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伶双［澳门大学，澳门 999078］

海外汉学界对陶渊明的研究相较其他诗人而言成果颇丰，如美国汉学界中海陶玮（James Robert Hightower）的译本《陶潜的诗》（The Poetry of Tao Ch'ien）成为西方陶渊明诗歌译本较有影响的一部，还有戴维斯（A.R.Davis）的译本《陶渊明：他的诗歌及其意义》（Tao Yuan-ming，His Works and Their Meaning）、罗秉恕（Robert Ashmore）的译本《阅读之转输：陶渊明世界中的文本与理解》（The Transport of Reading：Text and Understanding in the World of Tao Qian）等；哈佛大学田晓菲教授著有《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Tao Yuanming and Manuscript Culture：The Records of a Dusty Table），将陶诗置于手抄本创作视域中，探究其手抄本文化的形成及其被重构、被接受的过程。在日本汉学界也有如近藤元粹的《陶渊明集》、一海知义的《陶渊明·陆放翁·河上肇》、铃木虎雄的《陶渊明诗解》等著作。

陶渊明的《形影神》历来被学者认为是其世界观和生死观的集成之作，也是其哲学思想的高度凝聚。如清人马墣所评：“渊明一生之心寓于《形影神》三诗之内。”陶渊明综合了魏晋玄学及佛教、道教、理学等多种哲学思想，却又对它们进行了改造和扬弃，形成了新颖而独特的生命哲学。

本文将综述海外海陶玮、戴维斯两版笺注的共同点，并对二者的独特性进行探讨，把脉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对海外译者解读陶诗的影响。

一、海外两版本笺注共同点综述

《形影神》作为陶渊明诗集中较为突出的哲理诗，其具有的独特地位均被两版笺注所提及和认可，同时就诗作具体内涵的解读而言，二者均认为，“形、影、神”并非仅仅作为对立世界观的代言人。戴维斯提出：“‘形、影、神’不仅仅是作为对立的宗教或哲学思想的代言者……这组诗试图去解决存在于诗人内心的矛盾。”海陶玮也认为：“这组诗的主题正体现了他生命中大多数时间都在发生着的内心矛盾冲突。”这是他们通过考察诗歌内容本身，并与诗人生平形象相对比——或者至少是与诗人作品所塑造出的形象相对比，从而发掘三种立场在陶渊明本人身上的矛盾表现。

此外，二者均提到陶渊明或多或少受到了当时儒释道背景思潮的影响和启发。海陶玮援引逯钦立的观点，认为“这组诗的来源在同时代的佛学论争中被寻找”。形、影、神的概念应是来源于慧远《万佛影铭》的“廓矣大象，理玄无名。体神入化，落影离形”。戴维斯列举了东晋时期戴逵的《释疑论》，认为其反对了当时以慧远为代表的佛教因果报应论，并引发了后续持久的论战。正是这个论争对陶渊明产生了影响：“如果我们假设陶渊明没有亲眼所见戴逵和慧远之间的论争——尽管他也有可能看到，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他一定听到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甚至自己也曾参与其中。”

二、海外版本笺注独特性探讨

（一）陶潜诗歌中的“化”：海陶玮对陶渊明诗歌的互文性解读

海陶玮笺注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对“我无腾化术”中“化”字的解读。他关注到，“‘腾化’在陶诗中是非常独特的存在，似乎无法在他的其他诗中被佐证。它还可以被翻译为‘升到高处而转化’，但‘化’在陶渊明多数的用法中，经常是暗指死亡。如《饮酒其十一》‘临化消其宝’。”在这里，海陶玮将“腾化术”译为“way to transcend change”，即一种超越的转化，而根据他的笺注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起死回生”之术。这里对“化”字的解读是独特的，袁注的解释为“升腾变化之术”，逯注解读为“超越造化的方术，即不死之术”，似乎与“起死回生”含义相似，但仍然是把“化”译为“造化”。海陶玮通过对陶渊明其他诗作的互文关照，认为在此处的“化”具有死亡暗示。事实上，经学者统计，“化”字确实是陶渊明使用频率较高的字 。但是陶渊明笔下的“化”大多含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代生命的恒常变化，如“常恐大化尽，气力不及衰”（《还旧居》），“万化相寻绎，人生岂不劳”（《己酉岁九月九日》），意在表现人类在山川草木面前感到生命的短暂和脆弱；二是在于使生命有所寄托，与长存之物化为一体。魏晋时期所崇尚的“三不朽”，正是源自时人内心对于生命与自然同体长存的愿望。曹丕所谓“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也表达了寄身翰墨的愿望。人将有限的生命寄托于长久流传的文字中，托青云之势而留身后名，这或许也是陶渊明多写咏古诗、固穷诗的潜在愿望。无论是指代生命的恒常变化，还是对于生命长存的愿望，“化”字都不仅局限于对“死亡”的悲观态度。

海陶玮运用互文对照来解读陶渊明，还体现在他对于陶渊明内心矛盾冲突的发掘。“尽管有‘神’所陈述的观点，陶渊明在过去及后来还是写了许多诗来表达‘形’的抱怨以及‘影’的理想。”可以看出，海陶玮立足于分析“作品中的陶渊明形象”，通过其作品之间的矛盾性，从而推论得出其内心具有的不同心境。这是与他研究陶渊明的视角一脉相承的。海陶玮致力于挖掘文本中“被建构的”陶渊明形象，而非其真实的人。对于文本形象和真实形象之间的摆动和选择将成为解读陶渊明的两条不同路径。此外，海陶玮尤其关注诗句中存在歧义的字及标点，包括对序言中“苦言”处标点的争议，以及《神释》 “安得不相语” 中 “语”的两种含义转向。海陶玮以极其冷静和严谨的风格为我们尽可能解剖出文本中丰富的陶渊明形象，虽然这个解剖过程稍显冷峻，但确实是一个富有价值的独特视角。

（二）对本质的探求：戴维斯对陶渊明“个人化”矛盾的解读

戴维斯在笺注中反复提到“个人化（personnel）”，并对陈寅恪及逯钦立二者的论著中通过追溯历史思潮的方式解读陶渊明持扬弃的态度。他大量征引前人如司马迁《史记》、杨泉《赞善赋》、戴逵《释疑论》中的内容，但并不致力于通过历史文献去还原当时的论争过程，而是从中推测出陶渊明可能存在的立场。戴维斯认识到，《形影神》组诗反映的是对自我思想的解剖，而非投身于历史的论战中，“个人化”的创作初衷在于满足对自我的审视和反思。

戴维斯承认历史思潮对陶渊明的启发和影响，诗人从思潮的灵感中抽身出来，回到自己的精神家园。与海陶玮不同的是，他倾向于认为“形、影、神”所代表的哲学立场是对立统一的，强调诗歌解读的“整体性”。陶渊明思想中存在的儒释道三派思想是经过了个人选择后融合为一体的，“形、影、神”三者表面上是在不断地否定，但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来看，三者都为陶渊明所处的立场服务，更指向在思潮动荡的时代如何自处。如此，我们便可以试图解读陶渊明关于“神灭”和“神不灭”的动摇性。当代学者白本松提到，陶潜作为社会下层庶族地主阶级，既要对当时有利于上层门阀士族的思想进行批判，带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又要维护那套麻痹劳动人民的理论，希望劳动人民仍然安分守己。所以其 “个人化”的思想中带有的动摇性正是来自阶级立场的矛盾性，这体现在《形影神》中，便是以对“饮酒”“修仙”“立善”的批判来反对消极避世和善恶因果论，以及对“委顺自然”的主张来安抚劳动人民，这也是对自我的安抚。

戴维斯在笺注中也提及陶渊明对于名誉的追逐，并进一步谈及他对存名所采取的行动。

戴维斯提出，对伯夷叔齐故事十分熟悉的陶渊明，自然会受到司马迁对于此事评价的影响：“司马迁在对两位高尚而悲惨的知己进行叙述后，紧接着发表了自己对于他们命运不公的质问。……在开始时他引用《论语》‘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接着他论证了伯夷、叔齐和颜回的品德因孔子而闻名，可见要想名誉长存必须依附青云之士。”虽然他认为司马迁对陶潜思想影响较大的部分是对于人性中“善”的维护，但“附青云之士”为我们解读陶渊明提供了另一个线索。罗秉恕教授在著作的一章《安贫乐道与文化记忆》中提出，陶诗有较大一部分是“固穷”的主题，其背后可能的原因是他把自己放在了历史的坐标之中，通过大量写作这一主题的诗而使自己在“固穷”的文化记忆中占有一席之地。陶渊明通过与历代贫士呼应，“附青云之士”得以留名，这或许是他寻求的一种于隐退中获得长久名誉的方式。这种西方解读角度，为我们呈现出一个更加“世俗化”的陶渊明形象。

三、结语

虽然是来自他者的眼光，海陶玮和戴维斯仍然充分尊重和考虑到了陶渊明所处时代的思潮与社会背景，以严谨求真的态度对作品进行客观分析。同时，两版笺注的独特之处也为我们进一步解读《形影神》、探讨陶渊明的生命哲学提供了新的视角。海内外学者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思路既有相通之处，亦有异调，中华文化的广泛传播也进一步影响了海外译者对于陶诗的接受，使原本来自西方的目光带有了中国传统文化基调和中国哲学底蕴色彩。加大研究海外对中国经典作品翻译、笺注的力度，将有利于我们考察中华文化对海外汉学研究思维的辐射，进一步促进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