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琦

我国有着悠久的编修方志文化传统,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产生了种类繁多、内容丰富、体例完备的地方志(以下简称方志),不少方志也通过多种渠道流播到日本和欧美等地。这些存藏于海外的方志典籍,是中华灿烂辉煌文化的重要见证,也是厘清中华文明发展脉络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资源。

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是北美地区收藏中国方志最丰富的机构之一(1)哈佛燕京图书馆各时期名称:汉和文库(1928-1929),汉和图书馆(1929-1964),哈佛燕京图书馆(1965-),本文统称“哈佛燕京图书馆”。,现收藏有1949年前修纂的方志2922种[1],仅次于美国国会图书馆。这些方志是如何漂洋过海入藏哈佛燕京图书馆的?为探究这个问题,笔者通过查阅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民国时期购书发票等档案资料(2)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哈佛燕京图书馆档案 1928-1965》,并参考:程焕文.裘开明年谱[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共整理出2200余种方志的采购记录,约占哈佛燕京图书馆现藏旧方志总量的近80%,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哈佛燕京图书馆方志馆藏来源,可为方志流播海外的历史研究提供参考与借鉴。

1 对方志价值的认识

美国的中文藏书建设与其中国研究的兴起和发展密切相关。自1876年起,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高校陆续开设中国语言文学的课程,并开始收集与中国研究有关的书籍与文物。方志作为一种历史研究文献,其史学价值,尤其是其对于中国研究的重要价值,很快为美国学者所重视。1917年,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朴特南(George Herbert Putnam)通过江亢虎致函中国各级政府征集方志,指出“此项书籍裨益甚大”[2]。1921年,协助美国国会图书馆收集方志的农林学家施永格(Walter Tennyson Swingle)在《中国历史史料》(ChineseHistoricalSources)一文中,特别介绍了中国的方志资源,认为方志对研究中国任何历史阶段的文明都具有很高的价值[3]。1936年,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裘开明在向哈佛燕京学社提交的报告中指出,方志包括中国各个地区的地形、历史、地理和人物传记、考古、经济以及各时期重要的统计数据,对众多分支学科的研究都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4]。同年,裘开明在《美国中文图书馆改良计划》(ProjectforImprovementofChineseLibrariesinAmerican)中指出培养人才和丰富馆藏是确保美国的中国研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两个重要因素,他认为当时只有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和普林斯顿大学葛思德东方图书馆能够满足中国研究的需要,并指出哥伦比亚大学等高校的图书馆在中文馆藏建设方面的不足,如严重缺乏方志、个人文集和全集,而这三大类文献对各种研究尤为重要[5]。 1938年,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叶理绥(Serge Elisséeff)致函裘开明指出“我们不仅对善本方志感兴趣,而且对一般的方志也感兴趣,这样每个省都能通过地方历史的形式展现出来”[6]。可见,美国中国研究的兴起与发展直接推动了各图书馆对中国方志的收集。

2 方志采购经费

哈佛燕京图书馆成立于1928年,隶属哈佛燕京学社,其购书经费主要来自哈佛燕京学社。哈佛燕京图书馆在建馆之初就将方志作为馆藏建设的重点,在采购经费分配时也向方志倾斜。1928年,哈佛燕京图书馆委员会在讨论馆藏发展的优先顺序时,决定在每年10000美元拨款的基础上编制财务预算,其中地方志1000美元,仅次于丛书(2500美元)、传记和一般性参考工具书(1500美元)和考古学和艺术类图书(1500美元)[7]。1929年,哈佛燕京图书馆第一个五年规划(MemorandaVI:Harvard-YenchingInstitute,MappingoutaProgram,FirstPeriodofFiveYears,TheLibrariesoftheInstitute)建议哈佛燕京学社每年提供4-5万美元的购书费,重点收集欧洲汉学著述、中国地方志、未收入丛书的中国文集、善本、杂集等文献[8]。1935年,裘开明馆长向学社提交报告《哈佛图书馆的中国地方志》(ChineseLocalHistoriesintheHarvard),阐述了方志的特点、对于汉学研究的重要性以及国立北平图书馆和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收藏情况,指出哈佛燕京图书馆每年的购书经费不足以满足其搜购方志的需要,要求学社增加用于购买方志的经费预算,获学社董事会批准[9]。从1938年起,哈佛燕京学社董事会将哈佛燕京图书馆采购方志的年度预算提高到2000美元,并一直持续至1941年。从1936-1941年度哈佛燕京图书馆购书经费支出分配情况(见表1)可以看出,在每年的购书经费中,方志采购经费都占据了其中较大比重,部分年度支出金额甚至超过其他所有图书。

表1 1936-1941年度哈佛燕京图书馆购书经费支出分配表(单位:法币)[10]

表2 哈佛燕京图书馆方志采购主要来源书店

表3 哈佛燕京图书馆方志采购来源书店地域分布

表4 哈佛燕京图书馆方志采购北平地区书店分布

表6 1949年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方志数量占当时各省已知现存方志数量比例[46]

3 方志采购时间

3.1 何时开始采购

哈佛燕京图书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收集方志的呢?1985年吴文津先生在其《哈佛燕京图书馆中国方志及其有关资料存藏现况》一文中认为“起始于1930年代”[11]。但笔者梳理方志采购档案发现,哈佛燕京图书馆自建馆之初就开始收集方志,仅在建馆第一年,即1928-1929年度就收集了200余种方志。目前笔者所见哈佛燕京图书馆最早入藏的方志是1928年9月26日入藏的清乾隆刻本《登封县志》,是北美地区较早开展方志收藏的图书馆之一。

3.2 采购高峰

从1928-1941年,哈佛燕京图书馆的方志馆藏从无到有,14年间年均采购方志160余种。特别是1937年后,方志采购数量呈爆发式增长,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1941年,为哈佛燕京图书馆方志采购的高峰。这5年共采购方志1595种,占现有方志藏量的54.6%,其中仅1939年就采购了530种方志,为各年份采购方志数量之最。这一时期比较大宗的方志采购有:1937年12月28日从松筠阁购入方志81种,书款967.7元;1939年1月30日、6月2日、12月11日分别从富晋书社购入方志88种、73种、41种,书款1695.44元、2260.27元、2410.4元;1941年3月24日从文殿阁购入方志96种,书款12986元。

图1 民国时期哈佛燕京图书馆方志采购情况(3)由于仓储、海运邮寄等原因,各年份方志采购数量与入藏数量有所差异。如1937年购买的清康熙刻本《泌阳县志》,发票开具时间为1937年12月11日,而入藏时间为1938年4月5日。

究其原因,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乡间私藏,率步散亡,流落平市者,珍秘籍,颇为非尠,平日不易见,不得之图书,往往遇之”[12]。而这一时期,国内主要图书馆大多疲于西迁,躲避战火,艰难维持,根本无力在市场上搜购图书。裘开明认为“现在是在中国图书市场购买图书的好时机”[13],并向哈佛燕京学社申请更多的采购经费,“由于缺乏资金,在中国只购买了356种3304册低价的地方志,还有86种939册珍稀地方志尚未购买,故申请2000美元购书经费[14]。叶理绥社长同意了裘开明的申请,认为“现在这个时期正是购买中国地方志的好时机,因为中国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均没在购买此类书籍,仅有燕京大学图书馆在采购”[15]。并表示“我对地方志采购和汉和图书馆是否能搜集一批新的重要的地方志非常感兴趣”[16]。在学社经费的支持下,哈佛燕京图书馆1936-1941年间用于方志采购的支出达法币80522.23元,其中1939-1940年度、1940-1941年度分别为21628.02元和35348.60元,比同期西南联合大学图书馆(14304元[17]、18000元[18])全馆全年的购书经费还多。这一时期战乱导致私人藏书纷纷散出,与此同时哈佛燕京学社加大了对方志采购的经费投入,使得哈佛燕京图书馆比过去购得了更多的方志。

1941年后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哈佛燕京图书馆包括方志在内的图书采购工作大受影响。裘开明在致何多源的信函中指出,“中国交通不便,搜购刊物极感困难,且时有损失。……中国自经此次抗战后,许多以前认为最普通之书,现在亦难于购得。乱世如斯,公私所藏书如秦火胡灰,都非意外”[19]。因战争原因,这一时期的购书活动未留下相关档案资料。

4 方志采购方式

哈佛燕京图书馆远在大洋彼岸,无法像中国国内图书馆那样在方志采购方面具有地域优势。因此,哈佛燕京图书馆主要通过直接向书商下单采购、委托燕京大学图书馆和个人代购、直接派员来华采访等多种方式开展方志采购工作。

4.1 直接从书商处采购

为扩大征集来源,哈佛燕京图书馆通过印发征购宣传单,或在报刊上刊登征购广告等方式,吸引有意的店家接洽议价买卖。1935年,裘开明起草向中国各古籍书店征集所售中文方志及丛书目录的通告,通告要求目录中提供书名、撰人、版本、刻印年代(或修志年月)、册数、纸质种类等信息[20]。并向中国各省的重要书商邮寄了约140封信,请求提供地方志和丛书的价格目录[21]。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为征集西南地区方志,哈佛燕京图书馆分别在1939年9月21日《云南日报》以及1939年10月11日《云南朝报》刊登《收买云南等省志书等》的广告[22]。笔者在购书发票中发现了1940年用于排印征购方志单的两张发票,其中一张5月27日已是第三次印刷,每次100份,由此可见征购单发放的范围不小。在征购广告的宣传下,大批书店向哈佛燕京图书馆提供了待售书目。如1935年,哈佛燕京图书馆共收到北平、上海、杭州和苏州等地约20家书店所提供的1031种方志目录[21]。哈佛燕京图书馆现还收藏有当时各书店所提供的待售书目100余册,涉及书店近40家,其中包括不少方志目录。这些书店为哈佛燕京图书馆采购地方志提供了重要的文献与信息来源。哈佛燕京图书馆综合考虑价格、版本、印刷方式、纸张等因素,将所选购之书目信息发给各书店。书店将哈佛燕京图书馆所选购的方志汇集后开具双份发票,其中发票正本寄至燕京大学图书馆哈佛购书处付款,副本与书籍同时直接寄哈佛燕京图书馆[23]。直至今日,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部分方志的函套上,依旧保留着当时书店的印章或贴条。

4.2 委托燕京大学图书馆代购

哈佛燕京图书馆除向北平、上海、广州、杭州各地书商直接购买方志外,亦通过燕京大学图书馆协助采购[24]。燕京大学图书馆是国内较早开展地方志收集的图书馆之一,1928年还将本馆馆藏方志复本转让给哈佛燕京图书馆。由于国内书商不愿意赊账销售,为保证文献采购质量,从1928年开始,哈佛燕京图书馆委托燕京大学图书馆作为其在中国采购中文图书的代理,并于1932年正式设立“北平燕京大学图书馆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办事处”(简称燕京大学图书馆哈佛购书处)。1932年,哈佛燕京图书馆通过燕京大学图书馆在《燕京大学圕报》上发布《本馆征集地方志及各种刊物》广告,“本馆现拟征集中国地方志及各种刊物,凡有愿出让或赠送者,请径来本馆接洽或函商亦可。……又本馆附设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购书处,凡有愿以书籍刊物或售或赠于该馆者,亦请与本馆接洽”[25]。一方面,哈佛燕京图书馆将所需书单寄往燕京大学图书馆,由燕京大学图书馆根据书单代购;另一方面,燕京大学图书馆根据哈佛燕京图书馆馆藏目录,直接选定代购哈佛燕京图书馆所缺藏文献。1928年,哈佛燕京图书馆先后四批次向燕京大学图书馆寄送了8000美元的购书订单。特别是1937年“七七事变”后,燕京大学图书馆在协助哈佛燕京图书馆采购方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变后清华迁移,惟燕京屹然独立,近三四年来北京旧书业,大半以燕京、大同(4)大同书店成立于1931年,由国立北平图书馆开办,时任西文采访组负责人顾子刚兼任书店经理。初衷是为了国立北平图书馆可以无须通过中介机构就可以直接从国外购买外文文献,并能享受一定的折扣。书店同时也为美国国会图书馆、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等国外图书馆购买中国古籍。为第一出路,因其经济力强,且无竞争者,数年之间,颇获善本,书贾每得好书,比先送燕京以求善价”[26]。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日军占领燕京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与燕京大学图书馆的合作采购工作遂告结束。此后,哈佛燕京图书馆主要通过中国内迁西南地区和香港等地的部分图书馆、文化机构乃至个人代购书籍,由美国直接汇寄采购,但困难重重。

4.3 直接派员来华采访

除了直接下单或通过燕京图书馆协助采购外,裘开明馆长也利用两次来华的机会为哈佛燕京图书馆选购方志。1930年夏至1931年夏,裘开明获中央研究院北平社会调查所研究基金资助赴中国开展学术研究,期间积极为哈佛燕京图书馆采购图书。“自从我到这里以后,我一直在购买各种书籍现存的最好版本,还买到了一些宋、元版本的书。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比往年花费的经费更多的原因[27]。”哈佛燕京图书馆1931-1932年度所采购的大部分中文图书均由其在北平、杭州和上海时购买[28],其中包括许多南方省份的方志[29]。另外,1937年1月至1938年9月,裘开明来华推进中文图书目录卡片印刷计划。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叶理绥告知其“如果在北京或天津有比较好的机会购买地方志,那么你可以购买这些文献,如果有必要,燕京大学将会预付相关款项”[30]。裘开明在中国南方和北平通过实地走访书店,共购得方志502种4320册地方志[31],成为哈佛燕京图书馆历史上采购的最大一批方志。另外,1937年,叶理绥赴中国考察受学社资助的教会大学,也曾计划为哈佛燕京图书馆采购四川等西南地区方志[32]。

4.4 委托学者代购

对于部分难得的方志,哈佛燕京图书馆通过委托相关学者代购。裘开明认为福建、广东、广西、四川、云南和贵州等中国南部和西部省份重要城市的方志对于人类学和语言学的研究非常重要,应首先购买这些地区的方志[33]。1937年北平为日军占领后,鉴于燕京大学图书馆很难在北平为哈佛燕京图书馆买到西南地区的方志,为此,裘开明馆长委托华西协和大学校长张凌高、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图书馆馆长严文郁[34]与私立华中大学校长韦卓民[35]为哈佛燕京图书馆采购西南各省份的方志,请他们提供西南地区方志出售的消息与目录,或根据哈佛燕京图书馆所掌握的西南地区方志书目协助购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鉴于“广州失后,本港旧书摊时有西南方志出售,价格较平津所售者均廉一倍”[36],裘开明馆长致函(香港)岭南大学图书馆馆长何多源,请其在香港协助哈佛燕京图书馆采购西南方志[37]。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多种西南方志,即为此时期所购进。另外,张松林、容肇祖、容庚、朱士嘉、于冠英、朱肇洛等学者也曾为哈佛燕京图书馆采购方志。

5 方志采购来源

充裕的经费支持,多种采购方式并举,使哈佛燕京图书馆成为当时中国旧书业市场方志采购首屈一指的大户。正如谢兴尧在《书林逸话》中谈到“事变后之旧书业”时指出,“至其(古籍)销路,时购买力最强者,若哈佛燕京社、大同书店,皆购寄美国,年各约数十万元。……又近三四年来,燕京大学及哈佛社因时会关系,挟其经济力,颇买得不少佳本。于是珍本秘籍,多浮海而去”[26](30-31)、“事变后,哈佛燕京等处,凡方志书只要为其目录所无者,任何高价,均必购置”[26](29)。在利润的驱使下,大批书店竞相将方志售与哈佛燕京图书馆。

5.1 来源书店

根据方志购书发票整理统计,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方志采购来源书店达83家,其中提供方志超过百种的书店有:邃雅斋、富晋书社、松筠阁、文殿阁、修绠堂、来薰阁、保萃斋等。其中邃雅斋和富晋书社均超过300种,成为哈佛燕京图书馆方志交易最为活跃的两家书店。从善本方志来源看,主要购自富晋书社、邃雅斋、文殿阁、保萃斋、来薰阁、修绠堂等,其中富晋书社更是超百种,是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方志的主要来源。另外,不同时期来源书店也有所变化,1937年前哈佛燕京图书馆每年方志的来源书店仅有十余家,主要以修绠堂、文奎堂、邃雅堂、松筠阁、保萃斋为主;而1937年以后来源书店均超过20家,1940年更是达到53家之多,以富晋书社、邃雅斋、文殿阁、松筠阁、来薰阁、保萃斋为主。

上述书店均为民国时期我国知名旧书店,实力雄厚。如富晋书社“多藏板本书及各省地方志。……获利甚厚,因多资本常积存大部头书”[38],该书店曾以四万元购得扬州吴引孙测海楼藏书,共计8020余种,其中不乏罕见地方志孤本等。1934年,《上海富晋书社书目》刊登广告“敝社搜集方志有年,现已收得一千数百种,其中不乏罕见善本。不久另有方志目印行以供各界采择”[39]。为扩大影响和拓展销售渠道,各书店除了在综合性书目中详列待售方志外,还专门编制了待售方志书目,如《邃雅斋方志目》《富晋书社方志目录》《来薰阁书店方志目录》等,收录方志从几十到几百种不等,有的甚至达一千余种。如1936年《松筠阁方志目》收录待售方志达800余种。各书店除了提供书目上的方志外,还可代为搜办指定的方志。如邃雅斋在其方志目上刊登广告“此目以外方志等书,雇主如有所需,敝店亦可代为搜办”[40]。

5.2 来源地域

从哈佛燕京图书馆采购方志来源书店的地域分布来看,主要以北平和杭州为主,其中北平地区的书店达70家,占书店总量的84%。在有确切来源书店的方志(2098种)中,超过98%的方志(2062种)来自北平地区的书店,凸显北平作为民国时期图书交易集散中心的地位。特别是“七七事变”后,南北许多私家藏书纷纷散出,“但大多数都运输于北京,北京书业所收来者,又大多数售与燕京大学及大同书店”[26](36)。

琉璃厂和隆福寺作为当时北平两个最主要的旧书肆所在地。1937年1月至1938年9月,裘开明来华为哈佛燕京图书馆采购方志等图书,“每个周末,我会利用周六或周日的下午,甚至两日的下午,进北京城内,去逛琉璃厂和隆福寺一带的书店。同时,我请求书商每周寄三次图书样本给燕京大学图书馆,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已经购买了大量的地方志、明代传记、明清文集[41]。”哈佛燕京图书馆采购自琉璃厂的方志达1433种,占有确切来源方志总量的68%,而隆福寺则占29%,可见北平琉璃厂是哈佛燕京图书馆采购方志的首要来源。前述哈佛燕京图书馆方志采购来源书店中排名前列的邃雅斋、富晋书社、来薰阁等书店均在琉璃厂,而文殿阁、修绠堂、保萃斋、文奎堂等则在隆福寺。

而作为民国时期另一重要旧书集散中心的上海,虽然在《裘开明年谱》中多次提到上海书商曾向哈佛燕京图书馆提供方志目录,却并未发现有上海旧书店位列方志来源书店中。究其原因可能有三:一是在方志主要来源书店中,有多家在上海开办了分店,如富晋书社和来薰阁,这些分店在销售图书的发票上可能采用总店的印章,以至于无法区分是北平总店还是上海分店,抑或是分店直接通过北平总店与哈佛燕京图书馆进行图书交易与结算。二是“七七事变”爆发后,哈佛燕京图书馆从南方购买方志变得非常困难。1937年秋,裘开明在致叶理绥函中表示“我原本可以在南方买到很多地方志,而且南方的书价要比北京的低廉,但因为既没有现金,又通信不畅,我很难与燕京的人员取得联系。……如果不是因为战争,我更倾向于在南方购买这些书,尤其是去杭州、上海、福州、武昌和长沙等地”[41]。三是从上海购买方志竞争激烈,哈佛燕京图书馆可能无法及时抢购到自己需要的方志。1930年,金陵大学图书馆派员赴上海采购测海楼散出方志,发现“本馆未有者,亦八九十种,乃以争购者多,早经分散,故本馆仅得方志九种”“上海聚书虽多,各书铺稀罕之书,书目未出,书已半为捷足者先得。又上半年一批志书,约八九百种,亦未待书目出世,已销售殆尽”[42]。由此可见上海书市竞争之激烈。

6 方志采购成果

哈佛燕京图书馆自1928建馆之初即开始收集方志,到1949年方志馆藏已达2869种,占其目前旧方志馆藏量(2922种)的98%,可以说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旧方志几乎是在建馆后短短的21年中完成收集的。这其中又有近90%(2571种)是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14年间采购的。由此可见哈佛燕京图书馆在这一时期收集方志力度之大、成果之丰。美国国会图书馆是北美最早开展方志收集、同时也是馆藏方志最多的机构。在方志馆藏建设过程中,哈佛燕京图书馆一直以美国国会图书馆为追赶的目标,到1949年两馆的方志馆藏规模已大致相当,仅差600余种,成为当时唯一两所被收录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地方志收藏机构名录中的外国机构[43]。

根据1949年裘开明提交的《馆长年度报告》,当时已知各省现存方志6562种,而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比例为43.7%,其中部分省份的收藏比例更是超过50%,如陕西省70%、四川省63.9%、西北各省71%、山东省52%、河北省51%等,体现了哈佛燕京图书馆对各省方志收集的全面性与丰富性。

在所收方志价值方面,据笔者统计,哈佛燕京图书馆现藏善本方志700余种,其中有超过80%为1949年前采购。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版方志32种,居全美国之首,其中有超过一半为1949年前所收集,包括明嘉靖本《宣府镇志》、万历本《潞城县志》、崇祯本《江阴县志》、崇祯本《乾州志》等国内稀见版本,甚至孤本。据1943年统计,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方志中,有405种方志是当时美国国会图书馆未收藏的,且约有100个地区是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未涵盖的[47]。由此可见哈佛燕京图书馆这一时期所收方志价值之高。

7 结语

美国的中文藏书建设与其中国研究的兴起和发展密切相关,二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中国研究的兴起与发展直接推动美国各大图书馆对中文文献的收集,而中文馆藏的建立与完善又极大地推动了美国的中国研究。有学者认为,美国的中国研究一向落后于欧洲,但二战以后则急起直追,很快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许多一流大学加强了其中文藏书建设[48]。作为了解和研究中国历史、制度、社会、经济、传志、土俗、信仰等重要史料的方志,很早就为美国学界所关注并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哈佛燕京图书馆是北美地区较早开展方志收集的图书馆之一,在民国时期特别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利用中国社会动荡,私人藏书散出的契机,依托哈佛燕京学社充裕的经费投入,通过多种渠道从北平等地购买了大批高质量的方志,使其方志馆藏在欧美东亚图书馆中独树一帜,为二战后哈佛大学乃至北美地区中国研究的快速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文献支撑。

民国时期哈佛燕京图书馆收集方志的历史,是20世纪上半叶中华传统文化典籍向海外流散的一个重要缩影,不仅揭示了方志流播美国的历史,有助于从藏书史的角度深入探究美国的中国研究历史以及东学西渐的影响;而且对美国东亚图书馆早期藏书发展史、民国时期中国旧书业发展史等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致谢：感谢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授权使用其馆藏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