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琳

在现代化视角下，流动的人口已经让乡土社会及其乡土性在实际文化接受与象征性的文化表征中向在地的基层收缩。一方面，继承自传统“乡土中国”的社会格局与文化特征构成了中国农村的文化基底；另一方面，广袤的农村大地与将近八亿的农村人口也是当前中国在历史性的乡村振兴战略中必不可少的一环。站在历史与现实、乡土与城镇的交叉点上，怎样在电影中表现乡村主体与乡村书写的主题、怎样完成一部真正的中国乡村电影，始终是中国电影创作者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

2023年，由中华民族团结进步协会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委员会联合赞助，青年女性导演王一诺自编自导的处女作《一山之隔》（2023）给出了自己的答卷。《一山之隔》以获得“最美奋斗者”称号和被誉为“当代女愚公”的感动人物邓迎香为人物原型，讲述了主人公时立香将对爱人的小爱转化为对时代有所回应的大爱，带领乡亲们为家乡挖路脱贫的经历。在中国乡村电影谱系中，《一山之隔》不仅扎根大地、立足现实，抓住了乡土基层中“熟人社会”“差序格局”“礼治秩序”的传统基本特征[1]，也在“乡土中国”的基底上完成了一次对新时代女性励志和中华民族团结精神的颂扬。

一、新时代下的奋斗者主体形象

《一山之隔》取材于“当代女愚公”——贵州黔南麻怀村党支部书记邓迎香历经13年凿穿大山、为贵州乡村开辟致富路的真实事件。该片以“最美奋斗者”“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邓迎香为人物原型创作，从电影艺术的角度进行加工，塑造了“时立香”这一具有新时代奋斗精神的人物。在影片中，时立香年轻时对麻怀村的刘德顺一见钟情，不顾家人与亲友的反对为爱嫁进了偏僻闭塞、因贫困出名的麻怀村。在这里，她与丈夫靠自己的双手积极开拓进取、大胆创新，在蔬菜短缺的山村中种植了大量新鲜蔬菜，改善了村民的生活条件，也因蔬菜难以销往外地而萌生了开山修路的想法；而在孩子因发烧无法及时得到救治而夭折。丈夫也在意外事故中不幸离世后，时立香几乎陷入了人生的绝境；此时的她仍然坚韧不屈、不等不靠、顽强拼搏、自强不息，立志要完成丈夫挖开大山的遗愿；在村民不理解、不支持的态度中发出了“我这辈子就是用嘴啃，用牙咬，我也要把这座山给挖穿”的宣言——这是时立香向夺走了孩子与丈夫的大山的宣战，更是向山村中代代相传的穷苦命运的宣战。在坚持不懈打通大山之路的过程中，时立香的真诚勇敢打动了以莫西望为首的许多原本态度消极的乡民，成功号召更多人加入了挖通大山、改变命运的奋斗历程中。

有信仰的民族才是有未来的民族，不畏困难、坚持奋斗的民族才是有希望、有力量的民族。[2]在中国乡村电影谱系中，在各种时代命题下建构奋斗者这一主体群像，表现奋斗者对压迫、贫困、愚昧等落后因素进行反抗始终是书写乡村主体的重要内容。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左翼电影中，主要表现了农民在混沌不分的状态下迷失自我，找不到出路，并展现了奋斗主体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与“三座大山”和社会不公“斗争”的故事。例如《渔光曲》（蔡楚生，1934）多次用空间的平行蒙太奇表现了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与对受苦阶层的深深同情，并有意识地剪辑组接画面以展现渔业公司对渔民的掠夺和压榨，将渔民推入了无路可走的境地，将渔民的不幸明确归于不合理的经济制度与社会制度，提出处于被动“客体”地位的渔民要与不公进行斗争而成为“主体”。

建国后，大多农村题材电影致力于建构政治话语主导下的现实空间，在奋斗者形象建构方面表现出了更多的政治性追求。例如改编自赵树理小说《三里湾》的《花好月圆》（郭维、秦汉，1958）围绕三里湾农业合作社的扩社、开渠，从四户人家的纠葛展开，在肯定民兵队长王玉生代表的积极进取力量时委婉地批评了村主任范登高代表的落后势力，在奋斗主体（表现为“时代新人”形象）對落后对象的改造中也体现了时代政治观念和文学规范的磨合冲突，以及赵树理式的道德教化与劝诫，大部分都是在改革浪潮下让奋斗主题先行、观念先行的作品，其中的奋斗者主体多是宣传建设主题的典型人物。人物的进步显示了对旧观念的克服和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同时暗含着时代变迁下的宿命性：例如《香魂女》（谢飞，1993）是一部表现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农村生活题材的影片，讲述了香油坊中一名女性的一生。影片一方面展现了大陆农村在经济现代化转型中的奋斗者形象；另一方面也以现代化的观念展现出了传统妇女的悲剧，内容充实，在丰满而情感充沛的人物塑造中流露出了一种反思气质，也为此后乡村题材电影空间主体性的生成奠定了基础。《一山之隔》中的时立香继承并发展了“香魂女”式带有悲情色彩的奋斗者形象，将原本柔弱的时立香被大山阻隔而遭受的不幸内化到角色的奋斗行动之中，赋予其更深的思想与情感动力，在开辟出一条生路的目标前矢志不渝、无坚不摧。

2018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春节团拜会上讲话中鲜明指出：“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3]在新时代奋斗精神的号召下，时立香胸怀大爱、艰苦奋斗，将对丈夫与孩子的怀念寄予在祖国与人民身上，开拓创新、无私奉献，积极地把挖通隧道的个人理想自觉融入了农村偏远地区脱贫攻坚的国家发展伟业中，在麻怀村带着蜡烛、煤油灯、稿子、大锤和钢钎建功立业，面临各种艰难险阻而矢志不渝、意志坚定，不负人民期望，带领村民历经数载，硬生生凿通了一条出山之路、一条幸福之路。广袤的神州大地上处处镌刻着奋斗的足迹，正是无数个像人物原型邓迎香一样的现代“愚公”，中国才能如期完成新时代脱贫攻坚的目标任务和取得全面胜利。《一山之隔》以小见大，通过时立香的奋斗故事生动呈现了小人物、正能量、大情怀的创作主旨，展现了感人至深的民族地区的奋斗故事，也启示观众要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做新时代的奋斗者，扎根基层、奋斗奉献，激励着我们每一个人在通往更美好生活的征途中行而不辍，履践致远，勇于担当民族复兴的大任，在面临逆境时也要积极向上地生活、不辱时代使命，立足新时代的发展目标不懈奋斗。

二、乡村空间中视觉主题的演进

在时间维度上，时立香是新时代的奋斗者；而在空间与社会的维度上，《一山之隔》也立足现实，展现了乡村与民族的视觉主题。在中国乡村电影对乡村空间的书写中，延续了乡村与民族的主题，表现乡村与民族在时代中的变化一直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中国乡村体貌一方面由于更强烈的工业化影响和20世纪90年代消费主义的冲击，其异质体貌的属性相较80年代“第四代”导演的书写更加明显了，表现其体貌内部更复杂的文化力量的冲突；另一方面，城市体貌在某种程度上被遮蔽，其在乡村电影影像呈现上所占的比重越来越低。从主体的体貌位移来看，这一时期的乡村电影表现了主体面对身后的乡村体貌，从出走的犹豫到彻底回归的转变。从微观体貌的呈现上来看，先是乡村体貌中的祠堂、家宅等部分的微观体貌逐渐被温情化，直至《我的父亲母亲》（张艺谋，1999）和《那山那人那狗》（霍建起，2000）两部影片实现了对整个乡村体貌的审美观照，整个乡村体貌包括山河树木、房屋邻舍、红白仪式乃至于方言和道具（如青花碗）等，都显示出主人公“回归”美丽乡村、融入山水田园的主题。

《一山之隔》在主题上突出了乡村体貌下的“出走”与“回归”，强调新时代主人公回归乡村、建设乡村的故事，一方面与上个世纪80年代的《人生》（吴天明，1984）《野山》（颜学恕、岳红，1986）等影片表现主人公的大胆出走形成了鲜明对比；另一方面也与《我的父亲母亲》中的精神回归完全不同，是一种带有积极改造性质的建设性回归。在社会层面，《一山之隔》将封闭的乡村体貌与传统的生活方式同构，“一山之隔”的既是村民与外界，也是落后与先进，时立香对乡村大山体貌的挑战实则是对传统生活方式的挑战。在经典乡村题材电影《我的父亲母亲》（张艺谋，1999）结尾，“我”站在父亲教了一辈子书的教室内进行象征性的授课，完成对父亲遗愿的继承；《那山那人那狗》则直接表现“我”接替父亲做乡间邮递员，并且通过与父亲的邮路陪伴，实现了父子关系的和解。

20世纪末，乡村电影对乡村体貌和传统生活方式的回归全然不同于80年代《人生》的《野山》的“出走”式回归；而当今的乡村电影则结合80年代对乡村体貌的突围与90年代回归故土的主题，实现了彻底的转变。在展示主人公奋斗精神的同时，《一山之隔》也对贵州山区的地理风貌与风土人情进行了细致的展示，在银幕上展现了西南边陲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和贵州黔南的秀美风光，也承接了中国乡村电影对乡村视觉主题的书写：时立香既是心懷理想、勤劳致富，一度与丈夫一起走出乡村融入时代的“出走者”，又是在老支书的号召下不忘故土、扎根大山，13年间埋头一座隧道的“挖路人”；挖通隧道的过程已不仅是农村个人走向城市的故事，而是在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的联通下让更多农村个体有机会享受文明生活，真正联通城市空间并共享时代发展成果的故事。在这层面上，《一山之隔》在乡村主题的演进上完成了一次富有意义的突破。

在视觉主题的营造上，导演结合贵州当地真实的地理条件与电影艺术对现实素材的处理方式，展现了十万大山中独特的生命之美。“美的题材经常能产生美的照片。问题的关键是，艺术效果完全取决于艺术家是否从这个题材中发现和感觉到了抽象的视觉美点，以及是否拥有处理它们的能力；经过这番处理观众才能看到艺术家曾经看到过的东西，激发出其和艺术家同样的感情。”[4]《一山之隔》的剧组将拍摄地点设置在故事原型人物邓迎香生活的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罗甸县麻怀村，特地用大量空镜头拍摄了山的轮廓起伏，人物镜头中也采用了长焦镜头与小景深手法拍摄，将人物与环境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在影片中，大山首先表现为阻碍时立香等村民幸福生活的困难：结婚时由于麻怀村交通不便，水电不通，时立香的家人都反对她嫁入这里；新鲜的蔬菜无法运往外地，限制了时立香一家的生活条件；在孩子发烧急需救治时，邓迎香与丈夫背着孩子彻夜赶路，却未能挽救一条脆弱的小生命；丈夫立志要挖通山路，却在矿山中意外遇难……孩子和丈夫相继离世后，时立香因爱生志开始挖山凿路。另一方面，高耸、沉默的山峦也成为时立香坚韧品质的象征，导演用绿色表现了乡村地区与女主人公自然的生命力，这种诗意的呈现在视觉主题上回避了乡村世界落后、封闭和传统带来的现实残酷性；即使在表现狭小的隧道内部，也使用仰角与中照明度拍摄，重点突出了人物在山体隧道中顽强的面部表情。在表现主题上让山石与人同化，也显现了时立香作为“挖山人”与“当代女愚公”拥有比坚硬的山石更坚韧不拔、顽强不屈的品质，虽然受到了现实的各种阻止和反对却依然百折不挠，在村民放弃时决定独自一人用双手向大山宣战，终于再次唤醒了村民们的抗争精神，展现出贵州山区一名普通布依族女子的坚毅品格。

三、中国乡村电影在当下的探索与发展

从中国第一部在国际获奖的电影《渔光曲》开始，数代导演就在对乡村主体与主题的探究下发展了电影语言的美学探索，将长镜头、空镜头等现实主义电影美学引入了中国故事中，进而将其发展为淡化情节、淡化表演、减少对白等特征。如果将乡村电影加入电影美学发展史，如同每次电影新浪潮或电影代际的出现都是对之前理论的批驳一样，既然历史上的前卫美学观念已然被大众文化体系接受，这观念就不再具有挑战与颠覆性了。在面积广袤、人口稀少、却潜藏着失落传统文明的乡村大地上，实践着看不见导演的导演、无表演的表演、散文电影、诗电影、纯电影等等一系列新的观念、新的追求，实现了中国电影在剧作、镜头语言、摄影造型、表演、声音构成、音乐等方面的变革，促成了日益走向独立的中国乡村电影的本体研究和电影美学的形成。

在当下的世界文化秩序中，中国乡村的形象建构很大程度上都依靠相应的文化表征[5]，以优秀的电影作品向世界传播中国乡村的正面形象，讲述中国乡村的真实故事也是中国乡村电影发展的重要方向。“人类生活在一个新的现实维度中，这是一种符号的现实，存在由此产生。……现实是通过对符号形式的建构、理解、运用而创造的，人们用符号形成了一种秩序，将现实世界确定了下来。”[6]就像现实的自然世界中不存在经纬度，但是人们创造了经纬度这一符号系统并将其使用于对地球标注之上，用地图表征环境来理解现实的空间布局，现实世界的空间结构在符号中被赋予了一种秩序。作为中国乡村电影谱系中的新作，《一山之隔》在故事主题与主体、美学与视觉语言等方面都做出了一定成效的探索。在内容方面，它结合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农村地区与少数民族群众和民族地区的特别关心，展现了新时代下少数民族女性在乡村振兴中勤劳勇敢、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彰显了新一代奋斗者不等不靠、顽强拼搏的面貌，为幸福生活奋斗不息的坚韧品格，极具教育和观影意义，获得了全国妇联和国家民委领导的重视、支持和认可[7]。在电影美学方面，导演也积极探索，运用清新自然、朴实而深刻的半纪实手法，在叙事上摒弃了英雄主人公的戏剧模式，采取小人物闪光点加散文化叙事的自然手法，使银幕上再现的布依族的生活具有一种质朴自然的生命形态。

结语

中国乡村电影不断探索、进步的过程，不仅是展现中国乡村种种变化的过程，也是中国电影进行美学探索并催发电影语言进步的过程。在文化表征占有重要建构作用的当今世界，《一山之隔》抓住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各项事业不断进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日益加深，各族群众关心的交通问题得到大幅改善的历史性进步，在主体和主题方面显现出了历史性的突破。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51，129.

[2]本刊评论员.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 J ].求是，2018（09）：2.

[3]人民网.习近平：在2018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EB/OL].（2018-02-15）[2023-03-25].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8/0215/c1001-29824702.html.

[4]胡谱忠.中国当代电影的文化生产[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8：107.

[5]胡谱忠.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研究[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5.

[6][埃及]萨米尔·阿明.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M].丁开杰，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15.

[7]新闻直击.电影《一山之隔》走进中央民族大学  同学有笑有泪反响热烈[EB/OL].（2023-03-30）[2023-05-11].https：//zhuanlan.zhihu.com/p/618297483.

【作者简介】  王 琳，女，山东临沂人，临沂大学传媒学院广播电视编导系主任，博士，主要从事戏剧影视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