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丽 张文梅 郑勤华

摘要：面向教育发展的时代要求，我国全面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教育数字化战略与教育数字化转型都是我国教育信息化领域的新话语体系，对其内涵的认识至关重要。该文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定位教育数字化转型在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脉络中的历史坐标，详解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涵、历史责任与推进策略。该文核心观点认为，教育数字化转型是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的第五个阶段，即“教育体制机制创新”阶段，表现为颠覆型技术的应用与教育体制机制的系统重构；教育数字化转型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的变化；教育数字化转型承担着四个方面的历史责任；教育数字化转型阶段教育信息化工作应从五个方面重点发力，希望该文能够帮助读者准确把握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涵及新要求，避免陷入概念混乱的认识盲区与新瓶装旧酒的实践误区。

关键词：教育数字化转型；历史方位；教育信息化；体制机制；重构

中图分类号：G434 文献标识码：A

本文系2018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学部重点课题“‘互联网+’时代的教育改革与创新管理研究”（课题编号：71834002）研究成果。

教育数字化转型是教育领域的一场系统性、根本性变革，是教育适应数字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在科技革命浪潮的推动下，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已成为国际共识。世界各国纷纷颁布相关政策，强调通过智能技术赋能教育、助力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在2022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党的二十大首次将教育提升为与科技、人才并列的国家三大基础性战略支撑，并将“推进教育数字化”写入报告。2023年2月，世界数字教育大会聚焦“数字变革与教育未来”，进一步强调要持续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探索智慧教育新生态。教育数字化战略是国家推动教育信息化从“流程再造”到“教育体制机制创新”的重大战略举措，由于教育数字化战略与教育数字化转型是我国教育信息化领域的新政策话语体系，在实施过程中经常出现内涵认识上的困惑和实践中的保守，笔者以为，应将教育数字化战略和教育数字化轉型置于我国教育信息化的历史脉络中，解析其内涵和要义，才能帮助教育工作者切实理解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方向与策略。

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信息时代教育发展的历史必然，其动因包括技术驱动力、需求驱动力、政策驱动力和文明驱动力等四个方面，是由颠覆型技术的出现、教育新需求、国际趋势、世界文明走向等多方共同驱动的结果。

（一）技术驱动力：技术对社会变革的颠覆性作用日益凸显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具有颠覆性作用，正深刻影响与改变着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技术与社会深度融合过程中，其对于社会发展的革命性作用已势不可挡。科技发展呈现出形成、知化、流动、屏读、共享等新趋势[1]，基于网络的随时随地分享和阅读、基于平台的协同创作等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近年来，互联网、大数据、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更迭速度呈指数增长，ChatGPT自发布以来，仅短短数月便以近乎摧枯拉朽之势席卷整个社会。微软公司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更是将ChatGPT作为图形用户界面问世之后的第二大革命性技术，对其发展前景给予充分关注与肯定。由此可见，技术变革生产关系的时代已然到来，其对社会的变革性影响在经济、政治、医疗等领域已初见端倪，并逐步在教育领域产生显性影响。因此，教育必须加快转变，加速教育与技术深度融合，探索与信息时代相适应的人才培养模式和方法，构建信息时代的教育体系。

（二）需求驱动力：社会与个人对教育高质量发展提出新要求

国家科技水平与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教育作为培养人的社会活动，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面向社会与个体发展对教育提出的新要求，将教育放在与科技、人才同等重要的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位置，强调要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从社会发展层面来看，当今世界，科技创新的主导者具有先发优势，其将直接决定所在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成败。科技创新的关键在于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以学校教育为主、以知识传递为核心的工业时代教育体系在创新人才培养方面暴露出许多局限。从个体发展层面来看，由政府和学校单一主体供给的规模化、标准化的教育资源服务与管理方式面临挑战，单一物理空间对于教育的支撑服务能力不足，已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于优质、个性、灵活、终身的学习需求变化。社会与个体需求的发展变化促使教育必须进行全面变革，构建与信息时代相适应的终身教育体系。教育数字化转型强调利用现代技术推动教育空间、人才培养、教育评价等全方面变革，是将规模化教育与个性化培养结合发展的有效途径。

（三）政策驱动力：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成为国际共识

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国际共识和趋势。近年来，美国、日本、欧盟等国家和国际组织纷纷颁布数字化战略。例如，美国自2016年以来发布多份人工智能战略文件，持续更新出台《国家教育技术规划》[2]，强调提升全民数字素养。日本相继推出“U-Japan”数字政策、“教育信息化加速计划”等教育政策，突出教育数字化转型重点。欧盟发布《数字教育行动计划（2021-2027年）》《2030数字指南针：欧洲数字十年之路》等文件，提出了数字化转型的愿景、目标和路径[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继发布《教育数字化转型：联通学校，赋能学习者》和《共同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一种新的教育社会契约》，汇聚了新时代教育革新的国际共识。

我国高度重视教育数字化转型，在推进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过程中，以政策为导向，以互联网、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为驱动力，强调教育在环境建设、教学、管理、资源优化等的全流程应用与改革。2021年8月，教育部同意将上海作为教育数字化转型试点区，开展教育数字化转型试点；在 2022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并将其写入《教育部2022年工作要点》；同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推进教育数字化”。由此可见，教育数字化转型已在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占据重要地位。

（四）文明驱动力：世界数字文明大变局促进教育积极应变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讲话中提到“人类先后经历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4]三次变革，每一次技术革命都对世界文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当今时代，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正逐步融入人类生产生活的各领域和全过程，驱动世界文明由工业文明走向数字文明。数字文明不同于前期文明发展的技术逐利思想，数字文明以人文主义精神为核心价值，强调数据新要素、信息新载体、网络新平台、智能新特征以及协同新理念，引领人类文明在创新中不断前进[5]。因此，为顺应数字文明的发展新规律，教育也要积极应变，重视数字文明意识和思维，倡导数字文明的价值和精神，推进数字文明的建设和发展。教育数字化转型便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文明竞争方略，强调在关注技术赋能的同时，回归教育在促进文明进步和育人育才的核心价值。

自1978年邓小平提出“要制订加速发展电视、广播等现代化教育手段的措施，这是多快好省发展教育事业的重要途径”[6]以来，我国教育信息化工作从无到有，逐步推进，尤其在近年来快速发展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教育信息化是一个历史进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教育信息化的发展历程分为起步、应用、融合与创新四个阶段[7]，黄荣怀等基于我国教育信息化的政策推进情况将我国教育信息化的发展进程分为计算机教学及应用、信息化环境建设以及教育信息化2.0三个阶段[8]。在此基础上，本研究主要以教育中运用的技术及作用为线索，结合政策和需求牵引，从技术对教育影响的视角梳理教育信息化的发展历程，将我国教育信息化的发展分为计算机教育普及、基础设施与应用能力建设、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教育流程再造，以及教育体制机制创新五个阶段（如下页图1所示），以此定位教育数字化转型在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脉络中的历史坐标。

（一）“计算机教育普及”阶段（1978—2000年）

第一阶段是“计算机教育普及”阶段，是教育信息化的萌芽与初步发展时期。1978年，邓小平同志提出要重视通过现代化教育手段多快好省地发展教育事业，掀开了我国教育信息化建设的篇章。该阶段主要面向教育实践中信息化专业人才建设不足的问题，，强调落实“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以及“计算机的普及要从娃娃抓起”的教育任务，通过开展计算机教学实验、运用计算机辅助教学以及建设教育信息化学科体系等工作逐步推进教育信息化建设。这一阶段主要以计算机、电化设备等单机技术以及多媒体装备为支撑，形成了技术辅助教学的教育模式，建立了中央电化教育馆、广播电视大学、教育管理信息中心等专门机构及以教育技术（原电化教育）专业为代表的教育信息化学科体系，从中小学阶段开始全面普及信息技术教育及应用技能培养，为国家现代化提供了人才基础。

（二）“基础设施与应用能力建设”阶段（2000—2015年）

第二阶段是“基础设施与应用能力建设”阶段，是教育信息化的快速发展时期。2000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在中小学实施“校校通”工程的通知》，标志着我国教育信息化建设进入关注网络条件、课程资源等基础设施与应用能力建设的第二阶段。该阶段聚焦 数字资源建设与教师教育技术能力提升， 强调利用技术增强教学效果与教学质量，缩小区域教育差距，促进教育公平与均衡发展。基于前期的建设条件，这一阶段主要面向教育基础设施部署、数字化资源建设以及师生信息素养等应用能力发展，关注以多媒体装备、校园有线网/无线网、移动终端等技术和设施对教学的支撑与应用，形成了以“三通两平台”为核心抓手，以大规模开放式网络课程（慕课）、数字校园等为主要建设内容的教育发展新形态。经过这一阶段的发展，中小学校园基础设施建设逐渐完备，网络课程、精品课程等优质数字化资源建设迅速发展，师生信息化应用能力大幅提升。

（三）“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阶段（2015—2020年）

第三阶段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阶段，是教育信息化的深化提升时期。这一阶段主要以2015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以及2018年教育部发布的《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为政策支撑，聚焦运用技术提高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强调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与应用，以促进优质资源共享与网络素养培养。在这一阶段，网络技术快速发展，能够支持大规模信息检索、阅读、存储和交互，促進了信息的共享联通以及人与人之间跨越时空的沟通和连接。教育信息化关注的重点由实验探索到物质基础再到联通共享，其在促进学、发展人等方面的功能与价值得以显现。在教学实践中，各类技术工具逐步融入教与学过程，丰富了教学活动，提升了教学质量与效率。通过该阶段的建设，出现了以“双师课堂”为代表的教学新形态，“双师”模式颠覆了传统课堂一个教师、分班教学的组织方式，创新了跨校组班、多师共育的新型组织模式；全面启动各学段数字校园建设，不断拓展与优化校园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校园应用服务能力。

（四）“教育流程再造”阶段（2020—2022年）

第四阶段是“教育流程再造”阶段，是教育信息化的系统推进时期。这一阶段聚焦互联网催生的教育新形态，强调以网络学习空间建设推动构建“互联网+教育”新生态，全面探索教育服务的流程与供给方式。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迫使教育系统由学校面授教学模式转向全在线教学模式，在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我国基本通过了这次超大规模在线教学实践的考验，但也暴露出我国前期教育信息化仍以传统课堂为主要阵地，对网络学习空间建设、教师网络教学能力培养、学习支持服务能力等方面重视不够，导致在线教学理念陈旧，在线教学方式就是课堂网上搬家等问题。2021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进“互联网+教育”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互联网+教育”的基本内涵与主要任务，突出运用互联网技术与思维推动教育从理念到模式、环境、手段、方法等全流程的改革[9]。在该阶段，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不断发展与成熟，在与教育深度融合应用过程中，技术对于教育的颠覆性作用日益显现。教育空间由线下拓展为线上，知识内涵由书本回归为全部人类智慧，教育主体由师生发展为社会大众，教育目标由知识获取转向综合素养发展；进一步发展了基于平台的教学、网络研修等新模式，推动教育流程再造。例如，通过“互联网+教育”大平台建设，发展“平台+教育”服务新模式。

（五）“教育体制机制创新”阶段（2022年至今）

第五阶段是“教育体制机制创新”阶段，标志着教育信息化进入新的发展征程。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在2022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中明确提出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加快教育高质量发展，开启了教育信息化的“体制机制创新”阶段，即教育数字化转型阶段。该阶段全面总结教育发展过程中的教育环境智能性不够、个性化支持服务能力欠缺、创新型应用人才培养不足、培养目标与管理评价不适配等问题，强调联结、数据与合作的重要性，着力推进教育专网、教育大平台建设以及社会力量引入，以实现各级各类教学联通化、数据平台化和社会共建共享。在这一阶段，以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颠覆型技术开始在创新教学流程与组织生态等方面发挥出革命性作用，教育信息化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教育模式创新、体制机制改革等方面不断推进，进而促进个性化、智能化与终身化的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例如，我国开发建设了国家智慧教育云平台，汇聚集成优质教育资源与服务，不断优化基于平台的教育服务模式，为教育转型发展提供数字底座。再例如，组织开展信息技术支撑学生综合素质评价试点工作，不断推进数据与技术赋能的教育评价改革。

需要强调的是，信息技术促进教育发展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推进过程，新阶段的演进是对上一阶段的发展和超越，代表着事物的前进方向，因此，新旧阶段的交接过程不可避免地会表现出重迭。在教育实践过程中，由于区域间技术发展与应用情况的差异性，在同一时间不同区域的教育信息化发展也可能处于不同阶段。

通过定位教育数字化转型在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历程中的历史坐标，不难理解，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任务与目的与前期教育信息化有所不同。目前已有诸多学者从不同视角对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定义进行了描述，但多是给出对于概念的整体认识，缺乏从历史视角对教育数字化转型进行系统梳理。笔者认为，对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涵认识，不仅应包含宏观战略层面的整体把握，更要立足其所处历史方位，关涉对教育数字化转型“转什么”以及“如何转”的方向认识。因此，研究通过对已有文献中教育数字化转型定义的词频分析与内容分析，梳理总结文献中对教育数字化转型关注的实践维度，进而阐释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具体内涵，为后续推进与实施提供基础与方向。

（一）基于文献分析的概念认识

笔者以中国知网（CNKI）为数据源，选取与教育数字化转型定义相关的核心期刊文献为研究样本。检索篇名为“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文献，检索时间截至2023年3月，共得到73篇文献。经人工筛选去除部分关联性低的文献，选择有涉及教育数字化转型概念定义的文献，最终得到26篇作为有效文献样本。选择文献中有关教育数字化转型定义的内容文本作为词频分析对象，采用词频分析工具对文本进行词频分析，设置分词长度>=3，并对样本内容进行去重处理，剔除“数字化转型”以及其他无法反映具体内容的词条，如“根本任务”“充分利用”等，经可视化处理后得到如图2所示的词云图。从图中可以发现，对教育数字化转型内涵的认识以信息技术对教育领域的变革作用为核心，主要围绕“基础设施”“数字空间”“因材施教”“数字资源”“教育服务”等方面进行了定义。

通過文献梳理及词频分析可以发现，目前学界关于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定义解读主要关注数字技术、数字空间、基础设施、生态系统等内容。从实践维度来看，尽管不同学者的关注视角有所不同，但大多聚焦于教育空间、教育目标、教育服务和教育治理等方面。在教育空间维度，主要关注教育空间由物理空间到信息空间的拓展，由此促进教学过程的虚实结合、人机协同以及数字资源建设的联通开放[10][11]；在教育目标维度，强调由结果导向的教学转向聚焦数字思维、开拓创新、个性发展等引领的价值转型[12][13]，由此教育评价也由基于成绩的选拔转向促进多元个体的个性化发展与成长[14]；在教育服务维度，强调由“标准化、灌输式”的供给驱动模式向“精准化、定制化、个性化”的需求驱动模式的转变[15]；在教育治理维度，强调从静态监管向动态治理的转型，关注教育在体制机制、方式流程、手段工具等方面的系统重塑[16]。

（二）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涵

已有研究为我们系统认识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内涵提供了基础，然而，相关定义缺乏针对各转型维度具体、深入的阐释，这也造成实践中人们对于教育数字化转型内涵认识的困惑。笔者认为，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以互联网为核心的颠覆型技术促进教育全要素、全流程、全领域的创新与变革过程，是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创新”阶段。在这一阶段，信息技术在推动教育供给侧改革、教育体制机制重构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信息时代教育体系雏形逐渐显现。具体体现为教育空间由线下物理空间到线上数字空间以及线上线下融合空间的转型，教育目标由知识本位、规模培养到能力为重、个性终身的转型，教育服务由单一主体、标准供给到共建共享、需求供给的转型，教育治理由经验粗放、静态监管到科学精准、多元共治的转型。

教育数字化转型是教育空间由线下物理空间到线上数字空间以及线上线下融合空间的转型。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成熟促使人类社会从“物理-社会”二元空间走向“物理-社会-信息”三元空间[17]，推动线上线下空间融合。传统教育空间局限于学校物理空间，师生通过面对面的方式在课堂上进行小范围的交流。教育数字化转型通过促进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各类平台间数据、应用等的互联互通，致力于打造一个开放联通的“互联网+教育”大平台，能够实现时空灵活、跨越班级与学校的教学交互，有助于促进多方参与、协同共享的教育发展。例如，2022年上线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面向各级各类教育提供云服务，经过一年多的发展，已逐步形成“三横三纵”的资源布局[18]，在教育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价值。

教育数字化转型是教育目标由知识本位、规模培养向能力为重、个性终身的转型。教育是培养人的社会活动，教育目标理应指向人的发展。教育数字化转型面向教育实践中存在的重知识轻技能这一现实问题，强调在新时代关注对人的数字素养、科学素养、人文素养等高阶素养的发展，针对个体成长过程中各个阶段的不同发展需求采用灵活、多样性的教育活动与方式，以促进全民素养提升。具体主要体现为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科学创新、社会交互、问题解决等能力的全面培养，在教师发展过程中对教师应用信息技术获取资源、设计与组织教学、联通解决问题等的能力培训[19]，在教育评价方面从传统依赖主观评判与结果导向的评价转为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表现型评价。例如，在教育部最新发布的《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改革深化行动方案》[20]中，提出开展科学素养提升、专业支撑与数字赋能等行动，强调发展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与科学素养，促进教师的课程实施能力与数字化素养。

教育数字化转型是教育服务由单一主体、标准供给到共建共享、需求驱动供给的转型。传统教育为了适应大规模人才培养需要，采用以学校、政府为主的统一化、标准化的供给服务方式。进入科技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的互联网时代，这类供给方式已难以满足人们对于个性化、智能化教与学的需求，实现需求驱动的教育服务范式转型成为新时期教育信息化建设的迫切任务。需求驱动的教育服务强调基于教育主体的需求，提供多样化、多元化、智能化的教学服务方式，促使教、学、管、测、评等全流程的需求导向转型。在教育实践中，需求驱动的教育服务转型包括基于教与学目标的资源推荐、精准辅助以及优质资源建设等，以此促进因材施教和绿色发展。例如，国家持续优化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建设，逐步覆盖学生发展的卫生健康、文化体育、就业创业等基本范畴；提出利用财政补贴、服务性收费等方式支撑开展课后服务活动，以满足学生全面发展的需求。

教育数字化转型是教育治理由经验粗放、静态监管向科学精准、多元共治的转型。传统基于人工粗放式的教育数据采集与管理方式，由于高度依赖主观经验判断、缺乏科学论据支撑而饱受争议。教育数字化转型强调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改变教育决策、评价及管理模式，充分发挥数据作用与社会力量，即实现教育管理由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由单向层级管理向多部门和多主体协同治理的转变[21][22]。教育是一个复杂系统，需要从系统生态的视角推进改革。传统仅通过改变局部的制度推进思路已在实践中证实见效甚微，教育数字化转型强调通过信息技术全方位、深层次、立体化的支撑引领制度创新与系统重构。例如，逐步建立从学生学习、教师发展、家校联动、政企合作到终身学习型社会的系统推进机制，着力建设国家资历框架和学分银行，完善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认证体系，同步加强数字伦理规范建设，进而促进教育的公平、个性、智能与可持续发展。

教育数字化转型强调颠覆型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和创新，是对教育空间、教育目标、教育服务和教育治理等维度的全方位、系统性推进与重塑。立足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历史长河，教育数字化转型作为新时期推进教育创新发展的历史转折期，承担着推动人类文明发展、支撑科技和人才强国建设、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以及构建全新教育体系的历史重任。

（一）推动人类从工业文明走向数字文明

教育数字化转型是推动人类文明由工业文明走向数字文明的重要基础。在颠覆型技术支撑下，教育不再是单向、线性的知识传递过程，而是多元化、交互式、协同性的复杂过程。与强调机械化、规模化的工业文明不同，数字文明更关注信息技术的应用与信息产业的发展，是一种数字化、感知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型文明形态。教育数字化转型应通过变革传统教育方式，拓展人类可探索学习的边界，为人类提供更优质的教育体验和更高效的学习方式，进而促使教育更符合现代社会的需求，为数字文明的发展提供坚实基础。

（二）支撑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

教育数字化转型以颠覆型技术为核心，服务于人的能力培养与素养发展，是推进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建设的关键支撑。信息技术和科创人才是世界科技发展的核心动力和战略资源，也是建设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的关键。在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进程中，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推进受到技术发展的影响与制约；另一方面，技术进步又依赖于科创人才的培养。教育数字化转型作为支撑科技发展与人才培养的重要中间力量，应当发挥普及数字素养、培育数字科创人才的作用，将教育、科技和人才建设有机结合、统筹推进，进而加强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

（三）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

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是时代赋予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现实责任。在教育信息化发展历程中，数字素养培养、信息化环境建设、优质资源共享、个性智能服务等问题一直以来都备受关注，也是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真实需求。因此，面向信息化发展的新时期，教育数字化转型应坚持以人文本、问题导向的基本理念，紧紧围绕“教育高质量发展”需求，为学习者创设更加开放、多元、灵活的教育环境，提供更加丰富、创新的教育资源和工具，推进教育模式、教育方法、教育评价、教育机制等的全面转型升级，加快推动我国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的转变。

（四）构建数字时代的全新教育体系

教育数字化是实现我国从教育大国到教育强国、构建全新教育体系的核心推动力。教育数字化转型是在前期信息化建設基础上推进的教育系统性跃升与质变，需要运用网络思维与系统观念统筹推进转型工作。在颠覆型技术支撑下，新型教育模式、育人方式等不断涌现，使得教育能够满足多样化个体的特点和需求，助力实现个性化学习、终身学习和定制化教育。社会发展需要全面综合、开拓创新的人，要加强全过程、科学化与全面化的教育评价体系转变。同时，持续推进数字化教育资源的共建共享、社会各领域跨界合作和协同创新，优化教师队伍建设以及管理体制、保障机制的全面革新，以此助力教育治理现代化能力提升，推动构建数字时代的全新教育体系。

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历史责任是新时期教育信息化工作努力方向和评价标准。为此，教育数字化转型必须从教育问题与实践需求出发，通过技术赋能和体制机制创新，推动教育的全面变革。笔者认为，教育数字化转型阶段教育信息化应在教育空间、教育目标、教育服务、教育治理和教育生态等五个方面进行深耕和发力。

（一）完善平台体系建设，打造复合多元、互联互通的教育空间

平台体系是教育的新空间，是教育的公共服务模式，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支撑。在教育数字化转型阶段，平台体系建设应在三个方面着力：（1）建立平台之间的互联互通。要充分发挥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的“数字底座”作用，将各级平台通过“数字底座”实现数据的汇聚与共享，打造复合多元、互联互通的教育空间。（2）完善各级平台的公共服务功能。坚持用户驱动的原则，优化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服务功能，提高平台智能个性化服务能力，统筹各级平台的功能定位，努力实现各级各类平台要与国家智慧教育平台错位发展，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形成相互有机配合的平台体系。（3）深化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的应用。加强面向师生用户的培训和宣传，建立国家智慧平台应用的激励机制，丰富基于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的活动，加强应用经验的宣传与交流，综合和凝练各级各类教育的有效应用模式。

（二）落实素养提升计划，促进个性自主、高端科创型人才培养

人才是国际竞争的关键力量，为了加快推进新时期人才培养转型，我国提出了实施“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23]，通过政策支持、试点示范、强化考核、国际合作等方式保障行动开展。教育数字化转型要以国家政策文件为依托，在实践中落实推进各项工作。首先，通过先行先试、重点帮扶等方式建立一批典型试点示范单位，重点关注当前人才培养力量薄弱的地区，通过试点行动引进优质资源服务；以服务人群与教育场景为抓手，探索出适用于不同区域发展情况的数字素养培养模式，并逐步由试点区域辐射周边，扩大影响力。在此基础上，同步推进相应标准与评价指标体系建设，面向社会公开发布试点进展与成效，并鼓励试点区域之间定期开展沟通与交流。例如，可通过举办相关研讨会和技能竞赛活动等方式促进经验分享。此外，应加强国内各领域以及国际间交流合作，融合多元力量共同促进科创人才培养。例如，加大投入高校国际联合培养项目，鼓励企业、机构等参与协同育人，促进终身学习社会建设。

（三）加强家校社协同育人，探索用户中心、需求驱动的教育服务

教育数字化转型不是政府、学校单方主体就能推动实现的，更要依靠家庭、社会等多方力量的共同努力。因此，在教育实践中应着力构建家校社实践共同体，强化多元主体协同育人。关注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等对学校教育的补充与延续作用，促进家庭启蒙教育、学校奠基教育以及社会拓展教育形成合力，助推更加优质、灵活、个性化的教育转型发展。在此过程中，应秉承学习者中心，面向个体或区域实际需求，提供差异化、适切性的教育服务支持。例如，针对教育落后地区，应先解决优质教育资源不足的问题，通过政府建设优质公共教育资源库、开展双师协同教学等方式，补齐教育短板，再在此基础上逐步增加提升家庭教育、拓展社会教育的举措。

（四）基于可信人工智能，增强数据驱动、科学精准的教育治理

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颠覆型技术为教育的创新变革提供了新的发展动能，促使教育向着更加个性化、智能化、科学化、优质化的方向快速发展。但技术是把双刃剑，其在正向赋能教育的同时，也加剧了公平、责任、信任、伦理等问题[24]。可信人工智能强调人工智能在公平性、可解释性、安全性、透明性和可信性等方面的发展，以消解技术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教育事关人的培养，更要关注以人为本的技术融合与应用。可信人工智能为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关键技术引擎，后续应加强其在教育的数据、认知、服务等方面的融合、应用与创新。例如，探索通过无痕、生物伴随等方式获取个人学习过程中的认知、情感、行为等多模态数据，从而开展精细化、多元化、动态化的教育评价与管理。

（五）激发社会创新活力，重构系统生态、终身学习的制度体系

教育是一个复杂系统，牵一发而动全身，任何一种教育变革与创新都需要采用系统化、生态化的视角加以看待。当今世界，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建立终身学习社会已成为国际社会教育发展的共识。教育数字化转型要服务终身学习社会建设，需要实现理念、制度、技术等多方面突破。因此，亟需联合社会力量，普及全民终身学习理念，建立终身学习认证体系，着力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终身教育新格局。例如，构建以国家资历框架为引领的学分银行体系，将技能培训与学历教育相结合，制定网络学分认定与学分转换管理办法，进而实现学生学习的自由管理。目前已有许多省份开始在省内探索试行学分银行制度，如职业教育领域已着手开始建设国家学分银行，未来要实现全国各领域、各专业一以贯通的学分银行制度，助推终身学习体系建设。

经过四十余年的探索与推进，我国的教育信息化建设已取得了重大进展与成效，校园网络接入率达100%，校园带宽100M以上的中小学学校达到99.89%，四分之三以上的学校实现了无线网络覆盖，99.5%的中小学拥有了多媒体教室[25]，形成了教育信息化领域的诸多中国模式和中国方案。教育數字化转型是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教育体制机制创新”阶段，是利用颠覆型技术促进教育体制机制重构的创新与变革过程。立足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新发展阶段，我们要基于前期经验积累，更新教育理念，积极推进线上线下空间融合、能力为重的育人目标、需求驱动的教育服务、数据赋能的精准治理与体制机制重构等数字化转型升级。同时，持续开展探索创新，主动输出中国成果，推动教育信息化领域的国际合作，不断提升在国际教育中的地位，加快实现从教育发展与科技创新的“跟跑者”向“并行者”“领跑者”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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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丽：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互联网+教育”、终身教育、教育大数据。

张文梅：博士，研究方向为“互联网+教育”、联通主义学习。

郑勤华：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互联网+教育”、教育大数据技术。

Historical Orientation and Advancement Strategies fo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Education

Chen Li， Zhang Wenmei， Zheng Qinhua

（The Research Center of Distance Educatio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Abstract： Facing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tim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China has comprehensively implemented the education digital strategy and pushed forward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Both education digital strategy and educatio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re new discourse systems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in China， and understanding their connotations is crucial. The paper applies the method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o locate the historical coordinates of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and explains in detail the connotation of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the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and the promotion strategy. The article’s core idea is that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is the fifth stage of China’s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development， i.e.， the stage of “innovation of education system mechanism”， which is manifested in the application of disruptive technologies and the systematic reconstruction of education system mechanism.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is mainly embodied in four aspects of chang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bears four aspects of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The work of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at the stage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should focus on five aspects. It is hoped that the article can help readers accurately grasp the connotation and new requirements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education， and avoid falling into the cognitive blind spot of conceptual confusion and the practical misunderstanding of bottling old wine in new bottles.

Keyword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historical orientation； informatization of education；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reconstruction

收稿日期：2023年7月3日

责任编辑：赵云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