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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收购价政策对农户稻谷生产及作用机制研究

2023-09-20李朝柱李荣耀

农业部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23年1期
关键词:作用机制

李朝柱 李荣耀

摘 要:基于2000—2016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调查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下的双重差分模型(PSM-DID)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最低收购价政策对农户稻谷种植面积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最低收购价政策对农户稻谷种植面积有显著正向影响,最低收购价政策实施后,政策组农户稻谷种植面积比对照组增加4.60%;异质性分析显示:最低收购价政策有效促进纯农户、一兼农户增加稻谷种植面积;中介效应分析显示:最低收购价政策通过土地流入影响农户稻谷种植面积,其中介效应为20.07%。因此,在更加复杂的粮食安全形势下,应继续坚持和完善最低收购价政策,提高政策针对性和实施对象的精准性。同时,要不断加大土地流转市场的建设,加快培育高素质农民。

关键词:最低收购价政策;种植面积;作用机制;PSM-DID

一、引言

无农不稳,无粮则乱。粮食安全自古就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关乎一个国家最基本的经济、社会、政治等制度安排,具有独特的社会属性。在中国特殊的人口和资源禀赋条件下,保障粮食安全是确保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永恒主题[1]。为保障粮食生产,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促进农民增收,21世纪以来,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基本方针下,我国持续把促进粮食等大宗农产品增产放在农业发展优先位置,逐步减免直至取消农业税,全面推行粮食市场化改革,建立对种粮农民的补贴制度,对主要粮食品种稻谷和小麦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对主产区棉花、玉米、大豆、油菜籽实行临时收储等,逐步构建了增产导向的粮食支持保护政策体系。其中,2004年出台的最低收购价政策备受关注。国务院在《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意见》中明确,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配置粮食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放开粮食收购和价格。强调一般情况下粮食收购价格根据市场供求关系决定,当粮食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时,必要时可由国务院决定对短缺的重点粮食品种,在粮食主产区实行最低收购价格。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最低收购价政策逐渐偏离了政策初衷,通过稳定释放价格引导产业发展的信号,成为刺激农民增加生产的政策工具,政策效应远大于各类补贴政策对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作用[2]。

围绕最低收购价政策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学界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并没有形成一致结论,主要形成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最低收购价政策调动了农户粮食生产的积极性[3],促进了粮食种植面积的增加[4-5]。Ali等基于印度的农户调查数据,研究得出最低收购价政策整体上促进了稻谷种植面积的扩大[6]。李丰等建立农户供给行为模型,分析得出最低收购价政策对早籼稻、中晚籼稻、粳稻的种植面积均有显著正向影响[7]。李雪等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发现,最低收购价政策通过提高农户对价格的预期显著促进了小麦种植面积增加[8]。曾珍香等基于粮食主产省的数据,分析发现最低收购价政策的实施扭转了执行区粮食种植面积持续减少的趋势,促进了粮食种植面积增加[9];第二种观点认为最低收购价政策对提高农户粮食生产积极性影响不大,对稳定粮食种植面积效果并不显著[10]。钟钰等利用稻谷主产区样本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研究得出,最低收购价政策对稻谷种植面积扩大并没有明显的激励作用[11]。John等研究发现,尽管政府提高了豆类的最低收购价格,以鼓励农民生产更多的豆类,但是并没有取得明显的政策效果[12]。第三种观点认为最低收购价政策效应逐年变化,呈现出先增强后减弱的趋势。童馨乐等研究发现最低收购价政策增加小麦种植面积的效应集中在政策实施初期,从长期来看,政策效应逐渐减弱甚至消失[13]。

总体而言,已有研究取得一系列极具价值的研究结论,在其基础上仍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空间。第一,从研究内容来看,现有研究较为关注最低收购价政策实施的直接效果,而最低收购价政策最终需要通过作用于农户实现其政策效能,對最低收购价政策如何影响农户粮食生产的作用机制仍需深入分析;第二,从研究视角来看,农户异质性导致最低收购价政策对不同兼业农户粮食生产行为作用机制存在差异,有待补充农户异质性视角研究;第三,从研究数据来看,已有分析以个别省份或少数省份的区域性调研数据为主,具有全国代表性样本的研究成果较少,仍需进一步丰富。

中国是稻谷生产大国和消费大国,稻谷作为最重要的口粮作物,在保障口粮绝对安全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因此,本文以稻谷最低收购价政策为例,使用2000—2016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调查数据,基于农户视角,采用倾向得分匹配下的双重差分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深入分析最低收购价政策对农户稻谷种植面积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基于不同兼业农户进行异质性分析,为进一步完善最低收购价政策提供更精准的政策依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三、模型设定、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一)数据来源

1.倾向得分匹配下的双重差分法(PSM-DID)

2.中介效应模型

(二)数据来源

考虑到最低收购价政策实施时间较长,分布省份较广,需要全国性的、长期跟踪的大样本数据进行研究。因此,采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进行分析。该数据库按类型和抽样相结合选定村庄和农户进行连续跟踪调查,每年在全国31个省份调查300多个建制村,2万多农户。同时,该数据库对农户稻谷生产经营信息调查比较全面。本文主要使用了2000—2016年调查数据,研究中对数据集进行如下处理:一是将2000—2016年的农户调查数据和村庄调查数据进行匹配,并以2003年的调查问卷为基准进行合并,保留稻谷种植户;二是剔除稻谷生产、家庭特征等关键变量缺失的样本。最终得到有效样本64 503个,分布于15个省份,如表1所示。

(三)变量选择

1.被解释变量

农户稻谷种植面积。选取农户当年稻谷种植面积来表示,在回归分析中采用对数形式。

2.核心解释变量

是否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使用虛拟变量形式进行识别。最低收购价政策2004年在湖北、湖南、江西、安徽、黑龙江、吉林、四川等地实施,如果样本农户所在省份属于上述地区且时间在2004年及以后,该变量取值为1;否则,该变量取值为0。

3.中介变量

种植结构和土地流入。其中种植结构使用稻谷种植面积占农作物种植面积的比例来衡量,取值在0—1之间。土地流入使用二值变量来反映,如果农户流入了土地则记为1,否则记为0。

4.控制变量

本文还控制了一些可能影响农户稻谷种植面积的变量,包括户主特征(年龄、文化程度)、家庭特征(劳动力人数、是否受过农业生产培训、生产性资本)、其他政策(临时收储政策、补贴政策)、价格特征(替代作物价格、化肥价格)、村庄特征(村经济发展水平、地势)。各变量的定义和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四)平衡性分析

在使用PSM-DID分析最低收购价政策对农户稻谷种植面积的影响时,为了考察倾向得分匹配的效果,需要对匹配前后各变量的平衡性进行检验。表3报告了各控制变量的平衡性检验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到,T检验显示,匹配后政策组和对照组大部分控制变量均不存在系统性差异,说明匹配效果较好。同时,匹配后模型总体拟合优度统计量Pseudo R2值显著降低,LR统计量不再显著①,表明匹配结果能较好地平稳两组样本控制变量的分布。因此,可以采用PSM-DID方法分析最低收购价政策对农户稻谷种植面积的影响。

四、实证分析结果及解释

(一)基准回归

运用PSM-DID分析最低收购价政策对农户稻谷种植面积的影响,同时为了对比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汇报了没有加入控制变量的OLS估计结果。通过对比最低收购价政策估计系数的显著性和大小,发现并未出现明显的变化,说明回归结果的可靠性。

表4中,模型(1)没有控制时间和个体固定效应,仅考虑最低收购价政策对稻谷种植面积的影响。模型(2)加入影响种植面积的其他控制变量,并控制时间和个体固定效应。以模型(2)为基准进行分析,回归结果显示最低收购价政策对稻谷种植面积有正影响,并在5%水平上显著,估计系数为0.046。反映出最低收购价政策的实施使农户对稻谷生产有稳定的预期收益,降低了农户的风险感知,调动了农户从事稻谷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农户稻谷种植面积扩大。这一结论与李雪等的研究结果互相印证,即最低收购价政策能够通过提高农户对价格的预期增加粮食种植面积[19]。

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看,劳动力人数对稻谷种植面积有显著正影响,且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稻谷生产是一项体力劳动,家庭劳动力人数越多,越有可能扩大稻谷种植面积。农业生产培训对稻谷种植面积有显著正影响,且通过了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参加过农业生产培训的农户掌握更多农业生产技能,对农业生产各个环节更加了解,对农业生产也更有信心,因此会扩大稻谷种植面积。替代作物价格对稻谷种植面积有显著负影响,且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可能的原因是替代作物的价格越高,在比较预期收益的情况下,农户可能会减少稻谷种植,转而种植价格更高的替代作物。补贴金额对稻谷种植面积有显著正影响,说明补贴金额越高,农户越有资金实力去流入土地和增加农业生产投资,从而扩大稻谷种植面积。村地形地貌对稻谷种植面积有显著负影响,与平原和丘陵地区相比,山区土地细碎化更加严重,不利于规模化经营,种植稻谷的投入成本较高,不利于稻谷种植面积的扩大。

(二)异质性分析

上文仅分析了最低收购价政策对农户稻谷种植面积影响的平均效应,而未考虑农户的群体差异性,由于农户异质性的存在,最低收购价政策对不同农户稻谷种植面积的影响可能并不相同。参考农业农村部合作经济指导司的做法,按照家庭收入中非农收入的比重作为划分兼业农户的标准。定义上一年度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小于20%的农户为纯农户,20%—50%的农户为一兼农户,超过50%的农户为二兼农户。从农户兼业类型的视角来分析最低收购价政策对农户稻谷种植面积影响。

表5列出了最低收购价政策对不同兼业农户稻谷种植面积的影响。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最低收购价政策对纯农户和一兼农户稻谷种植面积有正向影响,且在5%水平上显著。从估计系数来看,纯农户的估计系数为0.070,高于一兼农户的0.056,说明最低收购价政策对纯农户稻谷种植面积的影响要高于一兼农户。一般来说,纯农户和一兼农户仍然以农业生产为主,纯农户的收入绝大部分来自农业,而一兼农户的收入一部分来自非农就业。相比较而言,纯农户更看重种稻收入,最低收购价政策实施后,使得农户种稻收益更有保障,因此纯农户和一兼农户会增加稻谷种植面积,且纯农户增加稻谷种植面积更大。最低收购价政策对二兼农户稻谷种植面积影响为正,但并不显著。由于二兼农户的收入来源主要为非农收入,虽然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改变了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之间的比价,但由于非农收入的增加高于农业收入,因此二兼农户也不会扩大稻谷种植面积。

(三)机制分析

上文分析了最低收购价政策对农户稻谷种植面积的影响,得出最低收购价政策显著促进了农户稻谷种植面积扩大的结论。那么农户扩大稻谷种植面积的途径是什么。从理论分析得出,农户可能通过种植结构调整和土地流入来扩大稻谷种植面积。接下来以种植结构和土地流入作为中介变量,来检验最低收购价政策扩大稻谷种植面积的作用机制。

1.种植结构调整的中介效应检验

选取稻谷种植面积占农作物种植面积的比例来表示种植结构,取值在0—1之间,采用Tobit模型进行估计,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从模型(4)中可以看到最低收购价政策对种植结构有正向影响,但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第一,稻谷是水田作物,区别于其他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稻谷生长过程中对灌溉用水的需求量比较大,如果该地区缺乏水源,即使稻谷的价格很高,也无法通过调整种植结构来增加稻谷的种植面积。此外,具备水源地区,如果其没有完善的灌溉渠道,而要通过打井等方式来满足稻谷生产过程中灌溉用水需求时,农户也会在打井成本和种植结构调整获得的收益之间进行衡量;第二,由于不同农作物和经济作物之间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工具并不相同,有些甚至差异较大。农户可能出于日常耕作习惯的路径依赖以及资产专用性等原因不会轻易调整种植结构[20]。因此,种植结构调整在最低收购价政策扩大稻谷种植面积中并没有起到中介作用。

2.土地流入的中介效应检验

由于土地流入的取值为二值变量0和1,采用Logit模型进行估计。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从模型(7)中可以看到,最低收购价政策对土地流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回归系数为0.336,通过求边际效应得出系数为0.0504,即最低收购价政策的实施使得稻农流入土地的概率增加了5.04%。从模型(8)中可以看到,在加入土地流入中介变量后,最低收购价政策和土地流入两个变量均对种植面积产生了正影响,并在1%水平上显著。根据中介效应的计算公式,如果三个系数均显著,且的符号与相同,说明最低收购价政策通过土地流入影响稻谷种植面积的中介效应存在,由于比小,因此仅为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的大小,表明最低收购价政策对稻谷种植面积的增加有20.07%是通过土地流入引起的。最低收购价政策稳定了农户种植稻谷的预期收益,从而促使有流入意愿、生产能力较强的农户通过土地流入的方式增加稻谷种植面积,进而获得更大收益。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回归结论,通过替换回归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国家在出台稻谷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中明确规定了执行预案的省份,没在预案里的省份,其是否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则由省级人民政府自主决定。在其他省份中,广东、浙江、福建三省紧跟国家的最低收购价政策,由省级人民政府自主出台稻谷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因此将广东、浙江、福建三省作为对照组可能会造成一定的估计偏差。为了保证回归结果的可靠性,剔除广东、浙江、福建三省样本农户进行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如表8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到,最低收购价政策仍然对农户稻谷种植面积产生正向影响,并在5%水平上显著。最低收购价政策系数的显著性和大小均没有出现明显的变化,验证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2000—2016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农户调查数据,分析最低收购价政策对农户稻谷种植面积的影响,并基于不同兼业农户进行异质性分析。同时,从种植结构调整和土地流入两个方面对最低收购价政策影响农户稻谷种植面积的路径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最低收购价政策对农户稻谷种植面积有显著的正影响,最低收购价政策实施使得农户稻谷种植面积增加了4.6%;基于農户异质性视角,发现最低收购价政策主要对纯农户、一兼农户的稻谷种植面积产生了显著正影响,且对纯农户的影响要高于一兼农户,但并没有显著促进二兼农户稻谷种植面积的增加;机制分析显示,最低收购价政策通过影响农户的土地流入来扩大稻谷的种植面积,而对种植结构的影响并不显著;稳健性检验显示,最低收购价政策的系数显著性和方向均未发生明显改变,说明了回归结果的可靠。基于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是持续完善最低收购价政策,注重政策实施的精准性。最低收购价政策促进农户稻谷种植面积的增加。在保证口粮绝对安全以及应对不确定性背景下,应该继续坚持最低收购价政策。同时,异质性分析也发现,最低收购价政策对不同兼业农户稻谷种植面积的影响并不相同。在坚持最低收购价政策的基础上,不断对最低收购价政策进行完善,要考虑政策实施对不同农户的影响,提高政策实施的精准性。

二是重视土地流转市场的培育,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最低收购价政策主要通过土地流入方式作用于稻谷生产,反映出最低收购价政策对土地流转的正向作用。从长远看,推动土地流转,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是中国未来农业发展的重要方向。

三是加快高素质农民队伍培育,提高稻谷产业组织化水平。最低收购价政策对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纯农户影响较大,对兼业程度较高的二兼农户影响较小。加快纯农户、一兼农户向高素质农民转化,逐步提高我国稻谷生产的组织化水平。进一步加快生产组织方式的转变,通过培育稻谷生产规模经营主体,实行专业化生产、社会化服务、一体化经营,形成稻谷生产规模化优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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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校对:黄玉玺)

Research on the Effect of Minimum Purchase Price Policy on FarmersPaddy Production and its Mechanism

LI Chaozhu LI Rongyao

(1.China Institute for Rural Studies,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2.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 Institut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Beijing 102208)

Abstract: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National Fixed-site Rural Survey from 2000 to2016, the double difference model (PSM-DID) and intermediary effect model under tendency score matching are used to analyze the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the minimum purchase price policy on farmersrice acreage.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minimum purchase price polic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farmersrice acreage.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inimum purchase price policy, the minimum purchase price polic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farmersrice acreage. The rice planting acreage of farmers in the policy group increased by 4.6%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minimum purchase price policy effectively promotes pure farmers and part-time farmers to increase rice acreage;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shows that the minimum purchase price policy affects farmersrice acreage through land transfer-in, and its intermediary effect is 20.07%. Therefore, in the more complex food security situation, we should continue to adhere to and improve the minimum purchase price policy to improve the pertinence of the policy and the accuracy of the implementation target. At the same time, we sh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land transfer market and speed up the cultivation of a new type of professional farmers.

Keywords:  minimum purchase price policy; planting acreage; mechanism of action; PSM-DID

(英文校譯:舒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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