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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我国高端制造业供应链韧性的几点思考

2023-09-25周婧妤谭春桥

理论探索 2023年5期
关键词:产业链供应链

周婧妤 谭春桥

〔摘要〕世界经济政治格局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贸易和产业格局出现重大调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调整和重构,高端制造业供应链的韧性直接关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大局。所谓高端制造业供应链韧性,是指产业供应链应对内部与外部不确定性冲击的能力。目前,提升高端制造业供应链韧性出现供应链本地化与短链化、数字化与绿色化、多元化与弹性化并存的新形势,还存在经济复苏乏力、世界经济恢复遭遇经济下行,竞争围堵加剧、外资企业加速向外转移,关键材料和高端技术受困、国内产业存在断链等外部风险,面临高端制造业供应链增值能力低下、国内统一大市场体系运行不畅、高端制造业供应链评估和治理体系不健全等内部挑战。面对新变化、新形势,我国应积极推动高端制造业智能化转型,努力化解高端制造业供应链风险,积极推动产业融合赋能,健全提升高端制造业供应链韧性的制度保障措施,切实提升高端制造业供应链韧性。

〔关键词〕高端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供应链韧性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23)05-0102-09

世界经济政治格局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俄乌冲突持续带来的地缘政治发酵,新一轮产业和科技革命深入发展,逆全球化浪潮导致世界的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增加,全球贸易和产业格局出现重大调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调整和重构〔1〕。国家经济与安全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高端制造业供应链的韧性直接关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水平。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分行业做好供应链战略设计和精准施策,推动全产业链优化升级〔2〕。2022年,党的二十大提出,要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3〕。这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提供了重要思路,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阶段,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保持产业链供应链有序平稳运行,是积极探寻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的重要基础,对促进大国经济循环畅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内部面临经济现代化转型和外部面临不确定性冲击的双重约束条件下,研究我国高端制造业供应链韧性,为国内高端制造业供应链韧性探寻破解路径,对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推动经济新发展格局,实现国内经济大循环有序运转,提高国际循环水平尤为重要,成为有效应对当前国际国内复杂形势和提升国家安全与竞争力的关键举措〔4〕。

一、提升我国高端制造业供应链韧性面临的新形势

伴随新冠肺炎疫情对产业链供应链的冲击和影响,美欧等西方发达经济体深刻反思产业政策和高端制造业供应链安全等问题,尽量避免出现过度依赖某一国家或地区而出现产业供应链断链的风险〔5〕。全球高端制造业供应链正在加速调整与重构,呈现出以本地化与短链化、数字化与绿色化、多元化与弹性化为特征的新形势,进而对我国提升高端制造业供应链韧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供应链的本地化与短链化

一是供应链的本地化。美欧等西方发达经济体纷纷推出激励措施,鼓励高端制造业供应链由全球布局向区域布局、由境外向本土回流,由地区集中布局向低风险地区分散转移布局,世界高端制造业供应链的本土化趋势日益明显。2018年中国、美国、韩国三国总出口的国外增加值占比分别为17.2%、9.5%和32.6%,国内增加值占比分别为82.8%、90.5%和68%;而2010年三国总出口的国外增加值占比分别为19.2%、10.9%和36.8%,国内增加值占比分别为80.8%、89.1%和63.2%。数据显示,2018年以上三国的国内增加值占比均有所增加,国外增加值占比均有所下降。二是供应链的短链化。受所在国家产业鼓励或限制政策影响,跨国公司基于供应链稳定安全的考虑,愈发谨慎开展国际投资布局,纷纷缩减全球化战略,供应链的纵向分布呈现短链化趋势,供应链显著缩短〔6〕。

(二)供应链的数字化与绿色化

一是供应链的数字化。伴随云计算与数字技术的高速发展及大量应用,数字贸易与跨境电商成为跨国贸易的主要形式,全球范围内数字平台建设和利用规模快速上升。产业链、供应链与价值链各环节的互通互联成本显著下降,深刻影响全球各主要经济体的供应链与国际贸易方式和贸易渠道。主要经济体的人才储备、贸易技术及数字基础设施面临巨大挑战,大大增加了欠发达经济体融入全球供应链体系的困难。二是供应链的绿色化。在碳中和、碳达峰的硬性约束下,尤其是俄乌冲突持续在全球范围引发的能源危机,大大加快了美欧等西方发达经济体供应链低碳化与绿色化的速度和进程。欧盟各国纷纷出台财政支持政策,加大对清洁能源、新能源的补贴力度。其中,法国提出在2035年实现100%汽车纯电动化的目标,德国计划在2030年上路的纯电动汽车数量最低保有1500万辆,并在2035年全部实现可再生能源发电的目标。其他国家和地区经济体也纷纷出台碳中和计划和目标,极大地改变了全球供应链的布局,大大加速了全球供应链绿色化,不可避免地加大了欠发达经济体融入全球供应链绿色化的难度,对提升我国高端制造业供应链韧性提出更高的要求。

(三)供应链的多元化与弹性化

一是供应链的多元化。供应链逐渐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战略工具,美欧等西方发达经济体重视构建以盟友为中心的多元化供应链体系,尽量减少对某一国家或地区的供应链依赖。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供应链中断问题,激发不少国家警惕供应链断链风险,纷纷对大多数产品关键原材料和核心部件的供应来源进行备份,全球产业链布局呈现多中心化、分散化新趋势,如美国与欧盟等发达经济体签订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美欧将在芯片、稀土和太阳能电池等领域与我国脱钩,将其关键产业供应链转移至印度以扩大进口来源地。二是供应链的弹性化。供应链政策从微观企业管理上升到宏观国家战略,美欧等西方发达经济体重视提高重点领域的供应链弹性,保障关键原材料和核心部件的供应。如美国拜登政府出台的《建立弹性供应链、振兴美国制造及促进广泛增长》提出,构建安全又有弹性的供应链对保障美国国家与经济安全及技术领先优势十分重要。欧盟出台的《工业5.0——迈向可持续、以人為本和韧性的欧洲工业》指出,供应链发展韧性是欧洲工业5.0战略的三个标志性特征之一,保持供应链链条弹性是灵活应对地缘格局变化、大流行病等紧急事件的关键措施。

二、提升我国高端制造业供应链韧性要应对的挑战

在全球高端制造业供应链重构的大背景下提升我国高端制造业供应链韧性要应对的挑战,亟待我们从客观实际出发,理性展开系统研判。

(一)来自外部的挑战

第一,经济复苏乏力,世界经济恢复遭遇下行困境。2023年全球主要经济体已经基本走出疫情,但疫情留下的疤痕效应、俄乌冲突和2022年美联储多次加息形成的负面滞后效应都严重制约经济复苏的步伐,世界经济恢复面临“通胀—加息—金融紧缩”压力。世界银行2023年6月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预测,2023年全球经济增长2.1%,但这一预测仍旧低于2022年的3.1%〔7〕。一是全球制造业持续低迷。全球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从2022年12月的48.6%增长至2023年5月的54.4%,但服务业和制造业走势却大相径庭〔8〕。当前全球PMI扩张更多受益于服务业恢复,制造业依旧低迷,至今仍然处于荣枯线以下。新冠肺炎疫情后美欧等西方发达经济体基于供应链安全考虑,逐渐将产能转移至本土或友岸,引发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在较长时间处于结构调整过程中,导致全球制造业持续低于疫情前水平。另外,俄乌冲突爆发后,粮食、能源价格持续下行制约了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生产价格指数(PPI),也拖累了制造业的回升。二是全球通胀形势十分严峻。2022年欧元区全年平均消费物价指数(CPI)增长率8.3%,为1992年欧盟条约签署以来最高水平;美国为8.1%,为40年以来最高水平,美欧等西方发达经济体通胀居高不下。受通货膨胀流动和传导性的影响,本轮通胀冲击已向全球蔓延,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出现更严重的通胀,欧洲新兴经济体CPI增长率高达27.8%,中东、非洲和拉美地区高达14%,全球通胀率由2021年的4.7%增长至2022年的8.8%,通胀水平世界各地普遍大幅上行,通胀压力不利影响比预期更深。我国面临很大的外部输入性通胀压力,最直观的影响是增大了资本外流压力。三是全球金融紧缩进一步加剧。2022年以来,美联储已加息10次,联邦利率从0~0.25%大幅上升至5~5.25%,欧洲央行也连续加息8次,欧元区基准利率从0提高至4%。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货币政策的紧缩导致市场流动性持续下降,增大了社会融资成本,带来较大的经营压力,提升了违约风险,严重抑制了需求。此外,伴随俄乌冲突带来的地缘政治冲突升级及美欧对俄罗斯不断加大经济制裁,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及衰退风险大增,严重影响了世界经济的复苏步伐,全球供应链安全面临的不确定性冲击进一步加大,不可避免地影响我国高端制造业供应链韧性〔9〕。

第二,竞争围堵加剧,外资企业加速向外转移。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推动美欧等西方发达经济体对供应链由重视效率转向更重视韧性与安全,高端制造业供应链韧性成为各国和地区产业竞争的战略和目标。一是美欧等西方发达经济体实施产业发展新战略,推动产业从我国转移,竞争日趋激烈。美欧等西方发达经济体逐渐采取中国加1或加N战略,意图实施产业链供应链布局的分散化。频繁使用各类新型产业政策工具,加剧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竞争,引发我国高端制造业供应链出现脱钩断链风险。美国拜登政府通过“供应链百日审查令”、《重构美国国家产业政策》、《芯片与科学法案》等遏制我国半导体芯片等高端制造业供应链发展的意图愈加明晰。对我国等新兴经济体采取围堵和掣肘方式,聚焦战略性产业和高科技产业脱钩断链,对盟友和伙伴国出台友岸或近岸外包政策,以摆脱或降低对海外特别是中国供应商的依赖。欧盟通过《欧洲新工业战略》《芯片法案》等政策文件,意图提升欧盟产业供应链的竞争力和领导力。日本通过《半导体数字产业战略》《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等推动关键战略产业回归本土,提高国内高端制造业供应链竞争力,旨在国际产业供应链重构过程中形成内强外韧的高端制造业体系〔10〕。二是美国实施“小院高墙”战略,精准围堵我国的意图更加明显,联合拉拢盟友构建去中国化的高端制造业供应链体系。世界主要经济体除了加快构建本国高端产业集群,维护本国高端制造业供应链韧性外,还在美欧等西方发达经济体鼓励下,依托合作与伙伴计划、经济合作框架等新形式构建和谋划区域、竞争与排他的高端制造业供应链同盟,通过重建更美好世界、芯片四方联盟、全球基础设施与投资伙伴关系、印太经济框架等间接或直接地围堵我国高端制造业供应链,严重制约我国高端制造业的国际发展空间,影响了我国高端制造业的供应链韧性〔11〕。

第三,关键材料和高端技术受困,内资企业存在脱钩断链风险。从高端制造业供应链全链条考察,内资企业在购买和生产环节存在较大的脱钩断链风险。进口来源单一且对外依存度高的关键材料在购买环节面临渠道中断风险,高端制造业基础不稳、高端技术受制于人、技术服务体系缺乏及美欧等西方发达经济体技术封锁,面临生产环节的阻断风险。一是关键材料进口环节存在脱钩断链风险。如果出现难以从全球市场获取资源的极端情形,而国内企业又难以提供再生产所必须的关键生产资料,就会导致供应链由于难以获得实物与价值补偿而出现供应链中断。当前,我国核心设备、基础原材料面临进口来源单一、对外依存度高等风险。工信部对全国大型企业关键材料调研统计数据显示:32%的关键材料在国内空白,52%需要通过进口,服务器和计算机处理器95%的高端芯片需要进口,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档数控机床等关键制造及检测设备95%需要进口〔12〕。美欧等西方发达经济体的打压和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加剧了我国高端制造业供应链断链风险。二是高端技术生产环节存在受制于人的缺技风险。制约我国高端制造业发展的主要矛盾突出体现在高端技术和产业基础能力方面。当前,我国在光刻机等“卡脖子”关键技术领域受制于人,数据库、基础软件等产业基础能力也存在短板,导致芯片等高端制造业核心基础能力较弱。美欧等西方发达经济体为维护霸权地位及科技领先优势,频繁使用实体清单等出口管制措施,对我国华为、中兴等600余家企业实行制裁〔13〕,限制技术、人员交流,对我国前沿领域和新兴技术进行打压,动用内政外交手段拉拢盟友不断缩减我国前沿高新技術的发展与合作空间,不仅严重威胁了世界经济复苏,对提升我国高端制造业供应链韧性产生巨大冲击,而且加剧了我国高端制造业供应链生产环节的断链风险〔14〕。

(二)来自内部的挑战

第一,供应链增值能力低下。我国制造业基础扎实,实力雄厚,但高端制造业供应链仍存在实力薄弱等问题,突出表现在供应链不完善,存在供应链安全隐患等方面。其主要原因在于:一是高端制造业供应链存在技术人才隐患问题。意会性知识的搜集、处理、加工存在困难,难以快速转化为显性知识,不易为后入者理解、消化与掌握,影响高端制造业供应链韧性。因此,在突破性技术创新中,必须高度重视高端制造业实体与科研机构之间的互动能力建设,构建二者之间的互动机制,增强高端制造业突破性技术创新能力。二是高端制造业实体之间、科研机构之间及科研机构与实体之间信息沟通渠道不畅,缺乏信息交流平台,极大地限制了彼此之间的经验借鉴、成果转化和科技进步等,导致产学研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缺乏,难以发挥我国规模经济的潜力。三是受高新技术、新兴技术变革的影响,我国高端制造业缺乏具有全球竞争优势的龙头企业,能够实现全球自由配置资源的跨国公司不多,因此形成的全球著名品牌企业较少,导致高端制造业供应链整体掌控能力低下,极大地影响了高端制造业供应链的延展能力,增值能力不足〔15〕。

第二,国内统一大市场体系运行不畅。为有效应对国内外产业链供应链重构与重塑的新形势,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是新时代、新阶段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应对世界经济发展不确定性的战略选择。近年来,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进程加快,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在实践中依旧存在妨碍大市场体系健康运行的卡点和堵点。譬如资源和要素市场建设不完善,地方保护主义及市场分割依旧得不到有效解决等,这严重制约和阻碍了统一大市场的健康运行,干扰了我国高端制造业供应链的韧性和供应链体系的畅通运行。突出表现在:一是在区域融通方面,地方保护主义和地区壁垒难以消除,严重影响了供应链循环尤其是高端制造业供应链的正常运转。一些地方政府针对限定企业和特定投资者出台特殊的土地、财税及政府补贴政策,出现招商引资的不正常竞争,极大扭曲了微观主体的正常投资决策,因此影响高端制造业供应链资源优化配置目标。譬如在新能源行业,超出国标设置地方标准和目录、强制企业采购当地电机电池等零部件,限制消费者购买外地生产的新能源汽车等现象屡禁不止,导致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存在比较严重的地域与市场分割问题〔16〕。二是在要素供给方面,资源和要素市场体系不健全,严重限制了高端制造业供应链体系的有效运转。在面临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遏制、围堵供应链的恶劣环境下,国内高端制造业健康发展尤其需要更多的优质要素保障,主要包括关键原材料、数据和高质量人才等。但遗憾的是,国内至今未能形成统一的要素市场,表现为劳动力资源要素正常流动不畅,存在户籍、社保及基本公共服务等行政分割,数据要素市场效率不高,存在数据确权、流动及安全保障等阻碍。倘若生产要素无法通过资源和要素市场正常供应和调度,就会严重阻滞高端制造业供应链韧性。三是在商品流通方面,服务和商品正常流动依旧存在诸多障碍,导致供需错配,难以达成动态供需平衡。此外,物流费用居高不下、价格歧视、城乡市场分割、假冒伪劣屡禁不止等现象加剧了服务和商品市场的正常流通,严重影响了高端制造业供应链的畅通〔17〕。

第三,供应链评估和治理体系不健全。我国尽管构建了一套相对完整的供应链安全评价指标体系,并针对各产业生产环节开展动态综合调查,但对高端制造业供应链整体性、安全性的常规监控和风险预警机制尚未构建。与此同时,关键原材料数字化、信息化水平亟待提升。应基于大数据、云计算技术构建高端制造业供应链韧性的安全预警体系,把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与传统产业供应链管理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动态开展高端制造业供应链韧性的检测、评估,科学分析评估结果,实时了解我国高端制造业供应链运行、发展状况,及时、有效处理突发事件。因此,强化我国高端制造产业集群内供应链安全水平管理凸显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当前我国供应链管理面临两大难题:一是供应链管理体系构建刚刚起步,依然存在诸多短板和不足。现有供应链管理体系建设主要源自外部压力驱动,缺乏与新时代新发展阶段相适应的供应链管理体制,难以满足现代经济体系健康运行的需求。因此,查漏补缺,构建有效、完整的供应链管理体系至关重要。很多中小企业缺乏现代产业链供应链管理经验和流程,难以形成高层次的供应链服务体系,增大了从全国视域把握供应链韧性的难度。二是供应链管理技术相对落后,难以较好满足当前社会经济不断增长的需求。一些大型制造业的供应链管理体系依旧处于传统供应链管理阶段。因此,必须采取可行措施大力提高供应链管理体系的现代化水平。

三、提升我国高端制造业供应链韧性的切实路径

面对新变化、新形势,我国应采取可行措施积极应对,加快形成安全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切实提升高端制造业供应链韧性。

(一)积极推动高端制造业智能化转型

高端制造业是制造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具有技术知识密集性强、产品附加值高、带动性大等特点,使高新技术在高端制造业向智能制造产业转型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积极推动高端制造业智能化转型。

第一,强化突破性技术创新能力。加快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与现代先进制造技术的融合创新,推动高端制造业的智能化转型。一是突出人工智能等方面的突破性技术创新。主要体现在高端制造业的企业装备、企業生产和企业服务创新。高端装备创新主要体现在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自动识别设备等装备的技术创新;企业生产创新主要体现在为提升高端制造业供应链韧性的生产工艺、流程等方面的关键技术创新,包括生产、计划、设计等与高端制造业相关的技术创新;企业服务创新主要体现在远程运营、预判维护和个性化服务等方面的技术创新。高端制造业通过机器学习、大数据技术等实现关键技术的突破性创新,实现智能技术的标准化,满足高端制造业全球化发展的需求。二是强化先进制造技术与信息技术的突破性创新。高端制造业通过强化物联网信息技术应用,实现企业生产过程中人和物、生产和服务等各种资源的有机结合,不仅能够显著提升高端制造企业的效率,也能更好地满足客户的个性化、多元化需求。一方面,高端制造业迫切需要通过突破性技术创新来提升我国高端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和核心竞争力,提升信息技术的应用能力和水平,破解技术融合难题;另一方面,我国高端制造业的信息技术融合能力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比较还存在一定差距,在引进、吸收和消化国外先进制造技术和物联网信息技术基础上,通过突破性技术创新降低我国高端制造业发展面临的外部挑战,大力推动高端制造业与云计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的协同创新,显著提升高端制造业智能化发展的技术水平,推动高端制造业智能化转型发展。

第二,加快商业模式创新。伴随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ChatGPT等技术发展,商业模式也在持续不断地产生变化。通过分析当前商业模式可以发现:销售产品转向销售产品与提供服务并重的商业模式。商业模式创新也由销售产品商业模式创新转向以销售产品与提供服务一体化的一揽子解决方案的商业模式创新转变。商业模式创新涉及价值创造与传递、盈利模式等众多环节,会从各个层面对高端制造业智能化产生促进效果,加快产业智能化转型步伐。一是价值创造创新。伴随市场需求由产品转向产品和服务一体化转变,商业模式创新的过程也是先进技术与大数据、人工智能不断融合、发展的过程,因此推动高端制造业从生产到服务的各个环节实现智能化转型。价值创造不仅是生产的核心要义,也是商业模式创新的关键部分。二是价值传递创新。市场对产品的需求呈现个性化、多元化特征,产业智能化转型发展是适应市场需求变化的重要形式。伴随外部环境和大数据技术的运用,市场需求逐渐由规模化产品转向定制化产品,推动商业模式的创新与变革,积极创新和探索企业的价值传递方式。三是盈利模式创新。盈利模式是企業获取价值的关键环节,高端制造业产品由于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因而其产品与服务投入的成本也普遍较高,需要采取合理的盈利模式实现价值获取,根据客户价值要求选择适宜的盈利模式,满足市场需求和客户需要,促进高端制造业向智能制造业发展。

第三,培育技术创新柔性能力。技术创新柔性是高端制造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一种重要能力,突出表现在面对不确定市场的变化,动态、快速调整高端制造业的资源和计划,以快速生产出满足外界需求的新产品。高端制造企业受限于资源禀赋,及时根据外部环境和市场形势变化进行快速感知和应对是其获取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所在。一是把培育技术创新柔性能力作为智能化转型的主要方法。企业需要投入各类资源实现智能化转型,单一企业难以拥有无限多的资源,合理配置资源凸显关键。智能化转型过程中遭遇的困难也能通过技术创新柔性来破解,如果具有较强的技术创新柔性能力,依据外部环境和市场辨识动态调整计划和资源的能力就相对较高,能够显著提升生产效率和综合经营能力。二是把提升技术创新柔性视为资源配置的重要方式。为破解企业智能化转型中遭遇的资源受限问题,需要综合考虑企业生产经营实际,优化资源配置,改善技术创新柔性能力,为企业智能化转型和技术创新提供要素保障。还要改变原来传统的生产方式,综合运用现代管理与制造技术和高新技术成果来提升技术创新柔性能力。

(二)努力化解高端制造业供应链风险

美欧等西方发达经济体已把产业链供应链政策提升到全球治理和国家战略的地位,借此满足核心物料和关键产品的供应,增强高端制造业的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产业链供应链成为链接国家与地区合作的战略工具,美欧等西方发达经济体加快构建以盟友为纽带的国际供应链,避免产业链供应链形成对单一国家的依赖。美欧等西方发达经济体强化投资审查和技术出口管制,从国家安全视角强化供应链安全审查,以此保存和强化在高新技术和新兴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基于防范地缘政治等各种不确定性风险、强化关键产业供应链安全的战略考虑,美欧等西方发达经济体加快实施高端制造业“回流”战略,采取财政补贴等措施支持本土投资,提升本国供应链的自主能力和保障水平。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快速调整及变化,对提升我国高端制造业供应链韧性带来多重影响。

第一,强化风险预警监测,化解供应链“断链”风险。美国、荷兰、日本等国供应链政策重点关注核心物料和重点产品供应,增强关键领域的产业安全和供应链韧性,实施供应保障战略。在地缘政治、贸易保护等复杂环境下,我国高端制造业重要原材料、核心零部件、关键高新技术“断链”风险快速增加,影响国家产业与经济安全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因此,应当聚焦增强供应链自主性,健全完善供应链安全的风险预警机制。一是搭建细分行业供应链支持与智能决策平台,提升高端制造业供应链韧性水平,探索产业链技术经济安全评价和产业竞争力评价等供应链治理路径。二是构建产业损害风险预警机制。利用经济、制度等手段帮扶企业有效应对外部不确定性风险挑战,综合运用贸易援助与救济等工具,降低国内企业的外部风险。三是构建关键物料和重要资源供应链全球风险预警系统,建立区域物料和重要资源生产保障基地。

第二,强化关键节点控制,降低供应链外流风险。当前,我国制造产业供应链仍旧存在水平不高、基础不扎实等情形,尤其是少数有影响力的跨国公司为了降低后疫情时代的不确定性风险和大国博弈等地缘政治风险,将供应链关键环节移出我国,抑或大幅降低关键环节在我国的生产份额。这将破坏我国供应链的稳固性和可持续性。因此,应当通过强化区域合作与扩大对外开放水平的有机结合,提升供应链的稳固性和竞争力。一是健全完善外商投资法制保障水平,营造公平投资的法制环境,减少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加强与日韩高端制造业供应链的合作水平,增强并巩固与欧美高端制造业供应链的协作能力,吸引与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将高端制造业的研发、设计和制造等关键环节留在我国。二是加快做实做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落地工作,构建中国与东盟高端制造业供应链共同体,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依托有效区域合作降低高端制造业供应链外流。三是打造和培育世界领先的高端制造产业集群。通过国内产业布局优化与实施区域发展战略相结合,激发高端制造业内生发展动能,增强国内高端制造业的韧性、协调性与回旋余地。重点依托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和京津冀打造和培育世界领先的高端制造产业集群。

第三,增强自立自主自强能力,降低供应链“掉链”风险。基于强化高端制造业供应链战略安全,加快抢占技术领域制高点,形成技术高地等考虑,欧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台供应链回流激励政策,加大对半导体等新材料、新能源等高新技术、新兴领域本土投资的资助水平和扶持力度,显著提升高端制造业供应链的保障水平和产业链的自主能力。目前,供应链的国际主导权竞争日趋白热化。关键技术争夺是国际供应链主导权争夺的核心,应当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强化高科技的自立自强能力,依靠突破性技术创新攻克“卡脖子”技术和“卡脖子”环节,突破供应链发展瓶颈。一是强化科技创新协同攻关的举国体制。聚焦半导体芯片、发动机等提升我国高端制造业供应链韧性的“卡脖子”技术和环节,鼓励工艺模式创新和技术模式创新,积极谋划新兴技术未来运用场景,尽早在供给矛盾突出的领域迅速缩短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差距。二是构建产业链供应链的融合共生发展模式。快速打造产业链供应链的“链主”企业,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全球领先企业,实现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提升高端制造业供应链中关键原材料和核心部件的国产化水平,形成供应链的核心竞争力,支持和扩大“卡脖子”技术和环节的产品市场化应用,稳固提升和扩大我国高端制造业和企业的竞争力。

第四,擴大对外合作与开放水平,防范供应链“脱钩”风险。在大国竞争与战略博弈全面加剧的情形下,美国、日本、荷兰等发达国家采取技术出口管制严防高新与新兴技术外溢,尤其是美国越来越多地以国家安全为由打压和限制我国高科技公司的正常发展,美国单边制裁我国企业的名单越来越长,越来越多地限制我国企业接触美国的软硬件技术和限制我国企业高科技产品销往美国市场。美国积极构建供应链的美国阵营,不断施压跨国公司实现中美供应链“脱钩”,原有宽松稳定的生产协作模式难以持续,大大削弱了我国与美国及其他国家供应链合作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影响了我国高科技的迭代创新能力,战略性高新技术、新兴领域与国际供应链“脱钩”的风险不断加大。因此,应当不断扩大对外合作与开放水平,坚持合作、开放、共赢、完全发展的科技竞争与创新理念,主动应对高端制造业的全球供应链重塑,以更高水平、更多层级开放融入全球科技创新发展格局。一是增强制裁反制的及时性和灵活性,适时更新发布出口管制清单,增强对美国等不友好国家的反制和再平衡能力。二是利用中国市场有效维护我国与发达国家的科技、贸易合作水平,强化与友好国家的供应链合作。提升“一带一路”建设水平与欧亚经贸合作,深化半导体等领域的中、日、韩供应链合作水平〔18〕。

(三)积极推动产业融合赋能

简而言之,产业融合是依托制度和技术创新实现产业边界模糊和产业一体化发展。产业融合不是简单的左手加右手,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有机相通相融新发展格局。通过产业融合发展形成高端制造的新产业、新模式和新业态。产业融合有别于过去产业的分立发展,依托产业交叉、重组、渗透等方式,为供应链现代化赋能。通过产业分工内部化,重新调整产业之间、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实现产业链、价值链与供应链的分解和重构,达成产业融合目标,深刻影响供应链的韧性和竞争力。目前,推动产业融合发展已经成为供应链发展模式转变和转型升级的新趋势,也是各国抢占高端制造业新赛道和产业链供应链制高点的关键选择。数字与实体经济、虚拟与实体经济融合通常以产业融合为载体。

第一,增强区域特色与优势,推动高端制造业融合。深化高端制造业融合,有利于充分发挥区域特色,增强区域优势,将高端制造业发展更好融入当地区域生产网络,并将区域高端制造业网络转变为区域优势,培育特色产业,增强高端制造业发展的本土根植性,实现本土生产网络与区域特色网络之间的交叉唤醒和知识分享机制,推动区域高端制造业生态、文化和技艺的资产化。增强区域特色与优势,以及高端制造业发展适应外部环境动态变化的能力,能够提升高端制造业供应链的韧性,其与增强供应链的竞争力有机结合,还能稳步提升供应链的附加值和创新水平。借助产业融合,可以逐步形成行业技术标准与专利,形成核心技术和独特的营销模式和网络,形成高端制造业进入壁垒和高额垄断利润的摄取能力,打造高端制造业品牌,扩大与竞争者在供应链价值链之间的差距。

第二,聚集关键核心技术,推动现代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融合。许多发达国家通过长期积累和创新,在高端制造业领域形成较强的竞争力,存在较强的产业供应链韧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通过深化产业融合,吸引供应链的不同相关利益主体深度参与,推动高端制造业不断发展,满足高端制造业设计、制造、销售和服务的不同层次要求等。跨国公司具有领先的全球竞争力,一个关键原因就是依托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深度融合,形成对全球优质要素与资源的凝聚能力,抢占全球行业竞争的领先优势和制高点。譬如我国工业设计基础软件实力较弱,受制于人的局面难以改变,成为影响我国供应链韧性的突出问题。根本改变受制于人的不利局面,需要面对制造业智能化转型升级的要求,借助产业融合,不断推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人工智能与高端制造业深度融合。

第三,充分发挥产业联盟、行业协会和领军企业作用,推动高端制造业融合。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国内产业发展实践考察,产业联盟、行业协会和领军企业在推动高端制造业融合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提升供应链韧性和竞争力方面存在较强的比较优势。我国湖南、广东、上海等地轨道交通、工程机械、汽车等产业蓬勃发展,在推动构建产业生态、产业重塑和产业融合方面取得的成绩,相当大程度是依托产业联盟、行业协会和领军企业等实现的〔19〕。

(四)健全提升高端制造业供应链韧性的制度保障措施

提升高端制造业供应链韧性和竞争力,要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经济主战场,大力开展原创性科技攻关,推动高端制造业融合集群发展,实现创新、产业、资金与人才链的各链深度融合,发挥我国超大市场规模优势,强化国际合作,健全制度保障措施。

第一,构建供应链的动态评价机制。针对供应链韧性状况,采取可行措施,加快构建供应链的动态评价机制,动态排查供应链健康运行的断点和堵点。充分考虑供应链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韧性水平,精准施策,统筹规划,科学地开展周期性、动态性的预测及评价,准确厘清供应链短期、中期和长期的安全保障要求,健全供应链评价体系,紧紧围绕“十四五”产业发展规划,借鉴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高端制造业的评测体系对国内高端制造业供应链进行评价,科学、客观地了解国内高端制造业发展的实际状况。短期聚焦半导体芯片、光刻机和发动机,加大资金支持和技术联合攻关,并加强对核心技术的管控。中期聚焦提升高端制造业实力,充分发挥世界贸易组织作用,构建参与各方多赢的供应链安全联盟,通过RCEP等区域经济协议框架,构建区域内部稳定与安全的供应链,通过协作模式强化区域内部供应链安全管理的体制机制,提升高端制造业的竞争力。长期聚焦提升高端制造业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性,稳步提升供应链韧性的管理水平和能力。

第二,健全供应链韧性管理体系。通过构建内驱力推动、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多层次、综合性供应链管理体系,实现供应链的协同优化。坚持共治、共享,充分发挥有效市场作用、有为政府功能,从国家发展大局出发,在国内构建覆盖国家、地方及企业的供应链韧性管理体系。一是基于国家宏观视角,构建以国家为核心、以高端制造企业为主体、以地方为主线的供应链韧性管理体系,坚持将稳步提升供应链的韧性水平作为各方的参与共识和发展宗旨,并纳入宏观经济综合测评体系中。二是基于市场需求和产业发展中观视角,鼓励地方政府建立健全供应链韧性管理服务组织与平台,通过市场方式推动中介服务机构发展;通过强化区域产业一体化和综合发展,提升供应链韧性,推动城市群发展,提升高端制造业发展的互补性与稳定性。三是基于企业微观视角,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对供应链韧性管理体系实施协同优化,充分发挥领头企业作用,稳步提升供应链的韧性。

第三,加速供应链的数字化转型。畅通供应链循环、实现供应链的数字化需要做到如下几点:一是充分凸显数字技术的竞争力和领先优势,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有机融合,实现供应链数字化转型,形成具备全球竞争领先优势的数字产业。通过不断推动产业基础设施的数字化转型升级,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对供应链赋能,以部分消除国内劳动力价格不断上升的负面影响,延缓或阻滞高端制造业向东南亚转移。二是构建立体的信息资源分享体系。通过对数字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构建立体信息资源分享体系。通过强化信息存储和利用的安全维护,保障信息存储与传输的安全,有效降低信息泄漏影响高端制造业的安全与稳定。三是实施关键物料战略储备和能源、矿产储备,消除因极端气候导致能源、资源供给不及时引发的供应链不稳定。当极端气候出现时,积极调运并及时分配储备,消除影响供应链韧性的不稳定因素。四是积极实施供应链的多元化。通过建立境外油气、矿产储备中心,加速国际物流体系建设,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和信息技术提升国际物流能力,加快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的步伐。

第四,积极推进国际国内双循环,主动参与全球供应链规则制定与重构。充分利用国际国内双循环,深度参与国际产业的专业分工与合作,毫不动摇地坚持对外高水平开放,积极拓展外部循环空间,维持国际贸易的稳定性和多样性。有效突破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打压和遏制,不断增大对外贸易投入水平,优化对国际资本、技术的服务水平。主动、积极参与国际或地区供应链合作,实现供应链的资源优化配置,形成更加稳固、牢靠的国际和区域经贸关系。我国要在国际范围内保持供应链各链条、各环境的安全性。一是要继续深化国内体制机制改革,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完善市场体系,吸收借鉴国外先进经验,持续推动国内市场体系与世界市场体系接轨。二是要积极参与产业、技术、产品和监管标准等贸易规则的制定,在新兴产业、新兴技术方面引领和主导各类标准和规则的制定〔20〕。着力提升我国高端制造业供应链韧性,是稳步提升我国国际贸易竞争力的根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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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于晓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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