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倩 姚伟［陇东学院，甘肃 庆阳 745000］

一、早期的河西宝卷搜集与整理

兰州大学中文系的段平教授是最早搜集河西宝卷的学者。1958 年，段平在甘肃酒泉参加劳动锻炼时即开始搜集宝卷。20世纪60年代，他离开酒泉，任教于兰州大学中文系。任教兰大期间，段平开设“民间文学”课程，不仅于课堂讲授河西宝卷，还鼓励学生赴河西地区实地搜集宝卷。谭婵雪即在其鼓励下赴武威搜集了古浪等地的《四姐宝卷》《牧羊宝卷》等四五种，交给段平整理。1979 年，王学斌获邀修订张掖市民乐县的宝卷手抄本。于是，他便搜集了《二度梅宝卷》《丁郎寻父宝卷》《杨金花夺印宝卷》《白玉楼宝卷》四部宝卷的手抄本，开始投身宝卷的整理。一年的时间里，王学斌完成了《二度梅宝卷》《丁郎寻父宝卷》《杨金花夺印宝卷》《白玉楼宝卷》的整理，并将其提供给当地的“念卷先生”，反响很好。1981 年，时值甘肃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面向全省征集各类民间文艺稿件，王学斌便寄去了《杨金花夺印宝卷》的整理稿。段平教授对王学斌所整理的宝卷十分认可，回信鼓励其继续整理。1983 年，在段平的积极运作下，兰大中文系成立了“民族民间文学研究室”，开始系统的宝卷搜集、整理工作。在随后四年的时间里，段平教授多次率学生前往河西农村搜集宝卷，共搜集宝卷108 种，约五百万字。1988 年4 月，在谭婵雪、王学斌等学者搜集的基础上，段平推出了首部河西宝卷合集《河西宝卷选》，不仅全文收录了《孟姜女哭长城宝卷》《二度梅宝卷》《杨金花夺印宝卷》《白玉楼宝卷》《丁郎寻父宝卷》《红灯记宝卷》《救劫宝卷》《鹦哥宝卷》的整理稿，还附上了其所整理的《河西宝卷集录》，著录河西宝卷108 种。段平对这本河西宝卷合集颇为用心，特意邀请著名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题词。《河西宝卷选》两次共印7000册，很快便销售一空。季成家称赞《河西宝卷选》“语言流畅清晰，情节曲折起伏，想象丰富奇特，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①。

段平教授在“序言”中指出：“这些宝卷的手抄本，错字、别字、自造字和代用字特别多，人名、地名、年代上错误也不少。”②但遗憾的是，他并未对整理中的修订、删减内容进行更加细致的说明，且未对宝卷中的河西方言、地名等地域文化信息进行注释，读者无法了解宝卷的原始状态。庆振轩曾批评道：“因整理时所据底本一概不注明出处，从而无法得知原有版本情况。”③尽管如此，作为第一部河西宝卷合集，《河西宝卷选》仍向国内外学者展示了河西宝卷的基本面貌，对随后的宝卷搜集、整理意义重大。

二、20世纪90年代的河西宝卷搜集与整理

进入20世纪90年代，在段平教授的启发下，河西宝卷的搜集与整理迎来了高潮。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酒泉市文化馆组织学者，深入酒泉农村，搜集50多种宝卷卷本，并逐字校录。1991年12月，甘肃人民出版社推出了由西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酒泉市文化馆联合选编的《酒泉宝卷》（上编）。这部由郭仪、高正刚、谢生保、谭婵雪合作整理，收录《香山宝卷》《康熙宝卷》《牧羊宝卷》《双喜宝卷》《仲举宝卷》《沉香宝卷》《紫荆宝卷》《张四姐大闹东京宝卷》的河西宝卷合集，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美国学者梅维恒（Victor H.Mair，1943— ）即在1988年出版的《绘画与表演：中国的看图讲故事和它的印度起源》（Painting and Performance：Chinese Picture Recitation and Its Indian Genesis）中预告：“我们有理由去期待，十年内将有一部多卷本的河西宝卷整理本出现。”④

《酒泉宝卷》（上编）图文并茂，不仅包括《目连救母幽冥宝传》清代刻本、《天仙宝卷》刻本、《湘祖成仙传》酒泉刻本、《紫荆宝卷》手抄本、《牧羊宝卷》手抄本的书影，还配有“河西念卷”的图片。值得一提的是，几位编者提出了“忠实原作、慎重着笔、拾遗补缺、方便读者”的河西宝卷整理原则。按照这一原则，每部河西宝卷均含正文和注释两部分。注释首先是对宝卷名称、版本及校录底本进行说明。如在《康熙宝卷》的注释中，校录者谭婵雪即列出该卷现存的五个版本。除此之外，谭婵雪还指出该卷的特色及校录的方式，强调“卷中同音借用字较多，迻录时一一做了校正”⑤。除介绍宝卷基本信息之外，《酒泉宝卷》（上编）中的注释还被用来解释河西文化。深植于地域文化之中，河西宝卷中融入的方言、地域文化自然不少。以《康熙宝卷》为例，谭婵雪共添加注释38条。其中有关河西方言的注释多达23条，分别为“参念”“和通”“当下”“开消”“迸娄”“马杓”“咬牙鬼儿”“打捶”“带”“喧荒”“站”“汉架”“好少”“调和”“撮捏”“那们里些”“难常”“攘踏”“那门些”“饶”“丰光”“水月天”“大老”。除此之外，河西宝卷中融入大量的河西饮食文化。如《康熙宝卷》中即出现了羊肉粉汤、灰面、酥饼、面棋子等河西地区特有的食物。校录者将这些具有河西地域特色的饮食文化逐一注释出来，极大辅助了读者的理解。

这一时期另一本重要的宝卷合集是河西学院方步和教授1992年10月整理、出版的《河西宝卷真本校注研究》。这部宝卷合集中收录了《仙姑宝卷》《唐王游地狱宝卷》《刘全进瓜宝卷》《吴彦能摆灯宝卷》《张四姐大闹东京宝卷》《继母狠宝卷》《救劫宝卷》《天仙配宝卷》《昭君和北番宝卷》《老鼠宝卷》等10部河西宝卷。相较于之前的河西宝卷合集，方步和的宝卷整理思路显然更为成熟，主要体现在：第一，严格遴选河西宝卷。方步和标明每部河西宝卷的搜集人、抄写人信息，确保所选宝卷为河西地区传唱的“真本”。以“河西最地道的‘土特产’”⑥《救劫宝卷》为例，方步和在整理中不仅标注了搜集者、抄写者的名字，还详尽说明了删除的内容，保障了读者的知情权；第二，加强对宝卷中地域文化的注释。方步和不再像《酒泉宝卷》校录者那样仅在文后提供简洁的注释，而是采取了文内、文外注释相结合的方式，在加强河西地域文化阐释的同时，兼顾了读者的理解力；第三，整理方式更加规范。方步和进一步规范了河西宝卷的整理，不仅每一部宝卷都由校、注、评组成，且多用标点来呈现修订之内容。尽管如此，《河西宝卷真本校注研究》仍因删减部分蔓生内容而受到学界的诟病。庆振轩即言：“《天仙配宝卷》与《救劫宝卷》已是‘割舍’删节过的，已非‘真本’。”⑦

三、21世纪的河西宝卷搜集与整理

21世纪以来，随着河西地方文化部门、文人对宝卷的重视，河西各地的宝卷搜集、整理如火如荼。2001年，酒泉市文化馆内部刊印了《酒泉宝卷》（上、中、下）三卷，共收录32部酒泉宝卷。2003年，永昌县文化局推出了由当地知名史志专家、作家何登焕编纂的《永昌宝卷》（上下册），收录《金凤宝卷》《乌鸦宝卷》《小老鼠告状》《红灯记》《六月雪》等32部。遗憾的是，该合集所载宝卷与《河西宝卷选》《酒泉宝卷》《河西宝卷真本校注研究》多有重叠，且在整理过程中未添加任何注释，仅以语言疏通、文字纠正为主。

2006年5月20日，河西宝卷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前后，河西各地宝卷搜集、整理呈现井喷的状态。据笔者统计，仅2006至2014的8年间里，河西地区出版宝卷合集达11种之多。2006年3月，临泽县政协组织当地程耀禄、韩起祥主持编选了《临泽宝卷》，共收录《白长胜逃难宝卷》《白马宝卷》《包公错断彦查散》《二度梅宝卷》《方四姐宝卷》《何仙姑宝卷》《侯美英宝卷》《护国佑民伏魔宝卷》《康熙私访山东宝卷》等25部临泽宝卷；2007年6月，武威文化名人王奎、赵旭峰编选了《凉州宝卷》，收录《红罗宝卷》《四姐宝卷》《白马宝卷》《包公宝卷》《和家论宝卷》《新刻岳山宝卷》等6部武威地区流行的宝卷；2014年7月，赵旭峰继续选编了《凉州宝卷》一册，收录《二度梅宝卷》《湘子宝卷》《观音宝卷》《鹦鸽宝卷》《康熙宝卷》《金龙宝卷》等6部武威宝卷；2007年7月，张旭主编了《山丹宝卷》（上下册），共收录《康熙私访山东宝卷》《昭君出塞宝卷》《二度梅宝卷》《白蛇宝卷》《绣红罗宝卷》等山丹地区流行的宝卷43部；2007年8月，徐永成主编《金张掖民间宝卷》，收录《仙姑宝卷》《张四姐大闹东京宝卷》《侯美英反朝》《葵花宝卷》等51部张掖地区流行的宝卷；2009年4月，民乐县政协主持编写了《民乐宝卷》，收录《精忠宝卷》等民乐地区流行的宝卷34部；2009年，宋进林、唐国增选编了《甘州宝卷》，收录《胡玉翠骗婚宝卷》等甘州地区具有代表性的23部宝卷；同年，高德祥主编的《敦煌民歌·宝卷·曲子词》中也收录了河西地区的《方四姐宝卷》《目连救母幽冥宝卷》；2010年，王学斌编写了《河西宝卷集粹》（上下册），收录《紫荆宝卷》《老鼠宝卷》等18部民乐地区流行的宝卷；2013年，古浪文人王吉孝整理出宝卷81部，分9册编印，共130余万字。

四、河西宝卷整理存在的问题

综观这些宝卷合集可知，21世纪的河西宝卷搜集与整理已经在地方文化部门的推动下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所录宝卷数量之巨、校录者之众、装帧之精美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然而，21世纪宝卷搜集、整理喧嚣的背后是对20世纪90年代确立的宝卷整理规范的背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各地盲目追求所录宝卷之数量，致使宝卷合集中重复的宝卷较多，加之未注明宝卷之特色，读者很难把握河西各地宝卷之独特性。以《方四姐宝卷》为例，《凉州宝卷》《甘州宝卷》《山丹宝卷》《临泽宝卷》《永昌宝卷》中俱载此卷，但并未有校录者说明其所录版本之特色。除此之外，《鹦哥宝卷》《张四姐大闹东京宝卷》《绣红罗宝卷》的同名宝卷亦在多部宝卷合集中出现，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文化资源的浪费。

其次，除方步和外，鲜少有整理者对其校录之底本、修订内容、原则进行说明，读者无从获悉编辑的过程。然而，这些关键信息正是读者所期待的。荷兰汉学家伊维德（Wilt L.Idema）在遴选河西宝卷翻译底本时遗憾地表示：“如果这些宝卷编辑者可以提供他们详细的编辑过程，我将感激不尽。”

最后，此时的宝卷校录者多由政府文化部门、政协人员构成，鲜有具有宝卷研究背景的学者参与其中，宝卷整理缺乏统一的规范，鲜少注释、质量堪忧。朱瑜章就不无担忧地指出：“由于整理的目的是要服务于普通读者而非为了学术研究，加之缺少文献整理方面的专业性指导，又由于河西各市县宝卷整理各自为政，不能互通有无，于是在宝卷整理过程中各行其是，各自规定整理规则，没有一个统一的整理标准。”⑧

五、结语

综上所述，尽管河西宝卷的搜集、整理已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仍待建立如《河西宝卷真本校注研究》那样统一的校录“凡例”。唯有如此，河西宝卷校录者才能真正实现保护、传承甘肃文化遗产的初衷，河西宝卷的整理稿才会更加可靠，才能受到西方学界的青睐。《河西宝卷真本校注研究》受到伊维德等西方汉学家的追捧，成为他们译介河西宝卷的主要底本，其原因正在于此。

①季成家：《西部风情与多民族色彩——甘肃文学四十年》，红旗出版社1991年版，第379页。

② 段平：《河西宝卷选》，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 年版，第11 页。

③转引自黄靖：《中国活宝卷调查》，河海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13页。

④ Mair，Victor H.Painting and Performance：Chinese Picture Recitation and its Indian Genesis，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88，p.12.

⑤ 西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酒泉市文化馆：《酒泉宝卷》（上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6页。

⑥ 方步和：《河西宝卷真本校注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30页。

⑦ 庆振轩：《河西宝卷与敦煌文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页。

⑧ 朱瑜章：《河西宝卷存目辑考》，《文史哲》2015年第4期，第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