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雨辰［新疆大学，乌鲁木齐 830000］

《我们夫妇之间》是萧也牧发表于《人民文学》1950 年第1 卷第3 期的一部短篇小说，小说以新中国成立之初为历史背景，讲述了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李克与其贫农出身的妻子张英在进京生活之后，产生隔阂、矛盾，最终重归于好的故事。从“抬头湾”到北京，从“胭脂河”的流水到京城的闹市，地理景观的突转是《我们夫妇之间》得以言说的叙事前提。而与李克相比，张英在这一过程之中尤为特殊的一点是，她的社会身份认同发生了崩塌，而在重构自身社会身份认同的过程当中，她与丈夫之间发生了一系列关涉话语、权力的争夺，我们可以从中窥见女性意识的再次觉醒与更新，同时也可以看到文本之下女性意识的实然妥协。

旧社会的中国，女性往往被认为是男性之附庸，旧社会的妇女被剥夺了基本的人权，没有相应对等的人身自由和发展权利，一切以夫家的意志为意志。在结构性不对等的父权制之下，这是无以应答的质性难题。五四以来，越来越多女性的自我主体意识得以觉醒，20 世纪50 年代，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我国女性地位得到显著提升，妇女的基本人权得以保障。只1950 年，《人民日报》就先后刊发了《受尽封建家庭迫害的傅玉兰解放了 》、《婚姻法给了我自由 ! 》等文章，可以窥见其时大环境对女性解放的关注。小说以此为背景，也就自然引出了文本主体所叙述的冲突。本文主要从女性独立于家庭之外的主体意识觉醒、对女性刻板印象的破除、女性保护同为弱势群体的反抗与无力、女性意识的最终妥协四个方面侧重分析这部小说，从而体现出张英这一人物形象女性意识的两次觉醒以及最终妥协。

一、女性独立于家庭之外的主体意识觉醒

福柯认为，自由是权力得以存在的先决条件。权力并不外在于话语，作为关系的权力，不是强加和命令，而是表现为行为影响上的策略关系。①张英没有被束缚在家庭之中，有一定的自由，故而他们夫妇之间存在实然的微观权力关系。也就是说，夫妇之间、甚至城市与个体之间存在的行为影响，同时也是权力运行、发挥效用的过程。

《我们夫妇之间》一文中，在进城之后，张英擅自把李克的稿费寄给了受灾的老家，夫妇之间发生了剧烈的争吵。很大程度上，经济权是家庭内部权力的核心与主导，谁掌管了经济主导权，谁就掌握了家庭主要话语权。李克理所应当地认为他对稿费拥有绝对支配权，面对妻子老家的灾情无动于衷，一心惦念拿去买皮鞋、纸烟，看电影、吃冰其林；而张英则认为:“你没花过我的钱？你的花被面，你的毛背心……是谁的钱买的？”②张英早已把钱寄回家，在李克说“分家”之后她说：“马上分！”无疑，对于张英而言，此次斗争大获全胜，经济话语权的取得意义非同小可，这也反映了张英不再甘于一切以丈夫的意志为意志，是女性意识觉醒的鲜明实证。

矛盾发生后的一个星期六晚上，机关内部组织了一个音乐晚会，李克正准备下场跳舞时，张英抱着孩子气冲冲地直窜到李克面前，把孩子往他怀里一塞，说：“你倒会散心！孩子有你一半责任，我抱够了！你抱抱吧！”把孩子留在那里，使得李克十分尴尬。然而，笔者在此情节中仍然欣喜地看到，没有受过教育、贫农出身的张英，此时正萌发出一种朴素的女性主义主体意识，即她不再只是李克之妻，也不只是孩子之母，在这些社会身份之前，她首先是张英，与李克同样拥有休闲的自由，也共同承担抚养孩子的义务。

毕竟，在抬头湾的日子里，为了不吵醒李克，张英会蹑手蹑脚地起来，抱着孩子，到隔壁老乡屋里的热炕头上哄着去。当然，在抬头湾时期的书写中，作者的笔调一定程度上也流露出对女性平等的尊重，如李克在深夜工作时，张英哄睡孩子后会在一旁练大楷；闲暇的时候，张英教李克纺线、织布，李克给她批仿，在她写的大楷上划红圈，或是教她珠算等，二者实际上是互爱、互敬的模范夫妻，在这其中已然包含朴素的女性主义。然而当时张英尚未经历地理景观与社会身份认同的突转，仍然心甘情愿做好一名“贤内助”。而在进入北京夫妇间发生矛盾后，二人半个月不见，“她连电话也没来过一个。却对旁人说：离了我她也能活！可是，我却不能！即使我对她有很多不满。”李克去找她，张英一挥手说：“明天再来吧！”此时的张英俨然已经充分独立。故而，前文中张英进城之后的这一转变，是反叛，也恰恰是话语权力的争夺，可以认为是一种女性独立于家庭之外的主体意识觉醒。

二、对女性刻板印象的破除

刻板印象是在长期潜移默化之中形成的固化看法，忽略个体化差异，传统意义上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包括上文提到的“贤妻良母”、温柔顺从、男主外女主内、依附男性，等等，而张英作为“劳动英雄”，实质上身体力行地破除了旧时固有的女性刻板印象。然而进城之后的她自己，却在此基础上对女性产生了一种新的刻板印象，但随着其女性意识再次觉醒，她也再次对这种新的女性刻板印象进行了破除。

夫妇二人进城后的第二天，从街上回来后张英说：“女人更看不的！那么冷的天气也露着小腿；怕人不知道她有皮衣，就让毛儿朝外翻着穿！嘴唇血红红，像是吃了死老鼠似的，头发像个草鸡窝，那样子，她还觉得美的不行！坐在电车里还掏出小镜子来照半天！整天挤挤攘攘，来来去去，成天干什么呵……总之，一句话：看不惯。”这要联系张英的过往经历来理解。张英贫苦出身，因为五斗三升高粱米便被父亲卖入地主家做童养媳，在被解放军战士解救后，便义无反顾地投身于革命。当选过“劳动英雄”的她革命意志纯粹又坚定，愿意奉献自己去启蒙、唤醒，解放更多的人。她曾经在老山沟的军火工厂里制造子弹、装配步枪，为了突击生产右手食指变成了一个疙瘩；面对日本人的“扫荡”她带领一班女工连夜抬着机器去“坚壁”，落下“寒腿”的病；工厂失火时，她率领女工抢救器材差点被烧死……此时的张英眼中，男人能干的事情她也能干，这也是张英女性意识的首次觉醒：不被束缚在家庭之中，而是可以走出家门和男人争一片天地。但此时她的社会性别为男性，也在不自觉中消解了“女之为女”的实然意义。此时张英女性意识虽然初次觉醒，但无法祛除隐含的男性凝视。文中丈夫李克也多次以传统的目光审视、批判妻子，以男性凝视高高在上的姿态冷眼旁观妻子的转变。故而，当张英看到与自己及自己所熟识的女性群体不同的城里的女人时，她会“看不惯”，这是男性凝视下来自同性的刻板印象，即张英认为女人不应如此，女人解放意味着要像她一样英勇果敢，甚至可以说是，不把自己当女人。

张英女性意识的首次觉醒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当时的社会，这种观念相较于旧社会而言，已经是现实性的进步。

然而，随着在城市高楼大厦的地理景观环绕之下生活日久，张英的观点和生活方式也在发生变化。她负责的是女工工作，即使女工们擦粉抹口红、脑袋像“草鸡窝”，张英已经能和她们变得很亲近。当李克故意问她“你不是很讨厌那些擦粉抹口红、头发像’草鸡窝’的人么”时，张英很认真地教训他道：“你不能从形式上、生活习惯上去看问题！她们在旧社会都是被压迫的人！她们迫切需要解放！同志！狭隘的保守观点要不得！”此时的张英已经能够尊重不同女性各自的选择，女性自然本应当“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女性可以造子弹装步枪，可以擦粉抹口红；可以争先树优做什么都抢在男人前头，也可以脑袋像“草鸡窝”，她们都是女人。这当然不是说女性就应该擦粉抹口红、脑袋像“草鸡窝”——这又将回到最初的男性凝视；而应当是选择权的绝对自主，女性可以经由自己的想法和观念成为任何人。对女性刻板印象的破除，是张英女性意识再觉醒的又一实证。

三、女性保护同为弱势群体的反抗与无力

真正的权力是隐形的，渗透于社会状况最为细微的个体处。从女性主义视角来看，父权制在压迫女性的同时也在压迫其他弱势群体。例如，生态女性主义认为父权制同时压迫女性与自然，而女性出于本能，对自然产生了主动保护的意识。③那么也可以认为，女性出于本能保护弱势群体。本身就是一种女性意识的体现，甚至可以理解为一种温和的反抗。

《我们夫妇之间》一文中，张英不让保姆小娟叫她“太太”，认为小娟也是参加了革命工作，“咱们一律平等！和旧社会在老妈子完全不一样……”同为女性，张英能够有一种平等的观念，正说明了她的女性意识得以初觉醒。夫妇二人散步回来，“七星舞厅”外有一个胖子当街暴打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孩，小孩杀猪般地嚷着“娘嗳！娘嗳！”周围人都在冷眼围观，而张英挺身而出：“住手！你凭什么压迫人！”胖子试图狡辩，张英据理力争：“你说得对！这孩子扔石头子儿，也可以说是一个错误！可是，我们是有政府的有秩序的！不是无政府主义！就说他犯了天大的法，也应该送政府法办！你有什么权力随便打人？嗯？有什么权力？你打得他满嘴流血，好像你还受了屈似的？嗯？让大伙儿评评理！”在此情节之中，“胖子”可以理解为父权制社会的隐喻，小孩则是全体受压迫对象的化身。在周围人冷眼旁观的城市空间形式下，张英再次承担了反叛者的角色，和舞厅仗势欺人的“胖子”进行了权力与话语的争夺，并在证人帮助和派出所介入之下取得了争夺的胜利，保护了被打小孩的正当权益。

在得知小娟是被污蔑偷拿了大师傅的表后，张英夜里辗转反侧，她说：“机关里那么多的人为什么不怀疑旁人，偏偏就怀疑是小娟拿的表？”认为“这还不是小看穷人么？”第二天清早，张英就去小娟家为曾经帮大师傅问小娟“拿了那只表没有”而道歉，在得知小娟不怪她还说道：“大姐！您是，您是个，好人！您待我的好处，我，我，我这辈子也忘不了！”之后，张英“‘扑索索’地掉下两颗黄豆大的泪点，滴到小娟的头上！”张英对小娟的情感，有同为穷苦出身的阶级情感，但笔者认为其中的性别因素不可忽视。因为自己的女性身份（尤其是穷苦出身）已经受到来自外界和丈夫的凝视、审判和塑造，张英更容易对同为女性的小娟产生共情。对小娟的道歉，也是张英对自己曾作为男权的“帮凶”而忏悔（此情节中，大师傅可理解为父权制的隐喻），是在争夺话语与权力之中对同性的惺惺相惜，是对女性个体人格的尊重与礼敬。同时，这眼泪也是对自己与小娟们无以反抗的命运做出哀悼，无论是女性还是穷人，在城市地理景观的空间之下都处于被压迫的地位，权力的失衡再次凸显，眼泪正是女性意识觉醒但无力抗衡的具象形式。

四、女性意识的最终妥协

小说的最后夫妇二人最终重归于好，杨晓河认为，这“和夫妻复合与相互理解有关，尤其和“我重新认识到妻子的美善有关”④。而从现代女性主义批评切入，这种“重新认识到妻子的美善”实质上是一种女性意识对男性凝视的让步与妥协，妻子张英不再是一个强烈争夺话语权力的大女人，而是复归到小说开头“贤妻良母”的角色，也即其“美善”的归位。她“叹了口气，把头靠到我的胸前，半仰着脸问我：‘这该怎么着好？’”，当妻子回归到“小女人”的温顺角色，也就重新满足了丈夫男性凝视的需求，于是李克“暗暗地想：女同志到底是爱漂亮的呵！”“为她那诚恳的深挚的态度感动了”，“心又突突地发跳了”。小说文末张英“用手轻轻推开了我说：‘时间不早了！该回去喂孩子奶呵！’”则意味着她彻底放弃抗争，回归传统妻子的社会角色、重新钻回父权制设下的套子里。此时夫妇之间重新回归到了如抬头湾生活中那般的平静，李克“不自觉地俯下脸去，吻着她的脸……仿佛回复到了我们过去初恋时的，那些幸福的时光。”

之所以认为张英的这一转变是“妥协”“让步”而非“自主选择”，可以从地理景观及社会身份认同的转变进入，借助话语-权力理论，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高楼大厦的城市话语和李克理所应当的男性话语在张英身上发生的权力运用机制。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出：“一个女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⑤张英来到北京以后，从外界环境的潜移默化到家庭内部李克的凝视，共同凝结成话语之中的权力，“形成”了张英最终回归传统妻子的角色。

解读文学作品须结合创作的时代背景，张英这一人物形象所折射出的女性意识从初次觉醒、再觉醒到妥协回归，在当时有其必要的社会根源和生存土壤。根据文学创作的复调理论，文本背后的性别凝视是集体无意识的产物，张英的人生走向也并不能全然代表小说作者萧也牧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本文从女性主义视角切入，最终落脚到女性意识的妥协与让步，并非意在批判，而是希图通过对经典文本的解读启发对当下女性生存的思考。根深蒂固的父权制之下，今时今世的很多女性也依然无法拥有自我主导权，女性对自身话语与权力的争夺一直在路上。“女之为女”的界定不必全然消解生理性的差异，从女性自身到全社会，都应当更加注重女性主体意识的培育与发掘，假以时日，女性与男性之间被长期固定的权力不对等、身份尊卑终将得以消解，每一性别的个体都将拥有自主选择和定义自己人生的权力。当女性真正得以平权，不被男权压制和塑造、不必生存于男性凝视之下、能够做出真正意义上的自主选择之时，曾有过反抗的“张英”们都将新生于每一个女性个体，一同走向自由。

① 朱振明：《福柯的“话语与权力”及其传播学意义》，《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8年第9期。

② 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花城出版社2010年版，第8页。（文中相关引文均出自此书，不再另注）

③ 曹笑君：《〈蘑菇圈〉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北方文学》2020年第8期。

④ 杨晓河：《〈我们夫妇之间〉中的爱欲问题》，《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20年第5期。

⑤ 〔法〕西蒙·德·波伏娃：《第二性》，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