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文化记忆理论为基石，以身体肤色为切入点，分析对比莫里森的两本小说《最蓝的眼睛》和《天佑孩童》中的身体审美观，刻入身体中的文化记忆。尽管审美观念由过去的“黑即丑”转变为现代社会的“黑为美”，但黑人尤其是黑人女性依然无法摆脱美国白人强势文化对其身体规训和精神奴役。莫里森表明“黑为丑”“黑为美”都不能作为评判黑人价值的标准，黑人应该以自己的文化记忆为基础建立个体认同和民族认同。

【关键词】莫里森；身体书写；肤色；文化记忆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标号】2096-8264（2023）33-0016-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33.005

基金项目：本文系四川文理学院科研项目“对托尼·莫里森小说中的文化记忆研究 ”（项目编号：2019XKQ002Z）。

托尼·莫里森（1931—2019）在60多年的写作生涯中，一共完成了11部小说。综观这11部小说，不难发现莫里森在小说中善于运用身体书写为黑人们的自由呐喊。非裔美国黑人300多年的历史可以称之为身体的历史，由于其黑肤色沦落为奴隶，这是一段身体被铭刻，写入记忆的历史。肤色是身体构成不可或缺的部分，却成为被白人评判其低等性的标准，成为黑人身体上无法抹去的耻辱的烙印。黑人女性是尤为特殊的群体，她们身处种族、阶级、性别多重压迫，为黑人女性发声一直是莫里森的关注点。1970年莫里森发表了她的第一部小说《最蓝的眼睛》，小说讲述了黑人小女孩佩科拉因为母亲厌恶自己的黑色肤色而渴望拥有一双蓝眼睛的悲剧故事。在白人主流文化的侵袭下，许多黑人接受白人的审美标准和价值观，“黑即为丑，白则为美”。2015年，时隔45年，莫里森再次以肤色为主题发表了她最后一本小说《天佑孩童》。小说中，女主人公布莱德如佩科拉一样，因其深黑色肤色从小遭受母亲厌恶，但在成年后由于美国社会消费文化和审美文化的转变“黑即为美”，布莱德竟因其肤色获得了事业上的成功。莫里森最早和最后一部小说均以肤色为主题，前后呼应形成互文，黑人的审美，价值取向和自身认同均来自美国白人主流文化，而非黑人自身的传统文化，黑人的文化记忆被渗透，被篡改。

本文基于“文化记忆理论”，以身体肤色为切入点，细读莫里森的《最蓝的眼睛》和《天佑孩童》，分析和探討审美和消费观念由过去的“黑即丑”转变为所谓的后种族时代的“黑为美”，然而黑人女性仍然没有摆脱美国白人强权文化的奴役和消费。黑人女性应如何走出白人文化建构和历史阴影重拾自我认同，重建自我。

一、文化自我迷失：黑为丑

虽然奴隶制被废除，黑人获得身体的自由，但种族歧视并没有消失，黑人依然处于精神被控制，被奴役。身体获得自由的黑人们渴望获得白人社会的认同，为归属感而接受白人文化。认同是一种社会现象或是“与社会相依存的”，并由文化记忆决定，“由一个文化或时期所认可的价值和规范以某一特殊方式共同构建和决定的。”[9]135“就文化记忆而言，文化记忆的载体依赖于可以传递的、代代相传的文化客体、符号和媒介、社会化的仪式实践等，也依赖于机构；支撑物则是使用这些符号、参与这些符号的个体。”[3]18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白人为体现种族优越性，建构了强势文化。“金发碧眼”成为审美标准，参照框架应运而生。金发碧眼一直是西方美女的代名词。白人强势文化通过媒体、广告把金发碧眼为美的符号渗入了黑人的日常生活，刻进黑人的身体，完成了重构黑人的集体记忆。“黑为丑，白为美”的审美意识形态深深扎根在黑人的个人记忆中。

莫里森曾提及《最蓝的眼睛》的创意源自莫里森童年和她朋友的一次谈话，她朋友渴望拥有一双蓝色的眼睛，莫里森对此感到极为震惊。“我发现居然无人识得美丽，甚至，或者是那些拥有美丽的人。”[2]1在《最蓝的眼睛》中，整个洛林镇人民，白人，混血儿甚至是黑人都认为黑色是丑陋的。是什么让所有人都认为“黑为丑”呢？“事实上，迎面而来的广告牌、电影及目光都提供了支持这一判决的证据。”[2]43所有人包括黑人自己都觉得对于美丑的审美标准是来自于自我的主观认识，其实不然，是主流文化通过文化客体、符号、媒介对于记忆的改造，潜移默化地改变其主观认知。“白为美，黑即丑”作为一部外部强加的身体政治规则已经逐渐内化到黑人文化记忆中，成为内化黑人自身的身体意识，让黑人无意识地和白人同谋规训自身。完成了被迫强加，到被迫接受，再到无意识坚持的过程，这一审美似乎成为黑人身体记忆的一部分。

佩克拉从小就身处白人强势文化编织的文化大网中，教科书、电影、广告、生活用品中随处可见金发碧眼的参照框架。佩克拉特别喜爱用一个印有秀兰·邓波儿的杯子和吃玛丽·珍糖。秀兰·邓波尔和玛丽·珍都是白人文化中的代表符号，体现了白人的审美观。“当蓝眼睛、白皮肤之类外貌特征在白人自己的文化圈里给人以美的感受时，它是善的，它的存在无可厚非；但当它上升到一定程式，变成衡量所有包括黑人的价值和美的唯一标准时，它便是邪恶了。”[7]144佩克拉否认自己身体的美，认为导致母亲厌恶，同学们嘲笑的原因是她黑色的肤色，她渴望拥有一双蓝色的眼睛。这双蓝色的眼睛可以改变她的生活，获得母亲的喜爱，同学们的认同。从佩克拉渴望拥有一双蓝色的眼睛而不是白肤色可以看出佩克拉深陷于黑白两种文化的漩涡之中。黑肤色是佩克拉创伤的根源，但它却是人身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决定人能否存活下去的一部分。佩克拉陷入黑人文化和白人文化的矛盾冲突中，无法遗忘和丢掉自身的文化记忆，又渴望在白人文化记忆中获得归属感，但这双蓝色的眼睛却不能被同化进入身体认同结构中，它是一个异物。佩克拉最终在对自己身体的虚幻改造中精神崩溃。

二、白色消费文化下女性身体：“黑即是美”

在《天佑孩童》中，莫里森唯一一次把写作背景放到了21世纪。当下美国社会一直宣扬种族主义已经过去，种族差异不复存在，特别是2008年奥巴马当选为美国总统之后。但莫里森却反对这种观点，认为种族主义并没有消失，只是转换了表现形式而已。《天佑孩童》中，女主人公布莱德出生于20世纪90年代，可她从出生就被自己浅肤色的父母厌恶，仅仅因为她深黑色的肌肤。从《最蓝的眼睛》波莉厌恶佩克拉的深黑色皮肤到《天佑孩童》甜心对布莱德的厌恶，足以可见45年过去了，白人完成了对黑人文化记忆的重构，黑人形成了对自我肤色的歧视。“不仅严重扭曲了他们的心灵，使得他们盲目奉行‘白即是美，黑即是丑的审美观，还造成黑人歧视黑人、浅肤色歧视深肤色的、深肤色的自我歧视，甚至歧视自己的孩子。”[8]109

尽管童年时代布莱德和佩克拉一样遭受了母亲的厌恶，但是他们的结局却大相径庭。21世纪的美国由于社会文化转向，掀起了“消费黑色”之风，由“黑为丑”变成了“黑为美”。许多深黑色肤色的人逐渐取代过去“白为美”的金发碧眼形象出现在大众媒体眼前，有些还在电影中担任主演。因此，布莱德成年后，不但没有因为深黑色的肤色被歧视，反而因其深肤色获得事业上的成功。布莱德接受了黑人形象师杰瑞的建议，全身只穿白色，不化任何妆，不带任何首饰，通过黑白强烈对比产生的视觉冲击吸引眼球。由此布莱德面试成功，开启了事业的第一步，第一次感受到了黑肤色带来成功的喜悦。白色在此成为黑色的陪衬，凸显了“黑为美”，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过去“白为美”审美观念的颠覆。但是，这种审美并非由黑人自身的文化产生，依然是白人消费文化的产物。因为是“（白色）让我成功了，重新塑造了我。”[1]36在白人甚至是黑人的眼中，女性的身体就是被消费的商品。布莱德的身体被比作“好时巧克力”“奥利奥”[1]37等畅销食品，供人消费。特别是“奥利奥”，黑色的外皮包裹着白色的内心，暗示黑人已经被白人文化所内化。布莱德的成功基于她自身身体的商品化，成为取悦白人的“甜品”，满足了白人的审美要求，“她的黑皮肤是种卖点，是这个文明世界里最炙手可热的商品。”[1]40布莱德至此对自己身体充满自信，由过去那个被人厌恶的小黑鬼转变成一个受男性青睐的魅力女性。但是这种虚假的自我建立就像肥皂泡一样，一旦脱下白色的外衣，那么这个商品就没有那么美味可口了。

三、他人凝视：黑人文化记忆篡改

凝视具有强大的力量，福柯认为，“一个凝视，每个人就会在这一凝视的重压下变得卑微，就会使他成为自身的监视者。”[6]277在《在最蓝的眼睛》中，佩克拉最初觉得自己“丑”并非自己觉得自己丑，而是从他人凝视中感受到。同样在《天佑孩童》中，布莱德对自己黑色肌肤感到“美”一样来自他人的凝视。“身体表明的是一种生物性类别，需要通过社会来解释；主体通过感知世界而获得自己的身体，但是，反过来，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又决定了个体怎样看待自己的身体。”[4]59佩克拉和布莱德对自己身体丑的厌弃和美的自信均是来自外界对他们身体的凝视，而非对自己身体真实的美丑的清楚认知。

佩克拉在被人厌弃的凝视中长大。在家，母亲对受雇白人家女儿百般呵护，好像这个白人小女孩才是自己的女儿。对自己黑皮肤的女儿佩克拉却漠不关心，拳脚恶语相向；在学校，同学们甚至老师对她进行嘲笑，羞辱；在社会，佩克拉去白人老板的糖果店买糖果时，白人老板因为她深黑色的皮肤根本不屑看她一眼。在付钱时，甚至不愿意用手去接，“那眼神中完全没有人类应有的认同。”[2]54佩克拉的母亲、老师、同学，身边的一切都在不断地告诉她，她是丑陋的。所有的疏离、厌恶、嘲笑都来自她黑色的肌肤，这些加深了她对于自己身体的厌恶和否定。随着时代的改变，在白人消费观的转变下，被白色外衣包裹着的布莱德接收了完全不同于他人对佩克拉厌恶的凝视。白人女孩，甚至是棕色女孩投以她羡慕的眼神，“白人女孩儿，甚至是棕色女孩儿们要得到这种关注还需裸露身体”[1]36。男性则对她身体表现出喜爱和迷恋，她的身体成为男性欲望的对象，一道可口的甜品。布莱德享受着他人对她的凝视，沉浸在黑人身体给她带来的成功，却忽略了这种成功是包裹在白色的外衣之下，而非对黑人身体真正的接受和喜爱。白色的外衣实质表示的是白人的主流文化，对只能穿着白色外衣才能体现黑色之美的这种衣着的控制，实际上是对身体的控制，对文化的控制。控制身体则控制了思想，黑人想获得成功和认同，必须在白人文化的规训下，放弃自己的文化和主体性。

四、自我凝视：黑人文化记忆的反思

不管是佩克拉还是布莱德都无法从他人的凝视中获得对自我的准确认识，获得自我认同，因此，她们转向了对自我的凝视。

在《在最蓝的眼睛》和《天佑孩童》中，莫里森都使用镜子这一意象。佩克拉和布莱德都是通过镜子对自我进行凝视和审视。镜子经常被作为文化记忆的象征，代表着白人的文化记忆和价值判断，映射出对黑色肤色的否定。佩克拉发现她如果拥有一双蓝色的眼睛，一切都会不一样了。这双蓝色的眼睛表明了她对父母、同学、外界认同的渴望，希望通过改变自己的身体来获得自我认同。她在镜子中看见自己较为普通的相貌，黝黑的皮肤加深了对自己身体的厌恶，甚至希望自己身体消失。在她虚妄的幻想中，她的身体真的消失了，最后只留下了一双蓝色的眼睛。因为眼睛是凝视自我的媒介，也是佩克拉自我认同建立的基石。“眼睛是一切。一切都在那里，在眼睛里面。”[2]40身体被看作是自身的媒介，是个体获得自我认同的基础。身体的消失等于个体记憶，自我认同的消失。黑人文化记忆的代际传递在佩克拉父辈这代就被篡改，佩克拉无力反抗白人的强势文化，深陷在“白为美，黑为丑”的二元审美判断中，最终疯癫，只能在幻想中建立自己的认同。

虽然布莱德在消费黑色的思潮下，走出黑肤色之痛，享受肤色给她带来的成功。在事业成功和男性们的追捧中，布莱德感到满足，获得了成就感，建立了所谓的自我认同。这种建立在他人喜爱凝视上的自我认同并非真正的自我认同，一旦目光转移，自我认同就极易崩塌。莫里森用她惯用的魔幻主义手法描绘了布莱德自我认同的崩塌。在布莱德的男友以“你不是我想要的那个女人”[1]9为由和布莱德分手后，布莱德的身体发生了一系列神秘的变化。并且这些变化别人无法看见，只有布莱德自己通过镜子或者自我凝视自己的身体才能看见。镜子不仅仅可以映射现在的容貌，还透过镜子中的自己，反映最真实的自己。“自己的胸平了”[1]92“阴毛一根也不剩”[1]15。乳房、香肩、女性的私处作为成熟女性身体的典型外部特征，是展现身体魅力的所在。它们的消失让布莱德由充满魅力的成熟女性变回了过去那个不受喜爱的小黑人姑娘。自我凝视下的这些变化实际上就是展示布莱德主体性的遗失，是虚假的自我认同崩塌后在身体上的外化表现。一旦缺失了他人的关注和凝视，布莱德以自己成熟魅力的身体为基石建立的女性主体迅速瓦解。由此可见，依赖他人的凝视，以男性对女性身体审美为标准来建立女性的自我认同是无法实现的。

五、结语

纵观莫里森的小说，不难看出莫里森一直不赞同用肤色来作为衡量美丑的标准，作为个体认同建立的依据。尽管“身体是我们身份认同的重要而根本的纬度。身体形成了我们感知这个世界的最初视角”[5]36。然而肤色仅仅作为身体的一部分，仅从肤色来判断个体的价值，没有把黑人当作独特的个体，这其实是一种变相的种族主義。不管是过去的“黑为丑”，还是到现代社会宣扬的“黑为美”，这些打着肤色旗号的审美观念，实际上忽略了黑人的遭遇和回避了黑人面临的实质问题。虽然奴隶制被废除了几百年，黑人摆脱了奴隶的身份，但依然深陷白人强势文化的牢笼。被篡改了自身的文化记忆，丢弃了传统文化的黑人们迷失在白人强势文化之中，找不到出路。所以，在《天佑孩童》中，莫里森借布克之口希望黑人们摆脱白人身体美学的钳制，“肤色只是一种颜色，一种遗传特征——不是缺陷，不是诅咒，也不是祝福或是罪孽……”[1]143寻找和发现身份认同的过程就是一个治愈的过程，被忘却的黑人族群记忆都将为此给出决定性的参照框架。黑人们应该从心底喜爱自己的肤色和身体，建立自我认同和民族认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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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继芸，研究生，讲师，就职于四川文理学院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