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靖池 杜晓杰

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新媒体革命和社会意识的转变，流行文艺应运而生，并迅速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人民逐渐掌握文化的话语权。少数民族曲艺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深刻的历史内涵，但是随着流行文艺的兴起，逐渐呈现边缘化趋势。在此种境况下，少数民族曲艺若要追求长足的发展，就必须积极融入流行文艺的浪潮中，实现自身的“再生活化”。

流行文艺伴随着大众传媒的开疆拓土，以强势的姿态进入人们的生活。它不单以商品形态引导大众进行消费，还以附带的意识形态，影响着大众的思想认识和价值取向。作为现代性生成的文化产物，流行文艺的多元化和包容性，使其受众面较广阔，特殊的生产机制也使其社会接受程度更高。心理学家麦基曾提出“心理定势”的概念，即人们会根据个人喜好在现实中搜寻印记来作证自己的心理预期。流行文艺正是利用人们的此种心理进行生产，几乎可以满足各个不同层次的受众需求，因而得以广泛进入人们的生活。

少数民族曲艺以本地人群为受众基础，在新鲜事物层出不穷的现代性背景下，受众日益褪减。同时，传统的师徒继承机制已为历史逐渐遗弃，但新的人才培养机制尚未确立。高素质曲艺人才的缺失导致创作手法因循守旧，内容和形式举足不前，创演上缺乏生活性、时代性、创新性，必然导致其作品受众面日益狭窄。而流行文艺以其多元性和快速更迭性，持续输出新内容，吸引了大量受众的目光。在这样的境况下，少数民族曲艺不得不把目光投向流行文艺领域，借此进行现代化转型。流行文艺以消费为主导，依托大众传媒进行传播，虽然更快速便捷，在短时期内能收获巨大的商业利益，但也决定了流行文艺的“阶段性”，难有经典长期驻足。少数民族曲艺依靠着本民族丰富的历史资料，极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有取之不尽的内容资源，在众多题材上都有施展的空间。其带有地域色彩的原生曲艺形式，更以自身的特殊性和差异性，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如果少数民族曲艺借助流行文艺的生产机制将自身的优秀内容创新转化，必将吸引大批受众，从而促使经典代代传承、世世发展。

从叙事资源上看，少数民族曲艺的题材有史诗、叙事诗、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多是说唱本民族的历史，与本民族的信仰和民俗紧密相连。比如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江格尔传》、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等英雄史诗，叙事充满戏剧性，语言隽永、歌唱性强，长诗中展现的先民智慧和民风民俗，有很高的文学和艺术价值。再比如彝族的《梅葛》、苗族的《古歌》、壮族的《布洛陀》、纳西族的《创世纪》、瑶族的《盘王》等都是少数民族的创世史诗，蕴含着先民瑰丽而奇特的想象，体现着当时人类的起源意识和世界观。还有讲述本民族生活中各种不同类型的故事为主的生活类曲艺，比如彝族的《种荞歌》《撵山歌》、白族的《摘果谣》、纳西族的《欢乐调》等充满生活趣味，体现着少数民族的审美意识和审美追求，也深受少数民族同胞的喜爱。

从形式资源上看，少数民族曲艺的形式大致可分为四类，即说唱、歌唱、舞唱和杂艺。其中，说唱形式是最常见的少数民族曲艺的表现形式。根据说和唱的结合程度，又可以分为重唱轻说的咏唱，比如傣族的“贊哈”、壮族的“末伦”；重说轻唱的吟唱，比如朝鲜族的“盘索里”、维吾尔族的“买达”；有说无唱的诵唱，比如普米族的“韩规”、藏族的“嘛尼调”等。再比如歌唱形式的少数民族曲艺，不少史诗在其中以徒歌（即清唱）彰显着曲艺的独特魅力，比如著名的《格萨尔王传》说唱，即以这一形式表现。当然也有乐器伴奏的伴唱，比如哈萨克族的“冬不拉弹唱”、蒙古族的“陶力”等。少数民族人们能歌善舞，舞唱形式自然必不可少，在各类民俗活动与祭祀典礼中十分常见，比如白族的大本曲、打歌调，已经演化成一道独特的风景，吸引着各族游客。除上述之外，也有如东乡族的“打调”、土家族的“宴席曲”等杂艺形式的少数民族曲艺。

上述这些丰富的资源，为流行文艺打开了一座巨大的宝藏。近年来，因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我们所接触到的流行文艺大多以产业化的形式从西方国家输入创意、理念甚至是主要内容，经国内改编后再推广，本国的原创生产非常匮乏。但引自他国的流行文艺难以贴合本国国情，难以适应本土文化，在价值取向上亦存在较大的差异，所谓“外来的和尚好念经”的说法，在此种境地并不适用。受众群体的庞大、原创文艺的缺失，让诸多国内的流行文化产业目前不得不采用削足适履的方式进行生产，对本土性、原创性的民族文艺内容呼声很高。在此情况下，若能将少数民族曲艺的历史文化和民族特色内容进行有效融入，对流行文艺而言，是艺术和文化上的双重滋养；而于少数民族曲艺自身，也将因融入流行文艺生产而焕发勃勃生机。

各类艺术创作本质上都是特殊的生产活动，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宗教、家庭、国家、法律、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①流行文艺正因适应这种普遍规律，得以迅速发展。但作为以内容为主进行生产传播的产业，流行文艺的核心一直是内容的丰富性和创新性，只有出类拔萃的文化产品，才能真正做到经年流行。少数民族曲艺的融入，正是为流行文艺注入带有经典性、特色性的新鲜血液，充分开发和利用其资源，一定会让流行文艺的未来面貌焕然一新，在世界潮流中树立带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中国本土流行文艺旗帜。

市场化背景下，传统艺术从云端走下凡尘，以更多元和通俗的形式呈现。作为其重要成员的少数民族曲艺，为自身的传承和发展，也不得不从流行文艺中寻求契机。

媒介环境的变革让主要依赖于口头传播和现场演绎的少数民族曲艺深陷传播困难和受众大量流失的尴尬境地。这一方面是其自身的局限，比如新作品数量少、时代特征微弱、质量低等。语言上的隔阂和传播上的匮乏，也直接导致了观众欣赏上的阻碍，从而使受众面日益狭窄。另一方面，受大众传媒的影响，微博、微信、抖音等新媒体平台携带海量信息扑面而来，人们的文化生活日益多元。平台在核心算法下进行的精准推送，常切合人意，使受众不自主地沉浸在传播的内容之中。因而，大众对本民族曲艺节目的关注度和传播热情都在逐年递减。少数民族曲艺若要脱离当前困境，势必要融入流行文艺的语境。

首先，曲艺应实现媒介迁移，转变原本带有地域性、民族性的传播方式。因少数民族曲艺的经典内容多取材于本族文化，多在本族群体中进行表演和传播，缺乏“走出去”的意识。这也导致在众媒崛起的时代，少数民族曲艺的受众群体锐减、继承乏人的局面。若此时依然把精力放在拓宽本地受众范围、寻求现场表演的影响力，难免渐入穷巷。

大数据时代的媒介传播呈现人群分流和靶向传递的趋势，消费理念和审美趋势从之前的一体化逐步走向小众化。爱好相投者组成一个个独立而特色鲜明的社群，从网络平台的联络发展到线下交流，“圈子”概念越来越强。在这样的环境下，少数民族曲艺在传播过程中，有必要对受众群体、传播内容、传播方式、传播平台进行充分考量和筛选。要有针对性地根据不同的媒体投放不同的代表性内容，比如，针对少数民族曲艺有深入研究和长期保有关切度的人群，应尽量投放史诗类作品选段；针对曲艺爱好者或比较有欣赏热情的群体，可以考虑神话作品的片段；而对于初次涉猎的人群，尝试投放具有生活趣味的曲目则会让受众更有欣赏和接续传播的兴趣。

网络时代的信息是碎片化的，任何人获取到的都是片面的、有特定吸引倾向的信息，这些信息在极短的时间呈现出吸引受众浏览的内容，以加快信息的传播速度、拓宽信息的影响面，并产生一定商业或社会价值。而信息能否被公众浏览、传播甚至成为“热搜”，主要的原因在于信息本身的话题性，是否契合大众的审美态度、价值取向，是否有足够的创新点来满足受众的猎奇心理。故而，富有特色的片段式信息在众媒时代更具有话题潜质、流转速度更快。少数民族曲艺在内容的选择上，尽量应追求短小精悍，将内容量较长的曲艺作品内容进行拆分和再创作，利用抖音、快手、微视等新媒体平台的短视频形式进行发布、传播和持续更新，让视频充满新鲜感，从而逐步培养和扩充受众群体。

其次，少数民族曲艺的跨媒介融通，还要从内容生产的跨媒介开发入手，将少数民族曲艺叙事资源借助新媒介进行转化。一方面，要深根固柢，积极致力于少数民族曲艺相关资料的收集和整理，扩充少数民族曲艺相关材料和内容储备，让曲艺创作者有丰富的材料可以攫取，通过独特编创，引发已存和潜在受众的兴趣和关注热情。另一方面，要枝叶扶疏，注重艺术形式的表现和演化。将原有少数民族曲艺的说唱、歌唱、舞唱、杂艺四种形式进行结合与发展，创编出贴近大众生活、带有时代特色、民族特点的作品。

着眼我国少数民族曲艺的发展，可以看到为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繁荣少数民族曲艺，从1993年起，少数民族曲艺的展演和创新便提上了日程，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由文化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中国曲艺家协会等部门联合推动的“全国少数民族曲艺展演”的举办，众多少数民族曲艺节目得以一展风采并进入大众的视野。展演的节目从最开始的传统曲目，如长阳南曲《昭君别乡》、白族大本曲《三塔会》之类，到后来创作出的新曲目，如宁夏坐唱《赛上古城看新貌》、平鼓弹唱《军嫂宋顺女》、藏族说唱《八荣八耻牢记心》、扎年弹唱《农民的心里话》等，这样的新型曲艺作品，展现着新时期的社会风貌。这样的作品顺应时代的潮流发展，迎合大众求新、求变的心理，也符合当下的价值取向和曲艺作品应有的发展方向。所谓“歌诗合为事而作”，新时期的曲艺形式一定要适应当代社会的发展潮流，贴近大众生活进行内容上的创作和形式上的创编。

最后，跨媒介融通，应着眼于“跨”，积极向新媒介靠拢，寻求其中的发展机会，增强少数民族曲艺的存在感，提高其曝光度。少数民族曲艺以说唱为主，可以嵌入流行文艺作品，比如综艺节目、演唱节目、影视片段，扩充流行文艺作品的民族文化内涵，也增加曲艺的曝光度。少数民族曲艺拥有与众不同的唱腔、各具殊异的语言、令人惊奇的乐器，这本就带有一定陌生感的形式具有很强吸引力，如果加入现代化元素，很容易成为传播的热点。比如将某些曲目的桥段融入电影或者电视剧中，利用其受众的精准度进行有方向、有目的的传播。像电视剧《珍珠翡翠白玉汤》中相声的运用，电影《枯木逢春》中评弹的演绎，电影《艳阳天》中西城板的穿插，都是曲艺上的精彩展示。

曲艺发端于民间，自带一定的互动性，与众媒时代的人本思想、大众话语权特征十分契合，具有天然的传播优势。大部分少数民族曲目本身可以拆分，进行小段内容的组合，这又与新媒体平台的信息“碎片化”处理相得益彰。因而相关曲目可以利用新媒介的传播机制，制作不同类型的短视频进行广泛传播。从业者还可以联合相关专业人员将传统曲目中的元素进行创新设计，将其适当融入游戏或动漫领域，对受众进行文化上的浸染。待到成熟，甚至可以开发曲艺类的游戏或者动漫产品，带给受众以真实感和融入感。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尽管有相当一部分群体对少数民族曲艺的文化和价值存在一定程度的认同，但就文化本身和受众层面而言，曲艺的认知程度还停留在初级阶段，在整个传播过程中的主动性不够。且传播效果有赖于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比如创作者的观念、作品的形式内容、受众的受教育水平、民族、年龄等各种因素的制约。而曲艺若要进行长期的、有效的传播与发展，势必依赖于流行文艺、大众媒介的长期“涵化”。

少数民族曲艺融入流行文艺语境，必然关系到少数民族曲艺的保护与革新问題。少数民族曲艺在传统社会是民族生活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比如《格萨尔王传》，不仅是说唱文学，更是藏族同胞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体现和传承。再如《布洛陀》《撵山歌》等，深入民族宗教祭祀和日常婚丧嫁娶、农业生产，附着在民众的传统生活体系上。自进入新时代以来，少数民族的民众生活逐渐与现代化接轨，接受流行文艺的洗礼，对民族曲艺趋于淡漠。针对这样的境况，当时的非遗相关学者和曲艺界人士采取了一定的措施，比如原生性保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介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本真性”②偏执，少数民族曲艺维持于原生性保护的现状，单一地继承传统曲目、形式等，拒绝对现有状态做出改变。这样的坚持固然使其原生状态得以完整保留，但封闭式的保护致使曲目束之高阁，逐步脱离社会生活，成为“遗产化”的事物。

不可否认，少数民族曲艺需要一定程度的原生性保护，但进行相关保护，不代表不进行新时期的创编。像藏族的《格萨尔王传》、纳西族的《创世纪》这样的史诗，蕴藏的文化信息极为丰富，有很强的叙事性，对影视作品的制作有强大的助力，如果能够进行相关影视作品开发，相信能够创编出中国的《纳尼亚传奇》《指环王》等经典系列作品。而与少数民族群众关系密切的生活类作品，则更是需要及时与新时代接轨，将自己独特的艺术形式融入到流行文艺的语境中来，跟紧社会发展的脚步。陈勤建在其文章中提出，“民众日常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审美情趣和爱好，在某种意义上左右了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与其说是保护某一种‘非遗’的技艺，倒不如说，要首先保护好对它特有的审美情感和意愿”③。保护少数民族曲艺的传承，首先要维持受众的审美意愿和欣赏热情，将曲艺融入流行文艺，就是在与群众生活进行紧密联合，激发人们的欣赏热情，从而促进民族曲艺的传播和发展。

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进展，研究者们逐渐意识到非遗保护应该与社会生活进行联系，系统地、整体地进行保护，从而提出了“生活性保护”的概念。“所谓‘生活性保护’，简言之，就是在生活中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每个人的生活都能发生普遍的联系与密切的互动。”④诚然，与束之高阁的原生性保护相比，生活性保护是解决现存民族艺术保护问题的最佳途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上的进展，给少数民族曲艺的传承和发展指引了方向，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在社会经济的发展下，民族艺术的生存语境在整体上已经发生变迁。少数民族曲艺在还未与新媒体时代的社会生活进行联系之前，生活性保护只能是一个理性化的状态。

艺术发端于生活，其产生本身就是顺应社会经济和文化的需要。市场经济下，大众的文化诉求发生了改变，人们的审美关注点也已经随着社会实践产生变动。少数民族曲艺若要在新时期立足，势必要融入流行文艺的语境中，倾听群众的诉求和心声，进行作品的创编思想、内容、形式上的全面革新，以顺应时代的发展，重新纳入民众的生活体系。少数民族曲艺与流行文艺的融合，不是对传统艺术的抛弃和淡化，而是将传统艺术在当下进行新一轮的演绎和发展，使其“活”在当下，用于当下。使少数民族曲艺再次生于群众、长于群众，是曲艺传承初心的回归，也是曲艺艺术社会职能的表现。

〔本文系2018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比较文本媒介’视阈下的文学跨媒介生产研究”（项目编号：18CZW005）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吴亚南：《主体·艺术生产·异化—从马克思需要理论视角看艺术生产》，《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14年第2期。

②李技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保护传承研究述评》，《三峡论坛》（三峡文学·理论版），2016年第4期。

③陈勤建：《孕育现代化和活态遗产和谐共荣的生活世界—以上海為例的城市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播的思考》，《文化遗产》，2010年第4期。

④王媛：《现代性语境下：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活性保护》，《中国文化产业评论》，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13年第18卷，第274页。

（作者：张靖池，嘉兴美术馆助理馆员；杜晓杰，南宁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陈琪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