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飞

科莱特（Sidonie Gabrielle Colette，1873—1954）的散文笔触清新细腻，以至于其在世的时候作品就被破例编入法国中小学语文教材。[1]法国文学界称科莱特把真正意义上的女性散文引进法国文学，[2]文学批评界通常以作家童年田园式的生活经历为研究素材，集中剖析其遣词造句中所传递的诗情画意和美学意义。《花事》（Pourunherbier，1948）是一本由22 篇与花相关的短文汇编而成的散文集。写作《花事》之时，作家年事已高且行动不便，观察视角被限制在其巴黎市区的公寓内。作家唯有进入无尽的想象模式，并通过追溯生活的片段，为自然的缺席寻求多方位的感官体验。此外，科莱特将其在小说创作中体现的独特女性思想融入其中，使之价值负载得到提升。鉴于“花”与“女性”常为互喻，作家也情不自禁地将二者联系起来。《红口水仙》（Jeannettes）中，作家直言不讳地表明，她单一地选用女性饰物描述此花并非词穷，而是“这一比喻很直接、很形象”。[3]95根深蒂固的转喻关系如同一股强大的内驱力，引导作家为每一种花创造出其专属的女性化语境，为女性营造出诗样的人生。《花事》不仅给予女性如花般诗意的生命，同时饱含着隐匿在花影之下不屈从于时代洪流的女性观照，督导女性揣摩诗意中的诗性，演绎充满内涵的诗性人生。

一、平凡而不平庸

科莱特所谓的平凡，犹如其小说文本中的女性人物，都是世间俗人，是无可褒贬的非典型人物。在身份地位上，她们既非出身高贵也非下等公民，既非家财万贯也非食不果腹；在品行道德上，她们既非贤良淑德也非顽劣不堪，既非投身革命也非卖国求荣。而作家所谓的不平庸，也并非要求女性一定要拥有鸿鹄壮志，创下传奇壮举，而是指女性在成长的历程中，摆脱保守道德规范对思维的禁锢，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以免主体性沦陷。《花事》中，作家通过艺术加工，将众花沉浸在大量虚拟情境与文学典故的奢侈排场中，拟建出诗化的意境，为女性缔造平凡而不平庸的人生。

“百合！你们中的一朵就足以代表天真。”[3]11短文《百合》（Lys）中，作家先后三次引用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这行著名诗句，优美地映衬出百合花在法国民众心中的固有“纯真”印象，并对这支为保持洁白无瑕而剪掉黄色花粉，孤寂地插在水中的百合倍感怜惜，因其散发着“残缺而忧郁”[3]13的气息。此情此景宛若与魏尔伦（Paul Verlaine）笔下的“天真少女”——“发带平平，神色忧郁”①玛丽·赛琳娜·拉肖在《20 岁的科莱特：坏学生》一书中推测科莱特很可能在报纸上读过魏尔伦的这首《天真少女之歌》。形成跨时空呼应。一尘不染的纯真少女从诗中悄然诞生，但其洁净皮囊背后担负的是沉重的代价。而后，作家充满诗性的反思给予读者深远的启示。她坦言自己曾误以为只有白百合才能称之为真正的百合，而实际上，香气熏人的绿百合也同样寄托着对爱情的美好祝福。如此看来，刻板的印象僵化了人们的思维模式，世俗的谬见束缚着人们的内心，甚至可以说支配着人类的思想意识，为了使某种象征更加纯粹、更具有仪式感，生命不惜走向一种极端。作家在此暗示了女性被传统观念所牵制的现实困境，隐约地传达出对女性觉醒的渴望。

“天真少女变成了山羊，漫不经心的情人激情荡漾私奔去了——当然不是一个人私奔！”[3]18这是傍晚时分，作家对栀子花开的描述，《栀子花的独白》（Monologuedugardénia）续写了《百合》篇少女的故事，开启了叛逆之路。此时的少女具备了自我评估与判断力，已能清晰地辨别是非，精准地锁定竞争对手。其内心独白无时无刻不渗透出她花容月貌下清醒的认知，在文中的具体表现为尽管要面对对方的炫耀与挑衅，还是勇于承认自己在夜间芬芳与花期上落败于晚香玉。作家勾画的这幅百花争香斗艳的图景，具有明显的指向性，潜藏着对女性思想觉悟的指引。

然而，在20 世纪70 年代以前，科莱特作品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未能引起像法国本土这样的轰动。一些评论曾指出，科莱特不是真正的女性主义者，她的作品没有突出女性的社会问题，没有对男女平等的诉诸，更看不到女性为了争取权利而抗争。1931 年，《纽约时报》（NewYorkTimes）在评论科莱特龚古尔奖提名作品《流浪女伶》（LaVagabonde，1909）时，不仅没有褒奖她的女性论调，还批评这部小说微不足道、语言过于琐碎。[4]70的确，就如《花事》一样，其作品中记载的看似都是女性生活中常见的琐事，况且作家本人也从未承认过自己是女性主义者。早在1910 年的采访中，作家就明确表示出对主张妇女参政论者的批判。[5]从表面上看，其反主流的女性主义思想站在了与倡导和男性平起平坐的女性主义者的对立面。而事实却是，她觉得妇女参政在那个时期是不合时宜的。受其母亲信奉的傅立叶主义的影响，作家认同将个体目标的实现置于权利争夺之前。[6]并且相对于英美女性的家庭局限，法国女性不仅可以走出家门工作或从事社会活动，工人阶级妇女还有钱财的支配权；[7]388上流社会女性则更看重社会地位而非性别差异。[7]360在各种社会冲突集聚的年代，作家认为相对于颠覆外部权利的挑战，提高女性内在认知才是当务之急，强调日常生活中女性主体思想的重要性。在女性尚未能代表自己的时代，女性只有先学会如何做好自己，才能为广大人民的利益发声。所以，作家一边言辞犀利地抨击着被其称作鲁莽行事的女性主义者，一边却创造了形形色色“巾帼不让须眉”的人物。这些兼备阴柔之美与阳刚之气的女性形象总能受到广大读者的追捧，作家也毫无掩饰地表达了对女性外柔内刚的肯定。故此，科莱特的批判只是对激进女性主义运动方式的否定，她非主流的女性观照与20世纪末差异论女性主义的思想纲领产生共鸣。美国在此期间也修正了之前对科莱特的评价，并放眼于其文学作品中对女性经历的诠释上，重新探寻历史中的女性声音。科莱特的作品由此被美国大批量引进、再版，选集也被应用在大学教授的课堂上。美国作家艾瑞卡·琼（Erica Jong）还宣称科莱特是“所有女性作家中最真实的女性主义英雄”。[8]31

二、“花事”中的现实世界

正如对作家女性主义思想的争议，同一时期，一些知识分子觉得科莱特作品与社会时代脱节。20 世纪中叶，法国学者克劳丁·琼斯（Claudine Chonez）指责科莱特对社会问题态度冷漠，[9]美国学者亨利·皮耶尔（Henri Peyre）在《当代法国女性文学》（ContemporaryFeminineLiteratureinFrance,1961）一文中排除了科莱特作为作家对时代的贡献。[10]尽管女性主义运动先驱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 ）将其视为灵感缪斯，乃至论著《第二性》深受科莱特影响，却依旧不解作家为何如此关注于动植物，[7]315钟情于梳妆打扮，专注于感情纠葛。诸如此类“女性化的细致与优雅”与“不问世事的男女情爱”曾让皮埃尔－罗伯特·勒克莱尔克（Pierre-Robert Leclerq）等学者武断地将其推向“闺房文学”作家的队列。不过之后陆续有学者为其正名。进入21 世纪，法国学者凯瑟琳·史密斯（Catherine Schmitz）在《科莱特戏剧中的时尚与社会》（ModeetsociétédanslethéâtredeColette，2014）一文中有效地推翻了在父权社会结构下对作家作品缺乏社会性的批评。而细读《花事》可以发现，“女人花”连接着女性与社会的纽带，承载着作家对世界的思考与回馈。科莱特自如地在谈花论草间，毫无刻意地为时代女性树立出榜样。

“有一阵子，时尚和投机生意想要你们是黑色的，标价很高。你的丧紫色越浓越黑，那帮情人们就越肯破费钱财。后来是饥荒年代，人们把你珍贵的花苞煮了吃。最近，你们被赋予了高尚的使命：在被占领的那些艰难的春天，巴黎满怀光复希望、幽怨苦涩，花店里在卖郁金香花球……”[3]35

在引用诸多名家有关郁金香的经典诗作后，短文《郁金香》（Tulipe）以此落下帷幕。相似的语句，我们在《铃兰花》（Muguet）中也能发现，同样是落在某个特殊时间点，花店竞相抬价，但这次的空间范围限定得更加精确：“对它的崇拜是建立在首都民众的狂热之上的，一到郊区热情就冷却了。”[3]65作家以一种柔情的口吻，控诉着某些利益操控者和阴谋策划者，为原本播种在广袤土地的观赏之花附加了商业价值和社会意义。这就是为何当代女性主义作家西苏（Hélène Cixous）在20 世纪上半叶的女作家中只看到科莱特文本有别于男权文化的语言。[11]42而在《罂粟》（Pavot）一文中，作家更大胆地指出，这位艳丽的虞美人被运用到种种罪行中。

“不需要抽过鸦片才喜欢鸦片。贪婪的烟鬼把他们的灵魂和鸦片联系起来只是因为后者成了他们无可替代的拯救。在他们身上，是一种忧郁的预算，用数字、克、法郎去数去衡量，害怕自己弄错。”[3]114

人为的操控将这些美丽无辜的花朵打造成害人的工具，影射了女性任人摆布的悲惨境遇。《花事》写于1947 年，从筹备建立第四共和国开始，英国、美国、苏联三国就对法国进行排斥和打压，殖民地的相继独立也让法国在国际舞台屡遭失利。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法国解放之日起，法国内部就全面执行对通敌卖国分子的清洗工作，并对本国女性开展大规模的惩罚运动。很多历史学家将这种行为解读为懦弱投降的法国男性对女性的报复。此时的法国女性刚刚获得选举权，但堕胎仍被视为犯罪。男人们找出在二战时期和德军有染的女性，其中一些女性出于谋生主动献身，更不乏一些被当作慰安妇的政治牺牲品。这些柔弱女性被当众扒光衣服、剃光头发，被迫当街下跪，承认罪行，更不免遭受围观者的肆意殴打。

当代杰出女性主义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分析道，比起让老弱妇孺一起上街示威游行或参与地下抵抗运动，作家优先于把女性置于相对安全的环境中，提倡女性把自我保护放在首位。[12]可见，作家最为关注的是女性如何才能在动荡不安的社会中更好地生存，可以说是更务实、更容易实现的。因此，无论作家的文本是否直接反映或间接折射社会问题，它必定是建立在时代背景之下，并且难能可贵的是，作家可以在女性世界的阈值内，揭橥光鲜表象下的黑幕与罪恶。

科莱特不失优雅的文字以一股不露锋芒之力抗击着时代对女性命运的主宰，笔锋深层指向法国20世纪上半叶内忧外患的社会局势。这种特立独行的女性书写方式让满腹诗意的语句充满耐人寻味的诗性。为了意象的深远，在《马蹄莲》（L’arumpiedde-veau）与《紫藤的习性》（Mœursdelaglycine）中，作家以马蹄莲愤怒的形态表示对命运的反抗，并形象地刻画了紫藤是如何扩充领地，如何排除异己，展示出紫藤为了拥有顽强的生命力长期不懈作出的努力，为那些不敢言敢怒的女性作出表率。

“遇到每个月的那几天坏日子，茶花女就把它们插在她那肺结核病人的又长又黑美丽如丝的黑头发上，为了暗示大家她得一个人睡。某种可悲可叹的品味，庸俗到了极点，却奇怪地被谅解了。”[3]72

相悖于公众对茶花女品行的赞誉之词，《红茶花》（Caméliarouge）一文对茶花女变换花色的神秘行径品评独到，与文中红山茶美丽、高贵、罕见的定位形成反讽效应。作家以欲抑先扬之笔，预示出茶花女悲凉而短暂的一生。这正是作家经过时代的沉淀后回首往昔，对19 世纪法国小说交际花命运的重新审视，不仅言语诙谐地讽刺了19 世纪上流社会的骄奢淫逸和资本主义的拜金现象，更是蕴含着对20 世纪女性命运的展望，从而其文章及时制止了女性的爱慕虚荣，慷慨地赐予她们在日渐苍老的恐惧中生存下去的力量，打破了女性“红颜薄命”的宿命。

三、花败中的启示：衰老之箴言

“红到极致接着就是花败时分。”[3]73《红茶花》的文末表现出对美人迟暮的哀叹。作家不仅一语击中女性的痛点，在其很多作品中，同时展现了这个容易被忽视的细分群体——中老年女性，并传送出对这类失去年龄和外貌优势的女性真切的关怀。她剖析着衰老渐变的动态，抚慰女性受伤的心灵，带领女性无畏地迈向黄昏，并实现内在与外在的置换。

与美国作家莱辛（Doris Lessing）书写的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老妪不同，科莱特常以一些容颜消逝的女性为主角，洞察着这些平凡女性此期间的心理波动。在这个过程中，如文中暗示，花渐败这个转折点是女性要渡过的一道难关。当代西方著名评论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文章《衰老的双重立场》（TheDoubleStandofAging，1972）中对年老和衰老做出了关键性区分——年老是一种客观的、必然的经历，具有“神圣性”。而衰老是一种主观评判、一个变化的过程，具有“亵渎性”，而且衰老具有明显的平等主义，对男女都有影响，但对女性的影响远大于男性。[13]29

科莱特亲身体验着岁月带给自己容貌的变化，这种感受深深地嵌合在她的作品中。《谢里宝贝》（Chéri，1920）和《谢里的结局》（LafindeChéri，1926）构成了衰老和年老的二元对立。1920 年，成名作《谢里宝贝》问世之际，作家正处于衰老的阵痛中。[14]172小说中的女主人公蕾雅是一个风韵犹存的半老徐娘，为了维持容颜与身材，她频繁染发，定期健身，每日精心打扮。尽管如此，还是不可避免地让年轻的男友窥见她脖颈褶皱粗糙的肌肤。6年后，其续书《谢里的结局》出版时作家已53 岁，平淡地安度着晚年。[14]172书中的蕾雅和作家的年龄相仿，并且和作家一样已坦然接受自己成为老年人。蕾雅剪短了金黄色的波浪卷发，任凭白发肆意生长，不施粉黛也不再进行身材管理，衣着打扮俨然一位老妇人的模样。她退出了迎来送往、歌舞升平的交际场合，将豪华住宅置换为一个实用性强的居所，独自一人安享着衣食无忧的晚年。

其实作家很早就留意到女性衰老的问题，《流浪女伶》及其续著《锁链》（L’Entrave，1913）都是作家年近40 的作品，此时的科莱特正处于衰老的边缘地带，映射在作品中的表现为女主人公勒内时常审视自己的皮肤状态，并不止一次地告诫自己已年过30，这个不再年轻的数字令她更加谨慎地面对爱情与事业的取舍。年过50 后，科莱特作品则呈现出一种教育性功能。《肖像》（Leportrait，1924）一文讲述了两位曾被同一男人抛弃、已出现衰老迹象的女人如何从情敌转变为朋友的过程。其中，放弃对负心汉回心转意的期盼，重整旗鼓不再虚度光阴是她们对彼此外貌无尽嘲讽中的醒悟。衰老的过程往往伴随着失落，但自信可以让人光芒四射，小说《白日的诞生》（LaNaissanceduJour，1928）中步入晚年女作家的人格魅力激起了年轻男子的爱慕之情，而这一切都归功于她多年笔耕不辍为自己赢来的声誉以及优雅的谈吐和对事物的真知灼见。也正因此，她理智地拒绝了年轻人的激情之爱。

《花事》中，作家以花的特质与习性隐喻出女性微妙的心理变化，并倾注着对不再具备视觉吸引力的中老年女性悉心的心理疏导。众所周知，玫瑰象征着至死不渝的爱情，她千娇百媚的姿态也常被用以形容魅力四射的女性。《花事》一书以《玫瑰》（Larose）开场，拉开了女性绚丽一生的序幕，并以《铁筷子》（Ellébore）压轴，在某种程度上与《玫瑰》形成互文。首先是这两种花名的关联。尽管两者在形态上不尽相同，但铁筷子在法国的某些地方被誉为“圣诞玫瑰”，这个寓意赋予了铁筷子玫瑰的花魂。其次是时间上的互文。玫瑰盛开在温暖的季节，多于秋月枯萎凋谢，而铁筷子生长于寒冷的冬季，能在冰雪中顽强地生存。如此，白雪为铁筷子增添了苍老的意味，铁筷子仿佛传承了玫瑰生命，但这种延续的前提是不能违背自然规律的。《铁筷子》的结尾，作家列举了将铁筷子置于温室花瓶中养育致其死亡的事例，暗讽了反常态的行为举止，最终会引发灾难。这种寓言式的口吻缓解了说教的尴尬，劝慰女性端正对衰老的态度，提升心灵的境界。突如其来的艳遇是不牢靠的，无规划的生活是难以长久的，尤其对于没有青春可以消耗的女性。内在修养可以帮助女性走出外貌焦虑的泥潭。

结 语

创作《花事》之时，科莱特已年过古稀，74 岁高龄的作家历经人间的悲欢离合。在这本精美的文集中，字里行间流露着对女性诗般生活的寄语——既能洋溢诗意的花香，又能挥洒诗性的底蕴。作家并未希冀改变女性的本质，永远认为女性是用花来形容的群体。其相对保守的观点继承了法国式防御性思想，为女性建构了一套从内部认知出发的自我完善系统，并利用花的商业性质与人文情怀隐喻出不堪的社会状况及时代对女性的压制。虽然读者很少在其作品中直观地感受战争泯灭人寰的冲击，但不能否认“美丽田园”给那些沮丧中人带来的憧憬。她把所有的悲壮豪情都凝聚在法国独有的文化气息中，借此鼓励女性勇敢冲破低谷的诗境，继续谱写未完成的诗章，即便年华已逝。现今社会，医学技术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女性的衰老，但过度依赖医美，过于重视外在，就会导向温室中铁筷子般的结局。在书本之外的现实中，2022 年夏天，64 岁的好莱坞女星莎朗·斯通（Sharon Stone）在接受阿拉伯版《时尚》（Vogue）采访时透露，为保持年轻，她注射过不下300次的肉毒素和填充剂。但最近的一次注射，导致她脑出血并伴随严重的中风，由此发誓不再碰这种东西。不仅是女明星，常人也难以直面衰老，正如美国学者贝萨尼·拉迪默（Bethany Ladimer）在其著作《科莱特、波伏娃、杜拉斯：年龄与女性作家》（Colette,Beauvoirand Duras:AgeandWomenWriters，1999）中所讲，老人是社会真实存在的一部分人群，可当日益可见的衰老发生在自己身上时，仍旧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我们不能纵容衰老转向衰弱。[15]作家不仅用“花语”教导女性如何面对这不可逃避的事实，并且身体力行地做出示范，当她饱受关节病痛苦无法行动之际，依然努力地尝试保持住脑力水平，在她巴黎公寓的窗前勤奋耕耘，直至去世。诗意升华到诗性，方能韵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