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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文化公园，是由国家主导和实施的重大文化工程，为探索文物和文化资源的保护、传承与利用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与新机制。大运河山东段是京杭大运河贯通南北的重要段落之一，凝聚着中国古代水利科技的极高成就，沿线区域还是儒家文化及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大运河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以下简称“申遗”)，使得大运河山东段沿线点段的本体保护和环境整治得到有效改善。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重大战略，让大运河沿线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与传承，再次迎来新的机遇，但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因此，当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迈入新的发展阶段之时，笔者通过理论溯源、政策解读与途径探讨，并辅以大运河山东段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具体案例，阐述其理论内涵，展望其建设路径，以期未来之发展。

一、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提出的背景

(一)“构建中华文明标识”的科学架构

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是推动新时代文化繁荣发展的重大工程。“十三五”时期，我国已有依托重大历史文化遗产建设一批国家文化公园的规划设想，并以此形成中华文化的重要标识。2018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其中强调依托价值突出、内涵丰富的文物资源构建文化地标和精神标识，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将文化遗产保护与构建文化自信紧密相连。(1)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http://www.gov.cn/zhengce/2018-10/08/content_5328558.htm，发表时间：2018年10月8日；浏览时间：2022年10月8日。2019年，《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以下简称《建设方案》)的发布，标志着国家开始启动三大文化公园的建设。(2)《探索新时代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传承利用新路——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就〈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答记者问》，国家文物局网，http://www.ncha.gov.cn/art/2019/12/6/art_722_157755.html，发表时间：2019年12月6日；浏览时间：2022年10月8日。2020年，“十四五”规划建议将黄河国家文化公园也列入建设范围之内。2021年，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印发的《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程实施方案》中，进一步明确了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时间节点及任务要求。(3)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关于印发〈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https://www.ndrc.gov.cn/xwdt/tzgg/202104/t20210428_1277843.html?code=&state=123，发表时间：2021年4月28日；浏览时间：2022年10月8日。其中提到具体要求为：到2025年，“大运河、长城、长征、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基本完成，打造形成一批中华文化重要标志，相关重要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利用，一批重大标志性项目综合效益有效发挥，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水平显著提高”。2022年，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正式启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4)《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正式启动》，国家文物局网，http://www.ncha.gov.cn/art/2022/1/3/art_722_172575.html，发表时间：2022年1月3日；浏览时间：2022年10月8日。至此，我国基本完成了对“五大”国家文化公园的整体理念构想及空间格局规划，进入实际建设阶段。当前，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兴未艾。除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这些跨区域巨型线性文化遗产外，实证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良渚遗址也在积极申请纳入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体系。(5)参见王国平：《从“国家遗址公园”到“国家文化公园”——关于良渚国家文化公园申报导则的思考》，《城乡规划》2020年第4期。

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是中华文明的代表性符号和典型标识，承载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文脉和民族精神。其沿线具有一系列主题明确、内涵清晰、影响突出的文物和文化资源，以此为载体建设国家文化公园，可以生动呈现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和鲜明特色，构建起中华文明生生不息、历史演进的发展脉络，彰显新时代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作为首批实施建设的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它立足于深入阐释大运河文化价值、大力弘扬大运河时代精神的目标，旨在推动具有千年人文积淀的大运河文化风貌的整体再现，以及对沿线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6)参见王秀伟、白栎影：《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逻辑遵循与路径探索——文化记忆与空间生产的双重理论视角》，《浙江社会科学》2021年第10期。围绕这一目标，《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实施方案》确定了各项重点任务的时间表与路线图，沿线各省(市)纷纷启动对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相关博物馆、展览馆、文化公园、遗址保护区等工程相继开展，力图将其打造为宣传国家形象、彰显文化自信、展示中华文明的亮丽名片。

(二)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拓展创新

自20世纪70年代《保护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签订以来，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的保护运动在全球蓬勃发展，在充分肯定真实性和完整性两大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文化遗产的保护理念和保护方法也在不断扩充和完善。从保护要素、保护类型、保护的空间和时间尺度、保护的性质和形态等方面均呈现出若干新的发展趋势。在这一发展态势下，诸如文化线路、文化景观、遗产廊道、系列遗产等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理念，陆续被引入到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并且不断深入人心。尤其是对大运河、丝绸之路、长城、茶马古道、古代栈道、红旗渠等大型线性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研究，更受到人们的极大关注。作为世界遗产最多的国家之一，中国的文化遗产类型丰富，价值突出，生动再现了古老文明的辉煌，特别是丝绸之路和大运河的成功“申遗”，反映了中国对世界遗产保护的坚定决心。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中国在世界遗产领域积累了丰富的保护管理经验，并长期致力于对遗产保护理论的建设。在外来理念与本土实践的碰撞与融合中，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文物保护和利用传承之路，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凝练提升，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与方法提供中国经验。

国家文化公园作为一项创新性的文化工程，自出现之时就备受学界的高度关注，一系列基础理论研究应运而生，逐渐构建起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相适应的理论和话语体系。孙华通过溯源“公园”“文化公园”“国家公园”的关系及定义，明确了国家文化公园的概念，廓清了其分类、特质及价值(7)参见孙华：《国家文化公园初论——概念、类型、特征与建设》，《中国文化遗产》2021年第5期。，从“国家公园”到“国家文化公园”的转变，显示出我国从单纯的生态性保护到注重文化传承的探索路径；李飞等对国家文化公园的逻辑根源、理论源流和多重意蕴进行论证，认为此概念的理论源流主要来自欧洲文化线路、美国遗产廊道和我国线性文化遗产，是大型文化遗产保护和优秀文化展示的新模式(8)参见李飞、邹统钎：《论国家文化公园：逻辑、源流、意蕴》，《旅游学刊》2021年第1期。；邹统钎等分析了在文化强国背景下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和管理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困境，提出应注重整体性保护与融合性发展的双重结合，构建统一规范高效的管理体制、保用平衡的分区管控机制和多元主体参与的利用机制。(9)参见邹统钎、韩全、李颖：《国家文化公园：理论溯源、现实问题与制度探索》，《东南文化》2022年第1期。此外，彭兆荣、吴丽云、钟晟、王健等学者也对国家文化公园的理论构建和概念形成进行了有益探索。随着各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落地，一批结合实地考察和案例分析的研究成果也陆续发表。总体来说，诸多文章从不同角度对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理念、现实困境、突破路径、策略研究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回顾、总结与思考，聚焦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理论趋势和我国文物保护发展的新格局、新发展，重点揭示了国家文化公园的概念与内涵、实践与构想、策略与管理。

作为一种积极而非被动的保护思路，国家文化公园是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集成创新。其一，创新保护理念，在充分吸收文化线路、遗产廊道、文化景观、系列遗产等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的基础上，关注整体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重视遗产本体和环境风貌的协调统一；其二，注重人地关系，强调以人为本的保护理念，尊重社会民众对身边遗产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收益权，充分考虑地方民众的需要和诉求，使他们可以更好地享受到文化遗产保护的成果；其三，创新保护模式，汲取国家公园、线性遗产、大遗址保护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经验，通过积极建设遗址博物馆、文化遗产保护示范园区等，对遗产价值进行全方位展示与诠释，使文化遗产保护融入社会经济发展和民众生活中，提升人居环境品质，让古老的历史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该建设思路为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面临人口增长、城市化进程加快、文物保护压力上升等问题时，如何完善可持续保护发展体系提供了“中国方案”。

(三)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世界价值

中国大运河全长近3200千米，具有2500多年的历史，纵贯富饶的江南水乡与华北平原，连接五大水系，是世界上距离最长、规模最大的运河。2014年，中国大运河项目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国际社会对此大型线性水利遗产、运河流域文化和巨型活态文化景观遗产的认可与肯定。作为横贯我国中东部地区的巨大内陆水道系统，大运河是工业革命之前世界上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土木工程，至今仍在保证经济繁荣和国家稳定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世界遗产名录》中，目前共有8处河流类的世界文化遗产，其中7处在当今几乎是作为遗迹存在、仅具有旅游休闲功能的河流类遗产，相比之下，中国大运河更具有复杂性与动态性。(10)根据《世界遗产名录》记载，除中国大运河之外的河流类世界文化遗产共有7处，它们分别是：荷兰辛厄尔运河内侧的阿姆斯特丹十七世纪运河环形区域(2010)、英国庞特基西斯特输水道及运河(2009)、加拿大里多运河(2007)、德国莱茵河中上游河谷(2002)、法国叙利到沙洛纳间卢瓦尔河流域(2000)、法国米迪运河(1996)、法国塞纳河沿岸(1991)。这条由人工打造的“母亲河”，是人类历史上超大规模的水利工程杰作，是农业文明时期人类非凡创造力的杰出例证，更是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重要支撑。

大运河作为我国第一项大型线性文化遗产，以“系列遗产”身份申报世界遗产，不但使大运河保护工作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而且也引发了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一场思想变革。大运河的保护、管理及利用，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学者们对跨区域的“文化线路”“线性文化遗产”“活态遗产”“文化遗产廊道”等遗产类型的讨论热度持续不减。(11)大运河“申遗”前后，关于探讨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申遗”的论著呈几何倍数增长。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与开发及运河生态环境建设已经成为运河研究中的热点问题。按照《公约》及《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以下简称《操作指南》)的要求，在大运河相关保护管理法规的框架内，妥善保护各类遗产构成要素及其周边环境，维护遗产的突出普遍价值、真实性和完整性，全面提升保护、管理、监测和利用的整体水平，有效防止过度开发和破坏性建设，维护大运河的历史风貌与文化特色，确保大运河遗产永续保存，是中国政府及大运河沿线各省市作为世界遗产地必须履行的职责。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强调整体性保护与融合性发展相结合的理念，注重可持续发展与文化资源引领统筹兼顾的建设思路(12)参见李雪、赵云：《可持续发展视野下的国家文化公园主体功能区研究——以大运河为例》，《中国文化遗产》2021年第5期。，这与《公约》及其《操作指南》的保护理念不谋而合。在实践层面上，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配套的专项规划(13)相关专项规划主要包括《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大运河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规划》《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规划》等文件。也应运而生，这些文件强调整合、规划、建设相关的文化遗产及资源，通过系统规划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四类主体功能区，统筹协调历史与当下、物质与精神、文物保护与城乡发展的关系，着力构建乃至强化国家象征和文化标识。除此之外，各地还不断加强对运河本体遗产、生态环境、博物馆等重点建设项目的支持，汇聚形成了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合力，运河两岸正在成为广大民众的游憩胜地和精神家园。

二、大运河山东段遗产概况

山东内河航运历史悠久。历代通航河道，均在人工河道的基础上不断利用天然河流、湖泊沟通延伸而成，最终形成四通八达的水运网。这些河道大致可分为御河(永济渠或卫运河)、济水(含淄济运河)、小清河、菏水(广济河)、会通河、泗水、古汴水及胶莱运河等诸多板块，它们相辅相成，互为补充，为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元朝是京杭运河的兴起阶段，也是大运河山东段的定型期。特别是济州河、会通河的开挖，对山东内河航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自此，会通河(含济州河)成为京杭运河的核心组成部分，山东运河从区域性航道正式成为国家水路运输的主干线，奠定了元、明、清三朝运河的航运格局。与此同时，山东沿运城镇迅速形成并崛起，成为南北漕运的繁华地区。

具体来说，大运河山东段位于京杭运河中段，包括元代以来京杭运河穿越山东的流域范围，北接京津冀，南通江浙，即由河北景县桑园西南方向，进入山东德州市德城区二屯镇第二店村北，沿途流经德城、武城、夏津、临清、东昌府、阳谷、台前(现属河南省)、东平、梁山、汶上、任城、济宁市市中区、微山、鱼台、峄城、台儿庄等5市16县(市、区)，由台儿庄镇新赵村东南方向出境，进入江苏邳州市，全长643公里，约占京杭运河总长度的1/3，依据其历史发展脉络和空间分布特点，大运河山东段可具体分为南运河德州段、会通河段以及中河台儿庄段三部分。(14)参见原山东省文物科技保护中心主编：《大运河遗产山东段保护规划(2012—2030年)》，内部资料，2012年。

南运河德州段始于公元3世纪初开凿的白沟和平虏渠，隋代初期被作为大运河永济渠的北部段落。元代，在南北大运河打通之后，从天津至临清的南运河段落初步形成。南运河的主要水源为卫河与漳河，是漕运穿越华北地区的重要交通干线。会通河又称山东运河、鲁运河，北起临清，南至济宁微山县。会通河始建于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是大运河中最关键的河段，“开魏博之渠，通江淮之运，古所未有”(15)宋濂等：《元史》卷十五，中华书局，1976年，第324页。。该河段被元世祖赐名为“会通河”，并立碑记之。(16)1998年，山东省梁山县文物管理所在进行境域文物调查时，在梁山县梁山镇前码头村东老运河边发现《大元新开会通河记》碑。该碑碑文共28行，满行71字。按碑文所记，该碑立于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冬十一月，详细记载了该年开挖会通河的全过程，撰文者为元世祖至元年间翰林院学士杨文郁。中运河是指自山东微山县夏镇，向南至江苏淮安清口枢纽的一段运河，它是北接会通河、南连江淮平原的淮扬运河的纽带。中运河在山东境内里程较短。

深厚的运河文化，衍生出丰富的历史遗存。据调查资料统计，大运河山东段共计有运河物质文化遗产128项，类型涵盖河道、码头、河堤、桥梁、闸坝等水利水运工程遗产104处、运河城镇6处、其他相关遗存18处；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27项，包括传统音乐、传统技艺、民间文学、传统舞蹈、曲艺等类型。(17)参见原山东省文物科技保护中心主编：《大运河遗产山东段保护规划(2012—2030年)》，内部资料，2012年。不过，大运河山东段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点段主要是运河的水工遗存。从山东地势观察，元代京杭大运河弃弓走弦，选择跨越山东西部，既有难得的地理优势，也会面临不同寻常的挑战。济宁以北、汶泗之间有一片高耸地带，由汶泗两水下游冲积物共同堆积而成，也是汶泗两水系的分水岭，古代被称作“东原”(18)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黄怀信整理：《尚书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04页。，即今山东汶上、东平、济宁一带。其中，济宁以北的汶上县南旺镇所处地势最高，平均海拔43米，由此分别向南北倾斜，地形纵坡降0.2‰左右。运河南北贯通，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突破山东这一“水脊”。同时，需要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水源的缺乏。虽然北有御河，南有泗水，中有汶河，但地形上的高差以及南北跨度之大，加之年际降水量的不均，水源缺乏问题成为确保运河通航的难题。另外，山东段运河还受到黄河的巨大影响，南段几次线路微调，均由黄河泥沙侵袭所致。元代以来，为了解决上述航运难题，运河山东段建设了一系列水利水运工程。从遗产的核心价值来讲，这些为治理高差、水源等问题而形成的重要工程实践，是世界水利工程史上的伟大创造，从技术史的角度证明了人类的智慧、决心与勇气。

然而，作为运河整体，无论是拥有“核心价值”的世界遗产，还是具有“一般价值”的遗产点段，都是需要我们保护的对象。即使最终未被列入世界遗产的部分，也依然与运河息息相关、同生共存，它们通过对风俗传统、生活方式的塑造，与沿线广大民众有着深刻的情感关联和文脉传承。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载体，不仅涵盖与大运河相关的全部物质及非物质文化遗产，还应关注其他有关的遗产类型及生态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大运河部分“申遗”的缺憾。

三、大运河山东段国家文化公园主题展示现状

大运河遗产价值的实现过程离不开对遗产本身的阐释与展示。由于特殊的历史地位、丰富的文化资源与重大的遗产价值，大运河山东段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在构建中华文明标识、展示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依据《建设方案》，国家文化公园着力打造管控保护区、主题展示区、文旅融合区和传统利用区四类主体功能区。其中主题展示区是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主要实体空间，通过核心展示园、集中展示带、特色展示点三种空间结构，实现构建多维展示格局、健全综合展示体系、丰富展示体验方式的建设目标。综合考量遗产和环境的价值完整性、功能适合性与可操作性，大运河山东段国家文化公园以文化价值为引领，总体形成“一条文化主轴、四类功能区、五大特色片区、五大重点工程”的发展布局。其中，主题展示区将通过遴选“7个核心展示园、5条集中展示带和94个特色展示点”，构建多维展示格局。(19)参见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山东段)建设保护规划》，内部资料，2022年。这种“园、带、点”的主题展示体系，依托具有突出意义、重要影响、重大主题的文物和文化资源，涵盖作为大运河遗产要素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结合大运河遗产点段的性质特征和保存情况，以遗产保护和环境整治工程为根本，逐渐形成遗产小道展示、地下遗迹展示、现场实景展示、博物馆/陈列馆展示、考古遗址公园展示、标识/解说展示、多媒体展示等多种方式，因地制宜，或单独使用或组合使用，通过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产业带动等运作模式，有序阐释运河遗产的文化、生态、旅游、休憩等价值，打造“鲁风运河”文化品牌，创造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山东典范”。

(一)大运河遗产小道建设的典范：南运河德州段运河自然风貌展示带

南运河德州段的开凿历史可追溯至隋大业四年(608)，拥有1400多年的历史，至今仍保留着原有河道形态——人工弯道的特点。此段运河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不再通航，但保存基本完整，主河道仍然贯通，还具有行洪、排涝和输水等功能，总体评估真实性和完整性较好。根据运河所处环境特征的不同，南运河德州段基本可以分为郊野段、村镇段、城市段三种类型。依据三种不同区段的空间特征及周边环境特色，遗产小道的建设应以郊野段为主要展示对象。其中重点展示区的范围，可划定为北至第三店村西(德州市与沧州市交界处)，南至杨庄村南，全长约8千米。

该区段大运河遗产小道的建设，包括展示平台、运河小道、参观小道、标识系统四部分。展示平台选在空间开敞、自然景观优美的河道转弯处，不同平台之间通过运河小道进行串联。展示平台的体积与自然环境相适应，最宽处不得大于8米，最窄处不得小于6米，最长处不得大于12米，最短处不得小于6.5米，临近河岸一侧结合河道进行弧度砌筑，平面略呈扇形。运河小道与参观小道的建设，则主要依据现有地形，随形就势。无论是展示平台还是小道建设，其尺寸及材质，均与运河沿线的现有自然景观风貌相协调。为改善参观条件，当地还新建了一条进入运河河堤的乡村公路。上述标识系统也成为遗产小道的重要构成元素，并且作为景观的一部分融入大运河的背景环境中。

从实践层面来看，大运河遗产小道的理念，是对“线性文化遗产”保护方式的一种探索，是大运河“遗产廊道”理论的落地实践，是政府与民间力量在文化遗产保护行动方面成功结合的典范。小道连接着公众与大运河文化，既是一种文化遗产传播媒介，又是一种有效的公众参与方式。小道的推广者是罗哲文、齐欣两位先生，他们身体力行地推动运河小道的建设，使其成为公众参与和体验大运河文化遗产的通道，成为展示线性文化遗产审美价值的全新方式和平台。(20)罗哲文讲道，大运河“遗产小道可以说是一个吸引人们越来越广泛地参与和体验大运河文化遗产的试验平台。也就是说，我们不用那么多推土机去进行制造假古董的破坏，但是却依然有办法吸引人来到运河旁边。这是件非常伟大的事”。参见罗哲文：《中国大运河的保护与申遗》，《光明日报》2011年3月21日。在大运河行走的体验屡屡见诸媒体和书籍，比如徐立峰《运河漫记》(21)参见徐立峰：《运河漫记》，上海百家出版社，2010年。、徐林正《骑车走运河》(22)参见徐林正：《骑车走运河》，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李存修《行走大运河》(23)参见李存修：《行走大运河》，中国旅游出版社，2013年。等著作，记录了作者的行走历程和体验，让读者获得一种走出家门的冲动。行走和记录本身已是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的一部分。

在旅游者和体验者的心目中，大运河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遗产小道可以贯穿全线，这的确是大运河文化遗产展示的理想状态，行走运河融合了美感、生命体验与对运河的敬畏之情。南运河德州段遗产小道的建设，为运河上的行走模式提供了良好的体验，为未来大运河遗产小道全线贯通的理想状态提供了范本。作为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最具特征的展示游览路径，南运河德州段的自然风貌展示带，通过遗产小道建设，串联起各类文化资源，为集中展示带的布局打下坚实基础。

(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示范：南旺枢纽遗址水工科技核心展示点

大运河南旺枢纽位于山东省汶上县。明初，因黄河决口，会通河淤塞，运河漕运中断。永乐九年(1411)，工部尚书宋礼奉旨疏浚会通河，采纳汶上民间水利专家白英的建议，实施“引汶济运”工程，修筑戴村坝遏汶水，开挖小汶河，引汶水至南旺入大运河。主要做法是在汶、运交汇处设分水口，使汶水北流以济漳、卫，南下以济黄、淮。通过“引、蓄、分、排”四大环节，科学解决了“水脊”缺水的难题，保证了明清大运河的南北贯通，创造了世界上首次越岭的运河奇迹。

南旺枢纽遗址，考古发掘工程区域面积约4000平方米，重点勘探和发掘南旺分水枢纽工程中的石驳岸和运河河道，同时详细清理了分水枢纽工程的附属建筑——分水龙王庙古建筑群基址，并全面系统地调查了周围的南旺湖、蜀山湖、马踏湖等水柜、闸坝设施。此次考古工作明确了南旺枢纽的遗产构成，包括河道遗存(24)南旺枢纽的河道遗存包括会通河(运河主河道)遗址、小汶河故道。、水工设施遗存(25)南旺枢纽的水工设施遗存包括砖石堤岸、石筑台阶码头、邢通斗门、常明斗门、徐建口斗门、木桩挡板遗迹等。及相关遗产(26)相关遗产主要指分水龙王庙建筑群遗址。等，是目前通过考古发掘整理的保存最完整、类型最丰富、规模最庞大的运河遗产点段。(27)参见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著：《汶上南旺：京杭大运河南旺分水枢纽工程及龙王庙古建筑群调查与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1年。2011年，“大运河南旺枢纽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项目正式启动，遗址区内的村庄整体搬迁，747户、4000多人得到妥善安置。2013年，南旺枢纽遗址被国家文物局公布为第二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规划总面积128公顷，包括六处世界遗产点和会通河南旺枢纽段、小汶河两段世界遗产河段。

根据遗产价值、遗存现状、场地特点等因素，遗产展示方法主要包括遗址现场展示、馆舍室内展示、室外空间和活动场地展示三大部分，兼顾大运河遗产的保护、教育、科研、游览、休闲等多种功能。遗址现场通过原址现状展示、回填保护、建设保护棚、地貌标识展示等形式，全面呈现了南旺枢纽分水遗址的结构、运行原理、分水机制与遗址布局等(28)参见黎慧、崔明、冯辽：《遗址类大运河遗产的利用与展示策略——以南旺枢纽分水遗址为例》，《中国名城》2013年第4期。；南旺枢纽博物馆综合运用文物展品、历史文献等实物和图片展览、模型复制、数字展示等方式，全方位、立体化呈现了南旺枢纽的历史和成就；室外空间和活动场地建设包括游客服务中心、大运河游客游线标识系统、公众活动区广场、停车场等配套服务工程。

总体而言，南旺枢纽考古遗址公园，以“遗址+博物馆”的诠释方式，首次实现了整体化、系统化的保护与利用，将展示、教育、科研作为目标，在增进公众对运河水利科技理解的同时，又较好完善了公园的游憩服务功能，促进了对周边环境品质的提升，是加强大运河遗产保护、深化遗址展示与利用的有效途径。南旺枢纽考古遗址公园作为大运河山东段具有突出价值的展示点，是阐释大运河遗址科技价值的重要支撑，具有全国性的示范意义。

(三)运河城镇实景展示的例证：会通河临清段集中展示带

历史上的鲁西运河沿线地区，曾经是山东经济最发达、文化最繁荣、交流最便利的地域。运河的畅通，促进了古代商品经济的繁荣，并由此营造出独具风格的商业文化。大运河山东段沿岸由南自北孕育出台儿庄、济宁、东昌(聊城)、临清、德州等一批工商兴旺、交易繁盛的运河城市。临清，地处山东省西北部，漳卫运河与会通河交汇处，是因运河而兴的典型例证。早在隋唐时期，临清就是大运河上的重要城镇；元朝开通由安山至临清的会通河，临清成为汶、卫交汇的重要节点城市；明清之际，依据优越的地理位置与漕运的日渐繁盛，临清有“富庶甲齐郡”“繁华压两京”之誉，是当时非常重要的税收、商贸流通以及粮食储运购销中心，成为运河城市的典型代表，繁荣昌盛达五百年。

临清运河文化遗产众多。元代运河、明代运河与卫运河共同勾勒了临清古城与大运河的空间关系，主要表现在城内建筑沿运河走势分布；水利工程遗产包括砖闸(二闸)、会通闸(会通桥)、临清闸(问津桥)、水门桥、迎春桥、月径桥等，它们共同见证了运河的通航历史；运河钞关、清真寺、舍利塔、鳌头矶、河隈张庄明清砖官窑遗址等历史遗存塑造了这个城市的独特风貌；老城区“中洲古城”依然延续了大运河沿岸城镇的街巷肌理和历史风貌。大运河还深刻影响了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和习俗，使得临清拥有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如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临清肘锤、临清贡砖烧制技艺等。

临清通过对运河河道、水工设施、古建筑等进行本体的修缮保护，以及对遗产环境、地形地貌和空间结构的整治、修复，科学、适度地还原了大运河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实景展示了运河城镇生成的背景环境、历史格局与景观风貌。这些具有活态性、地域性和传承性的展示空间，精准阐释了大运河遗产的核心价值，激发了人们对运河文化的深刻共鸣。古城的胡同错综复杂，坊间有“三十二街，七十二巷”之说，“运河胡同游”成为文旅融合的临清范式，传递着这座城市的意蕴、文脉和精神魅力。(29)参见刘建峰：《重走临清老胡同唤醒运河古城记忆——临清胡同保护与审美体验研究》，李泉主编：《运河学研究》第2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207-219页。作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集中展示带之一，临清古城的保护利用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文物保护、展示利用、科技创新、文旅融合、产业振兴等多个领域。

(四)节制闸群展示的代表：会通河阳谷段梯级船闸核心展示园

会通河阳谷段，又名小运河，漕运废止后失去航运功能，改为灌溉、排洪河道。现存河道基本保持了自元代以来的历史走向和基本形态。其中有大约长19千米的河段(30)该河段范围大致北起阿城下闸以北一千米处，南至金堤闸。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包括荆门上闸、荆门下闸、阿城上闸和阿城下闸四处节制闸。

节制闸是大运河山东段运行的关键。元明清时期，大运河山东段正是通过广置闸坝的方法，稳定了运河枯水期和丰水期的水位，故“山东运河，关键全在各闸”(31)张伯行：《居济一得》卷一，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9页。，且因地形变化较大，重要的码头港埠均由2至3座船闸串联而成。如临清、济宁均为三闸组成，七级、阿城、荆门、金沟、沽头等五处码头则由两闸组合，组合闸间距一般为2至3里。因会通河上连续设置节制闸，明代运河分段，又将此段运河称之为闸漕或闸河，所谓“自临清逆南旺，又自南旺顺出茶城，为闸漕”(32)万恭撰，朱更翎整编：《治水筌蹄》，水利电力出版社，1985年，第2页。。在长度超过400千米的河道上，节制闸科学地设置了严格的启闭制度，体现了中国水运工程杰出的选址技术和规划能力。阳谷段运河通过连续四处节制闸的设置和上下闸的联动运用，维持了河道畅通所必要的水量和水深，是集中体现会通河作为“闸河”特点的典型段落。

据调查发现，大运河山东段现存节制闸33座，作为水工设施，这些闸体在使用过程中屡经维修。在河道废弃后，节制闸逐渐失去原有功能，沿运两岸尤其闸体附近，衍生成为村庄，并习惯以闸命名，大部分闸体改建为桥，成为联系村庄之间的必经要道，甚至在人口密集的村庄，多有民房占压闸体雁翅(33)元代船闸一般长100尺，阔80尺，双孔间净长40尺，净阔80尺，高10尺，并用大条石筑成各长30尺的“雁翅”，技术含量高。之上。阳谷段运河河道与四闸经过前期修缮和环境整治，船闸、河道、村庄互为背景，构成了小桥、流水、人家的美好意蕴和环境景观。可见，梯级船闸核心展示园的建设，有助于改善村落人居环境，提升居住品质，充分彰显文化资源的引领作用。

四、大运河山东段国家文化公园现存问题与建设思考

大运河山东段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已初步构建起科学、合理、规范的空间展示体系。但我们也应看到，在前期大运河文化带和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关于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四类功能区的统筹规划依然任重道远，在系统推进诸如环境配套、文旅融合、数字再现等重点基础工程建设方面，仍面临许多问题和挑战。

第一，自然条件差异较大。清咸丰五年(1855)六月，黄河在河南兰阳铜瓦厢决口，改河道北行山东，挟汶水走大清河从利津入渤海，致使安山以北运河河道几乎没有水源。随后二十年，河水在鲁西南地区随意漫流，河患不断，直至光绪初年才最终形成今天的黄河下游河道。光绪元年(1875)，山东张秋(今阳谷)与黄河交汇处的一段运道淤废，曾开挖一段陶城新河保障漕运，这应是大运河山东段开挖的最后一段河道。光绪末年，自东昌(今聊城)到黄河的一段运河淤成平陆，自此漕运停止。由于历史原因，长期以来河道无人管理。济宁以北运道废弃时间较久，存在随意耕种、乱采泥沙、倾倒垃圾、占压河道等现象，部分河段两岸村庄密集，这对运河河道及周边环境造成很大破坏。目前，被列入世界遗产以及与城市景观融为一体的河段，保存状况相对较好。除此之外，依然有部分河段的保存现状不够理想，甚至会通河多段河道早已被掩埋地下。大运河在不同地区保存现状的差异性，造成了在实际工作中保护措施和展示利用难以统一，保护利用难度相对较大。

第二，保护理念有待完善。大运河山东段历史遗存和非物质文化资源丰富，但是多以散落形式存在，区域协调发展尚显不足。如阳谷七级古街，是会通河沿岸难得保留较为完好的历史街区，明清之际鼎盛时有6纵8横14长街，势如棋盘，街铺连绵，生意兴隆。目前，现存古街巷长220米，宽2.2米，两侧房屋青砖灰瓦，店铺相连，颇有古意，石刻、残碑散落于街巷之中。但由于缺乏统一的规划管理和经费投入，导致出现了对其价值内涵挖掘不深、传播推广力度不够等问题。即使是世界遗产段落，如南旺枢纽考古遗址公园，作为极具科技价值的核心遗产点，在保护理念和展示方式上仍需进一步探索和提升。目前的展示方式，依据文物保护的最小干预原则，按照考古成果，清理出河道的基本走向和形状，从理论上说，是可以实现对遗址本体的最佳保护。但是，这种相对保守的保护利用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受限于传统观念和专业理念，通常难以达到最佳的展示和观赏效果，无法对公众产生足够的吸引力。此外，水是运河的灵魂，但考古遗址的原状展示要求与实现运河通航的理想相违背，未来应结合公众需求与先进的展示手段，进一步加强对南旺枢纽考古遗址公园的文化阐释与解读。

第三，保护意识亟待提升。运河“申遗”工作使得当地政府和民众对古运河的保护意识有所提高，但调查发现，即使是作为世界遗产的部分段落，污染和破坏现象依旧存在。大运河的历史内涵、遗产价值和现实意义更多地停留在学界和文物保护领域，许多生活在运河沿线的人们仍将其视为身边的一条普通河流，其作为中华文明标识的重要意义及所蕴含的人文意蕴和民族精神尚未得到充分认识。提升广大民众对中华文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是新时代大运河保护利用的重要任务。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是鲁西地区最大的文脉工程、民心工程和实事工程，也必将为这一区域打好“文化牌”“运河牌”、实现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因此，应不断丰富传播、教育方式，增强人民群众的保护意识，培养他们对乡土和运河的情感认同，这是对保护运河遗产、守望美好生活的重要保障。

此外，管理机构、人员配置、资金投入依然是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主要掣肘。目前，各市均在积极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但多数项目概念谋划居多，落地实施少。沿线文物遗存大多得到了有效的修缮保护，不过对于运河文化的价值仍需进一步挖掘，其背后的历史信息及内涵还未形成系统，精品文旅项目较少，资源禀赋与展示利用之间存在错位。

建设国家文化公园不仅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重要决策部署，也是国家的重大文化工程和中华文化重要标识。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强城乡建设中对历史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这一战略部署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提供了遵循依据，大运河沿线城市应以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历史使命感，肩负起建设国家文化公园的重任，让民众更好地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和无限魅力。为此，需要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打造“鲁风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品牌。加强管控保护区、主题展示区、文旅融合区与传统利用区的规划设计，做好运河文物资源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抢救、挖掘整理及展示传播，促进大运河文化价值的认同与维护。整合沿线地市的特色运河资源，推进旅游景区改造提升，加强景区协同发展和跨区域的旅游合作，开发一批精品旅游线路和产品。打造大运河logo标识系统，以中华文明和齐鲁文化为主体脉络，选择生态优美、风貌古朴、历史悠久的代表性区段，打造“大河小道”“运河小镇”“运河人家”“运河美食”等系列品牌，讲好大运河背后的山东故事，说透大运河蕴含的民族精神，坚持将“好客山东”与“鲁风运河”宣传相结合，向世界展现“千年运河、魅力山东”的丰富内涵和人文底蕴。

二是注重遗产的整体性保护。不同于单体遗产保护修缮，运河文化遗产与其周边的景观环境息息相关。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理念强调特色文物、文化资源与运河河道水系、自然生态系统、传统人文风貌的协同展示利用。注重遗产的美学特质，突出展现大运河的景观价值，才能使大运河与参观者、当地居民建立起紧密的认知和情感联结，使遗产继续具有生命力。大运河山东段的保护、传承与利用，需要统筹考虑运河两岸的生态环境、自然景观、人文景观、文物古迹、民居村落等因素，遵循自然规律，延续大运河各河段景观的风貌特色，建设沿线田园防护体系，精心策划打造“大运河遗产小道”，打造融文化、体验、旅游于一体的大运河慢行复合廊道，把运河沿线建设成为人文环境与生态环境高度和谐、完美融合的文化遗产保护典范。

三是注重遗产的活态性保护。大运河是活态的文化遗产，因此，在注重保护遗产真实性和完整性的同时，还应处理好其与河道延续功能、城乡建设发展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吸取以往“拆旧建新”的教训，以人民为中心，满足人民对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求，建设过程应符合实际，应得到大众认可。在此基础上，建设真正为民所享、为民所用的文化工程，以此展示中国风貌、弘扬中华精神。在文化遗产保护和城市文化延续的前提下，着力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和人居环境。

五、结 语

大运河绵延千里，穿越古今，承载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传承永续、多元一体的厚重文化内涵，集中展现了中华民族在文明赓续进程中的伟大智慧、坚强决心、拼搏勇气和家国情怀。大运河山东段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意义重大。今后，应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汲取先进的保护理念，秉承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无限可能性，坚持国家站位，突出国家标准，凸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深入挖掘文物和文化资源的精神内涵，创造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山东典范”和“示范样本”，彰显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精神，推动大运河文化遗产更好地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