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倩 姚伟［陇东学院，甘肃 庆阳 745000］

一、河西地区的“念卷”

“河西”位居甘肃西部，因地处黄河之西而得名。河西走廊指南山（祁连山）与北山（由东向西依次为龙首山、合黎山、马鬃山）之间，东起古浪峡口一带，西迄疏勒河下游库木塔格沙漠东缘，呈西北——东南走向的一条狭长走廊。①河西走廊于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21年）正式并入华夏版图，成为中西商贸、文化交流之动脉。西汉以降的千百年风沙中，河西走廊上的商贾、僧侣络绎不绝，丝绸经此西传欧洲，佛教由此东渐中土。这条古老的廊道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建构“丝绸之路”的灵感来源，是陈寅恪先生笔下吾国文化史“独立之一源”②。

河西走廊，“念卷”琅琅。明末清初，从“通一线于广漠，控五郡之咽喉”的武威到“张国臂掖，以通西域”的张掖，再到“城下有泉，其水若酒”的酒泉，一种来自江南的宣卷文化沿着苍茫的河西走廊传播开来，在广大农村中蔚然成风，成为信徒恪守孝道之准绳，成为民众脱离痛苦之良药，成为官府维护社会稳定之信条。历经时间的洗礼，这种东来的宣卷文化被河西人民冠以“念卷”，而“念卷先生”所念之卷并非佛教经卷，而是一种以“韵散结合”形式写成，兼具宗教性、文学性、表演性的民间宝卷。借助河西“念卷”，“孟姜女哭长城”“目连地府救母”“唐太宗游地府”“黄氏女对金刚”这些脍炙人口的民间故事逐渐在河西扎根，焕发出新的生命力量。

二、20世纪后期河西宝卷的整理与研究

根据《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公布的信息，“河西宝卷”是指“流传于甘肃省河西地区的一种民间说唱文学，由唐代敦煌变文、俗讲及宋代说经演变而来，在甘肃河西走廊一带的农村中广为流传”③。尽管河西宝卷地处偏僻，但与敦煌“变文”的美丽“误会”极大提升了河西宝卷的知名度。自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以来，不仅敦煌学逐渐成为显学，与之相关联的其他“俗文学”作品也开始受到关注。1938年，郑振铎先生在《中国俗文学史》中提出宝卷“实即‘变文’的嫡派子孙”④之后，宝卷的知名度获得巨大提升，李世瑜、胡士莹、傅惜华等学者纷纷投身宝卷整理、研究，推出了《宝卷综录》《弹词宝卷书目》《宝卷总录》等奠基性的成果。而与敦煌有着亲密地缘关系，仍以“活态”方式讲唱的河西宝卷被顺理成章视为“活着的敦煌俗文学”⑤。

作为一种民间说唱文学，本土的河西宝卷整理与研究是其域外传播的前提。由于印刷技术的滞后，加之坚信抄写宝卷的功德，故此河西宝卷多以抄本的形式存在。这些抄本散落在河西地区广大的农村之中，亟待整理与研究。20世纪50年代以降，以段平、方步和、谢生保、谭婵雪为代表的民间文学研究者纷纷聚焦河西宝卷，陆续出版了《河西宝卷选》《河西宝卷真本校注研究》《酒泉宝卷》等合集，不仅使诸多河西农村中流行的宝卷手抄本重见天日，也为河西宝卷的域外传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段平、方步和、谢生保、谭婵雪对河西宝卷整理倾注了心力。以《河西宝卷选》为例，不仅全文收录了《孟姜女哭长城宝卷》《二度梅宝卷》《杨金花夺印宝卷》《白玉楼宝卷》《丁郎寻父宝卷》《红灯记宝卷》《救劫宝卷》《鹦哥宝卷》的整理稿，还附上了其所整理的《河西宝卷集录》，著录河西宝卷108 种；《酒泉宝卷》（上编）也全文收录了《香山宝卷》《康熙宝卷》《牧羊宝卷》《双喜宝卷》《仲举宝卷》《沉香宝卷》《紫荆宝卷》《张四姐大闹东京宝卷》的整理稿，还在附录中介绍了河西宝卷中的音乐，收录了《仲举宝卷》中的“平音七字符”、《康熙宝卷》中的“平音十字符”、《黄氏女宝卷》中的“浪淘沙”、《梁祝宝卷》中的“洒净词儿”、《红灯宝卷》中的“灯盏词儿”、《韩祖修仙宝传》中的“湘子哭五更”、《仲举宝卷》中的“哭五更”、《方四姐宝卷》中的“耍孩儿”等曲调，并配上了演唱的曲谱。《河西宝卷真本校注研究》也收录了《仙姑宝卷》《唐王游地狱宝卷》《刘全进瓜宝卷》《吴彦能摆灯宝卷》《张四姐大闹东京宝卷》《继母狠宝卷》《救劫宝卷》《天仙配宝卷》《昭君和北番宝卷》《老鼠宝卷》等10 部河西宝卷，每部宝卷都由校、注、评组成，堪称河西宝卷整理的典范。

与河西宝卷搜集、整理同步进行的是国内的河西宝卷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降，以段平、谭婵雪、方步和为代表的民间文学研究者对河西宝卷与敦煌“变文”的关系、河西宝卷的结构、河西宝卷的功能、河西宝卷的表演方式进行了拓荒性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就河西宝卷与敦煌“变文”的关系而言，1987年，谢生保即发表《河西宝卷与敦煌变文的比较》一文，从文体、音乐、讲唱仪式、宗教思想等方面对河西宝卷与敦煌变文进行了比较，提出“宝卷继承了变文的衣钵，确为变文的‘嫡派子孙’”⑥的观点。1988年，段平在《河西宝卷选》的“前言”中同样从“开经偈赞”“韵白相间”“收经偈赞”入手，首次对佛经、俗讲、变文、宝卷之演变过程进行了梳理：

宝卷与变文的关系是直承的，而且内容上还贯穿着一条宗教的线索。因而，我们可以把它排列成一个发展序列：佛经——俗讲——变文——宝卷。⑦

就河西宝卷的表演方式而言，1991年，谭婵雪、谢生保在《酒泉宝卷》（上编）的“前言”中也提到：“宝卷还可以配以图画，特别是公众场合的念卷，在墙上往往悬挂佛像或地狱图，这和变文的演唱是一脉相承的。”⑧除此之外，研究者对河西宝卷的文体形式也颇为关注。谢生保即关注了宝卷“三三四”的十言句式及七言、五言和长短不齐的宋词、元曲以及一般民间曲调句式。段平也在《河西宝卷选》中注意到宝卷开经偈、说唱文辞、收经偈的文体特征，并着重描述了河西宝卷中的“十字句”。

三、河西宝卷的西传与影响

王国维先生曾言“我国戏曲之译为外国文字也，为时颇早”⑨。河西宝卷的西传至少应追溯至英国汉学家亚瑟·韦利（Arthur Waley，1888—1966）1925 年发表的《观音与妙善传说》（Avalokitesvara and Legend of Miao-shan）一文。在这篇文章中，韦利着重追问了《观音济度本愿真经》（河西称《香山宝卷》《观音济度宝卷》《观音宝卷》）中的“妙善传说”及佛教中国化等问题。1985 年8 月，梅维恒（Victor H.Mair，1943— ）在寻觅“变文”的过程中，于酒泉地区邂逅了河西宝卷。通过当地人的讲解及自身的宝卷阅读体验，梅维恒逐渐意识到“河西念卷”对于理解敦煌“变文”以及中国民间讲唱文学“看图讲故事”传统的重要性。1988年，在《绘画与表演：中国的看图讲故事和它的印度起源》（Painting and Performance：Chinese Picture Recitation and its Indian Genesis）的导论部分，他首次将河西宝卷的演出程式、演出文本、演出生态介绍给西方，在敦煌“变文”之外，树起一座甘肃民间“念卷”文化的丰碑。

梅维恒的介绍吸引了更多西方学者。20 世纪90年代初，德国华裔汉学家乔伟（Wei Chiao，1926—2021）与段平等中国学者合作，开展了更为细致的河西宝卷田野调查。1992年，他在“民间信仰与中国文化国际研讨会”上作了题为《甘肃河西地区的俗文学与民间信仰》（Folk Literature and Popular Beliefs in the Ho-hsi Corridor，Kansu Province）的英文报告，不仅如实描述了河西宝卷之结构、分类、主题、功能，更对河西“念卷”之仪式进行了颇为翔实的介绍。乔伟的报告吸引了与会荷兰汉学家伊维德（Wilt L.Idema）的注意。在乔伟的鼓励下，伊维德开始有意识地搜集、研究河西宝卷。2002 年，伊维德发表了《改头换面的孝鹦哥——〈鹦哥宝卷〉短论》（The Filial Parrot in Qing Dynasty Dress：A Short Discussion of the Yingge baojuan [Precious Scroll of the Parrot]）一文，追溯了河西《鹦哥宝卷》的“俗文学”流变。

研究之外，伊维德积极投身河西宝卷的译介之中，2008—2021年间，共推出《孟姜女哭长城宝卷》《张四姐大闹东京宝卷》《鹦哥宝卷》《平天仙姑宝卷》《救劫宝卷》《唐王游地狱宝卷》《刘全进瓜宝卷》《胡玉翠骗婚宝卷》《老鼠宝卷》《佛说王忠庆大失散手巾宝卷》《佛说杨氏鬼绣红罗化仙宝卷》《黄氏女宝卷》等12部河西宝卷英译本（含1部选译）。伊维德在翻译中极为注重保留河西宝卷内容、形式的完整性，不仅完整迻译了宝卷之正文，还将宝卷中的举香赞、开经偈、开经赞、章节名称、和佛、仙姑宝诰、曲牌名以及卷末刊刻信息悉数译出。译作出版后，《中国演唱文艺》《中国历史学前沿》《中国宗教杂志》《亚洲戏剧研究》等国际知名汉学刊物纷纷刊发书评，称赞伊维德的河西宝卷翻译。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姜士彬（David Johnson）教授盛赞伊维德“为鲜为人知的几部宝卷提供了可靠的译本”⑩。在专业书评人的积极推荐下，伊维德河西宝卷译本的传播逐渐步入快车道，除加利福尼亚大学、科罗拉多大学外，牛津大学、莱顿大学等48家西方研究机构都藏有伊维德的河西宝卷译著。

除伊维德之外，美国汉学家芮效卫（David Tod Roy）也是河西宝卷的重要译者。在翻译《金瓶梅词话》第四卷74回“宋御史索求八仙鼎、吴月娘听宣黄氏卷”之时，芮效卫完整地迻译了其中的《黄氏女宝卷》。翻译中，芮效卫在着力保留宝卷形式特征的同时，极力凸显其所承担的修辞、叙事功能。通过翻译，芮效卫向西方读者展现了河西宝卷的形式及内涵。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加拿大麦克马斯特（McMaster University）大学等研究机构的学者非常重视芮效卫的河西宝卷翻译，评介、引述不断，河西宝卷的国际知名度显著提升。

四、结语

历经近百年的英语世界研究与翻译，河西宝卷放射出的璀璨光芒照亮了世界文学的天空。在梅维恒、乔伟、芮效卫、伊维德的积极引介下，河西宝卷不仅走入了西方精英研究者的视野，还走入欧美大学的课堂，成为中国民间文学西传史上极为重要的案例。河西宝卷的英语世界传播证明了处于中国文学系统边缘地位的中国民间文学同样可以借助特定的译介模式实现跨文化传播。基于此，河西宝卷为中国文学西传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观察点。通过分析、提炼、借鉴河西宝卷英语世界传播的宝贵经验，更多的民间文学将经由翻译、研究、跨文化改编等形式走向世界，中国民间文学之“走出去”“走进去”指日可待。

①高荣：《河西通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②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22页。

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https：//www.ihchina.cn/Article/Index/detail?id=12210，最后检索日期：2022年6月20日。

④ 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商务印书馆2013 年版，第521 页。

⑤ 方步和：《河西宝卷真本校注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⑥ 谢生保：《河西宝卷与敦煌变文的比较》，《敦煌研究》1987年第4期，第83页。

⑦ 段平：《河西宝卷选》，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4页。

⑧ 西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酒泉市文化馆：《酒泉宝卷》（上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

⑨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61页。

⑩ Johnson，David.Reviews of The Immortal Maiden Equal to Heaven and Other Precious Scrolls from Western Gansu，CHNOPEERL，2017，36（2），p.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