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充 周亚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与现状

刘国钧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自1920年于金陵大学毕业并留校图书馆工作,至1980年逝世,刘国钧为中国的图书馆学研究、图书馆实践和图书馆学教育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中国现代图书馆学的奠基人之一。刘国钧著述颇丰,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图书分类与编目、中国书史等领域都做出了卓著成就,而且在哲学、历史、文学等学科也有大量论著。刘国钧逝世后不久,张雨生和戴龙基在《情报科学》1980年第3期发表了《刘国钧先生著译系年目录》[1],这一目录在1983年、1999年、2019年进行了多次更新,并于2020年刘国钧逝世40周年之际,经顾烨青、吴稌年等人再次整理增订[2],分六次在《高校图书馆工作》陆续发表,收录了刘国钧的撰述(包括著、编摘、译、校的公开出版和未公开出版作品)、演说、文书公牍和往来通信合计426条,充分显示出刘国钧的著述之丰硕。自他逝世以来,学界多有纪念文章与活动,如2019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和信息管理系联合举办刘国钧先生诞辰120周年学术研讨会,而对其生平、成就、著述和学术思想的研究成果也不断出现。

然而,尽管目前关于刘国钧的研究成果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但较少涉及其海外影响。范凡在《松见弘道对“北刘南杜”的研究》[3]一文中考察了日本学者松见弘道对中国图书馆学的介绍、翻译和研究,尤其是对于刘国钧和杜定友的研究。松见弘道不仅翻译了“北刘南杜”两位先生的著作、撰文介绍了他们的成就和人格,而且与刘、杜本人建立了长久的学术联系。该文认为,这反映了民国以来中国图书馆学对国外图书馆学所产生的积极影响,让我们认识到中国图书馆学家的贡献远不止于把图书馆学引进中国。不过,由于缺少对刘国钧学术论著海外收藏与传播情况的全面调查,学界对其国际影响力的评价受到了限制。

1.2 研究意义

实际上,刘国钧的著述不仅在国内有着深远影响,在海外也有较为广泛的收藏。著作的海外收藏情况是反映学者国际学术影响力的重要维度,研究刘国钧著作的海外收藏情况,对于全面评价刘国钧的成就,以世界性的眼光审视刘国钧的学术贡献,思考刘国钧在中外学术与文化交流中的角色,以及追述和缅怀先生对中国图书馆事业和国际图书馆学的杰出贡献,都具有重要意义。

1.3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刘国钧公开出版的著作为调查对象。刘国钧的著述中包括公开发表的著作和论文,也有在培训、教学中使用的内部印发的讲稿讲义等材料,此外还有他参与编辑校对的作品,以及译著、演讲稿、诗文等文献。本文仅关注刘国钧本人撰写并公开出版的学术著作。

对于海外收藏与传播的情况,本文主要以WorldCat所收录的世界范围内图书馆的馆藏情况来统计。WorldCat是由全球性图书馆合作机构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OCLC)研发和运营的世界上最大的书目记录数据库,包含OCLC遍布一百多个国家的两万多家成员馆的书目记录和馆藏信息。我们通过在WorldCat中检索刘国钧的著作,提取相关的馆藏记录数据,包括书目信息、收藏馆、所属地区等。如无特别说明,文中提到的“馆藏记录”均指WorldCat中的馆藏记录。

在数据获取和分析过程中,使用了多种检索策略,包括模糊检索和布尔运算符等方法来确保结果的准确性和全面性。首先,于2022年4月30日至2022年5月4日,通过刘国钧的姓名及其著作的中外文名称进行检索;其次,采用模糊检索和布尔运算符等方法来扩大检索范围,以便发现更多的馆藏信息。统计和分析采用定量方法,如描述性统计、地理分布分析等,来展示刘国钧著作在海外的收藏情况和分布特征。同时,综合考虑了刘国钧著作的类型、馆藏记录的地域分布、图书馆类型等多个维度,以揭示其海外收藏与传播的全貌。为确保研究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在数据处理过程中采用了多种方法进行数据清洗和校验,包括去重、异常值处理、数据核实等。在数据核实过程中,通过网络进行多方面的检索,确认了书目信息、馆藏记录的真实性。

经过检索,确定了在WorldCat数据库中有海外图书馆馆藏记录的以上9种著作,即:《中国图书分类法》《图书馆学要旨》《图书怎样分类》《中国书的故事》《图书馆目录》《中国书史简编》《中国的印刷》《中国古代书籍史话》《现代西方主要图书分类法评述》。除此之外,一些公开出版的著作如《可爱的中国书》等,未找到海外馆藏记录。由此,本研究将以刘国钧9种著作在WorldCat中的海外馆藏记录为基础,重点分析其馆藏的分布情况。借助WorldCat的庞大数据规模,本文能够在一般意义上揭示刘国钧著作在海外收藏的总体情况,有助于从收藏的角度反映刘国钧学术成果的海外传播状况,为更加全面地评价其学术贡献与国际影响力提供了参考。

2 刘国钧著作海外收藏概览

统计发现刘国钧的9种著作在WorldCat中共有47个版本有海外馆藏记录,分布在世界6大洲29个国家的255家图书馆,除南极洲外均有收藏,海外馆藏记录总数达753条。

2.1 地域分布

从地域上看,刘国钧著作的收藏主要集中在北美、欧洲、亚洲和大洋洲地区。尤其是美国、英国、日本、德国和澳大利亚等国,这些国家的图书馆对刘国钧的著作收藏最为完整。

表1列出了馆藏记录数超过3条的国家分布情况。这12个国家占了绝大部分馆藏记录,共有233家收藏馆(占比91.3%)和727条馆藏记录(占比96.7%)。其中,美国的收藏馆和馆藏记录数量占据绝对优势,共有118家收藏馆,占总数近一半,馆藏记录达到431条,占总数近五分之三。值得一提的是,美国也是唯一收藏了刘国钧全部9种著作的国家,并且收藏了47个版本中的42个,每种著作的馆藏记录数量均为各国之最。

表1 刘国钧著作在WorldCat中馆藏记录数超过3条的国家分布情况

日本和英国分别收藏了8种著作,未收藏的均为《现代西方主要图书分类法评述》。尽管日本仅有4家收藏馆,但馆藏记录达36条,平均每馆9条,明显高于其他国家。

此外,有6个国家有2-3条馆藏记录,包括匈牙利、斯洛文尼亚、波兰、以色列、马来西亚、泰国;有11个国家仅有1条馆藏记录,包括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罗马尼亚、瑞典、阿联酋、土耳其、智利、巴巴多斯、牙买加、南非。值得注意的是,除马来西亚的1条馆藏记录为《中国书史简编》,这17个国家的其余馆藏记录均为《中国书的故事》。

2.2 图书馆收藏情况

753条馆藏记录分布在共255家图书馆中,各馆馆藏记录平均数为2.95条,标准差为3.58条。在这255家图书馆中,大学图书馆占据了主导地位。馆藏记录的分布呈现出高度集中的特点。如表2所示,我们将馆藏记录数分为5个梯度,每个梯度的馆藏记录数占总数的约五分之一,而收藏馆数量逐级减少。共有149家图书馆的馆藏记录仅为1条,占比58%;馆藏记录不超过3条的图书馆数量达到196个,占总数的四分之三以上。馆藏记录超过3条的图书馆共有59家,占总数的23%,但其馆藏记录总数高达492条,占总数的65%。

表2 刘国钧著作在WorldCat中全部馆藏记录的图书馆分布情况

表3列出了收藏刘国钧著作最多的10家图书馆,均为大学图书馆,且主要位于美国。仅有的例外是日本的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该馆是日本最大的图书馆之一。表3的每条馆藏记录对应一个版本,因此对于每家图书馆,馆藏记录数等于版本数。这些图书馆大都拥有专门的东亚馆藏。其中,哈佛大学图书馆和芝加哥大学图书馆最为突出,两馆都收藏了全部9种著作,馆藏记录数也最多。哈佛大学尤其是哈佛燕京图书馆拥有极为丰富的东亚收藏,刘国钧著作的馆藏情况显示出该校在中国文献收藏上的实力。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的中文馆藏同样丰富,钱存训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在此苦心经营,为东亚图书馆的发展做出了极大贡献。钱存训是图书史专家和目录学家,其《书于竹帛》是书史领域的扛鼎之作,而他在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工作的时间与刘国钧著作发表的年代有重合。可以推测,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对刘国钧著作的丰富收藏,与钱存训等人在中美文化交流中所付出的努力密切相关。

表3 刘国钧著作在WorldCat中馆藏记录数排名前11位的图书馆

3 刘国钧9种著作的海外收藏情况

3.1 9种著作收藏概况

刘国钧的9种著作在WorldCat馆藏记录中共有47个版本,出版时间跨度近一百年,从最早的1929年南京金陵大学图书馆出版的《中国图书分类法》,到最晚的2013年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文库”重印的《图书馆学要旨》《图书馆目录》《现代西方主要图书分类法评述》。不同著作的版本数和收藏情况存在很大差异(见表4)。

表4 刘国钧9种著作的海外收藏概况

从收藏版本看,《中国书的故事》《中国图书分类法》和《图书馆学要旨》的海外收藏版本较多,分别有13个、12个和9个;其他著作的版本数则为2或3个。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书的故事》有俄语、英语、日语、德语、法语和阿拉伯语翻译版本,《中国书史简编》也有日语版。在刘国钧著作的47个版本中,收藏国家超过8个或馆藏记录超过25条的版本有13个,其馆藏记录总计达到516条,占总数的68.5%。其中,《中国书的故事》有5个版本,《中国书史简编》和《中国古代书籍史话》各有2个版本,《图书馆学要旨》《中国图书分类法》《图书馆目录》和《中国的印刷》各有1个版本。收藏最广泛的两个版本是《中国书的故事》的两个英文版,收藏国家数量均达到18个,其中1985年版的馆藏记录为97条,1958年版的馆藏记录为68条。其他版本的收藏国家数量基本在8个左右,馆藏记录数在20-50条之间。

从馆藏记录数量看,高度集中在几种广泛传播的著作上。《中国书的故事》《中国书史简编》《中国图书分类法》《图书馆学要旨》和《中国古代书籍史话》的馆藏记录均超过了50条,共计666条,占总数的88%。其中,《中国书的故事》收藏最多、传播最广,共29个国家的图书馆收藏了该书的13个版本,占总数的87.5%;馆藏记录达到337条,占总数的45%。此外,《中国书史简编》虽仅有3个版本被海外图书馆收藏,但馆藏记录数量达到98条,位居第二;《中国古代书籍史话》虽只有2个版本,却有66条馆藏记录。

从著作所涉及的主题领域来看,以书史和分类学两大领域居多,尤其是前者。其中,书史著作——《中国书的故事》《中国书史简编》《中国古代书籍史话》《中国的印刷》的馆藏记录数量达534条,占海外馆藏记录总数的70.9%;分类学著作——《中国图书分类法》《图书怎样分类》《现代西方主要图书分类法评述》的馆藏记录数量为131条,占海外馆藏记录总数的17.4%。这显示出刘国钧的书史与分类学研究在海外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3.2 书史著作的广泛收藏

在刘国钧9种著作的47个版本中,海外收藏版本数量与馆藏记录数量最多的均是书史著作,尤其是其馆藏记录数量占据绝大多数。在传播较广的5种著作中,有3种的主题是关于中国书史的。书史著作之所以被广泛收藏,主要原因可能是它们作为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入门书籍,为海外的东亚和汉学研究提供了帮助。而且书籍和印刷史是一个被广泛关注的重要学术领域,中国作为印刷术的发源地,相关著作自然成为重要的参考资料。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绝大多数收藏馆是大学图书馆:刘国钧的中文著作可能难以被非中文母语国家的公共图书馆收藏,而被翻译成外文的《中国书的故事》和《中国书史简编》主要针对中国书史主题,在海外主要服务于学者们的东亚和书籍印刷史研究,而非面向公众。

作为刘国钧书史研究的代表作之一,《中国书的故事》在收藏该著作的29个国家中,有12个国家的馆藏记录超过3条,依次是美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荷兰、英国、瑞士、日本、新加坡、新西兰、丹麦。这12个国家也是表1中馆藏记录数量较多的国家,而且排名基本一致,馆藏记录最多的仍然是美国、德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其中美国独占了337条馆藏记录中的154条。而其他17个国家所收藏的刘国钧著作几乎全部是《中国书的故事》。

《中国书史简编》的收藏也相当广泛。这本著作被10个国家收藏,其中5个国家的馆藏记录超过3条,依次是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和日本,美国独占了98条馆藏记录中的60条。其他5个国家中,澳大利亚和荷兰有2条馆藏记录,新加坡、瑞士和马来西亚各有1条馆藏记录。

《中国古代书籍史话》被10个国家收藏,其中3个国家的馆藏记录超过3条,分别是美国、加拿大和日本,美国独占了66条馆藏记录中的44条。另外7个国家中,德国有3条馆藏记录,澳大利亚、英国、新加坡、新西兰各有2条馆藏记录,荷兰和瑞士各有1条馆藏记录。

总的来说,对于刘国钧著作的海外收藏而言,书史著作是其中的代表。然而,上述3种书史著作的出版和收藏情况存在很大差异,其中最突出的是《中国书的故事》。这些书史著作的收藏和传播还有许多值得进一步挖掘的细节。

4 刘国钧书史著作各版本的海外收藏与传播

4.1 刘国钧书史著作及其各版本收藏概况

《中国书的故事》是在1952年出版的《可爱的中国书》的基础上改写成的,而《可爱的中国书》是北京建业书局所策划的爱国主义丛书的一部分。根据刘国钧本人的观点,这本书主要是作为通俗读物,旨在激发读者对书籍的兴趣以及对祖国的热爱,并非一部关于中国书发展史的科研著作[4]。从内容上看,这本书主要关注书籍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重要事件,而不是系统性的图书史研究[5]。或许正因为其通俗性,本书不仅在国内获得了巨大成功,而且在国外也得到了广泛传播。

《中国书的故事》共有7种语言的13个版本,包括中文版6个,英文版2个,以及俄文版、日文版、德文版、法文版和阿拉伯文版各1个。1958年和1985年的英文版传播最为广泛,馆藏记录也最多。而最早的1955年初版等中文版本,以及德文版、法文版也有较广泛的收藏。各个版本的具体收藏情况见表5。

表5 《中国书的故事》各版本收藏概况

《中国书史简编》是新中国成立后首部关于书史的公开出版的大学教材。它基于《可爱的中国书》和《中国书的故事》两书修订而成,内容更为丰富和系统。该书以时代为序,按照书籍生产方式划分了中国图书发展的不同阶段,并重点讨论了书籍的社会意义,推动了中国图书史研究[5]。《中国古代书籍史话》是刘国钧的另一部关于中国图书文化史的通俗性、普及性著作,书中对《中国书史简编》的图书史分期进行了调整,以问题为核心,介绍了书史中的重大事件[5]。这两部书史著作的收藏也同样较为广泛。

《中国书史简编》的2个中文版本和1个日文版本,共被10个国家的66家图书馆收藏,馆藏记录达98条。此外,该书另有1980年东京理想社增订日文二版,但并未出现在此次调查的WorldCat馆藏记录中。《中国古代书籍史话》共有2个中文版本,被10个国家的60家图书馆收藏,馆藏记录共66条。两种著作各版本收藏情况见表6。

表6 《中国书史简编》与《中国古代书籍史话》各版本收藏概况

4.2 《中国书的故事》海外收藏与传播

刘国钧的3种书史著作中,《中国书的故事》在海外收藏和传播方面表现最为突出。本节将以这本书为代表,分析刘国钧书史著作各译本的影响。

在《中国书的故事》各译本中,两个英文版本和德文、法文版本由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其他版本则由国外出版社出版。各版本的出版信息如表7所示。下面将对除阿拉伯文以外译本的海外收藏与传播情况进行简要考察。

表7 《中国书的故事》外文版本出版信息

(1)俄文版

俄文版本Рассказ оKитайскойKниге在6个国家共有8家收藏馆。其中澳大利亚、德国各有2家收藏馆,英国、日本、波兰、美国各有1家。在谷歌学术中,俄文版本被引用了4次。在这些引用之外,1959年莫斯科启蒙运动出版社《印刷的曙光》(На зареKнигопечатания)一书中“需求的积累”一节末尾引用了俄文版的原文,其译自的1955年版中文原文为:“在过去封建社会里,读书是少数人的事。一部书在一定时期内,难得有大量的需要;书的流通是相当缓慢的……用活字印书不经济。出版商是不愿意的……因此,绝大多数的出版商都喜欢采用雕版印书法了。总之,对于一本书没有同时大量的读者是活字印刷术不能广泛流行的原因[6]。”作者引用这段话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印刷的主要社会先决条件是对大量复制完全相同文本的需求”[7]。此外,俄罗斯印刷史著作《古腾堡的发明》(Изобретение Иоганна Гутенберга)第一章中,也引用了这本书来介绍印刷的历史[8]。

虽然WorldCat中并没有俄文版Рассказ оKитайскойKниге在俄罗斯图书馆的馆藏记录,不过,我们通过查检俄罗斯图书馆的馆藏目录系统可知,至少以下俄罗斯图书馆都藏有此书:国家图书馆,包括莫斯科俄罗斯国立图书馆、圣彼得堡俄罗斯国家图书馆;莫斯科国立大学、圣彼得堡国立大学、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秋明国立大学、乌拉尔联邦大学等大学图书馆;俄罗斯国家公共历史图书馆、全俄罗斯外国文献图书馆等科学研究图书馆;以及罗斯托夫州立公共图书馆等图书馆。

(2)英文版

英文两个版本均有较为广泛的收藏,各自在18个国家有馆藏记录,共计被26个国家所收藏。在刘国钧著作所有29个收藏国中,只有日本、阿联酋、西班牙没有收藏英文版本,其中日本收藏了日文版,阿联酋、西班牙则收藏了法文版。1958年版StoryoftheChineseBook有68条馆藏记录,1985年版TheStoryofChineseBooks有97条馆藏记录。美国仍是这两个版本的主要收藏国家,其次是德国和澳大利亚。这两个英文版本经常被其他国家的学者引用,谷歌学术显示有超过20次的引用记录。在这些引用之外,匈牙利印刷协会的文章《中国活字印刷术》参考了该书英文1958年版和1985年版,并且还引用了1962年版《中国古代书籍史话》[9];同样,马来亚大学普劳德富特(I. Proudfoot)所编《马来早期印本书目录》(EarlyMalayPrintedBooks)引用了该书英文1958年版[10]。虽然这两个国家刘国钧著作的馆藏记录较少,但却足以反映《中国书的故事》在国际上的广泛传播和影响力。

(3)日文版

检索WorldCat可知,日文版本《中国書物物語》在3个国家共有6家收藏馆,其中3家收藏馆位于日本,2家位于加拿大,1家位于美国。谷歌学术中日文版有近10次引用。此外,日本琉球大学的望月直人和池上大祐开设的“东方的历史和文化”(東洋の歴史と文化)课程推荐了这本书作为3本参考书之一[11]。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员森縣在其讲义《書物の歴史》的第四章也引用了刘国钧的观点[12]。

尽管WorldCat中日本馆藏记录较少,但通过检索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联合目录检索系统NDL Search(收录国立国会图书馆及各级公共图书馆4700万条书目数据)、大学图书馆联合目录系统CiNii Books(收录1300多家大学图书馆一亿多条书目数据)等数据库可以发现,日本有相当多的图书馆都收藏了《中国書物物語》,略举例如下:国家图书馆,即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不仅藏有日文版《中国書物物語》,而且收藏了《中国书的故事》的3个中文版本,分别为1955年、1963年和1979年版;大学图书馆,仅CiNii Books就有98条馆藏记录(2023年7月3日检索数据),收藏馆如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大阪大学、九州大学、鹤见大学、北海道大学、日本大学、天理大学、奈良大学图书馆等;公共图书馆,至少有47条馆藏记录(2023年7月3日检索数据),包括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京都府立图书馆、广岛县立图书馆、兵库县立图书馆、大阪市立图书馆、琦玉市立中央图书馆等。上述补充调查的数据显示,《中国書物物語》在日本图书馆的实际收藏数据要远多于WorldCat数据,而且大学图书馆收藏多于公共图书馆。

(4)德文版

德文版本DieGeschichtedesChinesischenBuches在5个国家共有25家收藏馆,其中18家收藏馆位于德国,4家位于瑞士,丹麦、荷兰、美国各有1家。谷歌学术中德文版有4次引用。在此之外,关于书史的德文著作,如海尔姆特·希尔兹(Helmut Hilz)的《书史》(Buchgeschichte)[13]也引用了该书德文版;以及参考书目,如《印第安纳中国传统文学指南》(TheIndianaCompaniontoTraditionalChineseLiterature),也将德文版列入其中[14]。

(5)法文版

法文版本L’histoireduLivreenChine在6个国家共有19家收藏馆,其中11家收藏馆位于法国,3家位于荷兰,2家位于加拿大,阿联酋、瑞士、西班牙各有1家。谷歌学术中法文版有3次引用。此外,里昂第二大学教授雅克·普瓦图(Jacques Poitou)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InventiondelaTypographieenChine)等文章也参考了该书法文版[15]。成立于1983年的巴黎“中法桥”协会,致力于教授和传播中文以及中国文化,其官网将本书法文版列入了科学艺术参考书目[16]。

总的来说,刘国钧的书史著作,特别是《中国书的故事》,被译成多种语言并被世界各地的图书馆广泛收藏,同时被众多使用不同语言的学者在其著作中引用或参考。这些事实展示了《中国书的故事》所具有的广泛影响力,以及刘国钧在书史领域所取得的国际性的学术成就。

5 结论与展望

5.1 研究结论

通过本文的调查研究可以得到四点结论。

(1)刘国钧著作在海外有相当广泛的收藏与传播。仅从OCLC成员馆上传到WorldCat的馆藏记录来看,刘国钧的9部著作传播到了世界6大洲的29个国家,共计753条馆藏记录。从主题来看,以书史和分类学两大领域居多,尤其是前者。

(2)美国是刘国钧著作最主要的收藏国,占了超过一半的馆藏记录。其他收藏较多的国家还有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荷兰等。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和芝加哥大学图书馆收藏了全部9种著作,馆藏记录数量和版本数量也最多。美国大学图书馆在海外刘国钧著作收藏上的突出地位,与20世纪后半叶北美汉学的发展历程具有相对一致性,反映出海外中国文献收藏与汉学(中国学)研究的相互支撑。

(3)馆藏记录分布较不均衡。馆藏最多的10家图书馆,占有了20%的馆藏记录;馆藏最多的约20%的图书馆占有了约60%的馆藏记录;而超过一半的图书馆仅有1条馆藏记录。

(4)《中国书的故事》传播最为广泛。该书在26个国家的223家图书馆都有收藏,共有337条馆藏记录,有6种语言的7个外语版本,包括英文版2个、俄文版、日文版、德文版、法文版、阿拉伯文版。其中,1958年和1985年的英文版收藏最多、传播最广。不少国外学者在其研究中引用或参考了刘国钧的著作,尤其是《中国书的故事》的各个外文版本常被作为书史研究的重要参考来源。

虽然本调查所发现的海外馆藏情况不免有所遗漏,但足以让我们管窥刘国钧的著作在海外的广泛传播和影响——这种影响,无疑比从馆藏记录的分析统计中所能看到的要更加深广。尤其是他对中国书史的研究,收藏之多、传播之广不仅在其所有著作中最为突出,而且具有国际性的学术影响力。当然,除书史外,刘国钧的分类学著作在海外也有着较为广泛的影响。我国学界对于刘国钧的研究,最为关注其图书馆学理论方面的成就。然而,本调查从著作收藏的角度显示出,刘国钧的书史著作在海外的影响力超过了其图书馆学理论著作——虽然《图书馆学要旨》亦有较为可观的收藏记录,这或许能为全面评价刘国钧或其他图书馆学家的学术贡献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5.2 研究局限与展望

由于WorldCat数据收录范围等方面的限制,本研究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1)WorldCat的图书馆馆藏记录并不能绝对全面地反映海外收藏情况,存在遗漏的可能性。比如近三万家成员馆中仅有26家俄罗斯图书馆,这是刘国钧俄文版著作没有俄罗斯馆藏记录的重要原因,也有许多日本图书馆的网站上能检索到WorldCat没有的馆藏记录。这无疑令本文的数据统计和分析难以完全准确。虽然本文另外对《中国书的故事》日文版和俄文版在日本和俄罗斯的馆藏情况进行了补充调查,但限于现实因素,无法做到对刘国钧著作海外收藏情况的全面无遗的揭示。换言之,本研究更接近“抽样”而非“普查”。

(2)本文仅着眼于9部著作在海外的收藏情况,只能从一个角度反映出刘国钧的海外影响。刘国钧有大量文章发表于报刊等其他媒介,其中许多如《什么是图书馆学》已成为学科的经典之作,其学术影响并不逊于某些著作。我们期待学界同仁能够就刘国钧学术成果的海外收藏与传播情况做出更充分、更全面的调查研究,从而能更加全面地评价其学术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