本与原文的互文关涉，读者阅读效率加快、阅读理解加深、阅读吸收提高，收获了不一样的审美体验。

四、结语

经典文本改编的绘本，其形象化的叙事语言适应信息时代环境下快节奏的阅读需求，其承载的文学思想能更好地滋养人的心灵、净化人的灵魂。但在以影像传媒为主导的当下，如何让经典文本所改编的绘本绽放其应有的魅力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因此，绘本创作者除了需要考虑选择以何种绘画形式与艺术手段对经典文本进行改编，还必须提升自身艺术欣赏能力，并训练艺术创意能力。只有如此，才能以适切的叙事表现方式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创新视觉叙事中的意象表达，使所改编的绘本的美学意境在原经典文本的基础上实现创造性升华。在这些关键问题上，鞠占圃《桃花源记》绘本对陶渊明原作品的改编方法，为经典文本改编绘本的创作者提供了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