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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立国前后的先锋军

2023-10-03张金奎

安徽史学 2023年2期
关键词:明太祖洪武朱元璋

张金奎

(中国社会科学院 古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101)

近年来,随着大批档案资料的陆续发掘和公布,明代军事制度史上的一些微观细节问题有了深入研究的可能。此前,笔者利用档案资料陆续探讨了明朝立国前后的军中舍余制度、勇士制度、总小甲制度等(1)如张金奎:《明朝立国前后的军中舍人与演武余丁》,《安徽史学》2021年第5期;《明初军中“勇士”考》,《明史研究论丛》第20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版;《明代卫所军中的总小甲》,《殷都学刊》2023年第1期,等等。,本文拟就明初影响颇大的先锋军制度(2)李新峰曾提及先锋,认为先锋在朱元璋渡江后多授予善战的低级将校,其中的银牌先锋在明初尚有保留。参见李新峰:《明前期军事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7—20、151—152页。略作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从分散设置到集中使用

与通常意义上指代冲锋在前的将士或率部首先与敌接战的将领不同,明朝立国前后军中的先锋是一个特定的称谓。个案资料显示,早在夺取集庆之前,朱元璋军中已经出现了先锋军。如盱眙人侯林,“甲午年选充先锋”。(3)《金山卫选簿》,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编:《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61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9页。定远县人杨顺在父亲早亡后,“随母嫁先锋李元吉同住”(4)《永定卫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64册,第178页。,李元吉做先锋至迟不晚于1354年。明朝立国后曾出任靖江王相兼广西等处行省参政的蔡仙,元末曾投入芝麻李起义军,后归入朱元璋麾下,“上以为先锋,从渡江”。(5)《明太祖实录》卷56,洪武三年九月丙午,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明实录》校印本,第1094页。芝麻李牺牲于元至正十二年,即壬辰年(1352),蔡仙做先锋应在壬辰年投至朱元璋麾下至渡江南下之前,即乙未年(1355)之前。以上是笔者所见最早的先锋军记录。

乙未年是朱元璋确定南下战略的关键之年,个案资料中有大量本年选拔先锋军的记录。如全椒县人唐彬,“甲午年投军,乙未年选充先锋” ;(6)《怀远卫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62册,第418、382页。溧阳人莫海亮,“乙未年投充先锋”;(7)《兴武卫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65册,第197页。和州人余潮海,“己(应为乙)未年先锋,己亥年故”。立国后官至云南右卫指挥同知的和州人潘进最初在元军中为勇士,“及上渡江,来附,用为花枪先锋”(8)《明太祖实录》卷173,洪武十八年五月己丑,第2638页。,也是在乙未年成为先锋的。

以上例证中,除了莫海亮明确是“投充”,即主动从军,成为先锋前是否有战斗经验不明外,侯林、唐彬是从在伍士兵中选拔出来的,蔡仙、潘进更是久经沙场的老兵。由此可见,朱元璋麾下的先锋都不是新兵,即便不是手中的王牌,也是战斗力出众的军中主力。

1356年(丙申年,元至正十六年),朱元璋攻占元集庆路,自立为吴国公,开始系统的政权建设。其中在军事方面,不仅设置了江南等处行枢密院、帐前亲兵都指挥使司等机构,还专门设置了“五部都先锋,以陶文兴、陈德等为之”。(9)《明太祖实录》卷4,丙申年七月己卯,第46页。洪武三年五月,朱元璋在晓谕群臣时曾明确指出:“国初,设都先锋府及十大元帅、都尉、指挥之职,其人甚众。”(10)《明太祖实录》卷52,洪武三年五月丁巳,第1029页。可见都先锋府当是统辖先锋军的机构,“五部都先锋”则应理解为这样的都先锋府一共有五个。

个案史料也可以佐证这一判断。如凤阳人狄崇,1359年因征战枞阳、安庆有功,授右部都先锋;(11)周是修:《故广东都指挥使骠骑将军狄公碑铭》,《刍荛集》卷4,《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6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47页。滁州人李茂之,“从征渡江,授右府都先锋”;(12)李贤等:《大明一统志》卷18,《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72册,第403页。合肥人吴广,辛丑正月,“以功自左先锋府镇抚,迁管军百户”。(13)《明太祖实录》卷176,洪武十八年十月壬寅,第2667页。可见,这五个都先锋府和同年设置的五翼元帅府一样,也是分左、右、中、前、后五府,而狄崇墓志铭中的“右部都先锋”,应该是右府所属的都先锋。

据《国初事迹》记载:“太祖渡江……克建康,立江南等处行中书省、江南等处行枢密院、帐前亲兵都指挥使司、五翼元帅府、五部都先锋、秦淮翼元帅府,设百户、千户、万户、总管、统军元帅。”(14)刘辰:《国初事迹》,《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46册,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2页。可见五部都先锋府是和帐前亲兵都指挥使司、五翼元帅府并列的军事机构,它的出现,间接证明先锋军在攻占集庆路的战役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成立专门的都先锋府,既是对先锋军的认可,也是政权草创阶段收紧军权,避免精锐军事力量被潜在异己者掌控的一种方式。都先锋府属下设有和帐前亲兵都指挥使司、五翼元帅府一致的百户、千户等军官系列,证明此时的先锋军已经是一支有独立番号的武装力量。前文已及的合肥人吴广,先任镇抚,后升百户,证明这一制度设计切实得到了落实。

二、都先锋的性质

五部都先锋设立之时,陶文兴、陈德等人成为第一批都先锋。从字面上推断,都先锋应该是先锋们的长官。那么都先锋和总管、万户、千百户等系列武职又是什么关系呢?

首先可以明确,都先锋拥有和将领们一样的领兵权。如1361年,张士诚部进攻朱元璋控制下的长兴城,朱元璋“命帐前都先锋陈八、元帅王国宝等率建康兵,元帅沈友仁、华高率宜兴、宁国兵,总管彭某、万户费聚率广兴、安吉兵,往援之。”(15)《明太祖实录》卷9,辛丑岁十一月戊午,第121页。都先锋陈八不仅可以领兵,而且所部不是先锋军,而是在建康一带驻防的普通士兵,可见他和王国宝等元帅拥有一样的领兵权。

既然有权带兵,那么都先锋是和元帅、总管一样的职事官,还是和千百户一样既是职事又可世袭的武职呢?他和先锋又是什么关系?为行文方便,在探讨这些问题之前,先罗列几条史料。

1.刘福,丙申年归附,充先锋,戊戌年充都先锋,甲辰年充总旗,洪武元年选充德清卫百户。(16)《云南后卫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59册,第360页。

2.(严)德,采石人,乙未从渡江有功,升都先锋。丁酉,转管军总管。己亥,授金斗翼同知元帅。甲辰,转统军元帅。累功,升海宁卫指挥同知。(17)《明太祖实录》卷25,吴元年九月丁酉,第373页。

3.(周)显,庐州合肥人,精悍有胆气,骁勇过人。岁乙未,上取滁、和二州,渡采石,入太平,显充带刀先锋,侍左右。从克溧水、溧阳。丙申,破陈野先兵。丁酉,攻常州,拔江阴,充前部先锋,皆与有功。戊戌,从上取婺州。己亥,攻诸暨,克衢州,升帐前都先锋……累著奇功。乙巳,授骁骑卫千户。(18)《明太祖实录》卷74,洪武五年六月甲辰,第1374页。

4.盱眙人侯林,“甲午年选充先锋,丙申克中丞水寨,充千户。”(19)《金山卫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61册,第149页。

5.全椒县人唐彬,“乙未年选充先锋,戊戌年授长兴卫管事万户,乙巳年改授百户。”(20)《怀远卫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62册,第418页。

6.溧阳人莫海亮,“乙未年投充先锋,乙巳年编充小旗。洪武九年并充总旗。”(21)《兴武卫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65册,第197页。

7.蔡仙,成为先锋后,“从渡江,下采石,克太平,取溧水,破蛮子海牙水寨及陈野先,皆有功。丙申,定金陵,升千户。从徐达取……宣城诸处,迁万户。进攻毗城,拔横林、三山营寨,攻青山小北门,获敌卒甚众,遂以为都先锋。从讨马驮沙,克池州,攻枞阳,及讨宜兴,从征衢、婺二州,授帐前翼元帅。”(22)《明太祖实录》卷56,洪武三年九月丙午,第1094页。

8.狄崇,“己亥春三月,征,以决战功,为右部都先锋。秋八月,进克无为。冬十月,克池州、清溪、河口,破双刀赵海舟。十二月,随征杭州。庚子夏五月,于龙江败陈友谅兵,随取太平,以功为帐前都先锋。”(23)周是修:《故广东都指挥使骠骑将军狄公碑铭》,《刍荛集》卷4,《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6册,第47页。

以上八个个案中,除例1和例2外,其他几个例子中的主人公在上文都提到过,只是为了论证需要,这里对其早年履历介绍的更为完整。例1、例3和例7显示,都先锋是先锋们努力的方向,而周显和蔡仙的经历则证明从先锋升到都先锋,要经历多次战斗并不断立功才有希望。

都先锋有带兵权,部分先锋也有领兵作战的机会。如例3中的周显,在攻克江阴之战时的身份是前部先锋。另据《秘阁元龟政要》记载,周显“率所部黄旗先锋击败陈保儿,擒贼六人,斩首五级”。(24)佚名:《秘阁元龟政要》卷1,《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3册,第230页。黄旗先锋是一支比较特殊的队伍。至正十七年正月十七日,朱元璋在应天府北门外鸡笼山阅兵:

命帐前亲军都指挥使冯国兴选年壮、英勇、多历战阵者,令亲管总管、万户举之,得三百六十名。赐衣甲,悬象牙牌,于上御书押字,背云“守御士”,刻名姓于其侧,以卫出入,用黄绢尺幅印以朱字,号曰“帐前黄旗先锋”。时俞本亦在选中。又选曾充元之花枪少壮者四百人,名曰“大号先锋”。及于扬州来降青军、长枪二色军内,又选四百名,号曰“铁甲士”,令都先锋陈德元等管。又选善骑射,多历交锋之人一千余名……名曰“骁骑士”。(25)俞本撰、李新峰笺证:《纪事录笺证》卷上,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71页。

由此可见,先锋军确实是从勇敢善战的老兵中选拔出来的,且有“大号”等不同的番号,而黄旗先锋则是精锐中的精锐,是朱元璋的保卫部队。周显率领黄旗先锋参战,则显示朱元璋的宿卫军同样承担野战任务。因此,黄旗先锋不仅是吴国公帐前的护卫军,更是朱元璋直接掌控的王牌预备队。

就先锋中的佼佼者可以领兵这一点来看(26)据《明太祖实录》卷46,洪武二年十月庚午条(第916—917页)记载,名将常遇春曾由总管府先锋升管军总管,后“授承信校尉,领军先锋”。当时的龙凤政权大体仍在沿用元朝的职官制度,承信校尉只是六品武官的散阶,相当于世职中的百户。据此推测,有带兵权的先锋似乎有一个“领军先锋”的专门称号。,先锋们进入军官队伍的机会应该是很多的。但从上述例子可见,先锋们的晋升之路似乎非常混乱。严德、周显以及例4中的侯林很快都升任卫所中的中高级军职,1358年已经是都先锋的刘福,在甲辰年却成了总旗,例6中的莫海亮更是在成为先锋十年后变成了小旗。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如太平府繁昌县人从一,“前双刀赵下万户。丁酉年三月,于本县归附,赵院判下黄旗先锋。癸卯年接应安丰,充小旗”;(27)《承天卫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64册,第205页。扬州人徐成,“丙申年从军,庚子年选充都先锋,甲辰年举充百户,丙午年敬授管军百户”。(28)《沅州卫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63册,第338页。是这些人战功不够吗?似乎也不是。因为例5中的唐彬,1358年已经是长兴卫万户,还是管事万户,也就是实职,不是空有名分的虚职,可到了1364年却被改授为百户。

上述几个例子要么提到了甲辰年,要么在甲辰年之后“沦落”,笔者推断他们职务的变化,应与该年的一系列变动有关。甲辰年(1364),是朱元璋政权建设的关键之年。该年正月初一,朱元璋自立为吴王。虽然仍奉龙凤正朔,但与韩林儿同样称王,暗含分庭抗礼之势。在军制上,正月,朱元璋下令设武德卫等17个亲军指挥使司,南京以外地区原设的各翼统军元帅府,亦“悉罢诸翼而设卫”。(29)《明太祖实录》卷14,甲辰年三月庚午,第185页。四月,行部伍法,抛弃沿用元朝的枢密、平章、元帅、总管等职务,“核诸将所部,有兵五千者为指挥,满千者为千户,百人为百户,五十人为总旗,十人为小旗”,“令既下,部伍严明,名实相副,众皆悦服,以为良法”。(30)《明太祖实录》卷14,甲辰年四月壬戌,第193—194页。根据这一整军原则,刘福、唐彬、莫海亮等人应该是因为实际领兵数少,才没能得到中高级武职,与其实际战功没有直接关系。只是这次整军,让他们在未来的晋升中输在了起跑线上。

另例8中的狄崇,在1359年三月到次年五月多次立功,却只从右部都先锋,“以功为帐前都先锋”来看,都先锋是因事而设的职事官,不可世袭,在政权草创之际,和其本身的军阶自然不必有固定的对应关系,所以才会有类似常遇春从六品承信校尉,直接跃升为统军大元帅(31)《明太祖实录》卷46,洪武二年十月庚午,第917页。的现象。

此外,《鹰扬卫选簿》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案例:“王镇,合肥人,前长枪杨万户下头目,丙申年选充先锋,壬寅年克江西,选充大号百户。”(32)《(南京)鹰扬卫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74册,第243页。所谓“大号”,指的应该是《纪事录》中记载的源自元花枪军的大号先锋。上文提到的花枪先锋潘进,应该也在大号先锋之列。王镇在大号先锋军中任百户,再次证明先锋军中也和翼(卫)一样设有千百户等固定的军职,与理论上可获得世袭资格的千百户等并存,进一步说明都先锋只是职事官,是流职。

前文已及黄旗先锋是朱元璋的宿卫部队,为什么一定要以黄色为标志呢?王崇武认为,红巾军的旗帜都用红色,“而俞本《纪事录》记:至正十八年,太祖开府金华,已改用黄旗。《实录》至正二十年闰五月记:陈友谅破太平,弒主自立,将约姑苏张士诚夹击应天府。太祖因遣友谅故人康茂才约其速至,先破之,而预伏重兵于卢龙山左,令持帜者偃黄旗于山左,偃红旗于山右,戒所部曰:‘敌至举红旗,举黄旗则伏兵起。’案友谅为红巾巨子徐寿辉党,所用为红旗,所谓敌至举红旗者,盖以此示归降,至后举黄旗,乃太祖之旗色……是已改变其旧所宗信者矣。”(33)王崇武:《论明太祖起兵及其政策之转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0本,1948年。开府金华时用黄旗,指的是1358年十二月,开设浙东行省,“上于省门建立二大黄旗,两旁立二牌,旗上书云: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牌上书云:九天日月开黄道,宋国江山复宝图”。(34)俞本撰、李新峰笺证:《纪事录笺证》卷上,第101页。虽然是立黄旗,但旗、牌上的内容显示朱元璋依旧是龙凤政权的追随者,并没有放弃恢复宋朝的政治追求。以立黄旗来证明其已准备和龙凤政权分道扬镳,似乎有些勉强。

实际上,红旗在朱元璋军中的使用率仍然很高。朱元璋军使用红旗,大体开始于至正十五年,当年六月占领太平路,改路为府,设元帅府,“文移用宋龙凤年号,旗帜及将士战衣皆用红,盖以火德王,色尚赤也”。(35)陈建:《皇明通纪法传全录》卷1,《续修四库全书》第35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6页。明朝建立后,明军的战衣、旗帜仍以红色为主(36)《明太祖实录》卷76,洪武五年九月甲子,第1404页。,以致明代的军户户籍在史籍中常以“赤籍”替代。(37)如蒋一葵:《长安客话》卷2《皇都杂记·风秀才》(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3页)载:“秀才不知何许人,太宗在藩邸时,秀才寄赤籍中,佯狂奇谲,众因呼之云。”洪武二十一年进一步明确,“惟驾前旗手一卫用黄旗,军士、力士俱红胖袄,盔甲之制如旧。其余卫所悉用红旗、红胖袄。”(38)《明太祖实录》卷193,洪武二十一年九月戊寅,第2902页。可见,红色始终是明军中的主色。黄色一般是帝王才可以使用的颜色,结合1358年仍在响应龙凤政权恢复宋朝的主张来看,1357年朱元璋“用黄绢尺幅印以朱字”,授予帐前先锋,应该是为了凸显其特殊地位(39)黄旗先锋的身份在军士心中无疑是无比骄傲和自豪的。如宣府人钱永义“国初归附从征,甚有功,号大黄旗先锋”,虽然未曾授官,仍然是“黄旗犹见记军容……家声端不愧先锋”。参见倪岳:《青溪漫稿》卷5《挽宣府钱永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51册,第45页。,以与一般军士做区分,并无其他政治内涵。

三、帐前先锋与把都儿

例8中的狄崇,屡立战功,才从右部都先锋转任帐前都先锋,显示在都先锋内部也有等次之别,帐前都先锋的地位明显高于五部都先锋。

前文已及,1357年朱元璋麾下已经配备了一支专职守卫的帐前黄旗先锋军,此后,不断有先锋加入。如定远人李山,“甲午年归附从军,戊戌举保帐前先锋”;(40)《平越卫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60册,第13、95页。江都县人李成,“先系军丁,乙巳年杀退张氏,选充帐前带刀先锋”。(41)《义勇后卫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66册,第337页。对于帐前军,李新峰认为朱元璋的“帐前都司所统,似为朱元璋特别信任的禁卫军”,但该部后来不断外调,“凡此种种,不太像是‘亲兵’的做法”。后又指出朱元璋控制区内的行省“例配属帐前五翼军,即帐前总制亲兵都指挥使司是行中书省直辖的军事机构”。(42)李新峰:《明前期军事制度研究》,第16—17页。如果按照这一理解,帐前先锋军似乎和五部先锋军没什么区别。问题是,1356年朱元璋自立为吴国公且自领行省长官时,治下只有一个江南行省,所以即便按照此观点,此时出现的帐前先锋军,也只能是江南行省管辖下的帐前军,也就是行省长官朱元璋麾下的帐前军。因此,笔者认为档案中不断出现的帐前先锋个案,均应属于朱元璋的亲兵系统。而亲兵不断外调,则要归因于朱元璋将自己的亲兵队伍当成了开疆拓土的战略预备队。(43)参见张金奎:《锦衣卫形成过程述论》,《史学集刊》2018年第5期。

既然帐前先锋军隶属于亲兵系统,自然也是亲兵中的精锐,是战略预备队中的精锐。既然是精锐,自然选拔标准更高,因而类似狄崇那样由普通的都先锋调入帐前先锋队伍,虽然是平调,但地位明显不同,也可以算作一种奖励。

在先锋进入亲兵队伍的同时,朱元璋的帐前队伍中还出现了一支番号为“把都儿”的部队。朱元璋曾“选精壮军于帐前守御,名曰金陵、横舟、铁甲、交枪、皇五等把都儿,帐前亲兵都指挥使司领之。”(44)刘辰:《国初事迹》,《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46册,第13页。这种情况在个人档案资料中也有所反映。如六安州人陈名,“丙申年归附,充帐前铁甲把都儿”;宣城人马名,“甲辰年充交枪把都儿”;(45)《皇陵卫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62册,第284页。峄县人吕成,“乙巳年充交枪把都儿”;(46)《怀远卫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62册,第331页。临淮县人周禄,“乙未年归附,虎贲右卫交枪把都儿,洪武四年充总旗”;(47)《振武卫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71册,第121页。桐城人张隆,“辛丑年从军,□□□选充交枪把都儿小旗”。(48)《成都左护卫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57册,第276、356、220页。金陵、横舟等把都儿虽然暂时未能找到史料依据,想必也是客观存在的。另从周禄、张隆的履历来推断,把都儿军内也有千百户、总小旗等军官设置,且不仅帐前军中有把都儿,一般卫所中,如虎贲右卫,也设有把都儿军。(49)《明太祖实录》卷25,吴元年九月癸未、癸卯,第365、380页。

把都儿是蒙古语的汉文音译,在元代汉文史籍中也写作“八都儿”“拔都”“八都鲁”等,清代音译为“巴图鲁”,是英雄、勇士的意思。拔都不仅是一种尊称,还是元朝军中一个专门的兵种,“蒙古军每十人月食粮者,惟拔都二人”。(50)《元史》卷8《世祖本纪五》,中华书局 1976年版,第155页。朱元璋军中设把都儿军应该也是受元朝制度的影响。

同时,把都儿在元末明初同样也是对勇敢之士的尊称。如指挥张英等带人去见蓝玉,蓝玉问:“这火官人、巴都儿是那里的?到都是几个好汉。”(51)朱元璋敕录,王天有、张何清点校:《逆臣录》卷2《金吾前卫指挥姚旺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69页。朱元璋也曾这样称呼立了大功的勇士。如鄱阳湖血战之后,朱元璋焚香拜天,宣布:“‘异日天下一家,与汝等巴都儿共用富贵,教汝都做大官。’拜毕,上于船楼上设金椅坐定,保驾都督仇景福率八枝壮士一千三百人,称万岁,谢恩。”(52)俞本著、李新峰笺证:《纪事录笺证》卷上,第186、188页。这1300余人,显然不会都是御前正式的把都儿。李新峰怀疑“五种把都儿与五部都先锋内外对应,乃朱元璋近侍精锐。”近侍精锐肯定没有问题,与五部都先锋有没有对应关系则暂时无法判定,因为先锋军在明朝立国后依然存在,把都儿则已不见了踪影。

先锋军在明朝立国后仍存在的典型例证有很多。如太康县人楚观音奴,“前王保保下湖广省左丞,洪武五年充银牌总先锋”;(53)《云南左卫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58册,第476页。临颍县人郝诚,“洪武元年于本处入籍,五年赴京,充总先锋”;(54)《兴州左屯卫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67册,第154页。海州人蒋克忠,“吴元年充参随。洪武九年选充银牌先锋。二十一年钦除驾前都先锋,调锦衣卫”;林县人崔智,“先系头目,洪武八年拨羽林左卫,九年选充寄牌先锋。十一年改金吾前卫,故。十七年,将兄崔均用补,充先锋。二十一年调锦衣卫带刀先锋”。(55)《镇虏卫选簿》,《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71册,第387页。崔智兄弟的经历说明,至少到洪武末期明军中仍有先锋军,不仅锦衣卫等亲军卫中设有先锋,一般卫所中也设有先锋。

史籍中还有批量选拔先锋军的例证。如洪武六年三月,“侍御史商暠招集王保保河南旧将士,得元参政副枢等五百八十余人,军士一千六百六十余人。至京师,简其壮勇者为驾前先锋”;(56)《明太祖实录》卷80,洪武六年三月癸卯,第1448页。洪武十三年八月,“以故元鞑靼、色目将士在军中者六百六十一人为先锋”。(57)《明太祖实录》卷133,洪武十三年八月乙亥,第2108页。

上述蒋克忠,洪武二十一年以驾前总先锋的身份调入锦衣卫,崔均用也是在这一年成为锦衣卫带刀先锋,类似的例证还有成安县人孟恂。他本是元军中的下级军官,“洪武七年起取凤阳左卫,充参随。九年,选充寄牌先锋。二十一年征捕鱼儿海子、哈喇哈地面,还,除驾前都先锋,拨锦衣卫带管。追赶达军至凤县连云栈”。说明锦衣卫中仍有成建制的先锋军存在,且尚在执行出京野战任务。

洪武五年九月,朱元璋曾诏令工部制造“扈驾先锋金字银牌十……鈒驾前先锋四字,以金涂之。”(58)《明太祖实录》卷76,洪武五年九月壬子,第1395页。次年五月,再下令“造扈驾先锋金字银牌一千五百面”(59)《明太祖实录》卷82,洪武六年五月乙丑,第1479页。,显示立国后朱元璋麾下至少有1500名先锋军。不过这1500名扈驾先锋后来悉数转为天武将军,成为驾前的仪仗部队。(60)参见张金奎:《明锦衣卫侍卫将军制度简论》,《史学月刊》2018年第5期。而上述蒋克忠等人的例子则显示,在扈驾先锋整体改编之后,朱元璋的宿卫部队中仍然有先锋军存在。可见,改编扈驾先锋军是凸显九五之尊的礼制需要,而不是要取消驾前先锋军。因为史料缺乏,尚无法确定朱元璋直接掌控的亲军卫中到底有多少先锋军。

至于消失的把都儿军,估计是出于政治宣传的需要而有意识地抛弃了。毕竟把都儿的名号明显带有“胡虏”色彩,和朱元璋宣传的“驱逐胡虏,恢复中华”(61)《明太祖实录》卷26,吴元年十月丙寅,第402页。太不相称。因五支把都儿军也是朱元璋驾前的精锐,不排除其被整体并入驾前先锋军的可能。

结 语

朱元璋占据金陵之后,周围强敌环伺,保持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就显得尤为重要。一般来说,一支部队所属军士的军事素质不可能完全一致,因而也就有了主力和一般之分,朱元璋军中的先锋即是麾下各支部队中的精锐。朱元璋有意识地将分散存在的先锋归并到五部都先锋府中,集中军权的同时,还可防止属下将领离心。鉴于先锋军在立国之战中的突出作用,朱元璋在称帝后依旧保留了先锋军,且从个案史料推断,皇帝亲军卫中的帐前先锋数量应明显多于一般卫所中的先锋。

与千百户等可世袭的武职不同,先锋军显然属于战时体制,能力是入选的第一标准,故都先锋乃至部分先锋虽然可以领兵作战,但始终属于流职系列,不具备世袭资格。由于战争不断,各部所属军士没有条件按照固定的标准进行补充,数量参差不齐是常态,在1364年整编的过程中,部分先锋、都先锋因为统辖军士数量少而沦落为小旗、总旗等低级军职。这样的矛盾在战争时尚有间接弥补的可能,在和平时期则会成为军中的不安定因素。先锋军的番号在洪武朝之后不再出现于史籍(62)洪武二十一年是笔者目前所见明廷最后选拔先锋的时间。文中提到的崔均用、蒋克忠等,都是在这一年成为驾前先锋、都先锋的。,固然是因为“承平”之后,军队总体进入和平状态,不需要大范围的编组,先锋们地位的意外拉开应该也是原因之一,尽管不是主要因素。不过,战时状态总是需要组建一支或若干支精锐部队。明中后期军中不时出现“选锋”(63)如提督军务兵部左侍郎文贵在上疏中提到“延绥选锋三千,缺官统领”,参见《明武宗实录》卷60,正德三年七月癸亥,第948页。“战锋”(64)如翁万达嘉靖年间在宣大组建的五营战锋,参见翁万达:《军务疏》,《翁万达集·文集》卷6,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71—175页。等番号,按照明人凡事要追述祖制的做法,立国前后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先锋军无疑是其制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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