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花城》杂志推出了“花城关注”栏目，邀请评论家何平担任主持人，旨在探求当代文学创作的边界，展示独立写作者的可能性、多样性和差异性，将作家和作品放到整个中国文学场域中进行观察，并找寻当代文学中更具年轻特质和创新态度的写作，以及尚在传统文学视野外的新生力量。栏目提出了“文学策展”的文学理念，突出问题意识，关注影视、故乡书写、科幻、摇滚、小镇、青年写作等文学热点，6年来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也收获了众多名篇佳作。2023年3月，汇集“花城关注”栏目精髓的《花城关注：六年三十六篇》图书由花城出版社出版，选取6年来36位具代表性作家的36篇佳作，文体丰富，题材多元，既有横向的覆盖面，亦有纵向的深入度，拓展了以往的文学版图，具有重要的坐标性意义。

2023年3月26日上午，由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花城出版社主办的“文学期刊策划和文学空间创造——‘花城关注主题研讨会”在越秀公园花城文学院召开。这是花城文学院成立后的一项重要文学活动。

朱燕玲：我介绍一下“花城关注”这个栏目的缘起。当时我刚刚当主编不久，想做一个栏目。我觉得刊物应该是包容万象之地，应该有它自己的立场和态度。态度，应该体现在编者对稿件的选择和编排上，最直接的呈现就是栏目。当时《三联生活周刊》特别火，我每期都买来看，非常羡慕他们能够敏锐地抓住现实中人们关心的一些问题，进行及时、准确和深入的分析。如果文学不关注现实，那是死路一条；只关注小圈层的自娱自乐，变得陈腐落后，最终的结果就是被读者抛弃。

最初我尝试邀约一些对社会问题和文学问题同时都比较关注的，且有身份、可跨界的文化名人对谈，但是发现时间上和操作上都有难度。后来我觉得《花城》还是需要立足于文学说事儿，这就是“花城关注”最初的缘起。我意识到必须要有一个组织人负责此事，他的立场基本上和我们这个杂志是一致的；他还要熟悉文学界，用作家的文学作品来阐释这种立场。

何平没有学院派的迂腐，对文学现状和文学史都有非常清晰、犀利独到的看法，所以我找到他，没想到我们一拍即合，他一口答应了这个事。何平提出了“文学策展”的概念，很形象地归纳了我们的想法：他的视野极其广阔，就像雷达一样扫描文学现场，发现问题、抓住目标；他的趣味又非常宽泛，不会变成一种狭隘的纠缠，在广度和深度上都给我非常大的惊喜；他的批评语言富有诗意，有飞扬的美感，非常可贵。

我们每期的讨论都非常愉快，对选题的意见极其一致，每次我都觉得太好了，正是我想说的，正是我想做的，以至于后来在版面上就常常让步。因为白天有工作，我们常常谈选题谈到半夜，谈得非常兴奋，我只能说我们两个是至今还保有激情的老文青。

谢有顺：我觉得“花城关注”之所以做得好，是因为解决了三个问题：第一，谁关注；第二，怎么关注；第三，关注了谁。

谁关注？首先就是《花城》这个平台。《花城》给大家的一个牢固的印象，就是欢迎年轻的、新锐的、探索的，处于萌芽状态，带有意志精神的东西。无法言说的热情、热爱，成为《花城》编辑部的特质。其次，何平教授是一个非常好的关注人。他的视野和热情都令人赞叹。《花城》这样一个平台，找到了何平教授这样一个最合适的关注人，这个事情就成功了一半。

怎么关注？这种不仅发表作品，后面还有点评、访谈、关键词的形式，其实也带有对作家的评介，甚至某种引领。何平教授善于捕捉作家身上那种可能自己都还没有定型、还不敢肯定的东西，把它拎出来。人的潜力有时候是被表扬、被关注、被赞美出来的。为什么有些作家在越受关注的时候，他创作量越攀升，越是写得好？这跟场域的互动有很大的关系。很多人都以为写作就是个人孤独的旅程，其实也不尽然。他如何和这个时代互动，如何和同时代的人互动，我觉得也至关重要。

关注谁？除了个别作家，绝大多数是我这个层面的读者都不太熟的作家，我觉得这就是关注的意义。现在去评一个名家、名作，无非是找不同的角度，因为他的基本价值已经被认定了。但如果是一个新作家，一个陌生的名字，一篇作品給到你手上，还没有被任何人阅读过，没有任何人做出评价，要你第一时间要对他的写作做一个定位，就需要勇气和胆识，如果没有艺术的直觉，没有艺术的判断，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花城关注”特别留意年轻的、新锐的，有探索性、异质性的，不同于当下的庸常、流行和套路化写作的东西，把这样一个视野外的写作群体吸纳了进来。

孟繁华：“花城关注”这个栏目堪称一部创造史，我觉得也是对学院派的一个有力的反驳和提醒。如果没有现场感，文学批评是没有存在意义的。“花城关注”就是对文学现场的关注，还不是对那些成名作家的关注，而是对刚刚兴起的青年作家的关注，这一点非常重要。鲁迅积极评价的一些作家基本上都是青年作家，对老作家、老理论家，他基本上都是抨击，或不屑一顾的。刚才谢有顺说得特别对，一个年轻作家被关注、被表扬之后会极大激发他的创造力。另外，何平的重要贡献是对批评文体的改变，他获鲁迅文学奖，我觉得是当之无愧的。他的文章与过去学院派的文章相比，非常从容活泼、一针见血，这是何平了不起的地方。

《花城》和燕玲主编能够发现何平这样的批评家，我的看法是，找到人就找到小说了，找到人就找到文章了。这个平台在老一代和年轻一代之间起到了桥梁性的作用。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花城关注”也是对我们文坛的关注。

杨庆祥：大家频繁使用社会学、心理学，而很少使用文学概念，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知识，这些年的更新和迭代比文学要快很多。文学自身产生知识和概念的能力非常弱，所以对学院派来说，一个很困难的问题是怎么创造文学的知识和文学的概念，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才能讨论文学批评怎么去发展，怎么去建构。

贺绍俊：我们是跟着何平来到文学现场的。我认为推出文学新人绝对不是“花城关注”唯一的目的，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栏目里，我们看到了何平从事文学批评的姿态和方式，这是一种主动介入到文学现场的批评姿态，我把他叫作行动派文学批评家。如何让我们的学院派文学批评更好地回到文学现场，何平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刚才大家都提到学院派批评，学院派批评有它的问题，但也必须看到它的优点。我们过去缺乏理论支撑，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文学批评越来越不能适应创作的飞速发展。为什么？因为缺乏真正有效的弹药，没有理论和思想的支撑。这个时候出现了学院派批评，它把我们文学批评理论和思想提高到一个很高的层次。但是也带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它逐渐远离现场，把自己禁锢在一个小圈里。

怎么解决学院派批评的问题？我觉得何平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就是自己要行动起来。何平很有自觉意识去行动，比如他说应该像社会科学研究的田野调查和身体力行的行动、实践那样去处理和文学现场的关系。而且他受艺术策展人的启发，提出了文学策展人这样一个概念。这种“文学策展”，是主动介入文学现场，发现了文学的新因素，把这些新因素用批评的方式筛选出来，甚至给它施肥，培植它，让它能够生长得更好，而不是让它自生自灭。

仅仅读这些作品可能感觉不到这些，但如果看这本《花城关注：六年三十六篇》目录的关键词和点评，你就可以看到，实际上他通过一个个新人，发现了很多文学的新生长点。他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不是像过去一样纯粹做一名文学布道者，而是进入当代文学的大森林，去发现新的风景，发现新的现象。所以在这6年的“花城关注”里，他提到了文学想象力的问题、代际描述的局限问题、青年作家和故乡的问题等等，我觉得这是“花城关注”这个栏目给我们最大的启示。

潘凯雄：从1978年至今的这40多年，文学期刊一直是文学界很重要的板块，从一开始的极度热闹到中间一大片倒下，到现在还有一些顽强存活的。面对时代的冲击，一些期刊各施各的招，各想各的法。最初我们的变招还是在作品上打主意，比如说我记得有同题小说连载新写实、新状态等等。再往后走，应对办法就是拓展、跨界，不断拓宽原有的文学期刊边界，不断地在跨界。“花城关注”就属于这一类。实际上它就是在跨出传统文学期刊关注的那些点，包括推介一些刚刚冒头的年轻作家，包括引入一些其他的艺术样式，做电影的、做戏剧的，等等。意图当然是吸引更多的读者，让自己存活下去，同时也是更好地履行文学期刊的社会责任、文化责任。

因此，在我看来“花城关注”在当下还处在一个方兴未艾的阶段。“花城关注”虽然做了6年，但不意味着拓展和跨界已经终结了，其实还有很多可拓的，它的本质不在于拓什么，而是在于对期刊的认识和办刊者的姿态始终保持关注。所以未来的“花城关注”，我觉得除了话题设计以外，在传播上也应该想想办法。这也是我们做传统文学期刊必须关注、值得学习的地方，如果脱离了这个大潮，脱离了这个时代，就是自取灭亡。

高兴：现在很多刊物实际上都在拼凑，在应付，在媚上，在媚俗，但如果你要用心，要进取，要独创，要有特点，那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件事情。“花城关注”，我觉得它体现了一种主动性、进取心、责任感，体现出策划意图、追求境界。另外它注重跨界，最近湖南卫视录了一个节目，有些民谣歌手的作品就被收录在当时的“花城关注”中。而且我觉得这个栏目特别好的一点，是它始终紧紧地围绕着文学文本。

其实“花城关注”这种做法和《世界文学》也有相同之处，因为我们经常做一些专题、话题小结，例如老龄社会、移民难民问题，但“花城关注”以一种更醒目的方式凸显，我觉得主持人的贡献是特别大的。一个好的刊物并不是要讨好读者、迎合读者，好的刊物一定是培养读者、引领读者，这是刊物最终的境界。“花城关注”其实是一个批评家和一个刊物一段比较理想的婚姻，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不是何平找到了朱燕玲，不是何平找到了《花城》，而是《花城》一直在等着何平的到来。

张莉：“花城关注”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一个标志性的文学事件。从刊物历史来看，《花城》在不同的时间都推出了青年作家，尤其是女性写作，《祖母绿》《一个人的战争》《私人生活》都是在这里刊发的，它实际上是一个女性作家的大本营。

在这历史悠久的前提下，《花城》如何在这么多期刊中脱颖而出，再次引领整个文学期刊的风向标？很显然，“花城关注”用6年的时间再次走到前台来。它关注的话题非常新锐，包括女性写作、科幻等等，它再次成为一个文学森林。“80后”“90后”，很多新锐作家的处女作或者代表作都是在《花城》发表的，我觉得这是一件善莫大焉的事情。

刚才潘老师也讲到，文学期刊在今天面临的是一个新媒体时代，我们今天人为地把视频、网站算作了新媒体，把期刊算作了不那么新的媒体，而何平老师再一次让《花城》成为新媒体的一部分。这个“新”一方面是说它有破圈效应，很多不是我们固定文学圈的读者开始关注它，一方面是一些话题也开始对普通大众有吸引力，我觉得是非常了不起的。使期刊成为新媒体的一部分，《花城》其实有着示范作用。

关于文学公共空间，我们做文学期刊的时候很少意识到，公共空间性就在于它是各类媒体、各类文体的交锋。在这个空间里，怎样让这些文体之间打破边界，我觉得这是何平非常重要的一个开拓。在对无边界感的文学公共空间的建构方面，何平做出了重要的推动。从何平的身上，我们可以重燃对学院派的信心，他没有这么多边界感，也没有这么多门派意识，他非常耐心地扶持一代作家的成长。鲁迅先生曾经讲过，大概意思就是优秀的批评家，他不应该在嫩苗上跑马，而是要扶持新作家。何平注重对青年一代作家的扶持，进而推动《花城》再次进入文學公共空间，这样的实践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向何平老师致敬。

季亚娅：我认为图书和期刊有两种不同的编辑逻辑。图书的编辑应该是为已经比较成熟的作品找到读者，期刊的逻辑是要拉开时间差，和市场拉开距离，那个时间差特别宝贵。为什么我们不断折腾？就是为了宝贵的那一点点热点、鲜活的东西。我刚刚听到燕玲姐讲到她为什么要做这个栏目，非常有同感。一些期刊在某些年代确实是丧失了引领公共话题的能力。以文学为中心来呈现一个公共话题和公共空间，这是我们文学期刊现在想做的。

但引领公共话题不是有记者就够了吗？为什么还需要文学？我觉得批评家办刊最宝贵的一点，是他了解文学本身的形态。何平还用了一个词——文学策展人，这又和学院派批评家有所不同。策展人的思路是对接现在已有的最热点、最前沿的东西，不停地去制造话题。这两种身份要高度吻合起来，才能达到理想中文学期刊应该有的样子。它是一个公共的空间，它是一个肺，是一个呼吸的活体。为了这个活体，我们在不停努力，我们会面临各种未完成的可能性。我们要找的永远是这个时间差，它不是一个完美的形态，完美形态就交给图书吧。

徐晨亮：我自己给何平老师写过小小的一个评论，我把他的批评实践总结叫“返场学”。我就补充两点：第一，“花城关注”不只是关注一般意义上的年轻、陌生的作者，它还关注比如慢先生、糖匪等自出版的或者说是地下运行的一些文学的声音。我想借用一个人类学的比喻来形容这样一个群体，大家都知道斯科特著名的那本书《逃避统治的艺术》里的赞比亚人。赞比亚这个地方生活了一个群体，在那时候是野蛮的、落后的山地居民，但在斯科特的解读里，他说其实这些人正是为了逃离统治核心区域，自己选择一种游耕的、流动的、散居的生活策略。甚至他们选择不种稻米，因为稻米容易被集中收税，所以他会种块茎类的植物。我觉得他们并不是没有开化，也不是被文明遗弃，而是主动选择了游动于文明的控制范围之外。

我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想法？前几年我做一个作家问卷调查，“花城关注”是当时我特别重要的信息途径，我按图索骥去找了其中一些作家聊，希望他们参加一个活动。我直接得到的回复是，我跟你聊文学可以，但是你们这个活动我不参加，因为我不是文学界的。我希望大家看到这本书里的很多作者，可能在文学期刊界发表的作品就是这么一部，在“花城关注”以后，他并不是直接进入场域，还是继续游牧在他自己的空间和知识里。我觉得这是这个栏目特别重要的一部分，把当代文学里面的赞比亚人呈现给我们看。

第二，何平老师是文学地图的描绘者。一个文学的国度里，不仅有都市，还应该有各样的地貌、秋林、花园、丛林、沼泽、岛屿等。我觉得“花城关注”这个栏目呈现了文学不同的地貌，不是我们见惯的风景。

最后再说一点，商业领域里有一个说法，叫“三流企业做产品，二流企业做生态，一流企业做标准”。“花城关注”未来有没有可能从里面总结提炼出一种新的文学标准？我想这可能是今天我们研讨活动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因为 “花城关注”这个栏目虽然完结了，未来也许换成另外一种形态，但从中提炼出一种全新的文学标准，或者更新已有的文学标准，这件事情只是一个开始。

黄德海：“花城关注”这个栏目回答了两个方面的边界问题：一是那些杰出的业余者怎么介入这个场域的问题，二是老牌名家如何介入新栏目的问题。有一句话说得好：“脱去野性，远离禽兽，回归自然。”看起来很矛盾，但其实因为在说话的人眼里，自然不是荒郊乱石，不是一团乱麻，而是一片精心营造的空间，其间亦可生活，亦可沉思。不论是对于那些杰出的业余者，或者是对于所谓的老牌名家、新兴作家来说，核心问题都是我们如何营造这样一个空间，而刊物或者一个栏目就是这样一个空间。

杨庆祥：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有些作家可能只出现过一次，他永远游牧在他自己的地域里，没有进入到我们正典的书写里。我们有时候为了抵抗正典的腐朽，会夸大边缘者的地位和作用。当然他们可以刺激正典的发展，但从整个精神生产的谱系来说，老牌经典作家在整个人类文明和文化的书写过程中，我觉得还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要辩证地看这个主流和边缘的问题。有时我们发现这些边缘作家也许没办法持续进行创作，或者他的价值观念没办法有足够的能量转化为正典的一部分。但他们无疑可以构成一个对话的部分，这个问题要辩证地看，包括我们讲学院派批评和现场批评也是要辩证看待。

何同彬：在我眼里，何平兄就不是一个学院这样一个空间能够容纳的学者和批评家的形象。他把文学理想都倾注在“花城关注”上，他对被文学现场忽视掉的一些民间作家群体的关注，是很多人都做不到的。

李壮：一个好的文学行动，其实能够对一个作品文本有效地形成意义的增值和再阐释。这也充分说明“花城关注”这个栏目做的时候不是一个庸俗意义上的、机械意义上的组稿劳作，而是有一种充满主观能动性的策划行动，我觉得这一点特别重要。

樊迎春：我认为“花城关注”可以视作文学的自我抢救和自我生长，但它可能不是一颗文学的速效救心丸，应该是文学的健身房，是一种健康的、缓慢的，但是持久的和有效的生长，这是我对“花城关注”的一个基本理解。

我觉得批评应该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发现作品，同时阐释它，最后的批评应该是高于作品的，至少跟历史、现实和所在的社会形成一种有效的互动，不然就不能被称为有效的批评。这种批评首先需要比较包容的阅读和审美的趣味。在这个意义上应当致敬“花城关注”，致敬何平老师。

申霞艳：从时代发展来说，文学无疑会受到图像、声音、多媒体的冲击，我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时代潮流。我记住了一个数字，2028年，我们的纸质媒体极有可能会被消灭，因为我自己花在手机上的时间也越来越多，我是从自身的经验感觉到一种媒体的危机。但我们依然需要内容，我觉得在“花城关注”里还有非常新的内容，包括人工智能写作，包括对边疆、边缘地方作家的关注，包括对生态文学的关注，包括对非常年轻的、业余作家的关注。这是我觉得《花城》仍然让我对传统期刊充满希望的重要原因。

郭冰茹：我突然有一个担心，我觉得如果我们以策展人的方式来呈现文学创作，其实把很多评价的权利让给了读者。比如我们去看一个艺术展，每个人的主观判断会有很大的偏差。所以我们要思考，在做文學批评或者做文学栏目的时候，我们如何起到一个引领的作用。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反正现在读者是分层的，本身文学作品也是多元的，作为一个批评家，如果他能够尽可能呈现出多元创作文本也好，形式也好，其实是想要以一种更开阔的胸怀，以更多元的艺术观念，去打造文艺创作的平台，我觉得也是一件蛮好的事情。

陈培浩：何平老师在这6年期间找到了无数的方式来进行金蝉脱壳，进行他的腾挪闪移，使不可见的可见，使未出场的出场，使还没有成为可能的变成一种现实，这是让我特别感慨的。我在看这个栏目的时候总是想到卡尔维诺的《树上的男爵》，这个男爵柯希莫已经上树了，他说他不下树，但我就很担心，不知道柯希莫在树上的生活方式究竟要如何展开。不过何平老师下树了，用了6年时间，我觉得这非常难得。如果我们从知识创造的角度来讲，你一开始是一个挑战者，最终你成了权威者，你成了泰斗。如果你自己把梯子撤掉了，下不来了，恐怕就没有办法再成为一个创造者。但我一直觉得何平老师其实已经下来了，他是愿意再出发，再重新去创造的，这是让我特别敬佩的。

李德南：除了与《花城》整体风格的一致，“花城关注”也有自觉的、独特的策划意识，这使得它不但在《花城》杂志当中，而且在众多的文学期刊栏目中，都是一个非常耀眼的存在。这首先体现在栏目主持的方法论上，何平称之为“文学策展”。反对简化，试图呈现文学现场的多样性，并且通过“文学策展”的形式来呈现丰富的可能性，是“花城关注”一直坚持的原则。主持人把自己作为方法，也把自己作为问题，也是这个栏目很独特的方法论。简单地讲，就是他在主持栏目的过程中，不单是呈现自己的成功经验，而且会注重把自己的失败经验作为问题来提出。这使得“花城关注”是有机的，也是多声部的。“花城关注”每期设定一个主题，而不同作者、不同作品之间的观念，又构成呼应。

唐诗人：我觉得“花城关注”这样一种批评与创作共生的现象，可能也可以视作一种新的文学自觉的表现。这种文学自觉包括很多老师提到的对理论批评本身的反思，也包括对文学创作在今天怎样介入时代的反思。

笛安：我想说一个我觉得可能容易被各位评论家们忽略掉的理解，就是说我们作为小说创作者有一个共同的感受：你要想写当下的生活其实很难，比如说你要写今年的情境和去年的情境，把它文学化，其实比写十年、二十年前更困难。但是“花城关注”持续不断地在鼓励小说创作者，一定要去书写，一定要去提炼当下，哪怕没有那么完美，这个事情也一直要做。我觉得这是何平老师坚持的一件非常有意义且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我有一个朋友说：我们不可以把讲述当下的阵地完全拱手让给电视剧。这句话我非常同意，年轻作家们写作的时候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和缺陷，但当代文学对于当下世界的这种关注跟书写是必须要坚持的一件事情。

何平老师为什么经常找民谣歌手，找实验电影的导演来写小说？为什么总是找一些不同圈子的人来参与小说写作？我觉得可能可以这么理解。每一个行业实际上都有一个自我产生新人的机制，何平老师不断引入这些并不是文学行业里的人来写作，是为了提醒一下年轻作家们，你们的视角不是全面的，也要看到别人的视角。

最后，我从来就不相信文学性只存在于文学作品之内，所以我觉得这也是“花城关注”一种非常重大的意义。文学性质蕴含在各种各样的题材之内，并不只是我们几个人坐在这里讨论小说或者评论，文学未必是这么窄的一个概念。“花城关注”恰恰呈现给我们这么多的可能性。这就是我想要表达对“花城关注”所有的感激与赞美。

朱婧：“花城关注”自2017年第1期开栏到2021年共推出30 期，关注的小说家、散文写作者、剧作家和诗人近百人，有三分之二的作家是没有被批评家和传统的文学期刊所充分注意到的。30期栏目涉及的30个专题包括：导演和小说的可能性、文学的想象力、代际描述的局限、话剧剧本的文学回归、青年作家“伤心故事集”和故乡、科幻和現实、文学边境和多民族写作、诗歌写作的“纯真”起点、散文的野外作业、散文写作主体多主语重叠、“故事新编”和“二次写作”、海外新华语文学、摇滚和民谣等等。

“花城关注”体现出“返场”的文学批评路径，也参与建立“行动”和“对话”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范式，重理论和实践、学术研究和服务社会等的结合，在研究方法上提供了人文学科引入田野调查的广阔前景。“对话”指的是作家、评论家、读者等诸多群体之间，不同文学部落、圈层之间的对话。这种对话提升了批评的品质和效能，本质上是重建文学经由批评的发现和发声回到整个社会公共性和国民审美。“行动”，意即批评家打破书斋式的静态文学生产，主动介入到文学现场并提出问题。

淡豹：像我这样的文学新人，其实真的是靠何老师的主持和访谈，靠一个定位，获得了我们文学生涯里的第一篇评论。这个评论有认可的作用，同时也是在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写，我们自己的价值是什么，这些东西我们自己往往是不清楚的。我曾经是人类学的博士生，之后做过媒体，在开始写小说的时候是拼命想要写更像小说的小说，想要抛弃自己身上那些民族志的特点。

几年过去了，我认识到何老师当时评语里面的力量，也学会了如何把民族志写作和小说写作更好地结合到一起。我觉得文学能够带给我的是我终于可以用感受性的语言去描述感受，而不是用理论性的语言去描述感受，能够用虚构的方式去解决我所一直不能够解决的一些伦理问题，这是不可替代的。

索耳：这几年有一本在年轻人里特别火的书，叫《把自己作为方法》，我觉得何平老师不仅仅提出了方法，他更通过把文学这种不提供价值或者说价值虚化的、具有非常多审美路径的东西，演化成一个个具体的问题。我觉得这是“花城关注”、何平老师和《花城》杂志做这个栏目的原意。

丛治辰：何平教授本身当然是一个学院中人，但是在我印象里，他一直在做各种越界的尝试，在试图冲破和活跃在我们看来最固化的学院机制。他不单单是在选择这些作者，而且也是在不断地冲击文体的意识。总而言之，我觉得无论从视野还是从眼光上来讲，何平最值得我学习的是动态平衡能力。今天有一个词是守正创新，动态平衡是在守正和创新之间不断地游移，跳跃，自由地游走，同时又在无形的状态里，让他所做的事情成为有形的东西的这样一种能力。

何平：我想简单讲两点：第一，我是一个有温情的人。开始做这个栏目的时候，我完全面对的是一个陌生的领域，我觉得这就是我对话的价值。我并不是一个居高临下的批评家，在这样一个对谈中，我可以作为一个有温情的人、有缺陷的人，我把我所有的局限性都呈现出来。

第二，我是一个幸福的人。刚才培浩说得特别好，他说我现在能够自己下树了。如果说现在“花城关注”长成了一棵小树，我一个人肯定爬不上去。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无数人扶我一起上的这棵树。更难能可贵的是，在我下树的时候不是从树上跳下来或者掉下来，而是有这么多的朋友扶我下树。感谢各位，也感谢《花城》的同人让我们很体面、有尊严地“下树”了。

最后我要说一句话，这句话还被放在了《花城关注》这本书的前面，叫作“记忆并存念爱、温暖和热诚的文学旅程，感谢所有的同路人”。

责任编辑 许阳莎