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琳琳

(中山大学 历史学系,广东 广州 510275)

孙中山1914年建立的中华革命党在其革命事业中因“功绩”逊色,更多处于历史的隐形地位。在革命史叙述脉络下,中华革命党的活动附着在护国运动与近代反帝制运动之中,却因军事实力薄弱、起义资金匮乏等情难以掌握领导权,最终退居为这一时期的革命配角。

按照历史演进的自然时序,云南护国军出现以前,海内外的革命党始终是袁世凯政府的重要侦缉对象。关注袁世凯政府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政治较量,或为重审这段历史的一个突破口。因此,本文拟在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1)参见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华民国史》第2卷,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46—649页;李守孔:《中华革命党与护国军》,台北《中华学报》1974年第2卷第1期;王杰:《中华革命党略论》,《孙中山研究论文集》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37—366页;陈长河:《从肇和舰起义看中华革命党军事战略的失误》,《史林》2002年第3期;王友明:《中华革命党山东反袁斗争述论》,《军事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等。,利用档案、报纸、回忆录等相关史料,细致梳理二次革命后袁世凯政府侦缉海内外革命党的政治策略,重新认识孙中山等党人的革命活动,继而呈现中华革命党的真实面相。

一、抓捕“新同盟会”

1914年7月8日,孙中山在东京筑地精养轩召开党员大会,公开宣告中华革命党成立。(2)何文平:《孙中山史事编年》第4卷,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1754页。无论是孙中山对中华革命党的筹建,抑或袁世凯政府对流亡党人的侦缉,均在二次革命后陆续展开。探讨袁世凯政府侦缉中华革命党的策略,必须向前追溯,观察这一持续演进的侦缉过程。

平息二次革命后,为追剿参与其中的革命分子,袁世凯已迅速制定军事计划。他一方面向日本政府、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港英政府等(3)《时报》1913年7月24日,“本埠紧要新闻”,第3页;《牧野外务大臣致服部兵库县知事电》,1913年8月8日,俞辛焞、王振锁编译:《日本外务省档案:孙中山在日活动密录(1913年8月—1916年4月)》,南开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87—588 页;《今井总领事致牧野外务大臣电(并致福州)》,1913年8月3日,《日本外务省档案:孙中山在日活动密录(1913年8月—1916年4月)》,第1页。交涉,禁止流亡党人登陆或停留。针对孙中山、黄兴等已暗潜海外的党人,由外交部适时与各国政府提出引渡(4)《犯人引渡之交涉种种》,《顺天时报》1913年11月16日,第9版。,并通电各驻外公使协助调查国民党在海外的秘密活动。(5)《通电令各驻外国公使饬查各该国国民党解散后之情形》,刘路生、骆宝善主编:《袁世凯全集》第24卷,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18页。另一方面,派遣冯国璋、段祺瑞、李纯、倪嗣冲等北洋干将分赴苏、鄂、赣、皖四省督理军政,迅速掌控长江流域的军事局面(6)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383页。,广东地区由龙济光赴粤督政。上海租界因通信便利、华人警备薄弱,革命党蜂拥而入,因此袁氏派亲信郑汝成担任上海镇守使,缉捕隐匿党人。(7)《任命郑汝成职务令》,《袁世凯全集》第23卷,第228页。11月解散各地国民党后,更加强调各省都督、民政长对国民党的侦察与搜捕。侦察方向大体有三端,一为国民党重要分子潜逃国外后的踪迹,二为各省逗留国民党的态度,三为脱党党员是否误被牵涉。(8)《密电奉天民政长许世英饬派员调查国民党解散后之情形三点》,《袁世凯全集》第24卷,第290页。

由于各省解散国民党、打击国民党员的手段甚重,大量党人进退无门、暗中集结,纠合会党、绿林,煽惑地方军队,打着“二次革命”“三次革命”的旗帜活动,成为社会治安的隐患。仅上海一地,先后破获“新同盟会”“黄社”“侠义铁血团”“龚植三”“章天水”等秘密组织。(9)《闹年关》,《申报》1913年12月25日,第11版。袁政府加大“剿匪”力度的同时,各地“匪患”仍屡禁不止,甚至出现“拿获者自拿获,枪毙者自枪毙,而各省各处之党人,谋大举者仍自谋大举”(10)心森:《论引渡党人收抚党人皆非根本上弭乱之办法》,《大公报》1914年4月1日,第2版。的矛盾状况。

这些秘密组织中,“新同盟会”的声势极大。1913年11月28日,京师警察厅查获“新同盟会”章程。章程记载,此会“联络民党旧日同志及一切志士”,通过暗杀“铲除专制魔王及一切强权,组织完全共和”。(11)⑨《京师警察厅饬查禁新同盟会会章之训令》(1913年11月2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政治(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715—717页。“凡属纯正民党人物及海内志士能实行本会宗旨者”均可加入,但须有本会五人以上的介绍,始成为普通会员。章程称“新同盟会”已在广东、奉天、浙江、上海、湖北各地设有秘密机关。⑨几日后,京师警察厅又侦获“新同盟会”组织草案。草案列举总、分会所在城市、干部任职等情。入会职务除暗杀外,又增加游说、刺探、运动等项。值得注意的是,“新同盟会”凭借革命经历、捐助多寡实行“阶级制度”,将会员分为大字辈、义字辈、光字辈、明字辈四个等级。(12)《京师警察厅饬查禁新同盟会组织草案之训令》(1913年12月7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政治(一)》,第717—719页。仅从章程来看,“新同盟会”所涉范围极广,颇有联络散居各省民党再度讨袁之举。自京师警察厅发现章程后,上海、云南等地也相继刺探到“新同盟会”的踪迹(13)《厉行侦缉新同盟会令》,《袁世凯全集》第25卷,第227页。,甚至河南都督张镇芳也密报此会与甚嚣尘上的白朗勾结共举。(14)《庞公瑜致张镇芳函》(1914年1月30日),杜春和编:《白朗起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231页。2月23日上海镇守使郑汝成严令军民不得加入“新同盟会”,如敢抗违,依照军律就地惩办。(15)《通令军民勿入新同盟会》,《申报》1914年2月23日,第10版。

“新同盟会”的组织是否有孙中山的暗中协助,两者之间是否为从属关系?这仍有待直接史料证实。一般认知里,孙中山筹建中华革命党的过程遭受极大阻力。二次革命后的流亡党人意见难和,革命精神涣散。或缄口不谈革命,或言十年后再行革命。(16)居正:《中华革命党时代之回忆》,《三民主义半月刊》第5卷第10期。无论逃亡海外,抑或匿居国内各地的党人,多处于衣食不周的困境。1914年初陈其美、戴季陶暗潜大连联合东北革命势力时,也因资金急缺、时机未到而暂缓起义。(17)《关于陈其美等的言行之事》,1914年1月27日,《日本外务省档案:孙中山在日活动密录(1913年8月—1916年4月)》,第662页。因此,宣称联络各地民党的“新同盟会”,应无孙中山等的直接指导,更多的是脱离革命队伍的“盲动”。章程描述的支部规划与组织任务,是“新同盟会”革命目的与初步理想的一种呈现。

此处不深究“新同盟会”背后的关系网络,更多探讨袁政府借用“新同盟会”的名义抓捕革命党的手段。实际上,“新同盟会”受到高度关注,不仅因其名称与同盟会相似、易被视作有密切联系,也同样来自袁政府的刻意“造势”。

1914年3月17日,袁政府军政执法处通告国民党议员徐镜心、段世垣、林英钟等私通白朗、组建“新同盟会”的一起案件。徐镜心,山东黄县人。1905年加入同盟会,后被任命为同盟会北方支部负责人。民初担任参议院议员,国民党解散后继续任职,多次公开反对袁世凯。(18)李日、徐学航主编:《革命巨子徐镜心》,山东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5、64页。段、林二人为河南籍众议院议员,晚清时亦为同盟会会员。据京师警察厅报告,密探孙会云侦获党人凌钺寄给京中同人的信函,及“新同盟会”章程、党证等物件。随后警察厅选派眼线日夜侦察,获知徐镜心联络日本人仓谷箕藏购运军火、接济白朗,林、段暗通黄兴,实行暗杀。(19)《军政执法处宣布破获党人之罪状》,《申报》1914年4月19日,第6版。

以革命党人的回忆及后世研究可知,段、林沟通白朗为真,徐镜心组建“新同盟会”为假。此时,白朗已攻袭湖北、河南、陕西等地,势力正盛,北京城内又盛传孙中山派凌钺与白朗军取得联系。密探孙会云为冒功领赏,伪造了一份内有段、林、徐等人的《致京中同人信》抄件。(20)《京师警察厅致军政执法处送讯究徐镜心等一案公函稿》,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181-17-1777。随后,此案由警厅厅长吴炳湘奉命查办。吴炳湘本已查到段、林二人与白朗的暗中联系,正趁此时将态度激进的徐镜心并入此案,炮制徐氏私通白朗的“罪状”。3月7日,吴炳湘派孙会云与变节党人周维屏联系,接近徐镜心的日本友人仓谷,暗示为白朗购买枪支弹药。徐镜心虽心生警惕,却未能劝阻仓谷。随后孙会云以“新同盟会”会员身份与仓谷交易,由此制造徐镜心、仓谷组建“逆党”、勾通“匪徒”的证据。(21)李日、徐学航主编:《革命巨子徐镜心》,山东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5、64页。

事实上,此时的袁政府并非不知流亡党人缺乏密谋叛乱的时机,也了解各种秘密组织大多是假托孙黄名义、难成气候的一时行动。通过侦探诱捕的方式,可以合法程序清剿国内潜藏的党人,也可顺势铲除海外革命党在国内的联络机关。风行各地的“新同盟会”等组织,只是袁世凯手中一枚以革命之手反制党人的棋子。

这种诱捕党人的侦缉方式,给海内外的革命组织带来不小混乱。流亡长崎的张尧卿因急图革命,被同处长崎的白逾桓等怀疑是袁世凯派来的侦探,可见党内也多有知晓及防范袁氏的诱捕诡计,“设法避免激进派诱促革命之举”。(22)《关于流亡中国人之集会谣传及革命意向一事》,1914年1月24日,《日本外务省档案:孙中山在日活动密录(1913年8月—1916年4月)》,第710页。由此,更能理解此时海外党人多对革命闭口不言的消沉心态。

二、刑事侦缉与侦探网络

二次革命后党人流向相对复杂,有潜往日本、南洋、美国等海外各地,亦有藏匿上海、大连、澳门等中外势力交错之地。为防止海内外党人勾结造反,袁世凯政府逐渐形成海外与国内政府、各省联动的侦缉网络。一方面,暗派侦探赴日,协助各驻外公使进行密探。另一方面,国内几个重点城市严防密控,侦缉党人异动。

暗布侦探,是袁政府侦缉党人的重要手段之一。早在南方各省密谋起义时,其已在革命党内安排眼线,策反革命军队(23)《致副总统黎元洪电》,《袁世凯全集》第23卷,第218页。,追踪党人行迹。(24)《政府防范党人之电令》,《申报》1913年12月19日,第10版。革命党潜逃之际,亦有侦探跟随赴日。(25)“The Ameican Ambassador to Japan to the Sectory of State”,August 25,1913,FRUS,File No.893.00/1891,p130.1913年8月,袁世凯获取孙中山由闽赴粤的情报,命人佯装欢迎,暗中诱杀。但因日本驻华领事的秘密协助,孙中山由闽直接赴日,逃过一劫。(26)林锋源辑:《赣宁之役资料散辑》,《近代史资料》第26册,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第 124 页。革命党在日组建的军事学校大森浩然庐,亦有袁氏派去的侦探。侦探暗中汇报密情,协助驻日公使、袁政府与日交涉取缔党人组织。(27)《中国流亡者经营学校之事》,1914年4月24日,《日本外务省档案:孙中山在日活动密录(1913年8月—1916年4月)》,第628页。但鉴于国际公法中政治犯不予引渡的规则,驻外公使与外派侦探的核心任务是向国内输送党人行踪的信息,最终的缉拿交由国内各省军警施行。

国内的侦探,由袁政府、各省官厅派往上海、大连等党人匿居地,设立秘密机关协助抓捕。这些侦探多“利用过去的革命党员”(28)《革命党在当地的情况及官宪对他们的态度一事》,1914年7月10日,《日本外务省档案:孙中山在日活动密录(1913年8月—1916年4月)》,第653、651、648—649页。,探知革命党的先期计划,向上级报告。袁政府及各省由此加强军警戒备,继而破获党人的秘密组织及行动。

海外党人回国的迹象,最初在东三省显现。1913年10月,袁世凯获知陈其美及党羽携巨款潜往青岛,并将赴东三省勾结胡匪的情报(实为假消息),随即电令奉天都督张锡銮严加侦察。(29)《电令奉天都督张锡銮严缉陈其美》,《袁世凯全集》第24卷,第19页。同年12月,国内又风传李烈钧、陈其美等派党徒潜往蒙边一带,将与“蒙匪”联合突扰大局。情报称该党匿居上海及青岛等处,约期赴东并令党徒在天津、汉口、南京等地散布谣言。(30)《政府防范党人之电令》,《申报》1913年12月19日,第10版。密报各有差异,但均指向东北地区,因此袁世凯不敢大意,密令总统府军事处立即妥筹办法。(31)《密交总统府军事处手函》,《袁世凯全集》第24卷,第522页 。

1914年3月4日,奉省侦获党人刘艺舟送往大连的密信,继知东京“侠义铁血团”的存在。信件详述革命党分赴各省的行动计划,黄兴赴甘肃、四川,谭人凤赴湖南,李烈钧赴安徽,柏文蔚赴吉林,陈其美赴奉天等,其他各省亦有党人前往联络。密信内容详尽,又与此时陈其美欲在大连举事等情报遥相呼应,袁政府速令内务部密电各省一体侦缉,严禁煽乱。浙江、广西、湖南、广东等省迅速复电,大有联合歼灭革命党人之势。(32)《国务院与内务部等关于防缉革命党人组织侠义铁血团图谋大举函电》(1914年3月4—1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政治(一)》,第963—964页。

不出半月,奉省在奉化县侦得革命组织,捕获党人马明远,由此突破奉天地区的诸多革命行动。其中马明远与刘艺舟、孙祥夫等在大连、长春等处暗设机关、煽惑军警,孙祥夫也赴日与陈其美议定东三省方略。(33)和力辑:《赣宁战后讨袁资料》,《近代史资料》总26号,第172—174页。革命党选在位置荒僻的奉化县密谋革命,促使官厅注重党人行动选址的取向。3月14日,奉天都督张锡銮将侦缉逮捕之权下放到各地军警,制定省县联动的侦查机制,并通知各县知事协缉乱党。(34)《会议杜绝乱党之根株》,《盛京时报》1914年3月14日,第6页。这也警示袁政府在荒僻县区或军警耳目难及之地派驻暗探,严密查防党人踪迹。

不过,袁世凯似不清楚此时海外党人在组建新党问题中的龃龉,更不知刘艺舟密信中的计划是无稽之谈。“侠义铁血团”是否为孙中山等海外党人授权仍然存疑。鉴于此时孙中山正着力收束党员行动、努力组建事权统一的中华革命党,“侠义铁血团”更可能是刘艺舟或国内东北党人自行拟定的组织名称。

随后,革命党暗潜回国,纠合“蒙匪”、白朗的谣言在各省流传,上海地区尤甚。上海是国民党人秘密聚集的首选城市,由此袁政府相当注重此地的侦缉工作。据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粗略统计,“革命党或与革命党有关系的、怕受牵连的人,大都从各省来此避难,据说达五万人以上”,但真正的革命党有“五千人左右”。而袁政府与地方各省也向上海输送大量侦探,倚靠“革命党员中的内奸”来收集、传递情报。(35)《革命党在当地的情况及官宪对他们的态度一事》,1914年7月10日,《日本外务省档案:孙中山在日活动密录(1913年8月—1916年4月)》,第653、651、648—649页。其中上海镇守使及淞沪警察厅的侦探规模最大、人数最多,因此党人在上海的计划时常被侦破。1914年5月30日蒋介石等在沪进行的暴动即是如此。蒋氏本计划此日三路并进——举行闸北暴动、进攻闸北警察署及袭击沪宁火车站,但闸北警察署派人暗潜党内,伪称内应,起事后突袭革命机关。举事瞬即失败,十余党人被捕,蒋介石等惶然逃走。(36)《革命党在当地的情况及官宪对他们的态度一事》,1914年7月10日,《日本外务省档案:孙中山在日活动密录(1913年8月—1916年4月)》,第653、651、648—649页。

除利用侦探外,防范党人运动军队也是袁政府侦缉策略的重中之重。晚清之际,曾为直隶总督的袁世凯已与孙中山等频繁交手(37)安东强、姜帆:《清政府对孙中山的认知及侦缉机制》,《中山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知晓运动军队是后者策应起事的关键。二次革命时,袁已密电黎元洪设法离间亲近黄兴的军界党羽。(38)《致副总统黎元洪电》,《袁世凯全集》第23卷,第218页。平定革命后,更饬令各省严防革命党混入军队暗中煽惑。(39)《安徽函电》,《近代史资料》第26册,第112页。

1914年6月,湘省办理守备队退伍事宜,湘南守备队第二区营队因党人李国柱等运动产生哗变。郴州各队趁发饷起事,策动兵士劫掠饷械,并向永兴、耒阳进犯。李国柱事先已与各县守备队串联应和,由此顺利突破永兴、耒阳、桂阳、临武、嘉禾诸地,直犯衡州。(40)和力辑:《赣宁战后讨袁资料》,《近代史资料》总26号,第163—166页。起义虽声势汹汹,但湘督汤芗铭早已探知营队成分复杂,暗布军队,又有湘粤桂三省出兵合攻,仅以一个月的时间荡平兵变。与此相反,李国柱本与各省党人约定同时举兵,却因交通不便、饷械不足,既难以应时发动,又不能举兵应援,最终起义崩析。(41)《湖南讨袁之役》,黄季陆主编:《革命文献》第46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9年版,第234—236页。

暗遣侦探查获党人踪迹,联合各省扑灭革命行动,基本可作为1914年袁世凯政府侦缉革命党的核心策略。再加上此一时期党人行动多停留在各省单独活动的阶段,起义成功的可能微乎其微。

那么,袁政府在何时获知中华革命党的成立呢?1913年9月王统一、朱卓文等五人在东京宣誓加入中华革命党(42)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851页。,之后孙中山制定党章、革命方略,并向旧金山、新加坡等海外各地分发,这些均为秘密活动。(43)《孙文动静》,1914年6月16日,《日本外务省档案:孙中山在日活动密录(1913年8月—1916年4月)》,第152页。1914年6月21日,中华革命党在日本民国社召开党员大会。(44)《关于中华革命党之事》,1914年6月22日,《日本外务省档案:孙中山在日活动密录(1913年8月—1916年4月)》,第632页。因党内有袁派侦探,也许此时已被国内侦知。但更有可能的是7月8日孙中山等召开的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大会约二百人出席,与会者不只限于革命党员。(45)《中华革命党党员之聚会》,1914年7月8日,《日本外务省档案:孙中山在日活动密录(1913年8月—1916年4月)》,第633页。重要的是,大会公布了孙中山手书的《中华革命党总章》。(46)《中华革命党总章》,黄彦主编:《孙文全集》第5册,广东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53—258页。

7月29日,国内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查获中华革命党的总章及组织表。(47)《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查获中华革命党总章及组织表并请查禁的文书》(1914年7月2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号:1001(2)/1179。碰巧的是,一日之前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战的发生,直接冲击了东亚局势。日本企图取代德国,侵吞青岛胶州湾,借战机扩大在华利益。这一外部环境的改变,直接影响革命党的起义计划,也促使袁政府调整侦缉方式。

此时,日本驻华代理公使小幡酉吉与中国驻日公使陆宗舆不断交涉青岛及胶济铁路问题。陆氏代表袁政府对驱逐在日党人的问题愈发强硬,并提出日本若果断处置,愿以青岛问题作为交换条件。(48)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1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9年版,第153页。小幡未置可否,但从9月3日日本关东军勒令陈其美、居正等离开大连及南满铁路附属地区(49)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1册,第158页。的行动可见日本官厅的退让态度。9月9日,陆宗舆正式递交有关革命党的交涉文书。(50)《陆公使递交文》,1914年9月9日,《日本外务省档案:孙中山在日活动密录(1913年8月—1916年4月)》,第747页。换言之,袁政府希望通过青岛问题的让步,换取日本在革命党问题上的诚意。但日本内部对革命党的处置意见始终无法统一(51)林德明:《近代中日关系史》,(台北)三民书局2005年版,第109—112页。,引渡仍难实现。

对于革命党来说,欧战的发生为革命创造了有利时机,孙中山甚至将此称为“中国革命之空前绝后之良机”。(52)《犬养毅与孙文会见之事》,1914年8月27日,《日本外务省档案:孙中山在日活动密录(1913年8月—1916年4月)》,第688页。随后,海外革命党陆续潜回国内,分赴香港、澳门等处伺机行动。(53)《报告革命运动近况之事》,1914年9月4日,《日本外务省档案:孙中山在日活动密录(1913年8月—1916年4月)》,第655—656页。此时加强警备、严防党人潜藏返国的措施渐显支绌,最终袁世凯选择与革命党打一场“心理战”。

三、策反与招抚

欧战爆发后,为防范海内外革命党人的异动,袁政府的侦缉策略进行了更具针对性的调整。除严防党人潜藏回国、关注日本对革命党的暗中协助(54)《报告革命运动近况之事》,1914年9月4日,《日本外务省档案:孙中山在日活动密录(1913年8月—1916年4月)》,第655—656页。、增设侦探(55)《租界添设侦探之磋商》,《顺天时报》1914年9月10日,第7版。等措施外,更重要的是宣告赦免附乱党人(56)《赦免附乱者令》,《袁世凯全集》第30卷,第5—6页。,对海内外党人进行系统的策反与招抚。

具体来说,早在1914年3月袁世凯已开始酝酿招抚计划。3月25日,报载袁氏密电江苏都督冯国璋,亲拟办法六条。(57)《大总统慎重收抚党人之要电》,《大公报》1914年3月25日,第3版。四日后,又通电各省建言献策。(58)《征集收抚党人之意见》,《大公报》1914年3月30日,第7版。收抚与否、如何收抚,各省似乎未有过多表态,但《大公报》不以收抚策略为然。其称收抚之术不外乎给予高官厚禄,但民初孙黄等官位不高,俸禄不厚,其余党徒更是如此,难见羁縻效力。(59)心森:《论引渡党人收抚党人皆非根本上弭乱之办法》,《大公报》1914年4月1日,第2版。这反映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如何处置收抚后的党人。

4月中旬,冯国璋向国务院呈请设立陆军遣抚调查所,意在招抚流亡军官。(60)《国务院为所陈收抚流落军官各情办法即可照行应取相片二纸以便稽查致江苏都督冯国璋电》(1914年4月1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北洋政府档案》第112册,中国档案出版社2010年版,第332页。6月,调查所在上海租界正式开办,宣告凡参加过二次革命的陆军将校及以上的军人,确已悔悟前非、欲就正业,可提出正式委任状及其他证据,经调查后给予旅费送还本籍。都督府军事咨议官杜准川向日人透露,调查所起初每日可达上百人申请,确有一些可疑人物,但真正的革命党人恐有后患,未有过多响应。(61)《革命党在当地的情况及官宪对他们的态度一事》,《日本外务省档案:孙中山在日活动密录(1913年8月—1916年4月)》,第651-655页。

5月3日袁世凯首次发出从宽赦免附乱人员的命令,宣布除革命党魁外,其余因事被胁、或无识盲从者均可予以自新,遣返原籍。(62)《从宽赦免上年七月之变附乱人员令》,《袁世凯全集》第26卷,第238页。但与陆军遣抚调查所的结果相同,党人反应寥寥。

平心而论,此时袁政府镇压党人甚力,各报登载各省“每日必杀数人或数十人”(63)守愚:《党祸记》,《民国》第1卷第3期。,招抚政策易被视作诛杀手段,效果自然不佳。但其在革命党内暗潜侦探的策略,却招致不少中下层党人叛变。1914年9月,范光启被上海镇守使郑汝成狙杀,经范策动的二百余军士亦遭杀害。(64)《上海同志致东京本部报告范鸿仙被刺函》,《革命文献》第46辑,第109—110页。此即党徒孙万乘贪财告密所致。(65)《刘平子上总理函》(1914年12月8日),中国历史研究院图书档案馆藏,档号:00843。随后,中华革命党东南地区的革命受挫,党内军用资金也因此出现严重紧缺。

1915年元旦,袁世凯颁布《附乱自首特赦令》,再次宣告赦免。结合接踵而至的中日谈判,袁曾有意向英美使馆及中外报界泄露交涉细节,激发中国举国反日的民族情绪。此年的特赦,同样形塑了袁氏秉承全国一致对日、抵御外侮的政治态度,实为一种巧妙的政治策略。

时隔半年,袁政府的特赦准备也更加充分。其一,赦免革命党魁,邀请孙中山等入京就职。(66)《特赦声中之乱党》,《盛京时报》1915年2月11日,第3页。仅一个月孙中山的美国朋友戴德律(James Deitrick)已有耳闻(67)《James Deitrick书简》,[日]久保田文次编:《萱野長知·孫文関係史料集》,高知市民図書館2001年版,第447—450页。,足见消息传播之广。其二,派侦探蒋士立携款五十万到东京,协助驻日公使实行策反。蒋开出“资送回国,予以政治地位”“国外修养,予以优裕生活费”及“补给留学官费”等条件(68)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上册,东方出版中心2012年版,第248页。,不少党人获款后转身成为政府侦探。(69)《名心致谢持函》(1915年2月5日),中国历史研究院图书档案馆藏,档号:10632.1。其三,散播革命党于中日交涉时煽惑留学生的论调(70)《中国流亡者戴天仇的谈话》,1915年3月1日,《日本外务省档案:孙中山在日活动密录(1913年8月—1916年4月)》,第717—718页。,及孙中山遇刺等谣言(71)《复宿务同志澄清日本报载刺客事函》,《孙文全集》第7册,第381页。,施以离间中伤之策。其四,宣告根据才能重用已自首党人(72)《大总统拟酌用自首党人》,《大公报》1915年3月21日,第3版。,引诱更多的海内外党人自首。

随后,何海鸣、张尧卿、刘艺舟等党人陆续回国自首,并在接受短暂监视与问讯后,恢复自由身。(73)《政府对于自首党人之方针》,《顺天时报》1915年3月17日,第2版。中华革命党美洲砵仑(波特兰)分部向党本部陈请暂主合作,养精蓄锐,观机而动。(74)《陈煊上总理函》(1915年2月19日),中国历史研究院图书档案馆藏,档号:07836。2月25日,黄兴、陈炯明、柏文蔚、李烈钧等联名通电上海各报,主张暂停革命、一致对外,亦劝孙妥协。(75)黄兴:《与陈炯明等联名通电》(1915年2月25日),《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96—399页。但孙拒绝停止反袁。

因站在举国反日浪潮的对立面上,中华革命党受到严重冲击。又因何海鸣等自首后很快重获自由,海内外城市亦出现大批因生机困窘、革命意志不坚定而自首投降的二三流党人。(76)《中国流亡者戴天仇的谈话》,1915年3月1日,《日本外务省档案:孙中山在日活动密录(1913年8月—1916年4月)》,第717—718页。各地多有党员投降、充任侦探的谣言,以致同党猜忌;(77)《中规致谢持(慧生)函》(1915年7月24日),中国历史研究院图书档案馆藏,档号:10703。内部消息泄露,事未实行已先披露报纸,致使党内毫无秘密;何海鸣公开宣告停战,革命军士迟疑,行动颇为受阻;(78)《朱卓文〔朱超〕书简》,[日]久保田文次编:《萱野長知·孫文関係史料集》,第555页。党内传递诋毁党首的匿名信,诬指陈其美居心险恶、破坏革命,影响极劣。(79)《徐剑秋致谢持函》(1915年9月5日),中国历史研究院图书档案馆藏,档号:13804。

针对袁世凯的收抚政策,中华革命党迅速在海外各部成立调查机关,考察党员的住址行踪、身份履历及是否有二心等情。(80)《党务部对党员调查释示》,陈三井、居蜜编:《居正先生全集》中册,《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40),第77页。但因民族情绪、资金、通信等因素影响,党内猜忌并未减轻。意料之外的是,特赦令的出台反倒促使孙中山等中华革命党人与岑春煊、李烈钧等有调和之意。(81)《关于中华革命党之事》,1915年5月13日,《日本外务省档案:孙中山在日活动密录(1913年8月—1916年4月)》,第732页。这恐怕是袁世凯始料未及的。

8月筹安会公开活动后,国内不断爆出自首党人复出革命、反对帝制的消息(82)《自首令限期废止之问题》,《顺天时报》1915年9月18日,第2版。,袁世凯的收抚策略日渐失去政治效力。但基于既有的侦缉方式,袁氏仍能对海外党人保持警觉。

10月龙济光呈报党人行踪,其称孙中山在日纷寄书函、四处煽惑,岑春煊、林虎等已由南洋秘密归国。党徒本拟在粤起事,但因军防严密屡次失手,现改由长江、上海、山东入手,若有一处成功,立即联合各省同时并起。龙氏随即致电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陆军部,提醒苏、沪、鲁等省严加防范。(83)《广东将军龙济光为请饬苏沪鲁赣等省严加防范民党以遏乱萌致统率办事处陆军部电》(1915年10月24日),《北洋政府档案》第113册,第163—166页。

因广东毗邻港澳,龙济光截获消息更快,也更能迅速反应。此时党人分赴各地的行动轨迹,证实龙氏探报大体不差,但其将粤省放置在次于长江、上海等地的军事地位,多有夸大本省的侦缉效果。值得注意的是,袁政府对海内外革命党多线并行的方式渐有知晓(84)10月陆征祥呈报水利促进社的组建情况。这一组织早在一年前成立,此时呈报或可说明侦缉面扩大,了解革命党内的分歧。《政事堂钞交内务部外交总长陆征祥关于把东领事详复各埠不必特立报馆请分给华侨内地报纸咨》(1915年10月18日),《北洋政府档案》第122册,第508—509页。,逐步扩大侦缉范围,关注孙中山、岑春煊、李烈钧等各党魁的行迹而非革命组织本身。

随着国体变更的趋向愈显,各地民党纠合土匪、绿林进行的起义多如牛毛,有关革命党贷款数百万、联合宗社党谋乱等流言风行各省。(85)《告百姓毋附乱党各安生令》,《袁世凯全集》第33卷,第362-363页。为此,袁世凯一面依各省情形设立特别防区,订定特筹办法(86)《修订特别防区要点之批饬》,《大公报》1915年11月29日,第6版。,一面颁布《告百姓毋附乱党各安生业令》《防缉乱党十四条》《扑灭乱党突发赏格》等条例,完善侦缉奖惩制度,打击革命传言。

其中,袁世凯尤其注重《防缉乱党十四条》,通饬各省官厅传阅通晓。该条令根据革命党多以集会结社聚集、侧重荒僻之地举义、选择流动性较大的场所藏匿、极易勾结退伍军队及痞棍土匪等诸多特点详述抓捕方式,并严查私藏枪械、检查各方邮电、侦查投诚党人、取缔印刷所及报馆。(87)《防缉乱党办法之通咨》,《盛京时报》1915 年11月19日,第1页。由此可见袁氏对各地革命党活动方式的足够重视和充分把握。故此,似乎可以找到中华革命党在国内起义数度失败的外部因素。

护国战争爆发后,袁政府逐渐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更多地与护国军谋求调和,无暇顾及孙中山及中华革命党。举国反帝的革命形势下,中华革命党仍难取得较大成功。1915年12月,党内寄予厚望的上海肇和舰起义,即使给予极大的财力支持,也派蒋介石、丁仁杰等党内骨干助战,却最终难逃情报泄露、仓促失败的结局。(88)《中华革命党本部通告肇和起义失败经过》,《革命文献》第46辑,第167—169页。

袁世凯对中华革命党的认知与侦缉,一直延续到1916年与山东革命军的交战。5月4日,在日本秘密协助下,中华革命军东北军攻克山东潍县、安邱等地,继谋省城济南。此时各地的讨袁护国运动渐入佳境,山东将军靳云鹏本欲与居正议和,但被袁世凯电召回京,改派张怀芝赴鲁对决。直至袁氏去世,两方仍在争斗。(89)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1册,第256页。实行武力解决,正是袁世凯认为中华革命党不能久支,蓄意翦除其革命势力。

职是之故,探讨孙中山及中华革命党难以成为讨袁护国运动的革命主角问题,不可忽视袁政府敏锐的军事部署与抓捕行动。

结 语

二次革命后,袁世凯镇压各地革命组织的举措,可视为侦缉中华革命党的伊始。1913年底袁氏批复陕西敬电时称“乱徒以煽惑军队,勾结土匪,分遣暗杀为惟一不二之政策,务在此三项著意”。(90)《批陕西都督张凤翙敬电》,《袁世凯全集》第24卷,第581页。这既是平息赣宁之役后的体悟,更是两年来侦缉中华革命党方向的重中之重。通过掌握革命党内部成分的复杂性和武装起义的临时性等特征,袁政府不断破获潜藏国内的革命机关,遏制尚未成行或初具规模的革命活动。

与此同时,袁世凯政府逐渐形成的海外与国内中央、各省联动的侦缉网络,对革命党进行有效追击。对外方面,暗派侦探协助驻外公使,刺探海外党人的行踪,对内方面,注重上海、大连、澳门等华洋势力混杂之地,严防海内外党人联合造反。随着国内情势与国外环境的瞬息万变,不断调整侦缉策略,尤其侧重对革命党系统的策反与招抚。从中华革命党的起义成效来看,袁政府无疑是“战胜革命”的那一方。

长期以来,学界在关注孙中山与中华革命党的相关问题时,或从革命立场出发,以孙中山为主线延伸拓展,虚化同一时代下不同革命势力之间、同一革命阵营内部的诸多明争暗合,或以政治成败为标准,凸显肇和舰起义和山东护国军的功绩,淡化中华革命党的整体军事构想与各地未能成形的军事起义。探讨袁世凯政府对中华革命党的侦缉与策反问题,有助于从革命对手方的角度重新认识孙中山等党人的努力与局限,呈现中华革命党的真实面相。

此外,“新同盟会”“侠义铁血团”等革命团体的频出(91)鲜为人知的是,中华革命党内亦存在小团体。湖北籍党员陈燮曾奉命由东京潜回汉口,1915年1月被捕后叛变。其供词中称,1915年初与詹大悲等组织公民会鄂支部,协助筹办新同盟会、爱国团、军政学社、少年党筹备处、公民会等六党联合会,却未提及中华革命党。中华革命党的名与实,在时人眼中或有另一番光景。见和力辑:《赣宁战后讨袁资料》,《近代史资料》总26号,第166—170页。,既给袁世凯政府的侦缉增添无数难度,也为近代民主革命的进程增添无数变数。从历史的整体性出发,这些假托孙黄名义、借助革命资源的秘密团体,看似与孙中山及中华革命党的关系不大,却在无形中影响着革命走向。探究不同革命力量间复杂而多面的关系,有助于真正理解中华革命党在历史长河中的地位与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