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茜

电影以其故事叙事特质和视觉艺术形式，集文化意涵与文化表征于一体，成为文化传播的最佳载体。纵观电影传播史，承载着符号具象存在的电影文化意涵，长期以来连接着视觉影像并与文化发展彼此推进，在媒介变革的历史进路中，经历了不同型态、不同维度、不同层面的变迁。在急速发展的媒介化社会中，电影文化的跨媒介传播实践不仅是文化信息的来源，也不仅是文化意义的反映体系，而是以其传播边界的消融与符号意义的重构，成为推动文化发展和社会变迁的结构性力量，并在跨媒介传播实践的技术支持与关系连接的合力作用下，逐渐形成具有情感连接与修辞重塑的传播场域。

不容忽视的是，在媒介与文化相互建构的过程中，社交短视频的快速发展成为其中不容忽视的显著变化。据统计，截至2022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达10.40亿，网民使用率为97.4%，网络视听用户数量是十年前的近3倍，网络视听产业规模是十年前的20多倍，网络视听成为第一大互联网应用类别。其中短视频用户规模达10.12亿，同比增长7770万；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7.51亿，同比增长4728万。①社交类短视频APP已逐渐成为用户连接日常生活的各种场景通道。基于此，本文致力于探究跨媒介传播实践中，作为新型视觉传播形式的短视频要如何实现传统电影文化意涵的意义重建，进而寻求媒介传播技术变革与电影文化传播之间交互作用的可能与进路。

一、电影文化意涵的数字化传播实践

电影文化意涵的数字化传播实践主要集中于短视频平台。众所周知，短视频已成为用户消耗碎片化时间的重要娱乐方式之一，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的数据显示，中国短视频用户中分别有70.9%和52.3%的受访者表示使用过抖音和快手，其中，37.2%的用户表示自己每天使用抖音的时间越来越多，62.4%的直播和短视频用户则偏好于影视音乐内容。互联网大数据平台Quest Mobile的报告数据显示，抖音35岁以下的用户占比达90%左右，这与影视内容的对应人群相重合。同时，抖音用户量排名前20的城市与电影票房前20城市的重合率高达85%。②

上述数据表明，电影短视频是由大量用户主动参与到共建共享的平台中，通过对电影内容的剪辑、解读与再生产，拓展了文化意涵数字化传播的主体边界和能动实践。此外，电影短视频打破了原有电影文化意涵传播的建构秩序和逻辑推演，通过内容景象和文本意义的再造，缩小传统电影文化意涵传播的局限性，呈现出更广阔、更泛化的态势。

电影短视频的传播实践过程打破了传统电影精英化、机构化、组织化、专业化的壁垒，改变了传统电影文化意涵被少数精英派的话语权垄断的现象。用户通过建立自我主体意识积极地加入电影短视频文本制作、分享、传播与消费的过程中，添加了主体能动性的文化意涵意义以解读与赋予，表达了大众对电影文化意涵生产专业性与行业性范式的转换意愿，使传统电影文化意涵的生成逻辑转向多元性、可供性、选择性、非线性，使其雅俗共赏的传播效果得以最大化地实现。

二、边界消融：电影文化意涵跨媒介传播的转向

依托数字技术发展和资本力量的合力，电影短视频以较低的视听表达门槛，将更多普通用户作为新生产力嵌入到内容的生产与消费系统之中。文化的传播功能与其传播的深度和广度息息相关，传统的电影文化意涵借助短视频平台能在较大程度上实现其弘扬与传承的目标。[1]这首先体现在电影文化意涵跨媒介传播实践过程中的边界消融，作为媒介化社会技术演进的产物，短视频凭借其传播广度、传播体量、及时分享与互动度高的特质，逐渐消融了电影文化意涵传播中的时空边界、文化区隔、公共文化空间与私人文化空间的边界，以此推进电影文化意涵在文化再生产和再消费过程中能动作用的发挥。

（一）时空边界的消融

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对现代社会和前现代社会的三个本质区别加以论述时，讲到了时空分离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第一个差别就在于时间和空间的分离，然而在前现代社会背景中，时间和空间是通过地点的位置性联系在一起的。”[2]在数字传播技术全面发展的今时今日，吉登斯的论述依旧适用。大众媒体时代传播边界多以固定型和直线型为主，囿于时空的局限，人们的媒介接触和媒介适用习惯，始终与特定的狭小范围地域相关联，对于文化信息的获取与解读，多与割据的、分离的地域差异息息相关，并在媒介形态的变革中塑造出不同的文化形態，以及相应的文化意涵。具象于电影的文化传播，长期以来局限于固定地域与固定时空之中，受众需在特定时间内，走进固定的电影播放厅，以被局限的身体，坐在特有的复制空间中，全神贯注地投入注意力，以获取相应的文化表征信息与视觉符码意蕴。

近年来，电影短视频大量涌现，通过选取电影片段并加以剪辑，重新解读电影的文化意涵并赋予新的意义，消融了传统电影文化传播的固有时空边界。究其原因，首先在于短视频自身作为媒介形态存在的具身性。按照加拿大媒介理论家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作为人体的延伸，其之所以能塑造人的感知，是因为媒介能够以内化的方式进入人的感知系统，并随之成为主体的构成部分。[3]在此意义上，传统的电影传播方式固化了人们身体的某些功能、感知结构以及感知文化、认知世界的方式。然而，5G时代的技术发展推动了短视频的传播使其无所不在，逐渐渗透进受众日常生活的每个场域中，融入了受众感知事物的方式，并塑造了受众感知的结构要素。其中，其可供性决定了用户传播短视频过程的及时性，其连接性决定了用户接触短视频传播的可及性。技术提供了随时随地传播信息可供性，受众无需进入固定的场景，无需刻意调试时间，无需投入有限的注意力到稍纵即逝的剧情中，更无需刻意适配传统文化形态的排他性。相反，受众可选择任何随意的时间与空间场景，摆脱局限的身体姿态限制，随心选择对电影文化意涵的输入与感知。

据此，传统电影文化意涵传播特有的类型和边界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与不可避免的瓦解。一方面，这种瓦解分化了电影文化意涵的传播机制，使其日渐告别排他性，在传统边界消解的同时，创造出崭新的人人都可享受和消费的共享文化意涵。短视频所打造的电影文化意涵以其特有的趣味和构成形态，能最广泛地适应不同文化群体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电影短视频正在以空前的传播速度和传播范围，在文化意涵内部不断地细致化、分类化、专门化，逐渐形成专门的电影文化意涵产品形态。这些细化的文化意涵产品形态，以其特有的传播优势和传播机制，消解了传统电影文化意涵赖以生存的种种界限，将越来越广泛的文化传播关联并涵盖进来。

（二）文化区隔的边界消融

长期以来，对电影文化意涵的解读，都存在专业小众与民间大众之间雅俗文化二元结构的对立，形成了既对立又相对和谐的文化传播生态。传统电影文化传播的话语权，主要来源于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三元格局，其中专业组织机构的专家、职业影评人、大众传播中的意见领袖，均构成了文化意涵的解读与重构主体。换言之，对电影文化意涵解读的话语权，把握在小众群体的叙事策略与话语话术之中。然而，电影短视频的意义赋予与意义重建，不仅在生产方式和传播规模上超过了传统电影，而且还攫取了既有电影文化意涵的资源，并把这些资源重新加以意义重构，使其适合大众文化逻辑，生成更具共享性与传播性的文化意涵。

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将文化生产视作场域，特定场域中存在两个不同的部分：一是所谓的“有限的生产场”，在这个生产场中，生产者和消费者是同一种人，即文化人；另一是所谓的“大规模生产场”，在这个场域中，生产者和消费者是两类人，供求双方是不同的群体。[4]在有限的生产场域中，各种文化人通过互相争夺获得了各自的象征资本，并对大规模生产场域发生作用。显然，布尔迪厄揭示了文化传播中的场域区隔。

回归电影短视频文化意涵的传播实践中，通过对传统电影的文化意涵加以意义解读和重构，通过对文化内涵的文化意蕴进行吸纳与转化，来增加其自身的文化丰富性和象征资本，打破了传统电影文化传播中“有限的生产场”与“大规模的生产场”二者之间泾渭分明的壁垒。

电影短视频运用传统电影文化中的主导话语和意见引领，从中汲取有用的文化意涵指征，并加以反向吸纳，注入独特的意义解读与情感共鸣连接，将传统电影文化意涵的陌生化与高雅化转向流行化与通俗化。原本主张以正统艺术表现形式为主的电影文化意涵，诸如一些经典电影作品被改编为时长更短、毫无视听规律的短视频，将原本严肃的艺术表现片段用通俗的话语解读方式加以处理，经由这些现象的表征，文化传播的区隔界限便自然而然地消失了，原本受时空局限与资本限制的电影文化意涵，也失去了原有的传播语境，在短视频的新语境中演变成可供大众消费的意义。

（三）公共文化空间与私人文化空间的边界消融

在传统电影文化传播的时代，文化传播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存在明显的界限，其中贴合大众语境的电影文化更适宜在公共领域中加以传播与解读，而贴合小众语境的电影文化更适宜在私人领域加以传播与协商。电影文化的话语表述和画面展演通常会被加以程度化和修辞化的装饰，以适宜大众公共话语的导向和文化审美格调。换言之，作为文化表征和视听符号的电影，不论是在其画面色彩、镜头语言、故事线叙述、还是情节转换，乃至文化意涵、符号意义中，均体现了强化社会公共空间与私人文化空间的区隔。

然而，社会化媒体重组了人们的沟通连接方式和社交关系，技术革新也使我们建构文化的连接方式，逐渐转向自发性的意义交往和象征交换。[5]伴随着技术连接与媒介化社会的全面到来，电影文化正在经历着不同维度的转向。究其原因，一方面，公众的参与度与表达欲被媒介空前地触发，除了想要获取信息的诉求外，还不断滋生出了想要展演自我的需求，于是，对电影文化赋予自我意义的解读与再生产，并通过短视频平台加以广泛传播；另一方面，无论是文化艺术，还是电影文化，都在追求可供性与可读性，以此来实现最优传播效果和最大化的受众吸引力。所谓雅俗共赏的感染力，便可将文化的内涵与外延拓展至大众文化的范畴。

显然，在这个信息传播模式日新月异的时代，媒介自身的逻辑已经侵入个体生活的场域，公共空间变成一个没有边界的场域。在大众“出场”的表达欲望和新的文化生产消费模式的双重压力下，私人文化的话语修饰与表达空间与公共文化的大众传播和表意手法二者之间的界限已经变得较为模糊，传统的文化表征正在被边界消融的复杂形态所取代。

电影短视频的介入，使公共文化空间和私人文化空间的界限消融，并混淆了文化意涵中个人话语和公共话语的权力规则，个体的文化意义再生产在公共视野和公共记忆中“在场”的欲望不断膨胀，并最终被打造成公共文化的主体力量，而每个参与文化意义再生产的个体，最终均成为文化传播的公共主体。在此过程中，个体对电影文化意涵的解读和意义的再赋予，本属于私人话语权的范畴，却最终被打破并得参与其中的用户，也不再像过去那般保持特定的身体与情感在场的姿态，而是改头换面选择了自由空间，并改变了电影文化传播的距离感。

三、电影文化意涵跨媒介传播的意义重建

电影文化意涵的跨媒介传播是集合了多种要素联动作用的集合体系，是囊括多种传播要素交互作用的能动实践，是涵盖文化意涵修辞重塑、文化意涵情感再连接、文化意涵符号重构、文化意涵文本意义互涉为一体的有机整体。经由短视频的媒介化再造，电影实现了话语修辞重塑、情感意义再连接、符号意涵重构、文本意义互涉四个维度的意义重建。由此，电影短视频文化意涵逐渐形成修辞连接情感、符号建构意义的共存、文化意涵共享与传播领域的共生。

（一）話语修辞互涉意义重塑

追溯历史，无论是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还是中国百家争鸣时期的孔子，都非常重视话语修辞在日常交往中的作用。作为一种实践和活动，话语修辞的生产和消费过程均体现了社会文化和社会关系的实现。话语修辞的底层逻辑实则体现为叙事机制，话语如何描述叙事实践，并且在短视频这种媒介形态与文化意涵再生产过程的交互中，构成具有叙事结构和意义功能的话语，话语又重新建构了电影文化的情感连接和符号意涵。

当关注电影短视频的话语叙事和文本再生产时，通常指涉的不仅是单一类型的电影话语文本，而是将话语文本与其他文本相关联，形成一种互文文本。正如文本互涉理论所论述的那般，文本互涉理论着重强调在文化再生产中运行着的文本关联意义变迁，不论是言语符号、文字象征，还是视觉表现，声画结合，均构成文本互涉的暗示，其中，被主观化的文本内容解读与画面二次剪辑，标识着跨文本性的关联关系。

法国文学理论家热拉尔·热奈特在1982年出版的《羊皮纸文献》中提出了跨文本性、近文本性、主文本性与超文本性，用来指涉文本与其他文本相互关联的所有关系。超文本性表述了一个文本与之前较早的文本或前文本之间的关系，超文本是前文本的转化、修改、阐释与延伸。[6]其中，电影短视频通过符号指征的综合体，包括一帧画面、一句台词、一段解说、一节剧情，各个文本间都形成了一种与不同文本的交汇，所有的文本都被嵌入到视觉语言的意指符号中，集合成为目的与过程同在、重塑与解构并存、合并与倒装共生的文本意义话语实践。而电影短视频中的超文本性指涉则更加明确，更容易令用户想象出超越电影文本意义的文化意蕴，并经由情感意义的选择、扩大、具体化及现实化的操作而转变为超文本的文化意涵。

据此认知，文本意义的互涉使得在新媒体形态语境中探寻传统文化的话语修辞意义互涉成为可能，短视频的媒介特质与意义表征带来了传统电影文化意义崭新的建构方式和互涉结构。传统电影的文化意涵多按照类型来划分，诸如喜剧电影、恐怖电影、文艺电影、大众审美电影、主旋律电影等，然而，电影短视频的文本互涉意义并不在乎分类和定义，而是将电影的文化意义动态地协调为既有文本和话语的存在。此外，文本互涉的本质意义并非在于将文化意涵限制或固定在某种单一的媒介形态上，而是将文本意涵与其他多种媒介形态之间的连接关系全面地呈现。

在电影短视频中，话语修辞的叙事类型将主要的话语类型，诸如人物的对话，与它们的“次要话语表达”（即动作、装饰、行态等）联系在一起，将话语修辞在更广阔的表达形式中具象化，提供了拟态的环境将话语修辞与意义互涉两个层次加以时空结合，并与电影文本中叙述语境相勾连，从而将话语修辞的文本意义互涉推进到特定文化意涵场域。事实上，这个场域不仅是叙述事件的时空突破体，更是叙事修辞与人物之间的关联性表述，这种表述实则是文化实践情感意义连接的实在存在。

（二）情感意义再连接

电影短视频的平台特质决定了所提供的社交线索、可移动性、可及性及社会文化交互性。其中，社会交互性即媒体促进个人或群体之间社会互动的能力，而文本交互性即用户和文本之间创造性和解释性的交互作用。学者拉斐尔和萨威克斯认为，我们应该把交互性视作技术使用者制定的一种连续体，而不是一种技术条件。[7]在体系化的连续体中，传统电影文化意涵的传播，在于获取大众的注意力，更意图唤起大众的共鸣。而电影短视频通过视听语言的意义再塑，不仅将大众的情感加以再连接，更试图通过情感连接，探求情感的文化共鸣与文化意涵勾连。

以视觉符号为依托，在技术加持下，电影短视频通过文化意涵传播的场景建构，将话语叙事的修辞意义加以符码建构，同时视觉化的再解读降低了用户对传统电影文化语境的认知难度，用户在趣味性的解读过程中更具情感共鸣的意愿和对文化意涵的认同。

分享文化、创意劳动、平台资本力量、传播技术优势均成为电影短视频快速崛起的土壤，短视频平台正经历着创新扩散的过程，作为一种移动视觉场景下的新媒介形态，电影短视频正在逐渐成为一种全新文化意涵的文化传播实践，并不断培育着情感意义的连接。在对传统电影文本互涉意义展演的过程中，成为具有公众文化培育意涵的一种文化技艺，一种社会文化情感结构的具化与生成方式。[8]学者皮斯特斯认为，影像生产和呈现的物质性设备、影像的生产、观看和消费都具有高度情感性。[9]如前文所述，电影短视频除了对时间和空间便捷的把控，更强调情感调动与吸引的话语修辞手法，将用户加以连接或分离，从而形成如帕帕奇瑞西所认为的，具有持久性、可重复性、可规模化、可搜索性以及可分享性的情感公众。[10]正是在情感公众的连接意义之下，在电影短视频文化意涵再生产的实践中，视频产制者通过重复视频中的情感呈现并进行情感解读，来完成与用户的情感调试，而视频观看者则通过解码视频内容、解读文化意义、以及及时互动的行为，来参与情感意义的连接与情感主题的代入。

（三）符号意涵重构

英国传播学家霍尔将传播分为生产、流通、分配或消费、再生产四个阶段，依此分析每个阶段的条件与权力关系下符码与意义的生产。不论是后现代社会、后工业社会，还是消费社会，其共同点在于文化再生产在当代整个社会实践中，占据着决定性的地位，整个社会的基本运动力便是文化实践及其不断再生产。[11]依据此意义，传播过程中的要素均是为文化实践再生产中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其中，具有主体性作用的媒介，作为人类表征和传播意义的介质，是符号和物质关联的技术装置。符号表征情感和观念，人们按照特定逻辑和美学形式对其加以组织、生产出各自类型的文本，[12]诸如电影、短视频、艺术品和文学作品等，这些文本形式作为符号构成的具象表征，其符号意涵不仅集中于文化意义的承载，更体现了文化逻辑的演进。

具体来看，电影短视频的符号表征为符号形态、符号结构和符号涵指，短视频的画面变化、镜头语言及解说词均是符号形态，而其文化意义与文化逻辑则共同推进了符号结构的形成，符号涵制则指包含着能指、所指和把二者结合于一起的过程。[13]电影短视频提供了可观看的意象、模糊的边界，以及各种汇集了语言、画面、声音、人物、故事情节的交错，吸引人们对情感和时间的控制，从而把短视频文本中的涵指意义视作认同、共鸣的来源。在此过程中，电影的文化意义存在体被介入充满符号的情境中，依靠符号意象转形的作用，由文本表象过渡至意象，由符码转移到表征。其中，涵指的能指，即涵指项是由直指符号的诸多表现形式构成的，而涵指的所指，则是文化逻辑演进的一部分。具象于电影短视频对其中的各个能指要素进行意涵解析，会发现其符号涵指与文化情境、技术发展、用户情感密切相通。因此，电影短视频的外在表征才能渗入到意涵系统中。由此，电影短视频便成为被赋予符号涵指的传播实践。

需要注意的是，電影短视频承载的文化意义和文化逻辑演进，与传统电影文本生成符号意涵的组织化、规模化与指称化极为不同，电影短视频文本生成的逻辑发生了基于技术赋权与文化意义再生成的新变化。首先，与传统电影文本产制的符号意涵生成模式极为不同，注入电影短视频实践者个体象征性的符号权力，对于电影短视频文化再生成的介入，体现了电影短视频文化再生产对于个体认知方式、文化解读方式、思想风潮形成的符号意涵的重塑，并对其文化认知结构、文化逻辑体系的形成、文化资源的再分配、文化权力的再实现赋予结构化、功能化。其次，电影短视频文化再生产通过仿像这种连结现实意义与建构意义的对等，使得其文化再生产不断进入被循环建构的符号意指世界。电影短视频文化意涵再生产的平台与机制皆发生着兼具技术变革与需求嬗变的转移，其生成逻辑建立在互动与连结意义的实现基础上，人们渴望的电影短视频的文化意涵不仅包括短视频平台的符号意涵，而且包括表征于日常生活的意义所在，电影短视频的符号文本意义在交换和建构中不仅完成了从意义向互动的流动，同时还实现了符号意义对文本再生产的制约。

结语

从电影短视频当下的文化传播实践来看，电影短视频作为新型媒介形态与文化传播承载形态，已经具备了文化意涵与符码意义，在其能动性发挥的实践过程中，不断消融着传统电影文化传播中的时间、空间边界，不断消融着雅俗文化之间的区隔、不断消融着公共文化空间与私人文化空间之间的边界。而且在跨媒介传播体系中，集合了多种文化意涵的传播要素交互作用，对电影文化意涵进行话语修辞重塑、情感意义再连接、符号意涵重构与文本意义互涉四个维度的意义重构，最终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认知文化与关系连接的方式。正因此，电影文化的传播也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新传播机制和传播模式中，将中国电影的文化传播和文化自信培养，推进到积淀于日常生活的每一种场景之中，致力于以润物细无声的传播态势，促进文化传播的落地化与普泛化。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剪辑、解读和二次创作带来的版权问题给传统电影行业和实体资本市场带来冲击，浪潮消散之后，电影短视频引起的风险和弊端便逐渐显露。用户沉迷、隐私泄露、碎片化的时间分割、版权侵犯等问题均引发了诸多热议。其中，重复性展演与复制性照搬更是引发了大众对电影短视频独创性缺失的批判。正如德国理论家瓦尔特·本雅明对复制、模仿和重复性创作提出的批判：“原作即时即地性组成了它的复原性，而完全的复原性是技术复制所达不到的。”[14]

因此，面对电影短视频文化意涵不断生成与拓展的态势，对电影短视频版权治理的诉求刻不容缓。如何明确短视频版权保护、如何集合社会治理中各个治理主体要素的能动作用，仍是未来需要继续探究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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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用户规模达10.4亿 网络视听蓬勃发展[EB/OL].（2023-06-07）[2023-06-07].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68005138797675219&wfr=spider&for=pc.

②抖音发展现状及趋势是什么？2020年抖音发展现状及趋势[EB/OL].（2020-06-23）[2023-05-25].https：//www.sohu.com/a/403655807_100283743.

【作者简介】  康 茜，女，山西忻州人，山西师范大学传媒学院讲师，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联合培养博士，主要从事文化传播、新媒体与社会、国家治理研究。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数字媒介时代的文艺批评研究”（编号：19ZDA269）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