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庆

摘 要：党建统领乡村共同富裕在组织场域视角下可以视为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不同组织围绕乡村共同富裕议题达成共识、统一步调、协调行动，由此构成组织互联、资源互通、关系互融的一个场域。党建统领乡村共同富裕的场域构建及作用机制，体现为双向联动的形成动因、制度同构的推进过程和四个维度的成熟标准。党建统领乡村共同富裕的路径选择可以借力“场域”作用，通过促进组织微观理性选择与宏观制度环境之间相互融合，实现场域内组织互动频繁、合作模式明确、信息互通共享且彼此认同理解，最终充分激活乡村共同富裕的内生动力和整体合力。

关键词：党建统领；乡村共同富裕；组织场域；乡村片区组团发展

一、问题的提出

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8月17日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的讲话强调，“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农村共同富裕工作要抓紧”。《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2021—2025年）》明确提出“推进乡村片区化、组团式发展，探索党建统领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机制和路径”[1]。这不仅为扎实推动乡村共同富裕指明了方向，更对持续推进基层党建工作提出更高要求。党建统领共同富裕的核心在于确保党建统领的运作逻辑真正契合共同富裕工作的具体情境、现实需求和客观规律。但在具体探索实践中，农村基层党建与乡村经济发展常常会出现脱嵌低效的“两张皮”状态、条块分割的“碎片化”倾向抑或包办替代的“内卷化”趋势，导致党建统领共同富裕的整体效能大打折扣，这是一个值得关注和深思的问题。

“农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农村基层党建与乡村发展致富之间的耦合关系业已成为学术界的一种共识。与本文主题相关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研究以党建理论探讨为主，从多学科、多视角探讨党建统领乡村发展致富的基本原理和宏阔性要求。农村基层党建是党建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除党建学者外，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研究者也有不同程度地涉及，他们从政治生态、结构功能、社会整合、历史等视角研究农村基层党建的理论问题。第二类研究主要以案例为切入点，从多维度、多面相阐述党建统领乡村发展致富的运作逻辑和实践举措。其中的各种正反典型案例研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性，研究结论对农村基层党建工作具有很强的建议性和指导性。既有研究成果具有重要启发意义，体现了从理论向实践转换的研究取向和不同学科交叉融合的研究方法。但就如何分析农村基层党建和共同富裕之间的内在逻辑契合性，如何厘清党建统领共同富裕所涉及各个主体间互动过程及衍生出的关系网络等，相关研究阙如。此外，在具体实践中“党建统领”常与“党建引领”混为一谈，而学术界也缺乏关于“党建统领”一词的概念辨析。

二、组织场域：党建统领乡村共同富裕的一个分析视角

（一）“党建统领”的概念辨析

比较是人类认识、确定事物关系的本能思维，是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2]。关于党建统领的概念辨析可以从比较“党建引领”与“党建统领”两个概念的内涵差异着手。

相较于“党建引领”，“党建统领”更突出“统”字，主要体现在参与主体、作用方式、路径方向和价值指向四个层面：“党建引领”的参与主体侧重于党组织自身，“党建统领”强调领导核心和参与各方的统合发力；“党建引领”的作用方式着重于带头示范，“党建统领”强调党组织深度嵌入和全程统筹的始终在场；“党建引领”的路径方向着力于单向推进，“党建统领”强调拓展纵深和往返延伸的双向联动；“党建引领”的价值指向偏重于工作实效，“党建统领”强调实践成效和政治要求的高度一致。

综上，“党建统领”的含义至少有三个方面：一是党建在工作布局中具有最重要地位；二是党建要贯穿并融入工作全过程、各领域、各环节；三是工作成效必须以党建要求和标准加以衡量。党建统领强调党建并将其放在首位，绝不是以党建代替其他工作，而是通过强化党建统筹推动各项工作的蓬勃发展，实现两者的相伴相随、互促共进。作为一种话语表达，党建统领不仅是党组织功能发挥程度的量的积累，更是党组织地位的质的飞跃，更能体现出党“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地位。作为一种机制创新，党建统领不仅关注系统内部的组织结构与制度环境，更关注参与主体之间的互动过程和关系构建。

（二）党建统领乡村共同富裕的恰适性逻辑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各级党组织要履行党章赋予的各项职责，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好，把各领域广大群众组织凝聚好”“抓党建促乡村振兴”等重要部署要求。加强基层党建工作是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的重要途径，以党建统领乡村共同富裕，才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基层党建的关键性作用，实现乡村共同富裕建设工作效能最大化。除了上述“结果逻辑”，还有必要借鉴“恰适性逻辑”阐述党建统领乡村共同富裕的必要性，即党建统领乡村共同富裕是“有必要才衍生出来的”[3]。

党建统领旨在通过抓党建与抓全局融合贯通，综合集成党建优势、党建资源、党建力量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胜势、人民福祉。推进乡村共同富裕强调充分尊重、激发广大农民群众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努力推动乡村的产业、人口、文化等资源禀赋优势转化为发展致富优势。因此，党建统领和乡村共同富裕在目的、动力和价值层面上具有恰适之处。此外，党建统领乡村共同富裕的逻辑恰适，还体现在实践层面以“场域”作用破解当下乡村发展瓶颈。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农村劳动力、土地、资本三大生产要素长期净流出，村庄各类资源要素大幅“缩水”，成为城乡差距扩大的重要诱因。在此背景下，基于行政邊界的、各自为政的乡村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这是当前乡村发展的共性问题，也是缩小城乡差距面临的关键瓶颈。21世纪初以来的行政村合并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村级要素资源制约等问题，但行政村合并具有难度大、要求高、矛盾隐患多等局限性，无法快速、有效回应乡村发展的现实需要。如何在不调整行政村区划的条件下，突破乡村“单打独斗”的发展难题？本文认为，充分发挥党建统领作用，推进乡村片区化、组团式发展，便是破题之道。

（三）组织场域视角的引入

基于党建统领的概念特征以及党建统领乡村共同富裕的实践指向，只有“跳出党建看党建统领”，才能真正揭示党建统领乡村共同富裕的运行逻辑和延展空间。组织制度论者提出的组织场域理论为此提供了较为完备的理论基础和分析路径。

皮埃尔·布迪厄最早在社会学研究领域提出“场域”概念，他认为，“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4]这一初定义体现了“场域”概念本身所具有的关系性和建构性特征。

组织制度论者在布迪厄“场域”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组织场域”概念，他们认为，组织场域是“聚集的组织型构出一个能够识别的制度生活领域，或是一个普遍存在意义系统的组织社群，相对于社群外部的行动者，内部成员之间存在着紧密而频繁的互动。”[5]从“场域”概念的关系性特征看，组织场域强调关联组织的整体性，包括纵向的组织结构和横向的协调关系；从“场域”概念的建构性特征看，组织场域“只有在其制度轮廓形成时才存在”，即组织场域的形成是制度化的结果。

组织场域作为组织制度主义的核心概念，得到学者的较多认可，有些学者甚至将其提升到理论的高度，并认为场域理论逐渐填补了组织理论的空间，尤其是组织场域“是处于微观层次的个体行动者及组织、宏观层次的社会行动者系统，以及跨社会行政系统之间的中观分析单位”，对于组织战略和行为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6]。

在组织场域视角下，党建统领乡村共同富裕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不同组织围绕乡村共同富裕议题达成共识、统一步调、协调行动，由此构成一个组织互联、资源互通、严密有序的組织场域。将组织场域视角引入党建统领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首先，它区别于功能主义理论，更强调共同目标的形成和规制意义；其次，它区别于嵌入理论，更强调组织之间的互动性以及战略执行体系的构建；最后，它区别于制度环境论，更强调组织场域由新兴场域向成熟场域的演进过程。

基于上述证成，本文以组织场域为视角，结合浙江省C市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案例，探究党建统领乡村共同富裕的实践路径及其“场域”的关系性和构建性作用，旨在为共同富裕大场景下推进乡村走片区化、组团式发展道路提供有益参考。

三、党建统领乡村共同富裕的组织场域建构及作用机制

2021年7月27日，C市被列为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首批缩小城乡差距领域试点，正在该市全域推广的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模式，已然是C市推进党建统领乡村共同富裕的特色性抓手，并取得显著成效。2020年C市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为1.64，2021年缩小至1.59，2022年再次缩小为1.55。这一共同富裕显著成效的取得，离不开C市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推进党建统领乡村共同富裕的实践探索。笔者将从形成动因、推进过程、走向成熟三个层面，基于对C市乡村片区组团发展实践的描述，剖析党建统领乡村共同富裕的场域构建及作用机制。

（一）“双向联动”的形成动因

按照组织场域理论，组织场域的形成动因有两个“理想类型”，即从“由上到下”与“由下到上”两个方向铺陈展开。一方面，从上到下的各种过程，是从制度的建立，到制度的扩散、转述、社会化、权威化、诱导与铭记等，使更高层次的结构可以塑造较低层次的行动者的结构和行动。另一方面，自下而上的过程也在运行，是通过相反的运行过程，较低层次的行动者与结构又再生产和改变他们所运行的背景。简而言之，C市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模式，就是“有内在需求、有地域关联、有发展纽带”的建制村“抱团取暖”，在各村行政层级、财务核算和资产属性“三不变”前提下，打造以片区为单位的乡村高质量发展共同体。追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模式，其最初酝酿于一个村党组织“众家治村”的民主协商，后由三个村级党组织首次尝试协作取得明显成效，而后经乡镇党委“摸清家底”进行镇域内统筹布局、规划和资源配置，再由区县（市）党委总结片区经验、统一制定实施意见并在全市域进行推广，最后全市273个建制村“抱团”组成81个片区。这一形成过程充分体现了“自下而上”基层创新和“自上而下”顶层设计相统一、乡村主体性和环境客体性相合一的良性循环。

组织场域内“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运行，即“跨越各个层次形成流”，能够有效支撑场域空间、型塑场域环境。上下双向联动离不开居中统筹协调者的关键作用和实施载体，在乡村片区组团场域，“居中统筹协调者”是党组织，“关键作用”是指党建统领，而“实施载体”则是片区党建联盟。

片区党建联盟是片区组团发展的第一步骤，即打破传统行政村地域边界组建片区联合党组织，一般由片村中“能人”村书记担任片区联合党委书记。片区党建联盟是村际协商协调的重要平台，是有效突破发展村界束缚的核心力量，但在实践中并不是承担具体事务的实体性机构。其一，在职责定位上，党建联盟不是决策机构。党建联盟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基层党组织，在片区组团中主要发挥议事协调、民主监督等作用，其决策结果不直接对各行政村产生约束作用，各村的决策权仍然在各村村民（代表）会议。其二，在项目资金管理上，党建联盟不是项目实施运营主体。党建联盟确定的项目，实施主体仍然是各片区组团村，各村仍须对归属于本村部分的项目负责。同时，党建联盟不具备法人资格，不开立账户，所有资金收支仍从片区各村账户结算。其三，在考核管理上，党建联盟不是被考核主体。党建联盟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与传统行政村的村级班子共享了村庄公共事务的相关权力，但两者权责边界得到有效厘清，各建制村仍根据工作绩效接受上级考核，确保原有工作考核评估体系的完整性。

如此的工作机制安排，使得片区场域内“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双向运行畅通有序，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一个区县（市）党委统筹谋划、乡镇党委具体协调、村级党组织协商协作、基层群众广泛参与的系统工程。借此真正构建以片区为单位的乡村共同富裕模式，充分发挥乡村和农民自身的主体性地位，让农民成为乡村发展致富的参与者和最终受益者。

（二）“制度同构”的推进过程

组织场域理论认为，组织场域中的组织行为不仅受到自身资源的约束和组织使命的驱使，还会受到外界制度环境影响，甚至会因适应性需求、“合法性”压力而出现模仿和趋同，这一过程及结果被称为“制度同构”。参照斯科特的三支柱制度理论，制度包括赋予社会行为稳定性和现实意义的管制性、规范性和认知性的结构和活动，由管制支柱、规范支柱和认知支柱所构成。相应地，“制度同构”可以分为管制性同构、规范性同构和模仿性同构[7]。

乡村片区场域的“制度同构”，是通过工作流程中的正式或非正式制度安排，对场域内组织的具体行动形成引导或制约力量，从而促成场域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C市片区组团发展工作流程共涵盖“一张清单理需求、一轮评审筛优劣、一个联盟领方向、一套机制谋共识、一部蓝图统规划、一份协议明权责、一批项目促发展、一系列考评强智控”八个步骤。其中，拟片区培育可行性联合评审、片区“红黄绿”灯动态考评环节属于明确的、外在的管制过程，涉及片区评定资格、评价指标以及运行监督等，属于管制性同构；片区全域发展规划编制、片区合作协议签订以及项目制运行环节体现了资源配置、利益分成、项目推进等专业化进程，使得片区发展模式能否迅速扩散至场域关系网络，属于规范性同构；组团问需于村、党建整片建强、思路决策共商共谋环节能够提升公众的理解和认知程度，进而在相互悉知和彼此了解的基础上形成片区认同感，属于模仿性同构。

“制度同构”是一种集体行动，必然会涉及不同利益相关者。党建统领在场域发展中之所以能发挥核心能动作用，关键在于其战略执行机制能“处理好利益、能动性与制度之间的关系”[8]。一方面，当制度安排涉及利益冲突时，能够运用资源或权力，引导或规制相关利益协调、制度规则更新和实践行动开展；另一方面，當新的制度、规则和价值观产生后，能够通过创造新的场域环境、行为模式和认知规范，促进制度扩散、规则运用和价值观灌输。在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推进过程中，党建统领的执行体系始终贯彻“开放、务实、灵活”的策略思路，例如对于成团村庄、组团意愿、项目合作、股份组成、利益分成等都不作固化要求；已成团片区在发展过程中，可通过共同决策增加组团成员，甚至当某一片区完成所有组团项目后还可另行组团。由此，乡村片区场域不仅对各组织产生“制度约束”作用，更释放出一种“技术支持”功能，即为各组织提供异质性资源的同时，又为组织间资源交换创造信息联结和共享环境的条件。

基于党建统领的关键角色和行动策略，乡村片区场域的制度同构更聚焦于“共享意义系统”，使得乡村片区场域兼具一般的情境性特征和较为特殊的整体性特征，具体表现为“一村一品”和“一片区一品”相得益彰。借此既激发乡村发展致富的内生动力，又确保乡村共同富裕的方向性和整体性，避免陷入漫无目标、各自为战的碎片化发展状态。

（三）“四维衡量”的成熟标准

根据发展程度，组织场域可以分为成熟场域和新兴场域。一个领域从新兴阶段发展到成熟阶段，有着四个维度的衡量标准：场域中组织间互动程度的增加；组织之间明确的支配结构和联盟模式；场域中的组织必须得到满足的信息量的增加；共同参与某一任务的系列组织间共识的形成[9]。上述四个维度与党建统领在参与主体、作用方式、路径方向和价值指向四个层面的概念特征存在对应关系，对党建统领乡村共同富裕战略执行机制具有参照意义。

第一个维度是场域互动性，指场域内组织之间的相互作用。组织间互动越多，组织场域稳定性越高[10]。党建统领强调领导核心和参与各方的统合发力，关键在于把握各组织之间互动关系特征并构建链式联系。组织之间的互动关系由疏远到紧密可以区分为资讯交换、资源流动与集权关联三种主要形式[11]。以推进乡村片区组团经营为例，先通过问需清单、拟培育片区名单作为资讯交换方式，初步构建片区利益联结机制；继而发挥镇级财政资金撬动作用，引导鼓励片区组团村建立契约型、分红型、股权型等合作关系，通过飞地置业、抱团置业、精准扶助、投资入股、闲置盘活等方式，盘活区域资源要素，引导资源重新配置；最后将乡村片区组团发展工作同步纳入全市乡村振兴实绩考核、镇级党政主要负责人和领导班子综合考核评价、镇党委书记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考核、村级党组织书记绩效考核，强化个体和组织的关联性，调动各方参与片区组团经营的意愿与动力。

第二个维度是联盟模式或合作模式，可以理解为“由一系列组织（基于他人）支配的资源可获得性和控制性”[12]。党建统领强调党组织深度嵌入和全程统筹的始终在场，着力解决乡村发展致富的资源瓶颈问题。吉登斯将社会结构中的资源类型分为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参考这一分类来看，在乡村发展致富过程中，配置性资源主要包括资金、设施等，权威性资源主要包括能力、声望等[13]。C市片区组团发展模式通过实施“党建联盟、规划联体、产业联动、社会联治”四大工程，实现基层组织融合共进、基础设施统筹共建、产业发展合作共赢、基层治理协同共治，统筹协调片区内的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达成资源整合最大化。同时，因各村在资源禀赋、经济实力和治理现状等方面不同，C市乡村片区组团因村制宜探索出能人带动型、补链配套型、产业集聚型、资源互补型、项目牵引型、治理联动型、服务统筹型、飞地抱团型共八种组团模式。同一片区内可以同时采用多种组团模式，并根据发展需要各有侧重，必要时还可自主探索新的组团模式。片区场域内各村因资源差异性形成平等参与、互惠互信、合作共赢的合作模式，使乡村片区发展更具有针对性和互补性。

第三个维度是信息共享，信息的平等获取有助于维持场域内的稳定性[14]。党建统领强调拓展纵深和往返延伸的双向联动，自然离不开跨组织的信息交换和共享。“场域是一个对话和讨论的中心”，只有搭建真正开放式、共谋式的信息互动平台，才能打破“中心—边缘结构”所导致的信息不对称状态[15]。C市乡村片区统一建立片区党委会议、村务联席会议等议事协调机制，确保每个片区至少每月召开一次联合党委会议，按照“大事共议、实事共办、难事共解、急事共商”原则，定期就片区思路共谋、利益共享、党员共管、风险共担、服务共推等具体工作开展民主协商，充分凝聚片区在发展经济、治理社会、提升服务等方面的共识。此外，各个片区根据需要建立片区民主协商议事组织，因地制宜制订片区公约，不断创新片区协商议事形式和活动载体，形成多层次的基层民主协商格局。目前，C市正以数字乡村建设为契机，依托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进一步推动片区内部和片区间实现信息互联互通。

第四个维度是共同目标，成熟场域的参与者通常会因场域绩效而倾向于认同所属场域，进而形成共同的目的。党建统领共同富裕强调实践成效和政治要求的高度一致，在乡村片区场域，实践成效体现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壮大，政治要求在于提升农村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两者融合才能全面提升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认同感。为此，C市实施片区“领头雁”培育计划，注重将政治素质过硬、发展思路清晰、善于攻坚克难的优秀人才选拔到片区带头人岗位上，为推动片区组团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同步建立片区干部联育机制和片区党员共育共管机制，通过组织生活联办、党员春训冬训联训、党员积分和优秀党员联评等方式，推动片区党员率先融合，带动片区村民加速融合。此外，還积极搭建片区党员服务群众平台，推动“先锋户联”向片区延伸，要求片区党员常态化联系10户以上农户，定期主持召开谈心谈话会、项目协商会、政策宣讲会，引导群众对片区产业发展、规划建设等问题建言献策。通过以共商促共建、以共治促共享，充分凝聚片区场域内参与者共识，将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贯彻于具体的运行机制之中，最终促成共同目标的形成、接纳和落地。

四、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以“党建统领”和“乡村共同富裕”的恰适性为探究起点，从组织场域视角对浙江省C市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推进党建统领乡村共同富裕的实践案例进行了剖析。研究发现，党建统领乡村共同富裕的战略执行可以借力“组织场域”作用，在理顺各种参与组织策略性互动关系的同时，还能充分发挥这些关系强化集体行动和资源整合的能力。根据组织性质及运行逻辑划分，乡村发展致富涉及的组织大致包括五类：党组织、行政组织、自治组织、社会组织以及企业组织。从资源异质性角度分析，一般来说，党组织具有政治权威，行政组织具有行政权威和财政资金，自治组织拥有群众基础和动员能力，社会组织拥有公益精神和服务能力，企业组织拥有竞争精神和专业能力。在一般情况下，资源依附于行动者，行动者往往占据不同位置，导致各个行动者之间的合作互动受到限制。而对于乡村共同富裕场域而言，党建统领的优势在于，通过“制度制约”和“技术支持”促进组织微观理性选择与宏观制度环境之间相互融合，实现场域内组织互动频繁、合作模式明确、信息互通共享且彼此认同理解，最终充分调动乡村共同富裕的内生动力和整体合力。

组织场域分析视角不仅关注各个组织行为主体的行动逻辑，更关注他们进入场域后的行动关系和整体行动逻辑。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增进农民福祉是农村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党建统领乡村共同富裕的价值追求和意义表达。基于上述“场域”作用分析，推进乡村走片区化、组团式发展，构建乡村自主性至为重要。首先，在纵向领导和指导关系层面，上级组织要在片区发展的不同阶段给予精准指导，启动阶段积极引导、初始阶段把好方向、发展阶段帮助解难、成熟阶段协调利益，并避免因过度干涉而消减村级组织主动性。其次，在横向合作与依赖关系层面，要进一步规范外源性组织在乡村发展致富探索实践中的行为，对重大的片区项目可以实行终身负责制。在加强激励的同时，也要设置完善的考核指标，尤其要注重对体现农民群众自我致富能力的软指标考核，促使外源性组织与农村群众之间建立紧密利益联结机制。最后，在整体行动逻辑层面，其本质上是各种参与者行动逻辑的平衡和互洽，党建统领乡村共同富裕本就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场域建构及作用机制有利于保持乡村发展致富的组织适应性和时空延伸性，防止出现党建统领乡村共同富裕的制度表达与具体实践相背离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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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校对：林思成）

Party Building Leading Rural Common Prosper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rganizational Field

-Take City C， the First batch Pilot City to Narrow the Urban-Rural Gap in Zhejia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LUO Qing

（Cixi Municipal Party School， Cixi， Zhejiang， 315300）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rganizational field， the leadership of rural common prosperity by Party building can be seen as the consensus， unified pace and coordinated action of different organizations with relative independence around the issue of rural common prosperity， which constitutes a field of organizational interconnection， resource exchange and relationship integration. The field construction and function mechanism of the Party building leading the rural common prosperity are reflected in the formation motivation of two-way linkage， the promotion process of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the mature standards of four dimensions. The path choice of the party building to lead the rural common prosperity can take advantage of the role of “field”to achieve frequent organization interaction， clear cooperation mode， information exchange and mutual recognition and understanding within the field by promoting the mutual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organizations micro rational choice and the macro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finally fully activate the endogenous power and overall joint force of the rural common prosperity.

Keywords： the command of party building; rural common prosperity; organizational field; rural cluster development

（英文校譯：舒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